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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以陶瓷为媒介，通过来自七个国家十余家世界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206件/组代表性文物，讲述16—18世纪的世界贸易和早期全球化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展览期间，我们将推出一系列的特展细读，通过“策展人带你逛展览”“青花瓷器上的早期中西交通史”“装饰艺术时期的瓷器重塑”“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等主题，从不同视角，为您呈现这一全新视角的贸易陶瓷和跨文化交流特展。

• 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改装和重饰 •

古代中国瓷器通过贸易、外交等途径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同时也会根据消费地的审美风尚、生活需求，在当地被重新装饰和加以改造。这种现象在欧洲十分流行，且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 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与重饰

欧洲对中国外销瓷进行“再加工”，最常见的手段有三种：

• 加彩装饰

欧洲工匠在已烧成的中国瓷器上再次进行彩绘。绘制时间既有在瓷器外销至欧洲后不久，也有相隔甚远。从画面内容来看，“中国风”（幻想的东方风格、东方风景）是一种重要题材。例如展览中的矾红描金加彩人物图瓶，由欧洲著名装饰工匠伊格纳茨·普莱斯勒（Ignaz Preissler）在中国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上添加了“中国趣味”风格的人物，普莱斯勒用西方的用色与画法，画面内容却充满东方风情。这类黑彩技法被称为“schwarzlot”,是17世纪下半叶借鉴自玻璃器的装饰技法。

矾红描金加彩人物图瓶

清康熙（1662—1722）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德国加彩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再刻划

这类改装瓷器总量相对较少，主要见于“巴达维亚瓷”。18世纪景德镇制作的外酱釉内青花的瓷器大都在巴达维亚转运，因而被欧洲人称为“巴达维亚瓷”。“再刻划”是指将外壁的酱釉上刻划后露出胎色，呈现出对比效果。这种在巴达维亚瓷上再刻划的做法，应是借用了欧洲玻璃器装饰的刻划工艺。但瓷器质地坚硬，磨刻难度极高，要刻出流畅的线条纹样实属不易。展览中现藏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酱釉青花刻花杯、碟即是一例，其外壁纹饰的刻划是在德国完成的。

酱釉青花刻花杯、碟

清康熙（1662—1722）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德国刻花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 金属附件镶嵌

“金属镶嵌”并不是仅针对东方瓷器的装饰技法。实际上，在东方瓷器大量进入之前，对器物进行金属镶嵌的做法在欧洲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和传统。从14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为进口的珍贵器物镶嵌上金属附件，镶嵌对象的范围拓展到包括陶瓷在内的各式奇珍异宝和工艺品。在荷兰静物画中大量出现的鹦鹉螺杯都是以金属镶嵌的方式完成的，水晶也被以同样的方式装饰成高足杯。此外，欧洲本地陶瓷器上，也会进行金属镶嵌。

静物与火鸡派

鹦鹉螺杯位于画面中右侧

1627

彼得·克莱兹（Pieter Claesz）

布面油画

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 从金属镶嵌改装思路看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角色变化

从欧洲的工艺传统来看，金属镶嵌原本是对珍贵礼物或异宝珍奇的附丽。14世纪以后，中国瓷器以零星数量辗转传入欧洲，被视为稀世珍宝。此时对中国瓷器进行的金属镶嵌，主要是以贵金属衬托瓷器本身的珍贵，基本不改变器物原本的造型。现存最早的器物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留存下来的。著名的丰山瓶（Gaignières-Fonthill Vase）被认为是目前所知传入欧洲最早，且流转记录明晰的中国瓷器，现存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可惜的是，这件元代景德镇青白釉玉壶春瓶上镶嵌的金属附件已不复存在，但从1713年前后绘制的丰山瓶水彩画上，可以看到玉壶春瓶被镶嵌成了带盖执壶。

丰山瓶现况

颈部还留有先前连接金属附件的洞孔

（图片采自刘明倩.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11.）

丰山瓶水彩画

1713

雷米（Barthelémy Rémy）

（图片采自ARNOLD L. Princely Gifts and Papal Treasures: The Franciscan Mission to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he West, 1250-1350[M]. San Francisco: Desiderata Press, 1999. p.132.）

与此同时，早期镶嵌附件上往往都有印刻和标记，传达出诸多器物之外的信息。除具体的器物信息，镶嵌行为以及附件上的各类铭文标记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东方瓷器在当时欧洲的地位和角色——是子孙永保的宝物，也是王室贵族相互馈赠的最佳礼物。展览中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嘉靖矾红彩描金花卉纹（金襕手）瓷碗，是1583年艾伯哈特·冯·曼德沙伊德伯爵（Count Eberhart von Maderscheit）从土耳其带回的一对瓷碗中的一只。这对瓷碗在德国镶嵌，并在铭文中表明“为纪念他的兄弟赫曼伯爵永远属于布兰肯海姆家族而镶嵌附件”。

镀金银支架杯

明嘉靖（1522—1566）

约于1583年在德国慕尼黑加装附件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17世纪以后，随着中西瓷器贸易的扩张，大量输入欧洲的中国外销瓷由奇珍异宝演变为奢侈消费品，开始适应消费者的习惯，也融入当地的生活和装饰风格。被金属镶嵌的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异域风情和西方工艺的融合体。这些被改饰的中国瓷器，也成为欧洲设计艺术再创作的媒介。18世纪，东方瓷器的金属改饰在欧洲达到了历史巅峰，尤以法国为盛。

