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甚至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按照工时每人年均应工作2448小时，而真正在岗位的实际工作只有1800小时左右。依此折算，实际上1人一年只上班225天，有140天是在家待着。

据当时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调查，职工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时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1人一年只干了153天的活。

同时，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活儿都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因此“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

100人“小试牛刀”

其实根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88年起，有关部门就开始提议并酝酿工作制度的改革。

1988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两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桌前，等待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周六整个中心只有两人上班，这可是全国没有的事。当时，受国家科委委托开展的《五天工作制可行性研究》刚刚完成，中心主任胡平决定先在100人的研究中心“小试牛刀”，再向上级报告。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胡平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国外出差，他发现联合国每周工作四天半，欧洲、亚洲和北美的很多国家也都实行每周五天甚至四天半的工作制度，工时大都不超过8小时；与短工时相应的是高效率和低能耗及旅游、教育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这让他印象很深。

回国后，胡平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汇报：“我们国家也实行五天工作制多好。”宋健予以肯定，表示研究中心可以进行研究，看我国当时是否有条件实行五天工作制。但也有人觉得胡平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说：“七天都干不完，你还五天？”

胡平理解反对意见的由来。当时，我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加班加点十分普遍，生产力水平不高，似乎只有靠延长劳动时间来弥补效率的不足。但工作时间并未有效利用：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曾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德国专家格里西说，德国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36小时，中国每周工作48小时，表面上看多了12小时，可实际的劳动时间与德国工人几乎一样。

看来我国有缩短工时的基础。研究中心在1986年开始着手研究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项目分为21个子课题，研究的内容包括发达国家短工时的效率、能效比带来的冲击和已有的经验；我国工作时间的利用程度；人们对缩短工时的心理接受度；学校、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该如何应对；地区、企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第三产业市场承接力等。

据调查，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作时间只占制度工时的40％-60％。80％以上的人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之间选择了后者。

1987年底，课题组完成了总体报告和21个分项报告，得出了“我国具有缩短工时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的结论，建议国家立即制定有关方案逐步推行，力争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行五天工作制。

胡平决定让研究成果来个“软着陆”，不做任何宣传，先在自己单位试一试，周六两人值班，其余研究室有马上能联系上的人。这样，小范围的五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

宋健对此专门批示：我们应该开展这项研究。我们的软科学研究就是应该做超前性的工作，为决策部门做准备，把水烧开，用时才能提来。不要怕今天没人喝。

1990年底，现任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的孔德涌任研究中心主任，五天工作日制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并开始向国家建议。

1994年3月，我国试行了“隔一周五天工作制”。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即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同年7月，我国《劳动法》正式出台，在有关工作时间和休息的相关制度中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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