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港城建设的不断扩张，既给宁波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给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宁波城市考古由此应运而生。本文在收集汇总历年宁波城市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拟从发现与发掘、保护与展示、问题与思考三个层面入手，对其作一概要梳理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期裨益于今后。

一、发现与发掘

城市考古在宁波的肇启，最初可以追溯至1973年开始的和义路、东门口一带唐、五代、宋渔浦城门、城墙与城外造船场等遗址的发掘 [2]。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在今之宁波辖境已开展重要城市考古项目50余项，分别涉及句章故城（港）、鄞县古城、鄮县故城（港）、余姚古城、明州古城（港）、慈城古城、奉化古城等七座不同时期的城（港）和部分方志讹传与宁波古代港城演变相关的“小溪”问题。兹以时代为序，择要介绍如下：

（一）句章故城（港）

1.故城遗址

句章故城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一带，系今之宁波境域出现最早的城邑，相传始建于战国初年的越王勾践时期[3]，秦、汉、两晋之际为古句章县治[4]，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城废治迁[5]，立城凡800余年，城废至今已1600多年。

2003年，文物考古部门开始着手对句章故城进行初步调查，并编制了《句章故城航空、水下、岸陆三位一体考古发掘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2012年，针对句章故城相继实施了三期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主要成果包括但不限于[6]：找到了句章故城的具体位置是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一带（图1）；探明了句章故城的城址范围是在由余姚江-赶水河-横河-后河-余姚江相连构成的梯形水网内（图2），城址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中心区域位于今癞头山（古称县后山）一带，面积约5万平方米；确认了句章故城的始建时间至迟不晚于战国中晚期，与后世文献所记建城时间相差无几，其兴起与发展则可能与当时的楚越战争有关[7]；厘清了句章故城的废弃年代虽确在东晋末年，但其迁治的地点并不在后世方志所谓的宋时小溪镇（今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一带），而是在今天的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8]。

图1：句章故城一带地理环境（西往东摄）

图2：句章故城城址范围示意

2.码头遗址

句章古港被誉为“甬江流域出现最早的港口”“越国的通海门户”和“中国最古老的海港之一”[9]，但何时初创史无明言。《史记·东越列传》载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天子（汉武帝——笔者注）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10]击瓯越，是为自句章出海之最早文字记录，说明至迟在西汉早期，句章古港应已初具规模，至少可以满足当时较大军事行动的需要，据此，则其建港时间当更久远，或应与其建城同时。东汉以降，句章作为诸多军事行动的出入港口频频见诸史册 [11]，成为当时的海疆前沿之一。东晋末年，随着句章故城的废弃与句章县治的迁移，其港口主体也相应迁到了今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12]。

因为时间的久远、环境的变迁、记载的缺乏和后期的破坏，昔日的句章港口具体样貌如何已经不得而知，但2004-2012年句章故城考古过程中，曾在后河近余姚江段北岸发现1处东吴至两晋时期的木构台阶式码头遗址（图3）。从勘探情况看，其平面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20米，宽约9米。从试掘情况看，其东部自下而上设有直径20-50厘米不等的横木五根，皆呈25°方向横置，形成4级台阶，以便人员与货物上下；横木外侧立有直径5-12厘米不等的竖桩和直径5-8厘米不等的斜插圆木，皆起加固作用，防止横木滚落；附近还发现有细碎的石块和板灰，推测可能是码头的作业面[13]。这一发现，为探讨句章古港和宁波古代港口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

图3：句章故城东吴-两晋时期码头遗址（局部）

（二）鄞县故城

鄞县故城位于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行政村山厂自然村城山东南，系秦汉至南朝时期的古鄞县治[14]，至隋初开皇九年（589）古鄞县撤并入句章县后废[15]，立城凡800余年，城废至今已1400多年。

2015-2018年，文物考古部门对白杜一带展开了跨越四个年头、持续两年多的考古调查、勘探、解剖试掘和文献梳理、雷达扫测、高空航拍、激光扫描、RTK测绘、影像分析、三维建模、科技检测工作。主要成果包括但不限于[16]：确认了鄞县故城的具体位置是在今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行政村山厂自然村城山东南（图4）；印证了历史文献关于古鄞县初设于秦汉之际、终废于隋代初年的记载。有所不同的是，考古发现还显示，鄞县故城城墙的修筑应不早于东汉晚期至三国东吴时期，在时间上要晚于古鄞县的设立，推测或与赤乌三年（240）吴主孙权“诏诸郡县治城郭”[17]有关；厘清了鄞县故城的基本面貌。考古发现表明，鄞县故城系以夯土墙体与城外水系为闭合空间修建而成，依山而筑的城墙和连成一片的水系共同构成了城市的防御体系。城市整体规模虽然不大，周长仅约760米，面积仅约3.8万平方米，但其布局谋划法度严谨，形制结构相对完整，主要功能要素齐全：夯土城墙位于城山顶部，沿山脊线走向分布（图5）；水系主要位于城山东、南；居住区主要位于城山南坡；作坊区可能位于城外南侧；墓葬区则多位于城周山地。