几个世纪来中国瓷器在欧洲的这种角色变化也反应在具体的镶嵌思路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思路：一是基于保护易碎和珍贵材质的目的。对中国瓷器的脆弱部分以镶嵌做保护处理，这是金属镶嵌传统下最原初的目的，这种保护思路决定了几乎所有镶嵌的位置和基本形式。

二是为迎合当地的使用习惯。进入异域的中国外销瓷并不能完全满足欧洲人的使用需求，欧洲工匠利用中国材料改装成适合当时欧洲风尚的器用类型，其中通过重新组合来改变器物用途的做法是18世纪的创造，显示着东方材料的角色由宝物转变成为了一种设计媒介。

展览中的青花博古图笔筒改装盖杯，原器为一件笔筒，欧洲工匠在笔筒外镶嵌了金属翻盖、把手和底座，使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件盖杯。

青花博古图笔筒改装盖杯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明崇祯（1628—1644）

英国镶嵌，约1660—1670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利用多个器物重新组合也是改变器物功能这一镶嵌方式的重要思路。展览中另一件青釉划花碗改装香薰，原为一对景德镇窑青釉碗，工匠将碗上下合扣，加镶金属部件后制成香薰。

青花划花碗改装香薰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清乾隆（1736—1795）

法国镶嵌，约1740—1760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有时候，同一件镶嵌作品甚至可以组合来自不同地区的物品。中国瓷器常常和欧洲当地的瓷器组合后，再一起被镶嵌，重新创造出新的器用。展览中一对孔雀绿釉弥勒像改装烛台，主体弥勒塑像来自中国景德镇窑，金属附件由德国镶嵌，点缀的彩色瓷花则为德国迈森生产。不止德国，18世纪中叶的法国也有将中国瓷塑改装成烛台的例子。

孔雀绿釉弥勒像改装烛台（一对）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18世纪

德国镶嵌，约1760—1780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改变东方瓷器原本的器用，其基本目的当然是为了符合当地的使用习惯。上述提到的香薰、烛台等都是原产地没有的器类。但在实际的设计生产中，这种器用的改造方式不是一种“缺失—弥补”的被动模式——事实上同类器用的欧洲现成品并不缺乏——相反，商人和工匠发挥想象，主动将不同来源的物品组合起来，创造出与原本的东方物品截然不同的样态。由此，改造、对比、组合和创意，成为了18世纪欧洲镶嵌工艺中最精彩的一种游戏。

第三种思路是加强附件本身的装饰性，使之与欧洲室内装饰风尚相呼应。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镶嵌附件出现了手柄、底足之外加在瓷器部件上更加成熟的装饰元素。这些愈发华丽的金属附件诠释了那个时代流行的装饰语汇——洛可可及之后的新古典主义。

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件被镶嵌的葫芦瓶，由洒蓝地开光五彩莲池花鸟纹葫芦瓶加装金属附件改造而成，镀金青铜附件自流、柄至底座一体流畅，缠绕的植物枝叶造型呈现出优美的动感，是洛可可风格的经典案例。

水壶一对，镶嵌法国镀金青铜附件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清康熙（1662—1722）

法国镶嵌，18世纪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事实上，自18世纪（尤其到了后半叶）始，镶嵌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为适应当地的室内装修风格。这种宗旨的确立进一步使得洛可可风格的中心——巴黎成为整个欧洲改装行业的核心地区，集设计、制造和中转于一体。

上述这几种改装思路虽然分别在某些时期具有更强的指导性，但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具体到镶嵌产品上时，这些思路往往会在同一件器物上兼而有之。比如，一些改变器物功能的设计也是出于对器物的珍视保护，具体体现为对残损器物的再利用。此外，18世纪前20年的作品虽然在附件装饰上相对简洁，但往往也不是为了实用而做的保护处理，而只是依照保护思路而做的装饰，更多的器物依然是作为陈设品使用的。

白釉梅花纹瓶改装香薰（一对）

中国德化窑瓷器，清康熙（1662—1722）

法国镶嵌，约1710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 结语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变身”，并不只是一场视觉上的改造游戏，更重要的是，这种“变身”背后所包含的文化结构性的既定观念——任何“形态改造”(physically transformed)也必然是一种“观念改造”(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这些被改装和重塑的瓷器，不仅仅是中国瓷器与欧洲金属附件的组合，更是观察和讨论“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样本：我们可以将中国瓷器作为主体，将镶嵌瓷视作改装后的产物；也可以站在西方整体装饰的脉络下，将中国瓷器视为一种被镶嵌的介质，以此阐发东方物品进入西方文化的可能途径。作为一种异域元素，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重新改造，与当时欧洲社会风尚、装饰风格和东方想象密切相关。这些被改造的中国瓷器，为我们理解中国产品适应欧洲文化提供了一种讨论的路径。

（本文根据刘朝晖、崔璨《改装和重饰：18世纪法国对中国外销瓷的金属镶嵌》改编，有删减）

编写丨崔璨

编辑丨杨烨旻

初审丨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 特展细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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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展细读丨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改装和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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