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已有十年历史。关于剧变的原因、性质以及原苏联各成员国的前途，至今依然是引人关注和悬念的一大国际问题。苏联剧变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们认识上存在着差异，是不足为奇的。时至今日，尽管尚需作进一步探讨，但总该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了。本文提纲挈领地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苏联剧变的基本认识

　　十年来围绕苏联剧变问题的探索从未间断，见仁见智，趋向深入。

　　1、苏联剧变的涵义，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苏联共产党垮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破产，社会主义旗帜落地；二是指联邦国家解体，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苏联不复存在。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前者主导，起决定性作用。

　　2、苏联剧变并非改革本身之罪，问题出在拙劣的领导和错误的改革药方。苏联不改革其实是没有出路的。赫鲁晓夫和柯西金先后尝试过改革，虽无大效，但也没有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联的问题后来积累得越来越多，改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也不等于局面无法改变。原苏联上上下下许多人都认为，安德罗波夫的一段改革举措就比较慎重、得体，成效也较为显著，可惜他过早地逝世，否则完全有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剧变。这种看法在国际范围内较大程度上得到认同。

　　3、苏联改革失败并导致亡国亡党，责任在苏联共产党。执政党倒台，一切都被葬送。苏联共产党曾经是那样强大，那样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最后却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弃儿，情景之惨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和执政过程中的错误和教训，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加以专题阐述。

　　4、苏联共产党没有掌好权，没有把握住改革的航向，主要责任在其领导核心，特别是领袖人物。苏联剧变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是他的错误路线和政策的直接结果。历史证明，戈氏政治上是一个庸才，经济上是一个外行，思想理论浅薄，作风优柔寡断，华而不实，重用败类，其智慧、才能和素质显然胜任不了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改革的重任。他之所以能登上权力顶峰，乃历史机遇使然，从根本上说则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产物。苏联人民先是信任他，尊重他，寄希望于他；后来又埋怨他，憎恨他，不肯原谅他，均属情理之中。的确，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能够接受良策，采取果断措施，避免或者及时纠正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事情决不会糟糕到后来那样的地步，苏联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至于有人谴责戈氏压根儿就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叛徒”，或者，截然相反，称赞他搞垮苏联终究是一大“功绩”，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无助于总结苏联剧变的真正教训。

　　5、就苏联解体而论，叶利钦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条件，而叶利钦则利用了当时的复杂形势，在取代苏联总统地位不成的情况下，别有用心地直接制造了瓦解苏联的悲剧。历史资料表明，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各有各的账。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当时并没有任何重大原因会导致苏联必然解体，苏联之所以被断送掉，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行动。戈尔巴乔夫 只要“动一下小指头”就能阻止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凯维奇1991年12月签署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采取行动，这三个人“会别无选择，只能逃往国外”。

　　6、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涉及政治、经济、民族、理论、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等诸多因素，如前指出，执政党因素是最根本的。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导致剧变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有领导人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这里强调说内因是主要的，并非外因不重要，而是避免将外部“和平演变”万能化；强调说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并非低估苏联模式弊端的严重性，而是警惕陷入改革必败的 “宿命论”；强调说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并非否认苏联改革的艰巨性，而是防止无谓地为领导者的罪责开脱。我们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原因，但又不能孤立地只用某一种原因来对苏联剧变作总体上的解释。如果更加概括地表述，那么可以说，导致剧变的各种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执政党及其领导者的路线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7、有人把苏联模式破产的根源归之于十月革命条件的 “不成熟性”。也就是说，十月革命搞错了，搞早了。如此离奇的观点，假如不说是对历史的嘲弄，至少也是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苏联剧变与十月革命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本身并不肩负同时要解决和确定社会管理模式的使命。否定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实质上是否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而十月革命的历史功勋业已载入史册，是抹煞不了的。

