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爱玉在《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1990-2010》一文中作了详细研究。研究发现，1990年至2010年之间，各个群体在男人养家观念方面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强化了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夫妻，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更高。相反，本人不工作、妻子工作的男性，其对于“男人养家”观的支持显著低于夫妻均工作的男性。

就“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法治周末记者近日专访了刘爱玉。

更多人支持“男人养家”

法治周末：具体而言，“男人养家”的传统观念有怎样的表现?

刘爱玉：关于“男人养家”，我觉得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男性被视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保障。二是男性是一家之主。三是男性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表征。

父权制文化下，男性被认为是家庭的“顶梁柱”，女性的社会地位依附于她的父亲、丈夫以及儿子，即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西方学者讨论“男人养家”，主要是强调男性担当家庭主要经济供养者角色的信念。

从性别社会学视角看，“男人养家，女人持家”是性别观念的核心内容。性别观念是一个社会中，人们对男女社会分工、行为模式和两性关系模式等的信念和看法。性别观念折射出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状况，并与诸多社会经济实践关系密切，显著影响着人们的家务劳动分工、工作意愿、职业成就动机、劳动参与决策以及职业地位的获得。

法治周末：国内一些学者也曾探讨了性别观念的现状及形塑机制。他们也提出，两性性别角色观念在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的变迁及向传统回归的现象。你的研究有什么新的角度?

刘爱玉：杨菊华等学者发现，城镇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为现代，农村男性的性别观念更为保守;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现代。许琪的研究从个体的性别、城乡、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要素对于“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在2000年至2010年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我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的一致，并重点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男性对男人作为家庭供养者角色(即“男人养家”)的态度变化以及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经济原因。

法治周末：你的调研是如何选取样本的?

刘爱玉：我研究的素材来自全国性的大样本调查，主要是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这项调查由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是每十年一次的专注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重要议题的专题性社会综合调查。三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全国性有效样本近7万人。此外，还从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以下简称“CFPS2014”)中7666个夫妻配对样本。

2020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启动后，这项研究会在最新的调查数据基础上继续开展。

法治周末：基于研究样本，“男人养家”观念有怎样的变化?

刘爱玉：从数据可以看到，“男人养家”的观念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向传统回归的现象，支持“男人养家”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都有所上升。这也就意味着，20年间两性对于“男人养家”的观念有了更多认可和支持。男性比女性更传统，农村男性比城镇男性更传统，农村女性比城镇女性更传统。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家就业制度的变革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确立过程中，女性就业和发展的社会支持不足，导致两性在劳动就业和职场发展中的不同际遇。这影响了两性在家庭层面关系的重构。

在家庭中，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男性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比例增加，全部和基本依赖妻子收入的丈夫比例下降，而需依赖丈夫收入的妻子的比例上升。在就业上，依赖丈夫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所有这些导致了更多人支持“男人养家”。

总体而言，“男人养家”观念的群际变化和群内变化都很大。对于男性而言，群际变化要大于群内变化。以“男人养家”为核心表征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传统回归，一方面是因为相较20年前，当下各代群中出现了更多的男性家庭供养者角色;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年轻男性的性别观念变得越来越与年长男性相似。

教育对性别平等观念有促进作用

法治周末：根据你的研究，影响性别观念差异的因素有哪些?

刘爱玉：性别观念的特征以及变迁受到诸如年龄、家庭背景、教育、职业等因素的影响，那些进入婚姻关系的男女，其性别观念也与夫妻相对地位及其变化有关。女性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以及经由劳动参与和经济独立，都会促进更为平等化的性别观念的形成。

从社会学角度，有三类社会结构(关系)对形塑人们的性别观念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先赋地位，二是自致地位，三是具有不同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的两性在互动实践中形塑的家庭夫妻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夫妻地位差。

先赋地位强调的是建立在性别、年龄、宗族、家庭背景等基础上而形成的地位。自致地位强调的是个体通过努力(成就)建立的更为外向广泛的社会关系及因此而拥有的地位。

研究发现，男性的自致地位体现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可视为绝对地位。夫妻地位差体现了由先赋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境遇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可视为相对地位。绝对地位以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方面进行测量。相对地位主要考察夫妻就业参与和夫妻家庭经济依赖。夫妻就业参与区分为夫妻均工作;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夫妻均不工作4个类别。

国外的相关研究显示，女性绝对地位的提升，可以改变其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和家庭内性别分工，促使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形成。相反，男性若因绝对地位低下而引发夫妻相对地位下降，则会促生男性更趋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夫妻相对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是：往往处于地位弱势的一方，会更趋向于形成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处于强势的一方，则更趋向于形成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法治周末：能否具体谈谈教育程度对于“男性养家”观念的影响?

刘爱玉：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导致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国家经济发展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教育扩张，增加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年轻一代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趋近。

教育对性别平等观念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并通过两方面对性别认知产生影响。一方面，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熟悉不同于自身的经历，了解更多促进平等和消除偏见的观念，能够促进角色定位的开明化，提高主体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和对现实不平等的感知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竞争性的教育科层体系，使得被教育者相信源于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的不平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可能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和从现实的不平等安排中获益，并因此降低其消除不平等现象的行动意愿。

教育程度高者往往有着更高的职业地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越高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更有现代的性别角色态度。也就是说，无论男女，文化程度越高，对于“男人养家”观念支持的程度越低。

一些女性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

法治周末：除了教育，职业、收入也是影响两性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有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经济能力决定话语权。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刘爱玉：性别观念与经济能力有相关，但是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夫妻情感的好坏、双方对家庭的付出多少等都会对话语权产生影响。

其实，收入与“男人养家”观念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各自的绝对地位在20年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其在职业和收入方面相对地位上的差距却并没有相应缩小。

效率优先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得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面临生育子女和家庭责任压力的情况下，一些女性因为缺乏足够的家庭支持和购买市场服务的经济能力，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

就2010年的情况而言，本人工作、妻子不工作的男性，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最高;本人工作、丈夫不工作的女性，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最低。相比1990年，无论夫妻工作状况如何，人们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此项研究的现实意义何在?

刘爱玉：“男人养家”观是性别观念非常核心的内容。从实践而言，考察人们对此观念的认知，有助于消除对于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偏见与歧视，这对社会经济性别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平等至关重要。

性别平等观念受到性别地位实践的形塑。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境遇的下降，导致了其在家庭中相比于男性职业与经济地位的弱化，并导致了一种更偏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固化。

这种固化显然不利于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我们应该对此高度警惕，并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政策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

责编：高恒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