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爆款”的《中国式相亲》

东方卫视推出金星主持的《中国式相亲》，是国内首档代际相亲交友电视节目。它采取父母和子女同台相亲的形式，将催婚的父母请上了舞台。不同于以往的相亲节目，《中国式相亲》中，父母坐在前台直面嘉宾，讲述选择标准，争抢心仪的男女嘉宾，而待娶待嫁的子女则坐在后台，观察父母与嘉宾互动，通过电话和父母沟通。

节目分为男生家庭版和女生家庭版。单人嘉宾依次出场，五组家庭的家长对单人嘉宾进行选择，争夺能够进入反选的三个席位。家长选择后，若不满三个席位，则第二现场的子女可以抢位。若最终还是不满三个席位，则单人嘉宾遗憾离场。进入权利反转后，单人嘉宾通过对家庭的了解，最终选择一个家庭的子女进行约会。2016年12月24日晚播出的首期节目收视率即达到1.327，更在网络引发热议，登上微博话题榜，也激起了微信公号和朋友圈的广泛讨论。可以说，该节目一出生即为“爆款”。目前第一季十期节目已全部播出，但节目引出的代际关系和婚恋价值观方面的话题仍在持续发酵中。虽然有部分较真观众提出对嘉宾来源的质疑(有些嘉宾参与了多档电视相亲节目)，但是，这样“带着爸妈来相亲”的设置，其折射出的种种社会现实和心态的碰撞却十分真实。代际、性别和阶层之间的张力在这个多少含有“作秀”性质的婚恋平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节目制造的或大或小的话题，在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受众中引发了多种多样的解读。

从电视人的角度而言，为了提高收视率，选取的嘉宾大多是某一方面的典型，并且，无论男女嘉宾还是他们的家长，大多善于表达，甚至有很强的表演欲。当数量巨大的观众对节目津津乐道，并且纷纷运用自媒体评头论足时，基于个体化体验的种种意见便具备了涂尔干所说的“突生性质”，它们相互碰撞激荡，形成节目之外的另一层社会现实，它是当代中国青年婚恋价值观的结果，它也将进一步形塑中国青年的婚恋观。笔者认为，表面上看，节目呈现的是代际关系及两代人婚恋观的异同;在更深的层次上，它呈现的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们作为“边际人”的生存状态。

二、作为“边际人”的当代中国青年

“边际人”是在共时态的地理迁移或是历时态的社会变迁中形成的一种转型人格。共时态的边际人(边缘人)往往因为留学、移民、城乡迁徙等生活事件而处于不同文化的接壤处，历时态的边际人(过渡人)则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他们处于不同社会更迭的时代，体验到更多的冲突和困惑，并因此而形成过渡性、边缘性、易变性和矛盾性的人格特征[2]。“边际人”的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于1908年提出的“陌生人/异乡人(stranger)”这一内涵相近的表述[3]。1928年，帕克发表了《人类的流动与边际人》一文，“边际人”(marginal man)正式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4]。中国学者如叶南客[5]、周晓虹[6]、金耀基[7]等也对边际人进行过或理论或实证的研究。

当代中国青年大多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期。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欧风美雨。然而，价值观的转变往往滞后于外部的社会变迁，他们置身于传统和现代的更迭中，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按照周晓虹的总结，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嬗变(即“中国体验”“)具有鲜明的边际性或两极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8]。在《中国式相亲》这样一个电视节目里，中国青年的“边际人”特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婚恋模式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传统-现代这一连续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体，甚至在同一个体身上也体现出两极之间的摇摆。

1.代际关系:冲突与调和

在时代急剧更迭的社会，两代人之间的裂隙会格外明显。处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双重冲击下的当代中国，代际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不仅“×0后”这样以十年为单位的划分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五年一代”的说法。由是观之，父代和子代平均二十年以上的年龄差异，必然导致宽阔的代际鸿沟。

《中国式相亲》的大多数嘉宾和其父母分别具有市场经济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成长背景，有多位嘉宾提及在职业选择上，自己的求变和父母的求稳之间的冲突。比如女嘉宾庾颖婕放弃美国的精算师工作，回北京任职新媒体运营官;女嘉宾宋玉洁辞去德企的白领职务，赴英国学做蛋糕。这些选择父母并不赞成，但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或许节目的样本选择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父母和子女因为工作问题闹翻，恐怕也不会一起来上相亲节目)，不过依然可以看出，在子女的职业生涯选择上，至少有部分的中国家长已经失去了权威性。子代的“文化反哺”，不再局限于器物文明的层面，而是进入了更深的价值观层次。但是，相对于在职业选择上的自主，节目中的嘉宾在配偶选择上却仿佛一下子从21世纪穿越回了旧时代。“相亲”这种老旧保守的择偶方式在大都市的时尚青年身上复活了。主持人金星开宗明义:

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节目叫“中国式相亲”......可不是什么节目都敢叫“中国式相亲”的，我们相亲绝不搞虚的。带上父母来把关，再加上我们热情的观众的全程参与和金姐的火眼金睛，我们的宗旨是:一人脱单，全家光荣。有爸妈更放心。

在这里，婚姻和所谓“封建时代”的一样，不是两个年轻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尤其是父母的事。年轻人不仅接受了相亲这种形式，而且当他们自己的标准和父母的标准发生冲突时，会选择向父母妥协。比如23岁的男嘉宾赵浩然为40岁的“美女姐姐”爆灯，遭到其母的激烈反对后，顺从母亲放弃了女嘉宾。此外，父辈的相亲模式还在下一代那里获得了自然的传承:女嘉宾杨蔚蔚声称自己和节目“有缘”，因为“当初我妈妈嫁给我爸爸，就是因为是奶奶和小姑姑先看上我妈妈的”。可以说，在相亲这个问题上，代表传统的父代和代表现代的子代之间，虽有局部的冲突，但其基调却是调和一致的。

2.婚姻模式:前卫与保守

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几代同堂大家庭，在当代中国，核心家庭已成主流，只要有自己的婚房，和上一辈分开居住是绝大多数新婚夫妻的选择，对此，父母一般也能接受。从形式上看，中国家庭已迈入现代门槛。在《中国式相亲》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一些堪称“前卫”的范例，如男嘉宾万全在婚恋网站上帮自己的单亲妈妈找了“新老爸”，万母还提出“孙子可以跟妈妈姓”。有了这些“新意思”，再加上台上衣着光鲜和动辄“海归”“金领”的嘉宾身份，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仅在外表和职业上时尚先锋，在婚恋价值观和行为方面也是领一时风气之先。

然而，至少从《中国式相亲》来看，多数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节目中有两位嘉宾是单亲妈妈，她们均自立自强、外表靓丽，却无一男方家长为其亮灯。不能接受单亲妈妈的原因，似乎还不止于担心育儿负担加重:当另一位未婚女嘉宾提出想领养黄、白、黑三种肤色的孩子各一时，家长们却纷纷表示“你们商量好了就行”。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顾虑之中还掺杂了古代贞洁观的残留:自己的孩子多多益善，甚至可以领养多个孩子，但单亲妈妈带来的孩子不行，他/她还属于另一个男性。

在夫妻关系上，他们很少谈及平等和志趣相投。女嘉宾强调最多的是“宠我”，男嘉宾强调的是“能照顾我”。当林嘉丽捧着自己炖的汤出场时，一位男嘉宾说“都别跟我抢......以后吃喝不愁了”;另一位男嘉宾说“这个会被照顾得很好......”。主持人金星不仅没有批判这种情感依附关系，反而现身说法总结道:“我的阅历告诉我，怎么跟我的男人接触。又做他的情人，又做他的老婆，还得做他的妈的时候，我就能把这个男人死死抓住。”男权社会，在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的“宠爱”多数是象征性的;而女性对男性的“照料”，则会造就实实在在的“保姆式妻子”。对于巨婴式男子，婚前他的“保姆”是母亲，面临婚姻之际，他自己和他母亲的愿景，自然就是一位能够接替母亲继续照料他的女性。当女嘉宾柴余蓉问及家长“你们儿子的内裤是谁洗的”时，来自新西兰的男嘉宾母亲说“自己洗”，而中国男嘉宾的母亲说

“我儿子内裤是我洗的”，接下来还意犹未尽地加上一句:“所以需要找蓉蓉这样的好媳妇回家给我儿子洗内裤!”女嘉宾则配合道:“我很愿意啊。”

在保姆的角色之外，妻子还被当作生育机器。男嘉宾赵浩然的妈妈宣称:手凉的女孩不能要，因为手凉就会宫寒，宫寒的女人生儿子会得小肠疝气，生女儿会营养不良。她反对儿子选择40岁的“姐姐”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年龄太大，进我们家的儿媳妇要生两三个的”。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就曾写道:

“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永存。但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社会绝不会完全听任自然的摆布”[9]。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女性在被婚姻拣选时，她的自然属性仍被放在第一位，她的社会属性则在“生育”这个头等大事前全部退居其次。

3.择偶标准:“条件”与真爱

中国青年和世界各国的同龄人一样，都处于荷尔蒙旺盛、风华正茂的生命阶段。渴望激情、渴望真爱是这个年龄段的重要特质。奇怪的是，当代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暮气”，不仅他们自己常常哀叹“老了”，在择偶这个问题上，他们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年长一辈的标准，“条件”常常先于真爱，成为他们的首要考虑。

具体而言，在《中国式相亲》中，女嘉宾多强调对方的“事业”，男嘉宾对伴侣的最普遍要求则是“颜值”。赵浩然的妈妈对40岁的林嘉丽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20岁的男人是期货，30岁的男人是现货，40岁的男人是抢手货。他才23岁，你有多大的把控，在未来的十年后还能拥有他?”赵母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在她(以及很多父母及子女)的心目中，讲求“条件”的婚姻就是如此:男性的主要指标是社会经济地位，女性的主要指标是年龄和外貌。年轻男性家底还不丰厚，所以只是“期货”，但随着双方年龄的增加，男女优势此消彼长，大龄女性无人问津，大龄男性则成为“抢手货”。

因为只看重金钱、年龄等外在条件而非内在趣味和价值观的契合，与西方同龄人相比，中国人在选择伴侣时似乎更不能接受无根基的年轻男性和韶华逝去的年长女性。此外，当今中国人的婚恋更注重“安全感”而非这个年龄该有的激情。青年人口中的安全感既包括物质，尤其住房方面的安全感，也包括情感上的安全感，如对方“不出轨”。这样的偏好代代相传，形成武志红所说的“中国家庭的轮回链条”之一:结婚时做选择的标准，不是情欲与激情，更非爱与恋，而多的是安全感，不仅长辈为儿女做选择时如此，年轻人自己做选择时也常如此。结果是，婚姻相对稳定，但缺乏情感[10]。

对于“条件”和“真爱”的纠结造成了一些怪现象。《中国式相亲》的两位男嘉宾的自我陈述就是这种两难的典型体现。宋海波在VCR中晒出丰厚家底:28岁便拥有两家自己的公司，“基本已经拥有自己想要的物质条件，只差一个女主人跟我一起走”。然而，他要的又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而并非仅仅看上我的物质条件”的女主人;赵跃身高1米90，职业为律师事务所主管，开始即介绍自己有四套房，同样地，他也“希望女方要爱不要钱”。嘉宾的愿景看似自相矛盾，却是转型时代的中国青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摇摆的自然结果。

三、“边际人”何来:微观与宏观的勾连

当代中国青年何以成为“边际人”?他们在代际关系和婚恋观方面的矛盾性从何而来?21世纪的时尚青年为何会接受“带着爸妈来相亲”的“老土”方式?这样的疑问关涉一个个青年个体，但他们的答案却在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当代中国正处于历时态的巨大变迁和共时态全球化的交叉点，中国的社会转型涉及各个层面的转变，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方面，也包括人们的心理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微观方面，即作为“一体两面”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11]。择偶这种微观的个体行为是宏观的结构产物。当前“带父母相亲”的择偶模式，除了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源于转型社会的中国现实。

1.转型期压力和“中国式分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变革释放了计划经济下被压抑的经济活力，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国企和政府负担，原先由国家托底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均被部分或完全甩向市场，由个人埋单。层层重压之下，无论是羽翼未丰的青年，还是他们即将步入老龄的父母，都对未来生活充满焦虑感。在重要公共产品的缺失下，人们不得不回归家庭寻求庇护和分担。

子代面临的主要困境，一方面是就业困难、薪酬微薄;另一方面是房价和教育费用飙升，这使得他们在择偶和将来的育儿等大事上必须让渡部分的个人自由，来换取父母的经济和人力支持。与此同时，父代也面临医疗和养老的诸多不确定性，他们对子女婚恋的介入，固然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子女，但必须承认的是，父代也希望通过挑选自己中意的儿媳和女婿，为自己的未来谋求一份更加可靠的保障。所以，我们在《中国式相亲》中反复听到“孝敬父母”的要求或是自述，这不仅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也是个体处于压力之下的现实需要。由此，这种代际叠加的焦虑使得两代人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青年的择偶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事，而是必须和父母共同做出的人生抉择。

2.阶层地位恐慌和“中国式般配”

