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自隋唐至晚清, 纵朝代更迭, 这一制度却绵延存续长达1300年, 科举考试对中国尤其是国人的教育与考试观念造成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关于科举制度的兴亡因缘与历史功过, 百年来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科举正式废止110周年之际, 本文对这一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制度产生的深层动因及导致其废止的关键特征进行批判性反思, 并试图对科举之于中国当下考试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做初步的探讨, 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儒家伦理的基点是“礼”, 其主旨在于“尊卑有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套伦理规范要求人们遵从尊卑上下与亲疏之别。儒家代表人物虽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抽象的道德要求以及种种“民贵”与“亲民”的主张, 但如熊十力先生所言, 儒家在政治领域“以尊君大义为其重心”。刘清平先生的研究表明, ①儒家的主导性立场并不是关注民众生活、维护百姓福祉的“民本位”, 而是维护君主权威、关注朝廷利益的“王本位”。这种将民本位从属于王本位, 以尊卑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观十分契合专制统治者的需要, 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并顺理成章成为封建王朝正统统治思想的关键所在。

专制政权的维系其核心环节在于对官僚的管控, 使他们既是善治的管理者, 又是安分守己的朝廷忠臣。然而, 儒家礼教伦理还具有令专制统治者深深苦恼的消极效应。在科举选仕之前, 除了世袭世禄, 历史上完备成型的选官制度还有乡举里选、察举制、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等等, 众所周知, 这些以举荐为核心的选任制度客观标准阙如, 很难避免掌握选拔权力的官僚权贵的徇私舞弊。就其精神实质而言, 这一现象的普遍产生部分源于儒家礼教伦理导致的统治困境。孔孟儒学明确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血缘亲情视为人们一切行为都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之一。以儒家经典《孟子》所记载的舜封其弟一事为例, 就连孟子也承认:舜的弟弟是既无才又缺德的“至不仁”之人。但是, 孟子还是对舜“亲之欲其贵, 爱之欲其富”将其分封为王的做法给予高度赞许(《孟子·万章上》)。儒学倡导“血亲情理”精神, 并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 不惜放弃普遍性的准则规范以维系特殊性的慈孝友悌。②

从作为社会发展痼疾的腐败行为的角度看, 腐败行为的行动主体通过“有义务地给予-有义务地接受-有义务地回报”的“人情往来”过程, 将个人利益纳入双方关系的义务中。人情的义务性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 导致制度在面对通过人情往来而形成的私人关系时失去了其应有的规范作用, 由此导致和加剧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与蔓延。③不认同不遵循普遍适用的正义准则和道德规范, 强调仁义在亲友面前的相对性必然导致任人唯亲。依据德行表现推荐人才的做法难以遏制依凭特殊主义之人情关系的流弊。孙立平先生指出, ④这一致命缺陷带来的问题还不在于官员的素质对行政机构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 更重要的是, 它与集权制的大一统皇权相矛盾。要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就必须在限制、削弱、打击贵族势力的同时, 建立效忠于皇权的职业官僚系统。科举实施之前的各种官员选任制度, 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效忠于皇权的职业官僚系统的形成。

东汉以来的战乱纷争表明,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官员的选任问题, 就无法建立起绝对效忠于自己的职业官僚系统, 就不能消除来自上层社会的对大一统皇权的威胁与挑战。⑤这实乃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与之前的种种官员选任制度相比, 科举考试具有独到的优势, 通过设科考试, 人才选拔有了相对刚性的客观标准, 有效抑制了主观随意进而瓦解了人情关系网极易滋生的任人唯亲, 又为知识分子“学优则仕”的理念追求提供得以实现的直接通道。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考试的胜出者基本上都是知识阶层的精英, 部分保障了官僚队伍的人文素质。不仅如此, 科举考试向底层民众开放, 越过世袭贵胄直接从民间拔擢人才的做法既吸纳新鲜政治力量, 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 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权臣外戚之专横, 有效削弱了世袭性、割据性的封建贵族势力, 专制权力更加集中。对此, 马克斯·韦伯谈到, ⑥“追官逐禄者的竞争排除了联合为封建性质贵族的任何可能性; 任何人, 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合格者, 都能跻身俸禄补缺等级。”科举考试的应考机会是平等的, “选贤任能”、“论才封官”的理念极大提升了封建政权的合法性、开明性乃至道义感召力。激烈的竞争亦使极为稀缺的胜出者激发出一种自我和他人均高度认同的精英意识, 也赋予读书人作为文化唯一正统代表的优越感和荣耀感。科举制度的兴起, 确实得益于这一制度安排对人情伦理深层困境的有效化解和对专制统治的巧妙保障, 科举考试四两拨千斤, 成为专制统治诸多矛盾和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案之一。