　　8、不少人认为苏联出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没有搞好。从一般意义上讲，这合乎道理。诚然，当年苏联的经济比起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在不断地改善，温饱有余，走向富裕，特别是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显示了较大的优越性，对此人民群众是比较满意的。西方国家不仅承认这个事实，而且还曾悄悄地借鉴苏联的有关经验。其实，在我看来，导致苏联剧变的政治因素，比起经济因素尤为严重。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不民主，更何况克格勃的骇人听闻行径，早已埋下了国家不稳定的祸根。与科学社会主义属性格格不入的这类丑恶现象，不加根除，足可毁掉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记得当年一位有影响的捷克人士说过，如果不是政治上不民主，不是对苏联指挥棒惟命是从，生活满好的捷克人民是不会起来“闹事”的。这番话是公允的。而苏联的政治氛围，比起捷克要压抑、凝重得多。

　　9、有人说苏联模式不可救药，苏联迟早要垮。这种论点有一定市场。苏联模式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包围和党内外复杂斗争的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其形成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的状况；战争年代，显示了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性强的优点；和平建设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人民福利保障制度。苏联模式的弊端日趋严重，简言之叫做思想理论 僵化、经济管理凝固化和政治生活非民主化。这种模式未必就是惟一可能的选择，但历史无法假设。中国最初也是学习和运用的苏联模式，随着在实践中对这种模式弊端的认识加深和改革的不断推进，苏联模式在中国终于得到了较有成效的改造，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归功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我们不应该把体制弊端这一客观存在与从事改革的主观努力割裂开来，把改革难度大与改革必然失败划上等号。

　　10、苏联消失是坏事还是好事，可以从不同角度考虑。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解体，使得社会主义阵地削弱，国际共运陷入困境，当然不是好事。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苏联消失，使得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世界多极化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当然是坏事。但是，当年不可一世的苏联霸权主义威胁不复存在了，未必就是坏事。可见，事物存在着两重性，矛盾可以转化，坏事有时变成好事，好事往往寓于坏事之中。

二、关于苏联共产党失败教训的看法

　　既然是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就担负着国家兴衰成败的责任。“成也苏共，败也苏共”，此说毫不夸张。苏共未能摆脱由兴而衰、寿不过百、被历史抛弃的厄运，这是发人 深思猛醒的。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苏共的教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长期以来的路线和政策错误，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对立面——广大人民群众。苏共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苏共的致命伤，概言之，是没有处理好“十个关系”。

　　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衔接，又彼此矛盾、对立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必须在抵制资本主义糟粕的同时，继承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而形成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加先进的文化。列宁说：“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44页） 列宁的话历来被断章取义，只讲“掘墓人”，避而不谈“后继人和继承人”。苏共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要么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垂死腐朽，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合理创造；要么对资本主 义恭维备至，将西方价值观理想化、绝对化，无选择地一概加以效法。于是，在破与立、批判与借鉴、计划与市场、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偏离了科学真理，结果严重损伤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最高纲领（长远目标）与最低纲领（近期目标）的关系。长期以来，苏共扭曲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观念，不是与时俱进，而是超越时空。苏共高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熟性，唯意志论，急于求成，感想代替政策，提出了诸如建成社会主义、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实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不切实际的纲领口号。苏共凭借强制手段，试图实现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未来的理想化目标，可是人民群众是讲究实际的，天长日久便产生被欺骗的感觉，对苏共失去信任和信心。苏共的根本错误是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结果走向事物的反面。

　　3、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苏共一贯标榜空头政治。在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突出专政，践踏民主。忽视经济的基础意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中，偏重生产关系的变革，过分强调后者的反作用。囿于产品经济观，实行经济生活国家化，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奉行粗放型经济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 特别是军事工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造成闭关自守。总之，不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4、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从词句、文字上看，苏共历届纲领、章程和大块理论文章难说不像马克思主义，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惯于做“假大空”表面文章。党的思想建设薄弱，组织建设无力，官僚主义充斥党的各级机构。

　　5、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关系。苏共混淆两类矛盾，无端将思想分歧上升到政治斗争处理，严酷管制，疯狂镇压，直至肉体消灭。民主与法制备受摧残，大清洗给 千百万家庭的几代人带来极大伤害，克格勃肆虐造成人人自危。共产党队伍理应是威武之师与仁义之师的结合，而苏共动辄挥舞专政机器，威武有余而仁义匮乏。

　　6、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严重扭曲，实行从少数人直到个人独断专行。禁锢思想，封闭言路。滥用国家机器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监督者受制于被监督者。各级干部眼中没有群众，只对“伯乐”尽忠负责。党内政治生活严重畸形。