图4：鄞县故城一带地理环境（北往南摄）

图5：鄞县故城北段夯土城墙现状

（三）鄮县故城（港）

1.故城遗址

鄮县故城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一带，系秦汉至南朝时期的古鄮县治[18]，至隋初开皇九年（589）古鄮县撤并入句章县后废[19]，立城凡800余年，城废至今已1400多年。

2018-2020年，文物考古部门对方志记载鄮县故城所在的“阿育王山之西、鄮山之东”[20]，即今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一带，及其周边的宁波高新区梅墟街道和北仑区小港街道、大碶街道等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和遥感考古、基础地理信息采集（图6），共完成调查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勘探面积约170余万平方米、试掘面积20平方米，虽发现了不同时期的聚落遗址1处、墓葬群12处、窑址4处，也采集到了不少的遗物标本[21]，但遗憾的是并未找到任何城址迹象。前后沿用800余年的鄮县故城究在何处，仍待今后开展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图6：鄮县故城一带数字高程模型成果截图（局部）

2.港口问题

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云：“（鄮）县去郡治（指当时的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笔者注），不出三日，直东而行，水陆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氾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22]南朝顾野王《舆地志》云：“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贸易，因名鄮县。”[23]虽然对于鄮县因何得名学术观点并不统一，但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古鄮县地理位置通江临海，有着比较便利的水上通道，应是当时一处海陆贸易的节点，或已形成了早期的港口，并可通过小浃江出海贸易。至于港口具体位于何处，迄今同样不得而知，有待今后深入探讨。

南宋以来的地方志书继承了鄮县因海产贸易而得名的说法，并对其海道优势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24]但需注意的是，因古鄮县已于隋代开皇九年（589）并入句章，此处所言当指唐代武德八年（625）重置的鄮县或开元二十六年（738）后作为明州附廓的鄮县，而非隋代以前的古鄮县。

（四）余姚古城

余姚古城位于宁波市余姚市旧城区内龙泉山东，系秦汉以来的历代余姚县治所在[25]。古城由南、北两城组成，其中南城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北城系三国东吴名将朱然所筑 [26]。现今相关遗迹虽保留不多，但古城格局大体犹在。

针对余姚古城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晚，次数也不多，有收获者仅两次：一次是2018年巍星路南宋窖藏发掘，出土不少精美文物[27]；一次是2020年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发掘，发现河道、临河护岸、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10余处（图7），出土陶、瓷、石、铜、木、骨等各类遗物标本300余件，其中封检、木觚等简牍类文书可谓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物佐证[28]。这两次发掘一在北城之内，一在南城巽水门外，对于研究余姚古城双城格局及其演变发展均有一定价值。

图7：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1号、2号护岸

（五）明州古城（港）

1.古城遗址

明州（庆元、宁波）古城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旧城内。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在今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设明州，“以境内四明山为名”[29]；长庆元年（821）在今宁波城区鼓楼一带建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环以水”[30]；唐代末年建罗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计十八里。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今余姚江——笔者注）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31]，从而一举“奠定了古代宁波城市的空间形态”[32]。民国时期，除现存之鼓楼南门外，宁波旧城城墙终被全部拆除。

1973年以来，为配合旧城改造，文物考古部门曾组织开展过多达37项涉及明州（庆元、宁波）古城的考古（试）发掘项目，相继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地下文化遗存，为全面、深入探讨明州（庆元、宁波）古城不同时期的城防体系建设、城市规划布局与演变发展，以及港城互动关系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案例。

以下简要分述之：

（1）子城遗址

1987年曾对鼓楼西北隅进行过小规模发掘，但无重要发现[33]；1997年发掘揭露出唐宋时期的城墙、窨井、护城河、房基、室内地面、天井、沟、路面、花坛等遗迹（图8），并确认子城的具体位置就在今之宁波市区鼓楼一带，其范围大体在东至蔡家巷、南至鼓楼外、西至呼童街、北至公园路的围合区域内[34]。