科举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皇权专制, 夯实统治基础, 这当然是帝王从“私天下”统治逻辑出发采取的措施。然而, 此制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权力与利益的固化格局, 颇具“公天下”意味。⑦仅从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看, 如有的学者所言, ⑧向上的社会流动有利于扩大统治基础, 为封建统治增添新鲜血液。虽然丝毫不会改变封建统治的性质, 却有利于改善社会政治, 缓和社会矛盾。向下的社会流动则起到防止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吐故纳新的作用。科举促就的这两种相反方向的社会流动, 应该说相当广泛, 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科举制度有效激活和凝聚了封建社会的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 中国千年皇权统治得以延续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科举考试贡献卓著、功不可没。

科举上及官方之政教, 下系士人之耕读, 是集政治、文化、教育与社会多方面功能于一身的关键制度节点。不少学者认为, 清廷在科举停废上过于匆忙, 这恰是其崩灭的直接原因。虽然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工具合理性, 但从历史潮流来看, 高度集权王朝官僚体系的瓦解是无法避免的, 由于缺乏价值正当性的道义支持与考试技术的内在保障, 服务于专制统治的科举制度的废止成为社会现代性转变中的必然结果。

应试者的官本位观念和管理机制的官僚化是科举考试一个颇为鲜明的制度特征, 这一制度特征不断塑造着国人潜意识中的深层结构。集权时代“官”与“民”反差强烈, 处于支配地位的公共权力具有令人羡慕的“权力附加值”, 做官享有至上的社会地位和荣宠, 不仅能有效维护个人及家族的人格和尊严, 还可轻而易举地谋取高额的财富回报。在特权政治框架下, 尊崇并追逐权力的“官本位”自然会成为人们首要的价值选择。只要通过考试, 就可晋入这一特权阶层, 千百年来, 科举考试利用、支持并强化了权力崇拜和官本位的教育价值观, 成功地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成员。举国上下, 穷年累月都在为仕而试。韦伯发现, ⑨在中国, 12个世纪以来, 由教育, 特别是考试规定的出仕资格, 远比财产重要, 决定着人的社会等第。读书做官就高人一筹, 而从事其他任何行业包括工商实业均被视为下九流。如张鸣先生所言, 科举问世以来, 的确绑架了教育, 使得所有的学校, 都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⑩社会成员中创造力最强的智力阶层都在追求入仕做官、光宗耀祖, 而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直接相关的劳动中, 长期来看, 社会的整体进步必然受到严重阻碍。

从科举考试的管理机制来看, 1300年的科举制度史从未跳出受皇权绝对控制和支配的观念和行动框架, 考试管理机制高度官僚化, 这一特征内在制约着考试技术手段的发展及持续进步。程念祺先生曾明确指出, ⑪隋唐而后中国胥吏政治的发展, 证明科举本身并不能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治国人才。考试是对个人先天和后天禀赋、志趣和能力发展状况及其差异的测量。以现代眼光来看, 科举考试的技术手段落后, 且长期停滞。考试效度如此之低却能长期存续, 根本原因就在于科举选官顺应了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古代专制统治其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消除政治上的竞争者, 行政制度的设置常以限制官员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为着眼点, 中国的政治传统时常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 科举选官的深层目的并不在于真正选拔治国安邦的人才。虽然悉心研读正统儒家经典很难有效提升行政管理能力, 但参与科举考试的过程本身却是一次意识形态的有效洗礼, 有助于塑造忠顺之仆臣, 有益于维护封建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其中的奥妙—“太宗皇帝真长策, 赚得英雄尽白头”个别先贤似已参透。读书人终生耗费在陈旧的儒学和空疏的八股文之中, 科举实际上充当着钳制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充分发展的工具, 使得热衷科举的参与者生存技能普遍弱化, 社会原子化, 一盘散沙。公民社会没有发育的机缘, 无益于形成“自发扩展秩序”, 客观上阻滞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站在现代文明和国家整体而不是封建王权维护的立场上反思科举兴废, 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科举是儒家思想制度化的核心设置, 在皇权的直接支持下, 儒家学说逐渐转化为强制性和排他性的观念、法律和习俗。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秩序的解释被确立为官方正统的信仰系统。⑫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 考试的重点偶尔会有所变化, 但不管如何变化, 科举考试总体上是以基本封闭的儒家经典为圭臬, 士人把所有的学习完全限定在四书五经等人文范畴内, 恪守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 连传统学问中的其他文史知识都不重视。虽然到了近代, 科举开始关注西方科学体系的引入, 但总体上看, 既不教数学, 也不教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模式。“所学非所行, 所用非所学”, 学用脱节, 轻视实践技能, 这一内生缺陷在某些时候曾被推向极致, 由此造成文人和官吏知识单一、思想僵化, 乃至迂腐无能, 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科举考试内容的僵化历来饱受批判, 并被视为此一制度的最大弊端。科举考试引导读书人只重形而上的儒学, 轻视形而下的技艺, 使人弃实学、崇“虚”“伪”之学。与官本位一脉相承, 由于儒家观念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通过科举来确立和传达对儒家观念的标准解释成为传达权力阶层意志的有效途径。将某个人对儒家的政治和道德的解释确定为标准答案, 评价标准高度一元化的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真理”的产生。科举制度培育和发展着迷信权威的应试文化, 学习者不愿也不会独立思考, 人云亦云。科举八股取士桎梏着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进步, 这应该是现代科技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的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回答。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知识体系步入转型的重要时期, 改革科举考试以减少西学与实学引进的阻碍成为时代的主导性诉求。

