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主观指导思想上看，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有了提高。七十年代认为战争即将打起来，又因为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认为战争的因素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坚决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希望和平，不要战争。

　　此外，对“一条线”的执行情况的总结，也促使中国政府对这一外交战略进行思考。中国建立反霸的努力给美国造成了中国需要美国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错觉，里根上台后错误地认为美国可以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吞下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苦果。早在里根竞选总统期间，中国就开始对中美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而正当中美关系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矛盾激化，双边关系濒临倒退之际，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宣布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苏联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过中国，从未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是任职以来在谈论中苏关系时的语气最为缓和的，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新动向。

　　根据这些形势的变化以及认识的深入，中国领导人决定调整对美苏的关系，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松动与苏联的关系。因此，在《八•一七公报》公布后不久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明确宣布，“中国决不依附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些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改变七十年代与美国搞潜在的“共同制苏”战略关系的政策，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不与美国搞“战略”关系。受其影响，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不再“以苏划线”，也“不以美划线”，而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

　　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后，提出既不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全方位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与经济互补、制度不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高层领导互访频繁，经济合作领域广泛，形式多样，贸易额增加迅速。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经过友好协商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就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签署联合声明。对外战略调整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与其它国家党的关系的原则，并据此步巩固和加强了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逐步实现了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逐步开始改善。

　　政策调整后，中国更加强调发展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1982年12月底，中国总理出访了非洲11国家，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两年后，他在访问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发展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原则，即“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从1983年开始，中国在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无息贷款，实施承建成套项目的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独资或合资经营、合作管理以及提供零件等。从1978年到1990年，仅中国同西亚北非的10多个国家签订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项目就达2639个，合同总额达56亿美元，参加人数达8000多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开始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从1980年起，中国全面参与了联大六个主要机构（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和各主要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及其下属各特委会和工作组的活动；恢复了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逐步加入各国议会联盟、国际刑警组织、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等许多其它的国际组织等，全面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