　　7、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的关系。在发展动力问题上，片面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而在物质生活中，又常常无视群众对于民主的精神需求。两种倾向俱在。苏联模式形成 初期，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对强制行为造成的精神压力尚能承受。但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人们的民主自由需求变得迫切起来。日积月累，群众与领导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加深。

　　8、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干部应是人民的勤务员，却高踞于群众之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变成从群众中来到官僚特权阶层中去。滥用权力，作威作福，脱离群众，苏共最大的腐败是政治上的腐败。

　　9、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突出俄罗斯民族优越地位，不平等，排他性。这涉及干部配备、发展规 划、语言文化等方方面面。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地方民族主义严重存在，民族关系复杂化，潜在着深层的民族危机。

　　10、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关系。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中充斥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口头上宣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际上一切以对苏联和苏联政策的态度划线，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控制别国别党。扩军备战，到处伸手，谋求霸权，既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又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戈尔巴乔夫时期兜售 “新思维”，否定世界的对立统一性，鼓吹融合，倒向西方，为和平演变大开方便之门。

三、关于原苏联各成员国发展趋势的体察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原苏联其他成员国无不历经了痛苦的周折，如今逐渐由乱而治，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回升。虽进度不一，但从中仍可看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1、必须正确地对待历史。这属于“古为今用”的问题。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无例外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深层意义上说，则是对原先超越发展阶段的否定，返回到完成应有发展阶段的任务。这有其进步性。然而，一些领导人因害怕回到苏联，失去国家独立后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于是忌讳苏联时期的一切，包括有益的经验。这样一来，他们往往忘记自己的国情，忽视了 与苏联时期的继承性，在本国经济发展和独联体合作问题上采取了一些脱离现实的举措，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普京上台后，率先肯定了苏联的成就方面，打破了禁区。普京的这个做法，有利于推动俄罗斯的发展，对独联体其他成员国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2、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经验。这属于“洋为己用”的问题。原苏联各成员国差不多都作过照搬西方模式的尝试，碰壁之后终于明白，国情才是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变革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别国的经验需要借鉴但不应生搬硬套，否则会走进死胡同。曾经竭力鼓吹和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带头人，无例外地都栽了跟头。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如何解决从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过渡，以促进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现实问题。

　　3、政局稳定是经济形势好转的前提条件。事实证明，凡是政局混乱的国家，经济就上不去。俄罗斯自从普京上台以来，认定俄“复兴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于是狠抓了联邦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调整了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局面明显改观。俄罗斯政局之所以比较稳定，还因为普京采取了借重各种政治力量和 “团结全社会”的方针。而各派在许多重要方面形成了共同点，这就是：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尽管在私有化程度上有些差别；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政治，尽管对政党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有些差别；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尽管具体政策措施有些差别；以大俄罗斯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尽管调门儿有些差别；全方位外交，尽管侧重点有时存在差别。

　　4、市场经济难以逾越。这些国家经济转轨艰难，为此付出了高成本、大代价。经过多年苦苦探索，普遍选择了在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鉴于国情和主张不尽相同，国家宏观调控的程度问题成为一个争议点。

　　5、对外开放打破闭关自守。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原苏联各成员国都在想方设法，吸引外资和高新技术，实行资源和产品优势互补。事实证明，经济形势看好的国家，对外开放做得都较有成效。

　　6、国家利益要求奉行全方位外交。外交平衡性原则成为各国普遍遵循的原则。这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总结“一边倒”外交教训的结果，也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产生的必然现象。外交只能为国内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任何方向的“一边倒”，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7、集团政治不符合冷战后的时代特征。面对北约继续东扩，俄罗斯和独联体没有必要也很难组织军事集团与之对抗。独联体任何一个成员国加入北约，都将有损于它同俄罗斯的关系。假如俄罗斯有朝一日也加入北约，那北约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北约了。

　　8、道路选择存在两种可能性。苏联剧变后，原苏联各成员国差不多都经历了从否定苏联模式、照搬西方模式到探寻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曾经竭力主张倒向西方怀抱的带头人，要么（极个别）审时度势改变初衷，要么（绝大多数）成了政治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今后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要么以资本主义为主导，要么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中充满斗争。 可以确信，从长远看，后者最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