图8：明州子城遗址部分遗迹

（2）罗城遗址

1973-1975年在和义路、东门口一带发掘揭露出唐、五代、宋的渔浦城门、城墙、道路、水沟、灰坑等遗迹[35]；1993年在东渡路、东门口一带发掘揭露出唐、宋、元的城墙、灰坑、水沟等遗迹[36]（图9）；1995年在东渡路与新街地块发掘揭露出唐代城墙、宋元时期市舶司（务）城门（又称来安门）段城墙遗迹[37]（图10）；2003年在和义路北段东侧、解放桥以南地块发掘揭露出元代新筑之和义门（旧曰盐仓门、下卸门）瓮城遗址局部[38]（图11）；2016-2017年在西门口东北侧地块发掘揭露出唐末、五代至民国时期的罗城城墙（望京门段）及城内外建筑基址、灰坑、墓葬等遗迹[39]（图12）。通过这些发掘，不仅确认了方志记载中罗城唐末始筑、宋代重修、元代毁建、明清增补、民国拆除之史实，揭示了不同时期罗城的相互关系及其构筑方法，也实证了罗城走向大体与今永丰路-望京路-长春路-灵桥路-东渡路-和义路-永丰路这一环线相互重叠的可信[40]（图13）。

图9：明州罗城遗址（东渡门段）发掘场景及部分遗迹

图10：明州罗城遗址（来安门段）部分遗迹

图11：和义门瓮城遗址发掘场景

图12：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发掘场景

图13：明州罗城古今叠压范围及走向示意

（3）城市设施

1986年发掘了天封塔地宫 [41]（图14）和天后宫遗址[42]；1986-1987年发掘了天封塔塔基[43]（图15）；1995年发掘了天宁寺东塔基址[44]（图16）和宋元市舶司（务）仓库基址[45]（图17）；1997-1998年发掘了孔庙遗址[46]；1999年发掘了都酒务遗址、水则亭基址、水则碑与疑似高丽使馆旧址[47]；2001-2002年发掘了永丰库遗址[48]（图18）；2003年发掘了天宁寺遗址[49]（图19）；2008年发掘了范氏旧居遗址[50]；2010年发掘了崇教寺遗址[51]；2011年发掘了长春塘遗址[52]（图20）。

图14：天封塔地宫部分出土文物

图15：天封塔塔基基石与缸基

图16：天宁寺东塔基址

图17：宋元市舶司（务）仓库基址（局部）

图18：永丰库遗址全景

图19：天宁寺塔及遗址鸟瞰

图20：长春塘遗址（局部）

2.港口设施

得益于悠久深厚的水上交通传统、河（中国大运河）海（“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节点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句章、鄮县等早期港口的持续开发，特别是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作为独立州级政区的明州在今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的稳定设置，与城市两位一体、互为依托的港口也因此得以日益兴盛起来。

除了上文提及的可以作为航标的天封塔，以及与港航活动密切相关的天后宫遗址、市舶司（务）仓库遗址、疑似高丽使馆旧址、永丰库遗址等等历史遗迹，在历年来的城市考古工作中，还发现过不少的码头遗址和木质沉船，主要包括：1973-1975年在和义路、东门口一带发掘揭露出的唐宋时期造船场遗址（1998年再次对该船场遗址进行了发掘[53]）和唐代龙舟[54]；1978-1979年在东门口交邮大楼地块发掘揭露出的两宋时期江厦码头遗址（图21）与北宋古船[55]（图22）；2003年在和义路发掘揭露出的南宋古船[56]（图23）；2006年在和义路发掘揭露出的南宋渔浦码头遗址[57]（图24）。这些发现，不仅揭露出唐至元代明州（庆元）的部分港口设施，还同出了一批重要的内外贸易类陶瓷，为探讨那一时期的港口发展以及港城关系提供了直接佐证。

图21：江厦码头遗址

图22：北宋古船

图23：保护展示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的南宋古船

图24：渔浦码头遗址（局部）

3.早期遗存

值得关注的还有一度颇受忽视的时代更早的城市地下文化遗存。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宁波旧城内西门口东南侧、孝闻街与西河街交叉口西南、天宁寺东塔基址下、明州子城遗址下、永丰库遗址下、孝闻街、尚书街、月湖西区、西门口东北侧等地，相继发现过唐代早期及其以前的文化遗存（图25），表明远在唐代长庆元年（821）修筑明州子城以前，今里已经相当繁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迁址的句章县治，隋代开皇九年（589）设立的句章、余姚、鄞、鄮县合治，以及唐代武德四年（621）设立的鄞州治、武德八年（625）设立的鄮县治、开元二十六年（738）设立的明州治应皆在此，而非此前部分方志和今人研究臆测讹传的在小溪、古鄮县和三江口之间来回迁移[58]。

