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论拓展至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分析中，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大维度可以更好地解释: 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 从安全维度来看，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游牧民族，东南亚并非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从文化维度来看，东南亚除越南外，与中华文化的亲缘性较弱，受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东南亚与古代中国在经贸维度上也有较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更深。在地理维度上，中原的农耕王朝缺乏向沿海地区拓展的积极性，而且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不重视东南亚的传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认真思考。应综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务实稳妥地在东南亚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好东南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与中国西面、北面和东面的地区相比，古代和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征战是非常少的，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也十分有限。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主要与贸易有关。但即便在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领域，东南亚的重要性长期也比不上中国西面、北面或东面的地区。尽管近现代中国沿海疆域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东南亚所仰赖的主要是在国际海路运输中占据的重要地理位置。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中，东南亚更被看重的也仅是其转口贸易港的角色。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东南亚及华人华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重视。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构成打击，由此中国与东南亚的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21 世纪以来更加重视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关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呈现相对衰落的发展态势，自此开始推动战略重心“东移”以实现“亚太再平衡”。作为应对，有学者建议中国采取“西进”战略以推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与向西开放; 也有学者更具体地提出中国应充分利用高铁来恢复和实现“陆权”战略。在这样的战略考虑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大国关系以及周边关系中都很难被突显出来。对此，当代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及东盟并无派驻部长级的大使便是一个较好的佐证。

如何理解古代中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都不太重视东南亚?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近年提出陆海统筹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提升了东南亚在中国经略周边和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然而，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实现开放新格局的阻碍不容轻视。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并且鉴于学界对“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思考不多，本文试图回答这个“为什么”。通过拓展社会学的“差序格局”理论，本文构建了包括安全、文化、经贸、地理等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系统地阐释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力求更好地理解背后的传统与动因。这对当前有关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思考，也将有所裨益。

二、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理论视角

有关中国古代的外交，过去主要是国内的历史学家以及海外的汉学家们比较感兴趣。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注重研究古代中国的外交哲学，尤其关注这种哲学对当今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影响。就古代中国的外交体系而言，现有研究可归纳概括为如下四种理论视角。

第一种是“内外服”之辨，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研究。一般而言，“内服”以商王或周天子为核心，包括他们直接能控制的地理范围内的王室贵族和臣僚百官，其中享有相同的教化与文化认同是内服的重要特征。从地理上来说，“外服”通常指内服之外的封建诸侯国或异民族地区，他们在《礼记》中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受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商王或周天子一般只能对外服地区进行间接统治，内外服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外服需定期向商王或周天子朝拜纳贡，但在统治和文化上均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从历史来看，“内外服”的概念对汉唐的“羁縻”之策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有较大影响。在内外服的划分中，周朝对血缘邦族和地理因素比较强调，秦汉以后则更强调政治制度和文化相似度。“内外”的确是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重要基础，但现有研究对何时何者为“内”或“外”缺乏清晰的认识。