当科举成为唯一正统且回报巨大的上升通道时, 激烈的竞争自然顺理成章。明清时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每次上榜不过二三百人, 乡试中举者各省相加可达数千, 绝大多数必成落第者, 淘汰率甚高, 科场艰辛不易, 加之“进既不能奋于功名之路, 退更不能免乎贫篓之磋”。置身于此一漫长且充满风险的道路上, 对考试技巧的关注必然超过对学习内容的关注, 学校也势必演变成为服务于科举应试的预备机构而不是圣贤之道传承与创新之所。曾有过“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壮举的白居易, 考试之前有针对性地拟制私试, 自难自砺。他试前拟作的赋、判、策成为科场士子追捧的范本。⑬教育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唯科目则为正途, 人皆趋于八股, 不暇及于他学。”在清晰而明确应试氛围的熏陶下, 苦节备战, 费尽心思进行应试训练以提高应试能力, 不仅排斥和消解独立思考能力, 还必然千方百计揣摩出题人的意图, 迎合阅卷人的意见, 以应试为目的的训练代替了“人的教育”, 这使儒家真精神趋于消弭乃至异化, 也严重禁锢着人性全面自由的发展。千年科举积淀下来的考试文化绵长而深厚, 应试传统根深蒂固, 至今仍广泛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 人们主要围绕科举考试的内容、文体、目的、后果等对其进行批判, 其中来华新教传教士批判的言辞激烈程度、系统性、深刻性超过了当时中国开明士大夫, 但他们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及整个科举制度。⑭清政府对待科举起初的思路是渐进的、改良的。但科举与西学的并存竞争使改革科举的种种举措不断受到困扰, 严重阻碍了西学和实学的引进、传播和发展, 以致在救亡图存迫在眉睫的时刻, 部分封疆大吏联名奏请停废科举并得到朝廷诏准。1905年, 绵延存续长达1300年的科举考试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科举的废除给沿袭千年的成文制度和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休止符。对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 近些年来, 基于同情惋惜情怀的评论越来越多, 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科举制的积极意义, 称其为“第五大发明”, 科举考试对西方产生过积极影响的观点亦时常涌现, 在这些学者看来, 科举制度被废除是中国的一大悲剧。西方文官制度是否真正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实质影响值得深入考量, 不过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汤一介先生曾谈到, ⑮只要是真正关心中国文化发展前途的人, 都会看到,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没有经过认真的批判和改造之前, 它对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是大于正面作用的。在传统文化备受推崇的时代背景下, 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和传统考试文化的特性及其命运, 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考试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环境约束及其路径依赖, 进而为现实考试制度的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的政治治理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诸多深刻的变化, 但科举考试文化中官本位观念的影响依然广泛存在。在中国, 考试的权威性多由外在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赋予, 这与西方的考试有着较大差异, 美英等国考试组织一般都是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社会机构, 其权威性及公信力的获致取决于这些机构提供考试服务的专业性。在教育国际化日趋深入的当今社会, 这些考试组织发挥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相比而言, 我国考试领域至今没有引入有效的专业优化机制,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考试管理机制行政色彩过于浓重。上海教育考试院雷新勇副院长曾经指出, ⑯现在的教育考试机构太习惯用行政管理一切(包括命题), 行政领导可以很随便地改变专业化的命题管理。行政主导的考试机制其内生性局限制约着考试技术的发展与考试专业水平的持续提升, 考试机构在术业专攻上所遭遇的这种内在瓶颈, 贯穿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多个层次, 考试技术手段的落后及由此导致的质量低下使考试长期以来备受诟病, 社会舆论对此批评不断。