图25：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唐代以前遗存分布示意

（六）慈城古城

慈城古城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原为慈溪旧治。慈溪建县始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59]，历属明州（庆元、宁波）辖县之一，至1954年迁治浒山镇，其治慈城凡1216年。

2002年以来，为配合慈城古城保护开发，文物考古部门曾相继实施过6次发掘：2002年古衙署遗址发掘[60]（图26）；2007年小东门、太阳殿路暨东城沿路发掘[61]；2009年小东门城门遗址发掘[62]；2010-2011年大东门城门及瓮城遗址发掘[63]（图27）；2011-2012东南段城墙发掘[64]；2020年南门地块发掘[65]。发现了唐至明代慈溪衙署甬道和明代大小东门城门、水门、瓮城、护城河及多段城墙遗迹，基本探明了其城垣形制，也证实了其城墙的始筑时间当不早于明代，解决了长期以来方志记载中的争议[66]。

图26：慈城古衙署Ⅰ期甬道遗址

图27：慈城大东门瓮城遗址（局部）

（七）奉化古城

奉化古城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旧城内。奉化建县始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67]，历属明州（庆元、宁波）辖县之一，元代元贞元年（1295）一度升为奉化州，明代洪武二年（1369）复为县，1988年撤县设市，2016年撤市设区。

针对奉化古城的考古工作迄今开展不多，主要有两次：2002年在县江东岸拆迁地块进行小规模发掘时发现大量韩瓶堆积；2015-2016年在惠政东路1号地块进行大规模勘探、发掘时发现各类遗迹现象79处，出土遗物标本2000余件（其中韩瓶1500余件），遗物时代上起唐宋，下至民国。这两次发掘地点相距不远且均有大批韩瓶发现，推断该地可能存在过一处古代制酒作坊的堆场[68]，但除此外并无其他重要遗址发现。

（八）“小溪”问题

宋时小溪镇（今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一带）曾一度被讹传为东晋隆安年间（397-401）至唐代武德四年（621）间的句章县治、唐代武德四年至八年（625）间的鄞州治、唐代武德八年至开元二十六年（738）间的鄮县治、唐代开元二十六年至大历六年（771）间的鄮县治与明州治、唐代大历六年至长庆元年（821）间的明州治、唐代长庆元年至后梁开平三年（909）间的鄮县治等不同州、县治所之所在，这一说法虽历代争议不断，但直至现代考古手段的介入和相关研究的深入，真相才最终得以大白于世[69]。

2011-2015年，文物考古部门对鄞江镇一带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考古调查、勘探、（试）发掘和遥感考古、地球物理探测等工作。从考古情况看，在部分方志及今人研究指认可能埋藏有古城的高尚宅地块、悬磁村地块及凤凰山周边，不仅没有任何城址迹象发现，甚至连宋元时期的文化堆积都属罕见；在被认为最有可能的古城畈地块，主要发现的也只是宋元时期的水利遗存及相关遗迹（图28），唐代及其以前的文化堆积同样十分单薄，从而完全排除了历史上这里曾建有县级以上治所的可能。

图28：小溪（鄞江）一带发现的部分宋元时期遗迹与遗物

二、保护与展示

“文物是人类经过长久的智力创造与文化积淀而存留下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文物保护工作的直接对象，也是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的客观实体。考古实践和研究工作的持续开展，要依赖于文物本体客观、真实和完整的保存。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保护是前提，从文物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文物保护的科技局限性、考古技术的局限性等方面出发，为了满足考古工作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文物资源的永续传承与利用，应该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70]

近五十年来，宁波在开展港城考古的同时，也对发现的部分重要遗存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保护。主要做法有：

（一）出台法规政策

在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和近年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浙江省《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政策依法开展港城考古的基础上，宁波市也相继出台了自己的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宁波市文物保护点保护条例》《宁波市慈城古县城保护条例》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这为宁波港城考古的顺利开展和重要考古遗存的保护展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依据。