将青年择偶行为置于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考察，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学历等“条件”随着社会变迁愈加重要[12][13][14][15]。改革开放后，首先是经济收入的差距拉大，继而发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房价的飙升，阶层壁垒日趋固化，青年一代向上流动的通道日渐逼仄。另一方面，就业不足和以往社会福利的市场化，又造成普遍的阶层下坠恐慌。这两股合力不能不对社会成员的择偶行为造成影响:婚姻不仅是两情相悦的自然结果，更是巩固男女双方阶层地位的利器。近期广为流传一个说法:“按照现在的北京房价，两个北京土著结婚，相当于两家上市公司合并。外地人跟北京人结婚，相当于借壳上市。”这虽然是个笑话，却多少道出了目前婚姻中“强强联合”的优势所在。

阶层的界定标准不仅在于住房等经济指标，职业、收入、教育背景等也都影响着《中国式相亲》里两代人的选择。甚至，嘉宾们喜欢展现的个人爱好也多是收藏、高尔夫之类具有分层标签意义的消费行为。此外，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亦得到浓墨重彩的讲述。如此呈现，无非是说明，甚至拔高自身的阶层地位，以求地位利益最大化的婚姻。如第一期中的“金童玉女”刘畅和谷玮，不仅两位年轻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彼此，也获得了双方父母和“吃瓜群众”(主持人对现场观众的称呼)的一致支持。刘母的理由是“经历挺像，都是英国读的硕士”;谷父的理由是“文化、气质、家庭背景相似;事业匹配度高”。对于这样的组合，主持人金星的评价是:“很般配。”对于众多学者揭示的“阶层内婚制越来越普遍”的社会事实，该节目作为模拟小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由此，阶层的结构性因素成为传统社会“门当户对”择偶标准的现代土壤。

3.独生子女政策及“中国式孝顺”

对于传统中国的家庭关系模式，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曾断言:父子关系是最主要的亲属关系，其他关系都是其重复、延伸或补充[16]。这种垂直型人际关系强调亲代和子代之间的连接，它既不看重子代在成年后的分离和独立，同时也规定了亲代步入老年时，子代义不容辞的赡养义务，以及贯穿一生的“孝顺”要求。不过，文化因子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式相亲》里子女对父母代理择偶的顺从。这是因为，不同于传统中国“后象征文化”中受长者控制的年青一代，经历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冲击的中国青年，在文化方面应该处于典型的“互象征”甚至“前象征”环境，传统的“孝顺”文化理应相对式微[17]。

子代在择偶方面的“孝顺”，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年青一代生活压力和阶层地位恐慌，始于1978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年之前甚至之后，他们都独享父母的关爱，除学业成绩之外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以致养成无法担当的“巨婴”人格。从操办婚礼到购买婚房，乃至第三代的抚养，均要向父母寻求支持。独生子女的父母必须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全方位支持，大多数父母也愿意在人生大事上支持唯一的子女。父母埋单的婚姻，父母自然有更大话语权，于是年长一代插手子女婚恋成为可能。年青一代不仅在择偶行为上顺从父母，父母也更乐意选择“孝顺”的儿媳或女婿。表面上看，父母都是“为了子女好”，其实，当前社会保障相对缺失，养老负担转嫁家庭，父母为子女挑选自己中意的配偶，也是为自己将来的养老再上一层保险。如此，“孝顺”实为亲子双方轮流依附的形态。

通常而言，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是连续的，而现代社会的代际关系则应是断裂的。但是，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使得青年成为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边际人”，“相亲”成为亲代和子代的最大公约数。正如孙沛东所言，这种相亲形式“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然而，在新生代婚姻这个问题上，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融合在一起”[18]。有关“邓的一代”的择偶行为，风笑天在2004和2007年间的调查发现，虽然青年中通过同学等途径的自由恋爱占大多数，但他们之间最终走进婚姻的比例却相对较小。通过父母及其他亲友介绍认识的恋爱双方，最终缔结婚姻的比例相对较高[19]。及至2017年，在《中国式相亲》的第十期，主持人宣布，前九期的节目已经促成17对牵手。考虑到每期只有三位备选嘉宾，这样的“成功率”不可谓不高，“邓的一代”对于“毛的孩子”代理择偶的认同可见一斑。