第二种是中国中心论，是费正清和许倬云等海外汉学家对秦朝之后古代中国世界秩序观的理解与概括。这一理论基于下列前提: 无论是从客观实际还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古代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生产方式都要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因此，古代中国是而且应当是世界秩序的核心，至少是同时代东亚地区的中心。更具体地说，古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大体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多圈层等级结构: 最内圈是汉字圈，包括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群岛等文化相同的属国; 其次是内亚圈，主要包括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政权; 再次是外圈，如东南亚、南亚以及欧洲等重洋远隔的地区。尽管这种“中心－外围”的结构似乎与古代中国强盛时的情况比较相符，但实际上汉、唐和宋等朝代也并不缺乏平等对待异民族政权的案例，更不用说古代中国经常被游牧民族打败的史实。此外，僵化地划定中心之外各圈层的地理范围也不利于理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第三种是朝贡体系理论，主要着眼于古代中国强盛时期的对外关系。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建构朝贡体系( 或称之为“华夷秩序”) 的努力始于汉代，兴于隋唐，盛极明清，其中的异民族政权也常被称为“藩属”或“臣国”，他们通常需要接受古代中国皇帝的委任和册封，使用中国的历法和年号( 奉正朔) ，并定期携礼按仪轨朝觐天子。王赓武指出，朝贡体系的核心是中国人以“德”为基础的优越感，异民族政权对这种优越感的认同往往取决于中国的军事和物质力量。从古代中国的角度来看，主动将一些异民族政权纳入到朝贡体系，常常是基于经略周边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此外并不直接谋求拥有更多朝贡国，因为朝贡国家数量的多寡主要与“政德”和“天命”的盛衰有关。尽管朝贡体系内其他国家对儒家这些传统观念的接受程度不一，但是这些国家的确可从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中获得贸易特权以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这也是朝贡体制维持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朝贡体系理论有助于理解古代中国国际影响力变化的过程，但无法解释中国如何与朝贡体系之外的国家打交道，如处在古代中国朝贡体系边缘地带的日本，就不太适用于朝贡体系理论。即便是朝贡体系内的国家，朝贡理论也很难解释古代中国外交体系重点和非重点地区的形成及其变化原因。

第四种是“天下”秩序观。随着中国在21 世纪的崛起，一些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努力用中国历史的“天下”传统来解释或理解当代中国的世界观。通常来说，天下是领有天命的天子治下的疆域，中国相比天下而言是一个更为狭小的概念。从历史来看，天下所指称的地理空间不是无限和固定的，它从先秦到汉朝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最终包括四海和九州方圆万里的范围，覆盖了中国以及周边与中国有分封或朝贡关系的蛮夷狄戎国家。在汉之后的朝代，总有一些国家无法被中国纳入朝贡体系，那些国家在历史的语境中并不属于当时天下的范畴。从天下的概念出发，中国无疑是天下的核心，朝贡制度则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处理与其他异民族政权关系的基本方式，并且朝贡体系的扩张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中国通过主动的武力征服来实现，天下的形成被理解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根据“示无外”的文化传统，古代中国力求平等对待天下体系内的一切外国，并将他们一律看成是要比中国地位低的政权。天下秩序观的缺陷显而易见: 不仅无法解释中国不少朝代必须平等对待敌国甚至被迫接受“臣”的不平等地位，而且也无法解释那些地处偏远以及努力逃离天下体系的政权和民众。另外，天下秩序包含了古代中国对理想化之国际伦理的诸多想象，对天下体系内的外国一视同仁也与历史实际不相符。

在解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时，费孝通创造了“差序格局”一词，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圈层结构，不同圈层离中心的远近，代表疏亲程度的不同或贱贵差等的次序。一般而言，他人在这个圈层结构中的位置需综合考虑三个维度: 伦理、情感和利益。伦理对情感和利益有规范性的影响，在差序格局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情感和利益反过来也会加强或削弱伦理关系，而且情感和利益这两个维度之间还可能相互影响。从这三个维度的关系来看，差序格局中的自我相对于他人，事实上存在着某种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关系，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于观察具体的交换内容以及这种交换关系的强弱与对等性。在此意义上，差序格局也可视为中国人应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例如，父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在这一伦理关系背后，父慈子孝便意味着“慈”是父亲的义务，子女“孝”则是父亲的权利。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权利与义务恰好相反。“慈”和“孝”当然都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从培养子女和孝养父母的角度而言，父子之间自然也会有现实的利益。父子之间的亲密程度取决于他们在伦理基础上的情感及利益的综合交换关系。

就历史而言，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的确也经常用这种人伦的思维去称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兄弟之邦、父子之国和友邦等，南宋与金的关系还一度曾以“侄叔”相称。此外，和亲政策作为古代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也体现了人伦的思维方式。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实则也是强调个体应从人道出发由内向外推及政事治平的道理原则。古代中国的皇帝既是个体的人，同时也是可以代表国家社稷的“天子”。因此皇帝从个体的世界观出发考虑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外交关系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前述个体“差序格局”思维的影响。这种家庭、国政和外交思维的统合性有助于实现儒家经典《礼记》中的治理理想，即“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圣人之治”。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的外交体系也可被看成是以天子为中心的一个圈层结构。但是天子个体层面的伦理、情感和利益考量，在国家对外关系层面的内涵表现必然有所不同。