（二）保护展示模式

1.公布文物保护单位

经由考古发现或开展过考古工作的港城地下文化遗存，目前已有8处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1]。其中：国保3处，分别为永丰库遗址、天宁寺（含东塔基址与寺庙遗址）、水则碑；市保1处，为天封塔（含地宫与塔基）；区县（市）保4处，分别为句章故城遗址、（疑似）高丽使馆旧址、和义门瓮城遗址、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此外，鄞县故城遗址也正在积极推荐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争取早日纳入法制化的保护轨道。

2.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与现场展示馆

目前已建成城市考古遗址公园1处，为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公园（图29）。永丰库遗址于2001-2002年发现，曾获评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因其地处宁波城区黄金地段，是否保护、如何保护当时各方意见不一，保护难度相对较大，但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市政府最终取消了建设项目，投入资金1亿多元实施原址填埋保护并整体复原展示。2008年11月，遗址公园建成；2009年3月，遗址公园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

图29：永丰库遗址公园

正在建设城市考古遗址公园1处，为望京门遗址公园（图30），计划2021年12月正式建成开放。这里同时建有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现场展示馆，2016-2017年考古发现的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将予以大部原址填埋保护、局部揭露展示。

图30：望京门遗址公园效果图

3.原址填埋保护与遗址揭露展示

句章故城、鄞县故城、天宁寺东塔基址、天封塔地宫与塔基、范氏旧居遗址、慈城古城大东门城门及瓮城遗址、慈城古城东南段城墙等，目前系采取原址填埋的方式予以保护；水则碑、和义门瓮城遗址、渔浦码头遗址、天宁寺遗址、孔庙遗址、长春塘遗址、慈城古衙署之甬道遗址等，目前系采取原址局部揭露展示或全部揭露展示的方式予以保护（图31、32）。

图31：原址保护展示的和义门瓮城遗址一角与保护标志

图32：渔浦码头遗址保护展示栏

4.原址重建复原与异地保护展示

慈城古城大东门及瓮城、慈城古城小东门城门、慈城古衙署、水则亭基址、疑似高丽使馆旧址等，现已大体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进行了原址重建或模拟展示（图33、34）；和义路唐代龙舟与南宋古船，因缺乏原址保护条件，分别采取了整体迁移保护和拆解迁移保护等措施予以处理，现唐代龙舟正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点——庆安会馆内展示，南宋古船则经科技保护修复后在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内展示。

图33：模拟复原的慈城古城小东门

图34：水则碑亭今貌

5.文物展出与专题展陈

港城考古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现正在甬城各大博物馆中展出。此外，2002年以来相继举办了“永丰库遗址探秘”“千年古船特展”“宝见古城——宁波·余姚巍星路窖藏考古成果展”等港城考古专题展和“发现宁波——宁波考古二十年成果展”“发现——新世纪宁波考古成果展”等辟有港城考古专章的各类展陈（图35）。2021年还将举办“天下开港——宁波的港与城”“汇流——明州古城考古成果展”（暂名）、“甬地之源——鄞县故城考古成果展”（暂名）等港城考古专题展。

图35：部分港城考古成果展览

三、问题与思考

（一）关于城市考古范畴

城市考古是以古代城市的遗址为对象的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考察和研究古代城址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古代城址不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复原古代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结构，从而认识古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场景，为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开展古代城市的保护奠定基础[72]。目前学术界一般将通过考古学方法对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和功能等所开展的研究称为“城市考古”，有时也将“城市考古”理解为在现代城市范围内进行的各项考古工作[73]。

具体到宁波的城市考古（似乎称为港城考古更为合适）情况来看，新世纪以前还仅仅局限于今天的宁波旧城范围内，其考古的对象也仅仅只是历史上的明州（庆元、宁波）古城（港）。这一情况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自2002年以来句章故城（港）、鄞县故城、鄮县故城（港）、余姚古城、慈城古城、奉化古城以及“小溪”问题的考古调查、勘探、（试）发掘与研究，已经引发了宁波城市考古范畴与对象的极大扩展。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缘于明州（庆元、宁波）古城（港）面积的局限和现代城市改造步伐的过快，导致宁波旧城范围内可供考古区域的逐步缩减，因此不得不向广义的城市（城址）考古延伸，另一方面也是缘于宁波城市考古目的与方法的转变。

