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滥觞可追溯至 1955 年 4 月29 日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于历史的原因，该社于 1970 年停办。1978 年复社。另一家较早成立的大学社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7 年创办，1980 年复社）。除此之外，所有大学出版社都是在1978 年后建立的。如果把 1978 年作为大学出版社的起点，它已走过 41 年的历程。今年是新中国建立70 周年华诞，于此之际，对大学出版社的过往进行回顾总结、对未来做出展望有着特殊的意义。

1　创建：搭台唱戏，个性十足

1978 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大学出版社在此发端（恢复）不只是巧合，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当然这种巧合却给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刻上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深深的印记。毋庸置疑，正是借力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大学出版社才得以顺利起步、发展和壮大。

早期大学出版社的创建几乎都是平地搭台、白手起家。学校配备干部，从院系调来教师、从各部门调来行政人员、从毕业生中选留优秀人才，给办公用房、少量办公经费，当然工资是由学校发放的。说白手起家主要是指对出版工作的熟悉度，但这些大学社的起点也不低，社长一般由副校长兼任，总编辑、副总编辑都是知名的大学者，加上有文字功底的教师作编辑，学术力量并不比社会上的出版社逊色。获批创办出版社的都是著名学府，知识底蕴强大。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大学社批准创办为什么会很快？一是大学办出版社的基础好，二是高等教育教材的严重短缺。当时的大学教材以油印为主，后来有了铅印，但鲜有正式出版的。

初创的大学出版社类似于学校的行政机构，没有什么经营的压力，员工归属感强，条件差点但受人尊重、其乐融融。生产能力不足、效率不高，却不愁书稿来源。编辑对选题和书稿的把关十分负责，稿子也改得认真，像做学问一样。随着大学社数量的快速增长，各社教材的积累，作为一个整体高校教材逐渐形成规模、品牌和优势，大学出版社日益成为高校教材出版的主阵地，奠定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出版社对出版业的影响还体现在置身高等院校，方便出版者与大学教师的交互和沟通，极大地拉近和开发了作者资源，促进了不止是教材还有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出版，显著地提升了我国出版物产品的学术档次。大学社由出版新兵、小兄弟，渐成气候，丰富了出版业版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出版的基本格局。

根据统计数据，1980 年有 9 家大学社，到 1990年已达到 90 家，出书品种在出版业占比从 0.41% 增加到 10.15%。这 10 年应该是大学出版社数量的快速成长期，其后的近 30 年新增大学社也只有 20 余家。国家对创办出版社的审批历来都十分严格，在大学社这里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无疑是其诸般有利条件的反映。兴办出版社与否的竞争是高校影响力及学科实力的竞争，各高校社也正是基于本校的学科优势起步开展出版工作。过去大家习惯把大学社称作综合社、文科社、理工社、外语社、师范社，这其实就是根据所属大学的特征办社的结果。现在不太用这种称谓了，但其痕迹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至今。

大学出版社的崛起是新中国出版史上堪称亮点的现象，大学作为知识和人才的密集区，使得大学社们天然地占据着出版资源的知识高点。产生于国家民族再次腾飞的关键时点，受到管理部门的青睐和优先关照，大学出版社也不负所望，立住了，快速发展了，这是几代大学出版人倍感欣慰和由衷自豪的。我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殷殷嘱托。

2　发展历程：融入出版业，与时代的脉搏同跳动

大学出版社的问世生逢其时，依托母校教育资源背景优势，经过创业者们的不懈努力，使之很快走出校园的象牙塔，融入出版业。

大学出版社从出版教材和教学用书起步，继而顺理成章地扩充到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版，一批体现了各时期学术水准的教材和专著进入流通市场，有的影响至今，几经修订再版仍在发行。其后，出书范围不断扩大，新思潮图书、社会热点图书、文学作品、中小学教辅、少儿图书、生活类图书等，反正只要有销量、能盈利的书就有涉及。一是行业管理政策在逐渐放宽，二是打擦边球、明知故犯使然。以教辅书为例，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是炙手可热的品种，很少大学社未曾涉猎。出版范围的拓宽，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空间，也使之在理论上可以与其他的出版社站在同一个跑道。但允许是一回事，是否选择、如何选择、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另一回事。其后的实践证明有的选择并非正途，是走了弯路、歧路。