四、路在何方:结构性改善与“边际人”的自我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社会转型进程，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青年边际人格的主要背景，也是“中国式相亲”兴起的现实土壤。当某种个体选择成为普遍行为，它的背后一定存在结构性力量的操控。长辈代理择偶看似青年和父母的问题，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既然这种现象更多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等宏观因素，结构性的改善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具体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强大的社会，政府应当在就业、住房等关系生存质量的重大问题上给予青年更多的机会。就业方面，虽然市场经济存在为青年提供更多职位的可能，但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也由于我国政府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源倾斜，导致更有利于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内外结合，使青年面临就业不稳定、薪酬偏低的困境。同时，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价格高企，使得青年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在职业发展上失去锐意进取的精神;在结婚育儿上无法独立自主，从而不得不“啃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青年的经济重负呈现加剧趋势。有学者分别在1992年和2002年对青年的“迫切需要”进行统计，发现在1992年排在第三位的“人际关系和谐”在2002年被“有自己的住房所取代”[20]。如今，住房问题更成为促使越来越多的青年“逃离北上广深”的最大推手。只有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就业、调控房价，才能让最广大的青年减轻后顾之忧，恢复追求理想事业和婚姻的勇气。

从青年所处的“小生境”来看，秉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观念的父母和其他亲友常常构成一种因爱之名的伤害。中国人的热心肠常会导致人我界限不分，一个大龄未婚青年往往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心理负担。《中国式相亲》中男嘉宾张禄的二姨就是我们生活中典型的三大姑四大姨的人物。2017年年初上海彩虹合唱团的新作《春节自救指南》，更是以谐谑的形式将青年人私人生活被侵犯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亲友们的逼婚加重了青年的焦虑，其中受害最深的无疑是“大龄单身女”，她们不仅被社会贴上了“剩女”的污名化标签，甚至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了这种污名，或者草率结婚，或者依然单身而惶惶不可终日。在价值观日趋多元的当代社会，理应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感情。父母亲友不仅应当淡化青年婚恋的年龄压力，也应当将择偶的权利以及与之相伴的责任还给他们，让他们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传媒技术日新月异、议程设置日益引领社会现实的今天，媒体人对于青年的婚恋问题也应有所担当。由于收视率为王的片面考核，无论是当代都市情感剧对于剩女恨嫁的夸大，还是相亲类节目对于不当婚恋观的集中展示，都可能导致对青年受众择偶行为的误导。虽然主持人宣布《中国式相亲》为“生活服务类节目”，但为了收视率，制作方必须赋予它足够的娱乐性和戏剧性，才能使之成为热播热议的“电视奇观”。然而，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公器，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应该坚守理性和良知，而非迎合甚至突出错误价值观，即便它是客观存在。比如，当男嘉宾的母亲说出“手凉女孩不能要”这样的奇谈怪论时，主持人应该委婉批判这样前现代的择偶观，而非为了博观众一笑，挨个去摸女嘉宾的手。

回到青年自身。结构的问题并非意味着青年个体完全无所作为。他们生活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接之处，承受着转型社会带来的矛盾和迷茫。但正如帕克所言，这种“边际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21]。不过，这一切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要通过青年自身的努力。当代中国青年既要和上一代好好沟通，也要自立自强。无论如何艰难，青年都要努力地精神断奶，在恋爱和婚姻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有所担当的青年，才能享受与自己年龄和时代相称的自由与爱情。

即便是在为了收视率而有几分刻意“审丑”的《中国式相亲》中，我们也能在局部看见青年的希望，也有男嘉宾面对两位女方家长开出的物质诱惑，骄傲地宣称“婚房或者一百万，都可以自己去努力”。在全球化浪潮、现代性传播的共同影响下，层层重压下的中国青年仍有形成全新价值观的空间。青年面对的是整个丰富多彩的地球村，他们听到的早已不再是一种声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青年论坛如此展望:“青年是当今世界面对最大经济、社会和文化挑战的群体......同时他们也具有应对这些挑战的极大潜力”[22]。目前困扰于“边际人”境遇的中国青年，经由宏观结构和自身的双重改善，有望成长为转型时代的社会中坚。

秦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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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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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50.

[10]武志红.巨婴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38.

[12]李银河.中国家庭婚姻及其变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3]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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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台北:南天出版社，2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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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孙沛东.白发相亲:上海相亲角的择偶行为分析[J].南方人口，2012(2).

[19]风笑天.城市青年择偶方式:未婚到已婚的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2).

[20]王小璐，风笑天.青年何以“暮气沉沉”—基于转型期青年压力的分析与反思[J].中国青年研究，2014(1).

[22]Bokova，I.Retrieved Mar.20，2017.http://www.unesco.org/new/zh/social-and-human-sciences/themes/youth/

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