（二）关于城市考古方法

宁波城市考古范畴的延伸与扩展，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宁波城市考古的目的已从以往纯粹的配合旧城（镇）改造与工程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开始走向主动性的课题考古研究；考古目的的转变，也同时意味着城市考古方法的改变。在以往的宁波城市考古实践中，针对古今重叠型城市（学术界一般称作某某古城）和荒野废弃型城址（学术界一般称作某某故城），我们采取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方法都是不完全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拙著《宁波城市考古发展简论》[74]一文，此不赘述。

（三）关于保护展示问题

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曾经指出，城市考古遗存及其保护展示，“为现代城市建设增添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留存城市记忆、增强城市的文化自信发挥着积极的作用”[75]。

目前，宁波境域发现的港城考古遗存，主要采取的是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与现场展示馆、原址填埋保护与遗址揭露展示、原址重建复原与异地保护展示等保护展示手段。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保护展示，已成为港城宁波的文化座标和靓丽名片。但不可否认，文物保护管理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矛盾仍然且将长期存在，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的考古遗存毕竟只是少数，多数遗存特别是早年的一些珍贵发现已被损毁消失；已经保护下来的考古遗存，也只是一些分散的单体的遗迹，即便如此，其保护效果与后续保护问题也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向公众展示方面仍有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部分重要的考古遗存，诸如鄞县故城、渔浦码头遗址、孔庙遗址、长春塘遗址等虽然得以原址保护，但尚未正式纳入法制化的保护轨道，有待今后继续努力争取。

（四）关于考古成果转化

宁波城市考古开始至今已近50年，重要考古项目开展至今已有50余项，其中不乏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发现。但从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问题仍然不少，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考古简报尚未正式发表；二是公开出版的单行本专题报告不多，目前仅见《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发掘报告》和《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2部，《鄞县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虽已完稿并交付编辑但尚未出版，《小溪（鄞江）——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报告》和《明州罗城（望京门段）——考古发掘报告》（暂名）则仍在编写之中；三是研究论著相对欠缺，除早年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和《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话》勉强可计入、《城·纪千年——港城宁波发展图鉴》和《明州古城研究》（暂名）正在编著外，尚无其他专门性、综合型的港城考古研究专著面世。

今后，一方面要更加高度重视城市考古资料整理的及时性问题，积极推动前期积压考古资料的整理，以期催生更多的考古简报与专题报告的发表（出版）；一方面要更加强调城市考古资料整理的系统性问题，逐步开展宁波城市（城址）考古的专题性研究，期待高质量、专门性、综合型的学术专著问世。同时，可以考虑利用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对所有零散资料进行统筹管理，争取早日建成“宁波城市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这对深入开展宁波古代城市发展史和港城关系研究同样十分重要。

（五）关于城市考古管理

如同其他地区的城市考古一样，在多年来的宁波城市考古工作中，我们也曾遇到过不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在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考古工作列入城镇工程建设前置条件的长效机制尚未全面形成问题；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如何与现代城市建设取得共赢问题；抢救性考古工作质量与城市建设工程工期如何协调问题；城市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存如何在保护管理好的基础上更好地活化利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需要从宏观管理层面予以明确、引导，也需要我们自身主动应对、化解。

（六）关于港口考古研究

港城相依、以港兴城是宁波主要的城市特征之一。“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港城发展进程中，宁波的城市经历了从句章故城到明州古城再到今日宁波的历史嬗变，宁波的港口也相应经历了从余姚江时代到三江口时代再到海港时代的华丽转身”[76]。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历代先民曾经建造过诸多的港口设施，但考古发现却相对不多。这一方面固然与古代特别是早期港口可能建造相对简陋不易保存、后期建设对港口设施的影响或破坏更大等因素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专门针对港口方面的考古项目明显偏少、相关研究同样不多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今后宁波港城考古可以关注的另一领域，也是今后应该着力的另一方向。

综上所述，通过持续不断的考古研究，港城宁波的发展脉络已得以逐步清晰，名城宁波的文化内涵也得以丰富夯实，曾经繁华的城市面貌与市民生活图景亦得以部分再现。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以往的宁波港城考古，特别是针对古今重叠型城市和港口遗存开展的考古，还仅仅是一些点状的零散的工作；保护下来的港城考古遗存，也仅仅是一些分散的单体的遗迹。我们的港城考古还没能与配合旧城改造完全驳离，做到事先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我们的考古研究也还没能很好地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兼顾全局并形成系统的成果。所有这些，对于保护港城的历史、根脉和风貌，对于探究港城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显然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城市改造运动仍远未平息、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的今天，宁波的港城考古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附记：本文根据2016年11月26至27日笔者在广州召开之全国“城市考古与考古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上所作专题报告《宁波城市考古概论》增补修订而成。今刊于此，以纪明州子城建设（公元821）1200周年。