从伦理的维度来说，《孟子》中有“保民而王”的说法，唐朝柳宗元指出: “天子之孝，在于保安社稷、司牧烝黎。”这意味着，天子在对外关系领域最大的伦理即是要保证百姓和国家的安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会发生天命转移的情况，天子因此将不再配称“天帝之子”。换言之，安全问题事关古代中国的根本利益，也在对外关系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常常是决定国家间“伦理”规范的关键( 如以小事大或师出有名) 。此外，古代中国的儒家文化属内敛型而非扩张型，一般较少主动进攻他国，所谓平天下之要在治国，治国之要在齐家，齐家之要在修身，修身之要在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换句话说，古代中国通常并不谋求将自身的文化规范通过武力强加于别国，但重视修内治而使远方四夷“闻风向化，稽首来朝”，并且这被视为天子德行广大的重要表现。

在安全维度之外，其他三个影响古代中国外交关系的维度包括: 文化维度( 熟悉并接受中国经典和礼仪的程度) 、经贸维度( 经贸往来的重要性) 以及地理维度( 综合的地理条件) 。文化维度对应个体差序格局中的情感维度，因为古代中国天子对周边国家中熟悉和遵从中华文化礼仪者常常青睐有加，否则便视之为蛮夷未化之地。经贸维度和地理维度则更接近个体差序格局中的利益维度，事关天子在对外关系中的贡物、人口和土地等重要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中，伦理和情感是摆在首要位置的，利益特别是经济上的利益相对而言是较为次要的。孔子有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天子考虑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说，安全和文化方面的价值要高于经贸、人口和土地等方面的经济利益。

和个体的差序格局类似，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差序格局背后所反映的也是与周边政权间的交换关系，包括的形式有: 互酬形式的赠与和回礼( 如朝贡关系) 、文化上的遵从以交换安全方面的保障( 如藩属关系) 、经贸体系中的商品交换( 如边境互市与市舶贸易) ，等等。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四个维度的相互影响集中体现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古代中国对这四个维度的统筹考量是外交定位与决策的主要依据，并根据情势的变化动态调整对外关系。不难想见，随着历史的发展，周边地区或异民族政权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上的位置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且随着一些政权退出这个圈层结构，另一些可能也会进入这个圈层结构。

在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中，以中国为中心指的是一种“自我”的视角以及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它不仅吸收了前述四种外交体系理论视角的解释力，而且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看待中国和异民族政权孰优孰劣问题，避免了中国中心论、朝贡体系理论和天下秩序观所强调的刻板印象，即古代中国倾向于认为自身总是优于异民族政权。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视角还超越了仅依据文化、经贸或地理因素来考虑问题的局限，其基于安全、文化、经贸、人口与地理等多维度的综合分析，有利于拓宽中国经略周边的比较视野，更有利于研究某一周边区域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变化的情况。

根据这样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并结合秦朝以来的中国古代史进行考察，和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异民族地区相比，东南亚在古代中国的外交圈层结构中，总体上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尽管其中的今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大陆地区相比较而言，常常拥有更高的外交优先级，但是他们始终和古代中国的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异民族政权无法相提并论。下面将运用前述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理论，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个维度出发，深入探讨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

三、东南亚不是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

从外交体系差序格局的安全维度来看，古代中国不太重视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和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长期没有形成可与中国匹敌的强大政权，加上东南亚又有较强的逃避中央集权的传统，因此来自东南亚的安全威胁一直较小。这使得古代中国在地缘安全上不可能将东南亚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有关秦朝以来古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有观点认为“中国自古之边患，常从北方而来”，钱穆也基本认同这种说法，并将之解释成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国农业文化间的长期冲突。这样的概括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免有些笼统，不利于分析比较东南亚在中国古代经略周边中的地位。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十八册《中国历代战争史》是十分详尽和权威的中国古代战争通史，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东南亚史》的研究，较系统地梳理了秦朝至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主要的边疆战争( 见表1) 。从地理方位来看，古代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 例如汉朝时的匈奴) 、西北方( 如隋唐时的突厥) 和东方( 如隋唐时的高句丽和明朝时的日本) 的异民族政权，很少有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从古代中国边疆战争的频次来看，东南亚也要远远低于其他边疆地区。

