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的诏令引经衰歇，是汉末魏晋以来经学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经学在东汉后期长期衰落的结果。东汉中后期诏令引经衰歇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一方面，汉末三国的特殊政治形势，给汉末引经带来了特殊影响。汉末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动荡、宗教的影响、学术思想的变革等因素，使诏令引经处于“不振”状态。

另一方面，东汉后期，诏令引经自身也存在许多问题。包括：诏令引经缺少对经义的深入阐述；汉末引经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引经者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等。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东汉中后期诏令引经的正常运行，从而导致了诏令引经衰歇。本文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东汉后期诏令引经衰歇现象作出初步探讨。

汉末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动荡

汉末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复杂，汉末社会政治状况尤为突出。汉末的社会政治状况，造成了东汉后期诏令引经衰歇现象的出现。

东汉后期，“外有黄巾之乱，内有董卓之乱，天下大乱，诸侯并起，自相攻杀。”黄巾起义使东汉政权陷入内外交困的困境之中，汉末三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局面由此而形成。

在这种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经学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东汉后期，经学受到黄巾起义的冲击而走向衰歇。

“然黄巾之乱，不能全废也。”这是由于黄巾起义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传播谶纬学说为主要任务的人，他们依靠谶纬学说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这也使得儒学受到了极大影响。

在社会动荡时期，政治权力真空状态下，统治阶级利用这种混乱局面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然而统治阶层为了加强统治又需要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与改造，这使得原本就已经衰落的经学变得更加不稳定。

这种混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诏令引经衰歇现象出现了。

东汉后期，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动荡，是导致诏令引经衰歇的直接原因。汉末三国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秩序，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朝廷在颁布诏令时，不得不采用一些相对缓和的手段，从而造成诏令引经衰歇。

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汉灵帝死后董卓入京专权。在董卓乱政期间，汉灵帝颁布了多条诏令引经：如《废立诏》：“凡所废立及为诸侯者，皆不许立。凡列侯、郡守、二千石官、都尉等官，皆许上疏陈言得失”。

在董卓死后，汉献帝也颁布了多条诏令引经：如《禅让诏》：“昔汉之初兴，皇天降下三光。光武皇帝受尧禅而建太初元年……”。

这些诏令引经不仅反映了朝廷希望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的愿望，同时也体现了朝廷对儒学的尊崇与重视。因此，诏令引经对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宗教的影响，学术思想的变革

东汉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汉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控制和利用宗教势力，对经学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一方面给经学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使诏令引经具有宗教色彩。

东汉后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各方面的矛盾日趋尖锐。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统治阶级对宗教势力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控制和利用宗教势力。

如：采用宗教祭祀等手段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利用佛教、道教等教义来巩固统治；利用宗教祭祀等手段来强化统治秩序。

在此背景下，汉末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和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各种宗教信仰和仪式。这种情况既给汉末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也使东汉后期诏令引经带有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此外，汉末社会的动荡还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这种社会形势下，人们迫切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因此，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控制和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秩序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重要手段。

汉末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学术思想领域也受到严重冲击。东汉后期，以蔡邕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为了挽救汉末社会的危机，开始反思东汉时期的儒学。他们主张“复古”，即恢复和发扬儒家经典中的正统思想，强调以经学为政治服务。

汉末儒家学者复古思想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减弱，而人们对经学理论体系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

经过东汉时期经学学者对儒学经典内容的分析，发现这些经典内容与当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因而开始对儒学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在经学思想变革中，经学发展呈现出了一个新阶段。东汉后期诏令引经衰歇现象在此时期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引经的职责分工

诏令引经在东汉中后期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无人负责”两种情况。东汉后期，诏令引经的运行机制处于不稳定状态。

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东汉后期社会的动荡、政权的更迭，导致诏令引经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汉后期朝廷内部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造成了诏令引经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混乱。

从具体情况来看，在诏令引经的运行过程中，引经者的职责不明确、职责不清也是重要原因。如在《后汉书》中就有这样一则记载：

光和元年（188）正月，尚书令何武以尚书事征公孙述、蜀郡太守郑玄，皆不就。帝乃以博士弟子王丹等十五人为议郎。丹字子舆，南阳新野人也。其先有太山王氏，世为儒宗。后有王莽时遭离乱，流亡新野，不能自存。

父老故遗丹书曰：“王莽篡汉，天下大乱。玄年十三，得道于新野。”丹遂教授于学。光和元年，群臣奏言：“伏见新造《春秋》，道术大备。臣等愿各举所知，议其异同。臣等十五人，可当议郎。”

帝以博士弟子王丹等十五人为议郎，掌议议郎事。这段记载表明：光和元年（188）正月，皇帝以博士弟子王丹等十五人为议郎，负责对诏令引经的内容进行解释、讨论。

从这段记载来看，当时的皇帝对诏令引经内容进行解释、讨论的具体职责并不十分明确，只是以“十五人”为一单位，由皇帝一人“专掌议议郎事”。

而当何武“以尚书事征公孙述、蜀郡太守郑玄，皆不就”，朝廷遂以博士弟子王丹等十五人为议郎，负责对诏令引经内容进行解释、讨论，并以此来决定是否“征公孙述、郑玄”。显然，这与诏令引经的实际运行情况不相符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汉后期诏令引经的实际运行情况与诏令引经的职责分工并不完全一致，这就造成了东汉后期诏令引经存在着“无人负责”的现象。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东汉后期朝廷内部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导致诏令引经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

结语

通过对东汉中后期诏令引经衰歇原因的分析，不难发现，政治动荡、宗教影响、学术思想变革等因素是导致东汉后期诏令引经衰歇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汉末诏令引经出现了衰落的情况。

就引经本身而言，引经方法和引经内容都是诏令引经所存在的问题，引经方法的衰落表现在：一是随着“崇儒”思想的兴起，引经内容逐渐失去了对经义的解释能力；

二是由于在汉代，诏令与经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引经内容往往是诏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汉中后期诏令引经缺少对经义的深入阐述；三是由于汉末特殊的政治形势，导致了汉代经典受到极大冲击，作为经典重要组成部分的诏令引经自然也就受到影响。

就引经外部环境而言，汉末时期宗教势力较大，对诏令引经产生了一定影响；东汉后期由于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等原因导致了诏令引经缺乏稳定环境；

经学内部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博士制不健全、博士与诸生关系不清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东汉中后期诏令引经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