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初所有图书都由新华书店包销，这种体制的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后来出版社可以自办发行了，再后来随着教材经销商、馆配商等“二渠道”的异军突起，让大学社与新华书店渠道渐行渐远（民营书商与新华书店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些年后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在努力争夺失去的市场份额）。渠道为王，市场竞争的加剧让出版社认识到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窘迫，于是完善自己的发行系统，有了推广活动、营销队伍，有了直销和自建渠道，有了为学校量身定制教材，有了区域总代理的尝试等，作为重要的补充。网店、旗舰店、微店、公众号等新业态，也顺理其章地及时纳入到体系中来，一点都不比其他出版社慢。

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体系是照搬已有出版社的通行模式建立起来的。编辑环节经历了从编辑部，到区分编辑室，到事业部，再到分社制（将其他环节也包含进来）的递进过程，这在地方社倒还不多见，尤其是后两项。体现了大学社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比较普遍地成立推广部或市场部，将相应职能从发行部门分离出来，这也是大学社内设机构改革的一个闪光点。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作者包销、自费、补贴出版开始出现，或为解决销路问题，或为解决上选题难的问题，但质量滑坡问题随之凸显。质量问题的原因不止这一个方面，出书量的暴增、出版周期的大幅压缩，以及出版能力的不足、出版队伍建设不力都难辞其咎。有的出版社把农村承包制运用过来，经济指标简单地承包给编辑室，甚至到个人，一个编辑多少个书号拿在手上明码标价地叫卖，不出事才怪呢。这是制度设计的偏差。

作为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初大学社都是事业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大学社的早期正值社会对知识的需求陡增而图书品种相对匮乏的“书荒”年代，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图书在当时都可销售数万册，那时也是大学社的“好日子”。出版社业务员与书店采购人员酒桌上一杯酒换十万码洋而且不退货的传说可信度极高。随着市场的丰富，库存积压开始出现，出版工作中“唯码洋论”盛行，出版环节的上游和下游谁说了算的“龙头”之争挑战着理论界与业界。2007年开始大学出版社分三批完成了转企改制，确立了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但出版社仍然是学校的所属单位，而不像局社分家后的地方社。

大学出版社的独立性不是没有受到过动摇，在各行各业兼并重组的大潮中大学社也一度卷入其中。比如某大型教育社在全国几大行政区域各控股一家大学社的努力和斡旋，又比如某地出版集团已与当地两所大学草签协议、向出版社派驻高管，这是业内皆知的，无须讳言，只是未见媒体报道。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否决。

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学出版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踏上了走向现代出版之途。信息技术的运用提高了管理和工作效率，电商渠道的渐成气候、话语权日盛让大学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手足失措，比如教材折扣管理。网络营销、微博营销、微信营销，开办网店、旗舰店、微店，大学社都是踩着行业发展的节拍逐浪前行。产品的数字化转型则发生得更早，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大学社亮丽的身影，国内第一本电子书（《国共两党关系通史》）就产生于大学出版社。