长期以来，越南地区是古代中国经略东南亚的重中之重。从公元前214 年秦朝南征百越开始，直至清朝1885 年中法战争后越南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其间越南总计有1187 年在中国的郡县治下，另计有992 年是中国的藩属国。历史证明，相比将越南地区纳入到中国版图，与其维持较疏远的藩属关系是更为适宜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自五代时起，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就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在亚洲历史上绝无仅有。从陆地进入东南亚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是古代中国人为躲避战争或压迫而向南逃亡的一条重要线路，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多山地形也为南逃隐藏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为避免惹怒实力相对较强的古代中国，东南亚的本地政权也极少为这些南逃的中国人提供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庇护。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明朝永历帝曾被清兵追杀逃往西南交界的缅甸，但缅甸最终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将他交给清政府处置。

总体而言，强盛时期的古代中国是帮助东南亚各国维护本国秩序的重要域外力量，同时对东南亚各政权间的和平共处发挥着平衡作用。显而易见，东南亚对古代中国的安全需要，远远超过它对中国所能形成的安全威胁。即便是在古代中国衰落时，东南亚的政权也较少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也多数局限于中南半岛北部的陆地政权，但也几乎从未形成全国性的安全威胁，东南亚海岛区域的政权则更少与古代中国发生冲突。这一方面是东南亚诸政权作为小国或弱国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也与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有关。综合考虑，古代中国在经略周边时的确没有充足的理由在安全领域重视东南亚地区。

四、东南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限

但是，古代中国并没有主动对外输出自己政治文化与价值观的传统，也从未向西方那样有过“文明征服”的进程，它所持续追求的是中华文化对异域国家的潜移默化，通过柔远徕外和厚往薄来，希望达到外夷慕化与万国来朝的效果。这种对周边国家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象征着古代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政德与天命正统，而且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也有实际的功用，特别是当周边国家的国王接受古代中国皇帝的“敕封”时，这些国家便被纳入到古代中国的藩属体系。作为藩属国，一项重要的义务是向中国的皇帝进贡，所谓“四夷慕化，贡其方贿”，但同时藩属国借此也可获得一项重要权利，即与中国开展朝贡或非官方的贸易。

从历史传统来看，古代中国有很强的文化自信与优越感，蛮夷狄戎的文化被视为是较低等的，除非他们向中原地区学习和模仿，并成为这个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在古代中国较为强盛的时期，周边地区获得中原政权的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便是修习和践行儒家文化。由于礼仪是和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礼仪的等级也可部分看出古代中国藩属外交体系中各周边地区受重视的程度。秦汉之后的强盛朝代对待蛮夷狄戎的礼仪，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周朝的分封制度，重视敕封、朝觐、进贡和赏赐等礼仪正是分封制度和藩属外交的重要共同特征。此外，和亲是促进文化交流以及改善或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手段，古代中国曾与北面、西面的异民族政权和亲，而这一重要的外交政策手段罕见用于东南亚地区，侧面也反映了东南亚不受重视。

在古代中国周边，朝鲜历来对中国的历史和经典掌握得比较好，对中国文化也较为认同和推崇，因而大多数时候能在藩属外交体系中占据很高的地位，这部分也与古朝鲜显赫的文化传统有关: 商朝灭亡前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移居朝鲜并受周朝分封，周武王姬发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的问答后被收入《尚书·洪范篇》。相比之下，东南亚则没有朝鲜那样显赫的文化传统以提高他们在藩属外交体系中的地位。