注释：

[1]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始置明州，天宝元年（742）改余姚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明州；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改明州望海军；北宋建隆元年（960）称明州奉国军；南宋庆元元年（1195）升庆元府；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改置宣慰司，至元十四年（1277）改庆元路总管府；明初一度复名明州，洪武十四年（1381）改名宁波并沿用至今。

[2]参见王结华、褚晓波：《宁波地域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臧洪传》：“句章县故城在今越州鄮县西。《十三州志》云：‘勾践之地，南至勾无，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伯（通霸——笔者注）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是为关于句章建城之最早文献记载。

[4]（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上》：“会稽郡。县二十六：吴、曲阿、乌伤、毗陵、余暨、阳羡、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塘、鄮、富春、治、回浦。”（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郡国四》：“会稽郡。十四城……山阴、鄮、乌伤、诸暨、余暨、太末、上虞、剡、余姚、句章、鄞、章安、永宁、东侯官。”（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地理志下》：“会稽郡……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鄮、始宁、剡、永兴、诸暨。”

[5]自（明）周希哲、曾镒修，张时彻等纂《嘉靖宁波府志》开其端认为东晋隆安年间因孙恩、刘裕之战导致句章废城迁治以来，地方志书与今人研究多持此说，恕不一一列举。

[6]参见王结华、许超、张华琴：《句章故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

[7]参见许超、王结华、张华琴：《句章故城与楚越战争》，《中国城墙》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8]参见王结华、许超、张华琴：《句章故城若干问题之探讨》，《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王结华：《从句章到明州——宁波早期港城发展的考古学观察》，《中国港口》2017年增刊第1期；许超：《宁波地区汉唐港城的考古学研究》，南京大学2018年博士毕业论文；王结华：《关于宁波古代城市发展中的“小溪”问题》，《东南文化》2021年第4期（待刊）等。

[9]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2-13页。

[10]（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东越列传》。

[11]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孝顺孝沖孝质帝纪》《后汉书·臧洪传》；（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南朝·梁）沈约撰：《宋书·本纪第一》《宋书·刘敬宣传》《宋书·刘钟传》《宋书·虞丘进传》等。

[12]参见张华琴：《句章古港新探》，《中国港口》2016年增刊第2期；王结华：《从句章到明州——宁波早期港城发展的考古学观察》，《中国港口》2017年增刊第1期等。

[13]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0-61页。

[14]同注[4]。另见（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州郡一》：“会稽太守……领县十……山阴令，永兴令，上虞令，余姚令，剡令，诸暨令，始宁令，句章令，鄮令，鄞令。”（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州郡上》：“会稽郡：山阴，永兴，上虞，余姚，诸暨，剡，鄞，始宁，句章，鄮。”

[15]（唐）魏征等撰《隋书·地理志下》：“句章，平陈，并余姚、鄞、鄮三县入。”

[16]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王结华、许超、张华琴执笔）：《远逝千年的边陲古城——宁波奉化白杜鄞县故城的考古调查与发现》，《中国文物报》2018年6月15日第6版专版；张华琴：《鄞县故城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17]（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18]同注[14]。

[19]同注[15]。

[20]（南宋）张津等纂：《乾道四明图经》卷一《总叙》，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2880页。

[21]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22]（西晋）陆云撰，黄葵点校：《陆云集》卷十《答车茂安书》，中华书局，1988年，第175页。

[23]（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州郡部一七·明州》引《舆地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833页。

[24]（南宋）张津等纂：《乾道四明图经》卷一《总叙·分野》，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2880页。

[25] 唐代以前余姚设县情况可参见注[14]、注[15]。唐代以后余姚时州时县时市，变动较多，此处不再赘注。总体来看，余姚长期隶属越州、绍兴而划归宁波很晚，与宁波港城发展关联度不高，本文所以列入，只是为了能够相对完整地介绍今之宁波境域城市考古概况。

[26]（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九《沔水》：“江水又东径余姚县故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南临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谓沧海浩浩万里之渊也。县西去会稽百四十里，因句余山以名县。”中华书局，2007年，第688页。

[27]参见罗鹏：《浙江余姚巍星路窖藏考古》，《大众考古》2018年第12期

[28]参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少、孙国平、王永磊、丁风雅、张华琴、许超执笔》：《新成果·新进展·新突破——2020年度宁波地区重要考古发现》，《中国文物报》2021年4月2日第6版专版。