3　现状分析：出版业一支生力军，在实践中反思、前行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大学出版社从无到有、从弱渐强，业已形成出版业的一支生力军，部分领先的大学社不论社会影响还是规模效益都已跻身行业的前列，成为业内翘楚和引领者。据统计，2015 年大学社数量占全国出版社的 19.69%，出版物品种占26.72%。出版能力、生产码洋增长速度、图书重印率均远远高于出版业的平均值。承担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对外版权贸易、行业各类重要评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出版社的类别，《中国出版年鉴》分为中央出版单位和地方出版单位，显然这种分类过粗亦不尽合理。我们也可以功能性地把它分成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社和大学社。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最大不同是其主导产品的特征属性，即“大学的”，以区别于人民、教育、科技、少儿、文艺、美术、辞书、古籍等社。当然这种区分体现在产品上还是有交叉，但“大学”是大学社的个性这一点很重要，它是大学出版社办社初衷和存在的理由，也是其耕耘的方向。大学社根植于大学的氛围，与出版资源的源头和末端相接、相濡以沫，独当一面，起到了其他出版社难以替代的作用。之前高校教材或以非正式出版的形式，或由其他出版社少量出版，大学出版社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教材出版物体系的建立，对其系统化及多样性的实现居功至伟。同样，大学出版社也为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出版物，实现国家出版物体系质的提升，促进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查大学出版社群体的现状，当前突显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先看出版环节。（1）教材选题质量滑坡。普遍不再视作研究成果使得高校一流教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受阻，教材不再受待见加大了编辑组稿的难度，如果编写质量得不到保证又带来被选用、发行、效益等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大型出版社（集团）高价争夺书稿资源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以致很多编辑不愿意做教材了。（2）出书品种和出版范围零乱及内容质量失准问题。一方面高质量的书稿难以留住（绝大部分高校自己的出版社都被摒弃于“重要”出版社之外），另一方面编辑们动辄找老师要出版补贴令其为难，结果是只要有经费什么书都好办，大量平庸书鱼贯而出，出版者得到的是蝇头小利，失去的却是把关人的社会责任和高质量图书面世的机会成本。（3）品牌特色的培育不足。对热门学科和品种的追逐使得出版社重复出版日益严重，很多产品可以说只要是出版社都会有，但确定品牌和市场地位的毕竟是少数。忽视品牌建设不仅无法塑造品牌特色，连已有的品牌也逐渐消失，一些出版社大同小异、毫无个性、市场竞争乏力正是这方面缺失的恶果。（4）急功近利。在选题和规划时，注重单品或短期收益。这与所属高校对出版社一把手常态的频繁更换和“空降”有关，社内对编辑年度考核指标体系的不适宜也脱不了干系。出版行业是需要积累和沉淀的，不论我们自己能干多久，但兴办百年老店应成为所有大学出版人怀揣的历史担当。

再来看看渠道问题。大学出版社的发行渠道中教材经销商和馆配商占有主要份额，这两类民营渠道伴随着大学社的成长，但大学社对其的过分依赖、顺其自然式的托付越来越显露出弊端，比如折扣一降再降，又比如劣书驱逐良书的现象，都深深地伤害到自身。有的出版社连教材都允许书商自费出版，既违反了有关出版管理规定又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这是出版经营权的恶意让渡，应视作使国有资产流失的渎职和腐败行为。

大学出版界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应认真对待、予以研究解决和克服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通途。当前出版行业已步入“互联网 +”时代，大学出版社在拥抱新时代的进程中必须清楚地到认识新技术、新媒体、新业态的深刻影响，在经营观念、人才配置、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上及时做出调整，与时俱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讨论出版改革的时候却无需言必称新媒体，仿佛别无他求，这是对大学出版改革完整内涵的误读。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诸项问题，它不是大学出版社的集体标签，所谓后进者也只是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做得不好，而大学社中的佼佼者应是我们见贤思齐的标杆，我们在经营管理上应向包括这些佼佼者在内的所有出版行业先进者学习，在前进中思索，在改进中提高。

4　未来展望：趋势、构想

在与大学社同行的交流中常常听到各自关于增长的苦恼，原因细节不同但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却不尽如人意。从每年完成的发货和回款情况来看，大学社中增长者有之，停滞徘徊者有之，退步者也不乏其众。在整体上大学出版社已经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先来看看几组数据。王关义曾经根据权威统计汇总过 2001 年—2008 年全国图书销售册数（亿册），分别为 64.03、67.35、65.09、61.02、63.82、61.97、62.74、64.3， 即 这 8 年保持在 60 余亿册。2010—2015 年大学社在所有出版社中出版定价总金额占比在 17% 左右。2005 年至2015 年连续 10 年大学社数量维持在全国出版社总量的 19% 左右，出版品种数量占比在 26% 左右。而每年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表明，品种数一直都在增长，定价也在增长，很多大学社销售码洋虽有所增长但发货册数实则逐年在下降。这有其背后的逻辑，即高校教材不再由学校统一硬性采购，学生用往届学长旧书、盗版书等导致的用量下滑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大社对高校教材市场的日益重视和参与。