尽管东南亚地区与古代中国通过陆路的交往远较海路要早，但是由于国力变化、地理距离与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藩属关系直到唐朝才全面建立。在唐宋明清等朝代，古代中国注重维系与东南亚的外交关系有国内政治上的考虑，即皇帝们大多热衷于谋求藩属国承认中国为寰宇之中心以及他本人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如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便带有这种意图。换言之，藩属国的数量和大小事关古代中国皇帝的颜面，对于其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是一种重要支撑。

在东南亚范围内，由于越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本身即属于中国，这个国家对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染和承袭要远超其他国家。以此来看，越南是古代中国外交体系中最受重视的东南亚国家。但是，越南在古代中国外交体系中的地位总体上不如朝鲜。中南半岛的其他政权( 如暹罗和缅甸等) 在中国藩属体系中的排位要低于越南，他们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儒家文化要更深。东南亚的海岛地区政权在古代中国藩属体系中的地位则更低，因为伊斯兰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要更显著，且较难与儒家文化相容。

五、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不对称性

从经贸维度来看，东南亚地区的政权加入古代中国的藩属外交体系，除了安全上的利益之外，也能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但古代中国“厚往薄来”以及不重视商业的文化传统，使得其与东南亚政权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不对称的，大多数时候后者对前者的依赖要深得多。通常来说，和古代中国之间存在藩属关系的东南亚政权可以定期遣使朝贡，并获得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权利。与中国没有藩属关系的外国也可以申请来华朝贡，如果获批则也可在中国进行合法的贸易活动。另外，古代中国的皇帝也会派遣使团往各藩属国，或宣布新王朝的建立并督促藩属国的国君遣使进贡，或吊唁藩属国国王去世并为其继任者加冕背书。在这些情况下，中国所派出的使团也被允许与藩属国从事一些贸易而作为出使的激励。在主要借由陆路交通的历史时期，古代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朝贡贸易因路途遥远和运力所限，一般只具有象征意义。晚唐之前，东南亚在贸易线路上的重要性仍远不及朝鲜半岛和日本。但随着宋朝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大发展，东南亚海路在朝贡贸易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尽管民间贸易在宋元明清与东南亚经贸往来中所占的比重常常更大，但是朝贡贸易这种官方贸易形式更能反映出古代中国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总体而言，藩属国在古代中国藩属外交体系中的地位，和他们被允许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频次是高度相关的，或者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一项附属性的制度安排。

北宋时期，来华朝贡次数较多的政权有高丽( 朝鲜， 61 次) 、交趾( 越南北部，75 次) 、占城( 越南中南部，55 次) 、大食( 阿拉伯地区， 43 次) 等。相较于中南半岛的东南亚政权，宋代中国与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来往较少，唯有与印尼( 时称三佛齐) 的贸易关系较密切。两宋时期，印尼朝贡中国计有20 余次。元朝时，高丽通过联姻成为蒙古帝国系统中地位尊贵的驸马之国，其朝贡待遇非东南亚的藩属国可以相提并论。有明一代，朝鲜是来中国朝贡次数最多的国家( 一年三贡) ，其次是琉球( 两年一贡) ，再次才可排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其中越南地区的政权( 安南和占城) 在明朝时朝贡中国的次数总计146 次，远高于东南亚地区排在第二位的暹罗( 76 次) 。以航海活动比较活跃的明朝永乐年间为例，占城在东南亚七个主要国家中，接待中国派出使团的数量是最多的( 14 个) ，派往中国的朝贡使团数量也高居第二( 18 个) ，暹罗( 泰国) 派往中国的使团数量则是最多的( 21 个) ，中国派往暹罗的使团数量也不低( 11 个) 。清代继承并拓展了明朝的藩属外交体系，将更多的周边国家纳入到朝贡贸易系统中。从清代规定的藩属国各国的贡期来看，朝鲜被允许一年四贡，一直是频次最高的。安南( 越南) 其次，一般三年一贡，乾隆和嘉庆两朝曾被改为两年一贡，但仍和朝鲜的朝贡频次有很大的差距。暹罗( 泰国) 在清初也是三年一贡，后在道光年间被改为四年一贡。接待和派出使团的多少以及贡期上的差异，部分反映了清代中国对安南的重视要高于暹罗，但和朝鲜相比要逊色得多。