考试特别是那些高利害的考试关系到千百万考生的前途命运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考试内容及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学习者的学习活动, 考试的指挥棒功效是强有力的。帮助学习者在社会上获得优势的生存地位是几乎所有教育的自觉选择。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力抓手, 当下考试制度应突破观念, 与时俱进, 对那些束缚学习者的自由发展以至于错到荒谬的人才选拔机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考试要想进一步提升专业化水平, 考试思想及考试管理机制的官本位必须超越。如顾明远先生所言, ⑰科举考试中狭隘的教育价值观、因循守旧的人才观、轻视实践和技术的观念以及僵化的考试模式应加以摒弃。虽然我们不必为此苛责前人, 但作为一项沉重的历史教训, 考试技术手段的刻板、考试内容的单一和僵化也格外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理念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教育应能够帮助今天的学习者为未来的负责任的生活、为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做好准备。考试具有卓著的“促学”功能。⑱只有设计科学、实施规范、结果可靠、使用公正的考试才能有效促进教育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我国, 作为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 教育考试的科学化任重道远, 需要不懈地努力和谨慎地尝试。

为避免因考试诸多环节中的各种偶然因素而遗漏贤能, 唐代的科举考试允许有超过考场之外的行卷和公荐, 应试考生要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交给主考官, 以供评阅试卷时核实, 作为最终确定中第与否的依据之一。然而, 此一旨在全面评价士子文才的制度最终难逃权贵请托和公荐徇私的结局。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征伐期间和甫国初定之时, 以荐举作为选才的主要手段。此后则通过科举选拔官员, 不过他对连续三年开科取士选出的人才非常失望, 遂于1373年正式下诏暂停科举, 通过察举选才。恢复荐举十年之后，经反复比对和权衡，朱元璋最终还是选定科举，并以科举为“永制”⑳中国社会有重视人情与关系的文化传统, 历史上诸多全面考核的尝试都因人情关系的困扰而难以维系, 这极大制约着全面评价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不经过刚性考试竞争配置稀缺资源极容易导致奔竞干谒, 弄虚作假, 腐败行为屡见不鲜。在观念认同的依赖与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 传统考试文化至今仍顽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当下, 不管是高中还是高校的招生考试, 强化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应用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 这完全符合教育评价的现代理念, 也顺应了国际招考的共同趋势。然而, 在我们这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情社会, 综合素质评价的顺利推进或许颇为艰难, 近年来的一些尝试其进展也的确不容乐观。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开展须正视并克服根深蒂固的人情因素的影响。

在众说纷纭的评判中, 科举制度不分门第的“公平”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共识。余英时先生曾经谈到, 根据学者统计, 明初百余年间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即三代无功名)者高达60%, 这样一种长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公平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理念和制度准则, 考试公平对于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何为公平？科举作为一种身份配置与选官用人的制度, 从中央到地方, 秀才即可在地方当乡绅, 就可享受免除徭役等特权待遇, 举人可以当县官, 再往上可以进翰林院和内阁。任何士, 包括仅仅及第而未做官的, 都具有等级制特权的资格。科举制使上层的精英可以从一种权力、财富、声望的等级结构中得到满足, 下层潜在的精英则因这种等级结构并不对他们封闭而抱有希望。关于科举考试的“公平”, 诸多讨论实际上并不关注封建特权机制自身的不公平, 而是关注特权是否是世袭的, 普通民众能否有平等机会跻身到特权阶层中去。从这个角度看, 科举制度不仅不是缓解社会不公的良方, 反而是社会不公格局的固化和生产机制。长期以来, 考试充当着文化资本转换为职业身份, 并进而获得体制性终身福利保障的主要渠道。相关研究表明, 科举与高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负面后效, 其根源在于利害与风险的高度集中性, 承载着过重的责任与重负。负面后效的根治包括考试公平的真正达致归根结底还在于分散利害的集中性, 使建基于考试基础之上的利益分配机制更加公正合理。否则, 在等级过于森严, 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 不仅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及考试的公平, 反而易于呈现出以公平为名义的诸多异化, 甚至以公平的名义践踏公平。

考试公平不是孤立存在的, 也不可能孤立地解决。尽管科举考试中的公平理念及其进步意义值得深入反思, 但科举平等开放的选拔原则值得继承和发扬。1300年来, 科举制度总体秉持着普遍主义的原则, 不拘门第、公开考试、竞争均等, 择优录取基本保证了每名应考者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 有效抑制了阶层固化, 这是科举制度最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也为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以史为鉴, 考试尤其是大规模高利害考试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考试制度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借鉴并弘扬传统考试文化向庶众平等开放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