我们研究大学出版工作，应透过表象洞悉内在规律性，由此及彼地推断其未来。这里有必要参考一下国外同行的情况。以出版业发达的美国为例，其大学出版社的出现已有 150 年的历史，最早是1869 年成立的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时至 2016 年也只有 91 家。美国是登记制的国家，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愿意谁都可以轻松地办个出版社。美国大学出版社普遍规模偏小，专注学术出版，收支难以平衡（靠母校拨款和外部资助），年出书最多的只有 100 余种。相较而言，中国大学出版社对本国出版业的贡献度和发挥的社会作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国情不同，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期许不同，结果迥异。不可否认，我国大学出版社的今天是与高度商业化运营分不开的。当然国外大学出版社也不乏卓尔不群者，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就让我们感叹难以望其项背。

大学出版社成立的时间有先后，发育和成长情况也不尽一致，母校学科优势和出书品种优势（如基教产品、大学英语）是少数领先者的先天条件。徐诗荣对 2010 年和 2015 年大学社的有关数据做了统计，15 家大型社占全部大学社出版种数和出版定价总金额分别为 40% 和 60% 左右。这种不平衡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是占 86% 的中小社之间亦是如此。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坐标轴顺势推衍一下，大学社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呢？显然用产品的视角而不是规模大小似乎更为合理些。以下几种模式已现端倪，或许会成为大学出版社的未来图景。（1）多学科，多门类，游刃有余地选择目标市场和推出产品。（2）学科收缩，只做强的，在成熟产品线上扩展。（3）以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为主，高校教材没什么优势，也不是不出，毕竟要为本校服务。（4）以中小学教材教辅为主，发挥自身优势，在这块美味蛋糕中分一杯羹，大学社的老本行作为附属产品。

大学社的未来在产品上将会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随着科学和教育的发展、研究和著述活动的深化，新的内容、新知识、新成果会在出版物中得到反映。出版产品表现形式的变革早已并且正在发生，比如虚拟类图书就已被网络出版占据主流，传统出版或出版社被边缘化，好在这类图书大学社并不多。网络版图书加大力度势在必行。除对教材类大学社出于自我保护加以排斥外，学术类和其他图书都会融入电子化阅读的潮流，不由得你愿不愿意。例如很多大学图书馆的电子类馆藏预算经费已超过纸质书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再来看高校教材，过去简单的一本纸质书管一门课的局面越来越遭到用户的否定。“教师和学生需要的不仅是教材，而且还需要大量的配套教学服务，如教师的备课材料、授课辅助材料、课外学习材料、考试考核材料、释疑点评材料等……提供全程教学解决方案”。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要求我们提供多种表现形式、多样化、个性化的出版产品。对教育出版而言，平台服务刻不容缓，这是目前绝大部分大学社所欠缺的。搭建好的交互平台对教材的选用和扩大发行越来越显露出其重要性。而在图书营销方面，网络的、移动的各种新媒介更是我们须臾不可离的手段和途径，可以预见其分量将会日益加码，这里不再多言。在用户驱动下，我国大学出版社应集聚出版资源，建立数字学术出版平台，开展学术知识服务。在数字化方面，高校出版社可采用研发或引进采编系统的方式，将数字化改造贯穿出版全流程。

大学出版社所在的大学的人才优势、专业优势、研究环境优势等，都为大学出版社做出学术特色和专业特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将会朝着一个更健康、更有品质的道路前行。正如强身健体不在高矮胖瘦，而在于身体组织与活力，大学出版社精修内功是跳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基础。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尝试，不论是曲折还是顺畅，尽管规模有大小之分、发展速度有快慢之别、特色各有不同，大学出版社的未来方向无疑将坚定地回归到创立的宗旨即为教学科研服务上来，换言之大学出版社会更像大学出版社，也唯其如此，才是大学社的生存之道。大学出版工作有自身的规律，需要积累和沉淀，包括品牌和实力，需要务实的努力，切忌浮躁。去年开始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进行了量化，更全面更具体和更有可操作性，这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今后，出版单位的综合考核体系中，社会效益考核指标权重将占到一半以上，这是对出版行业的要求，当然也是对大学出版社的要求。大学出版社在主题出版、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科学创新和交流、服务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必将大有可为。此外，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在版权输出数量、在有关机构统计的海外馆藏 100 强榜单中大学社都已有骄人的存在，相信随着国家大力倡导和政策扶持，大学出版社会会走得更快、更好，不止是产品走出国门，在海外办书店、办分社也将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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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皓，武汉大学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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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李晓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