从货物贸易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出口到东南亚的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而东南亚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香料、宝石和象牙等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多数时期维持着贸易顺差，东南亚各国对古代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较大。如果与对西面和北面的贸易相比，古代中国对与东南亚的贸易重视程度的确不太高，一则古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本身并不鼓励商业性的贸易活动，二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与西北面游牧社会间的贸易互补性较强，前者需要后者提供的马匹和铁器等安全必需品，而后者则需要前者提供粮食和丝绸这类生活必需品。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农业模式与中国的经济形态较为相同，只有当东南亚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小于中国国境内的运输成本时，贸易才具有经济意义。此外，对古代中国而言，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替代和补充性质的，和那种不可或缺的互补性贸易无法相提并论。

六、地理纬度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差序格局中，地理维度的重要性虽说不如前述三个维度，但也不能忽视。地理因素一方面对古代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构成现实制约，同时也会对差序格局中的安全维度、文化维度和经贸维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古代中国的传统来说，的确有不太重视沿海地区的倾向，通常会更加重视陆地。个中缘由除了前面所论安全威胁方面的考虑之外，其实也与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有较大关系。简言之，古代中国的政权基本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多数时候十分缺乏管理和探索海洋的兴趣。综合起来，中国西面和北面的异民族政权在古代时，因其土地与我接壤而较容易受到重视。尽管东南亚地区有越南和缅甸等国与我陆地接壤，但从地理性质上讲，东南亚与中国西面和北面相比，海洋地区的特性比较明显，明清两朝甚至通过海禁严格限制古代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海洋地区的来往。虽然自宋朝开始，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间的海上经贸往来变得较为活跃，但是这些大多属于民间贸易的范畴，并不能用来说明官方对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视程度，更何况古代中国对这类贸易原本就不太支持。总体而言，古代中国对内亚地区的重视程度的确明显超过海洋地区。

在上述的传统下，东南亚地区不太可能受到古代中国的重视。不过，东南亚海陆两分的差异性有助于理解东南亚不同区域受重视程度的差异。东南亚在地理上大体可分为半岛区和岛屿区。半岛区即中南半岛( 包括马来半岛) ，山地和高原较多，是与古代中国接壤的大陆区域; 岛屿区主要是指中南半岛以南的海岛区域。唐宋以前，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东南亚的海岛区基本不在古代中国的视野里; 中南半岛北部( 主要是今越南北部) 的大陆地区比较容易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更受古代中国的重视，而中南半岛南部及西面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更大。唐宋之后，海上贸易的繁荣提高了东南亚海岛区域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作为海洋贸易中心的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受到重视，但除了元、明两朝的一些时期，古代中国认为海岛地区的重要性也只是体现在不那么重要的贸易方面。以14 世纪前后为界，此前的印度教和佛教以及此后的伊斯兰教，他们较儒家文化而言，对海岛区域的影响更深。综合来看，在东南亚这一区域内部，古代中国对半岛区域较海岛区域更为重视，在半岛区域，则更重视与古代中国接壤的北部地区。

从地理距离上来说，离古代中国首都越近以及交通越便利的周边国家，越有条件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展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政治互动，因而受到重视的概率就会比较高。由于古代中国的都城大多设在黄河以北，东南亚和中国西面、北面及东面相比，距离中国首都比较远，在地理上并不具备受到重视的较好条件。南宋定都杭州时期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例证，当时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政治中心的地理距离较以往有所缩短，加之南宋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较为发达，因而中国可以比较便利地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各国加强联系并开展朝贡贸易。同一时期，南宋与高丽( 朝鲜) 的关系却较为疏远，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高丽与其临近的金国也建立了朝贡关系，而南宋当时又面临着来自金国的安全威胁。宋朝以后的元明清时期，尽管航海技术的发达便利了东南亚地区来华朝贡以及外交关系的发展，但受制于前面所论的安全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以及此一时期中国政治中心大多数时候在北京，东南亚在南宋时期较受重视的情形很难再现。