[29]（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开元二十六年，采访使齐澣奏分越州之鄮县置明州，以境内四明山为名。”中华书局，1983年，第629页。

[30]（南宋）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公宇·子城》。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147页。

[31]（南宋）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城郭》。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140页。

[32]傅璇琮主编，张如安、刘恒武、唐燮军著：《宁波通史·史前至唐五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33]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鼓楼西北隅考古发掘简报》，《浙东文化》2000年第2期。

[34]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王结华：《唐宋时期的明州子城与罗城》，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编《甬城千年》，宁波出版社，2020年。

[35]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东方博物》创刊号，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6]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东门口罗城遗址发掘收获》，林士民著《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37]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舶司遗址发掘简报》，《浙东文化》2000年第1期。

[38]参见王结华、王力军、丁友甫：《新世纪宁波考古新发现》，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2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编著：《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上），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124-131页；王结华：《从和义门瓮城遗址看元代庆元城的毁与建》，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编《甬城千年》，宁波出版社，2020年。

[39]参见林国聪：《回望千年：明州罗城（京门段）遗址》，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编《甬城千年》，宁波出版社，2020年。

[40]参见王结华：《从句章到明州——宁波早期港城发展的考古学观察》，《中国港口》2017年增刊第1期；王结华：《唐宋时期的明州子城与罗城》，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编《甬城千年》，宁波出版社，2020年。

[41]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

[42]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后宫遗址发掘》，林士民著《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43]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天封塔基址发掘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44]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唐国宁寺东塔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按：天宁寺，唐称国宁寺。

[45]同注[37]。

[46]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宋代孔庙遗址发掘简报》，《浙东文化》1998年第2期。

[47]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月湖历史文化景区考古发掘简报》，《浙东文化》2000年第2期；张华琴：《宋元时期宁波城区“海丝”遗存考古研究》，《中国港口》2020年增刊第2期。

[48]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

[49]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编著：《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上），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114-123页；王结华：《前世今生天宁寺》，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编《甬城千年》，宁波出版社，2020年。

[50]同注[21]。

[51]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编著：《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上），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136-147页。

[52]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海曙长春塘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53]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船场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浙东文化》1999年第1期。

[54]同注[35]。

[55]参见宁波市文管会：《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56]参见龚昌奇、丁友甫、褚晓波、席龙飞：《浙江宁波和义路出土古船复原研究》，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编著：《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326-331页；王光远、林国聪：《宁波考古六十年》之“水下考古”篇，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136-138页。

[57]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南宋渔浦码头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3年第3期。

[58]同注[8]。另见许超、张华琴、王结华：《唐代明州初治地望考辨》，《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许超：《明州设立之前的三江口》，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编《甬城千年》，宁波出版社，2020年。

[5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地理三》：“奉化、慈溪、翁山，以上三县，皆鄮县地。开元二十六年，析置。”

[60]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慈城古衙署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61]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编著：《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上），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162-163页。

[62]同注[61]。

[63]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江北慈城古县城大东门地块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64]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江北慈城古县城东南段城墙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65]同注[21]。

[66]参见张华琴、许超：《宁波考古六十年》之“城市考古”篇，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085页。

[67]同注[59]。

[68]参见张华琴、许超：《宁波考古六十年》之“城市考古”篇，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086页。

[69]同注[58]。另见陈丹正：《隋唐时期宁波地区州县城址沿革三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3卷第2辑，2008年4月；许超、张华琴、王结华：《浙江省宁波鄞江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70] 张忠培：《应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中（纲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71]参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编印：《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点）名册》，2020年7月。

[72]参见孙华：《中国城市考古概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高级研修班讲义，2016年。

[73]参见宋新潮：《关于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27日。

[74]张华琴：《宁波城市考古发展简论》，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2年。

[75]同注[73]。

[76]王结华：《从句章到明州——宁波早期港城发展的考古学观察》，《中国港口》2017年增刊第1期。

作者：

张华琴，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结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港口-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专辑》2021年增刊第1期

文章原题《城市考古与宁波港城》

展览讯息

“天下开港——宁波的港与城”

展览时间

2021年9月8日-2021年11月28日

展览地点

中国港口博物馆临展厅

主办单位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北仑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物局）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执行承办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支持单位

宁波博物院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研究中心

慈溪市博物馆

余姚博物馆

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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