此外，从移民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主要有三种类型: 戍边移民、灾难移民与贸易移民。戍边移民主要指的是向与中国接壤的越南、老挝和缅甸三国边境地区强制性地分派流放人员或士兵及其家属，其目的在于稳疆拓土或增加税源; 灾难移民主要是指为逃避战乱、疾病或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移民; 贸易移民的形成则主要是因从事非官方贸易而流寓海外，而且贸易移民是东南亚早期移民的主要类型。由于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将人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是历朝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汉朝直至唐代，古代中国移民东南亚的人数较少。唯有宋元时期，朝廷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较为鼓励华商和水手出海贸易，并且对流逸海外的华人并不如前朝那样加以严控或重罚，古代中国在东南亚沿海及海岛地区的贸易移民由此显著增多。但明朝初年实施海禁政策后，明清两朝大体将海外流民视为祸患而加以招抚或征讨，且将定居海外的移民都视为贱逆。从传统中国的乡土观念来看，任何类型的移民都很难构成重视东南亚地区的理由，反倒是提供了轻视甚至是贬低这一地区的可能性。就土地本身的特点和价值而言，东南亚的山地和丘陵地区较多，适于古代中国传统农业种植的土地并不多，而且开垦的难度也较大。这些地理相关的因素使得东南亚总体上不那么受古代中国的重视。

七、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示

综上所述，从“差序格局”视角中的安全维度、文化维度、经贸维度以及地理维度来看，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并非古代中国经略周边的重点，在东南亚地区范围内仅有越南相对比较受古代中国的重视，但其受重视的程度要明显低于古代中国北面、西面和东面的许多政权，如本文作为对比而提及较多的朝鲜。

首先，既然中国有不太重视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一传统在当今的中国－东南亚关系中是否仍在发挥影响? 考虑到东南亚对中国的重要性日渐提升，但是中国历来对东南亚的关注和影响比较少，如果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依旧存在，那么势必将不利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我们要如何破除古代中国不太重视东南亚的传统?对历史心态的调整和对东南亚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重视，应是正确且有效的途径之一。

其次，以前述差序格局理论的四维度来检讨当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情形与古代相比的确已有很多不同。举例来说，在安全方面，古代中国在较长的时期内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域外大国，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在这一地区，美国和日本也是重要大国，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增加了区域发展和稳定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管理各种风险和冲突( 特别是南海问题) 的成本，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需要积极应对与小心调整。此外，当前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特点呈现为越来越强的产业链嵌套与产业内分工趋势，目前东南亚既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又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且出口额与进口额均远超中东欧、南亚、中亚和西亚北非等其他“一带一路”地区。东南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高，中国的海外拓展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东南亚。

再次，由于中国很长时期内不十分重视东南亚，而且东南亚地区也有逃离中国影响的传统，如果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推进过程中，中国过多地依赖政府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那么将难以避免地会遭到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猜疑、不信任以及双多边关系的反复。采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方式以及更多地依靠当地主流社会，可以部分地减少东南亚国家的焦虑。但是，如何把握好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如何讲好现代中国故事，如何利用文化交流增进与东南亚的互信以及消除误解与分歧，依旧任重而道远。

最后，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地理因素在地缘政治经济中的权重，而东南亚与中国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近。从新时代中国陆海统筹和全面开放的发展格局来看，尽管我们从陆上和海上都可以在东南亚地区有所作为，但是在“陆”和“海”的优先发展次序上，仍需分阶段和分领域地有所侧重。就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而言，不仅需要处理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而且也要协调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这些都需要思考如何充分发挥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

（本文转自：厦门大学学报 2019年第05期）

作者简介：

盛思鑫，丝路国家战略（厦门）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本期责任编辑：马田甜

原标题：《盛思鑫：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