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

目录

1、序言

一九三五年

2、叶紫作《丰收》序

3、隐士

4、“招贴即扯”

5、书的还魂和赶造

6、漫谈“漫画”

7、漫画而又漫画

8、《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9、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10、“寻开心”

11、非有复译不可

12、论讽刺

13、从“别字”说开去

14、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15、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16、人生识字胡涂始

17、“文人相轻”

18、“京派”和“海派”

19、弄堂生意古今谈

20、不应该那么写

21、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2、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23、什么是“讽刺”？

24、论“人言可畏”

25、再论“文人相轻”

26、《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27、文坛三户

28、从帮忙到扯淡

29、《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30、“题未定”草

31、名人和名言

32、“靠天吃饭”

33、几乎无事的悲剧

34、三论“文人相轻”

35、四论“文人相轻”

36、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37、“题未定”草

38、论毛笔之类

39、逃名

40、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41、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42、萧红作《生死场》序

43、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44、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45、杂谈小品文

46、“题未定”草

47、论新文字

48、《死魂灵百图》小引

49、后记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１〕，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２〕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３〕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４〕，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５〕。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１〕《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２〕“以华制华”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３〕邵洵美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１〕。

　　〔４〕华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５〕保护正当的舆论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２〕？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３〕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４〕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５〕，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６〕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７〕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８〕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９〕，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１０〕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作家。《丰收》收短篇小说六篇，《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一九三四年五月起连载于《现代》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书名改为《叛徒》，篇首《题解》中引用歌德临终时所说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３〕薄凯契阿（ＧＢｏｃｃàｃｃｉｏ，１３１３—１３７５）通译薄伽丘，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著有故事集《十日谈》等。雨果（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等。

　　〔４〕契诃夫（ＡDfDgJhGK，１８６０—１９０４）　俄国作家，著有大量短篇小说和剧本《樱桃园》等。高尔基（ＭD]G\cLMM，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５〕《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小说，明代罗贯中著，现在通行的是清代毛宗岗改订本，一百二十回。《水浒传》，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初金圣叹删订的七十一回本等。

　　〔６〕《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

　　〔７〕“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三月）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

　　〔８〕希腊神话中有“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的故事，说强盗普洛克鲁思德斯有长短不同的两张床，他把长人放在短床上，将他锯短；又把矮人放在长床上，将他拉长。

　　〔９〕指一九三四年五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

　　〔１０〕《电网外》在《文学新地》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时，题为《王伯伯》，作者署名杨镜英；发表后曾被译为俄文，刊登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上。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２〕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３〕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４〕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５〕，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６〕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７〕，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n饭之道，归隐，也是*n饭之道。假使无法*n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n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n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n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８〕，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９〕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n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１０〕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长庚。

　　〔２〕陈眉公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认为是刺陈眉公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再青（阿英）的《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这一首诗。

　　〔３〕“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按现在的通行本《诗经》中并无“聊以卒岁”句；“优哉游哉”则见于《小雅·采菽》。

　　〔４〕陶渊明参看本卷第１７３页注〔５〕。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５〕“庚款”指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作为在我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和设立各科学术文化奖金的经费。

　　〔６〕“隐君子”即隐士。语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７〕汗牛充栋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８〕左偃南唐诗人。《全唐诗》载有他的诗十首。“谋隐谋官两无成”，原作“谋身谋隐两无成”，是他的七律《寄韩侍郎》中的一句。

　　〔９〕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长期提倡悠闲的生活情趣。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更大肆提倡“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他所办的《人间世》、《论语》等刊物上，经常登载反映闲适生活的谈烟说茗一类文字。

　　〔１０〕《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曾说该刊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

　　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２〕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３〕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４〕的死敌而外，还有些什么？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５〕，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自反录》）推而广之，也就是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６〕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

　　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７〕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８〕，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

　　一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公汗。

　　过去城市中有些人家在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招贴即扯”、“不许招贴”等字样，以防止别人在上面粘贴广告。

　　〔２〕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做文与做人》一文，其中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３〕袁中郎参看本卷第１７６页注〔２１〕。

　　〔４〕“方巾气”又称“头巾气”，意思就是道学气。方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卷一载：“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林语堂在《方巾气研究》一文（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中说：“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

　　〔５〕顾宪成（１５５０—１６１２）字叔时，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曾因“忤旨”被革职；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始起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力辞不就。他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无锡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同在东林书院讲学，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死后谥端文。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劙记》、《自反录》等。

　　〔６〕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７〕《顾端文公年谱》四卷，由顾宪成之子与沐、孙枢、曾孙贞观相继编定，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

　　〔８〕《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撰，一百回。它广泛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态和生活，其中有不少淫秽的描写。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１６０６）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秩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按袁中郎在《觞政》之十“掌故”中分酒经酒谱、子史诗文、词曲传奇为内典、外典、逸典，并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２〕，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３〕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豫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拚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二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长庚。

　　〔２〕我国最早印行的丛书，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太学生俞鼎孙及其兄俞经辑刊的《儒学警悟》，内收宋人著作六种，共四十一卷。度宗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左圭又辑刊《百川学海》十集，共一百种，收有汉、晋、六朝、唐、宋各代著作，其中宋人著作，占十分之八以上。

　　〔３〕《格致丛书》明代万历间胡文焕编。据《汇刻书目》说：“是编杂采诸书，更易名目，古书一经其点窜，使人厌观。且所列诸书，亦无定数……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全书凡几种。”所收各书从周代到明代都有，名目较多的一部凡分三十七类，共三四六种，现存者只一六八种。《历代小史》，明代万历间李栻编，收六朝至明代的野史、杂记共一○六种，每种一卷。《五朝小说》，不著编者名氏，收魏、晋一一四种，唐一○四种，宋、元一四四种，明一○九种。《唐人说荟》，旧有桃源居士编刻本，收小说、杂记一四四种，清代乾隆间陈莲塘增编为一六四种。后来坊刻本又改名《唐代丛书》。

　　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２〕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画也一样，住家的恨路人到对门来小解，就在墙上画一个乌龟，题几句话，也不能叫它作“漫画”。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和被画者的形体或精神，是绝无关系的。

　　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

　　漫画是Ｋａｒｉｋａｔｕｒ〔３〕的译名，那“漫”，并不是中国旧日的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这一种画，在中国的过去的绘画里很少见，《百丑图》或《三十六声粉铎图》〔４〕庶几近之，可惜的是不过戏文里的丑脚的摹写；罗两峰的《鬼趣图》〔５〕，当不得已时，或者也就算进去罢，但它又太离开了人间。

　　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没有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驴气息，那就糟了，从此之后，越看想像，比读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还明白。关于事件的漫画，也一样的。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６〕，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设法，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髑髅或狐狸之类，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他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于是她也只好承认这真实，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但这种漫画，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学家说过，他最讨厌论人用显微镜。

　　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ｄｅＧｏｙａ）和法国的陀密埃（ＨｏｎｏｒéＤａｕｍｉｅｒ）〔７〕那样的漫画家，到底还是不可多得的。

　　二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该书是《太白》半月刊一卷纪念的特辑，内收关于小品文和漫画的文章五十八篇，一九三五年三月生活书店出版。

　　〔２〕“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二句，意思是“小三子可恶之极，戳他三千三百刀。”“同同”，形容戳的声音。

　　〔３〕Ｋａｒｉｋａｔｕｒ德语，又译“讽刺画”。

　　〔４〕《百丑图》描绘一百出丑角戏的图画，作者不详。《三十六声粉铎图》，全名为《天长宣氏三十六声粉铎图咏》，描绘昆剧三十六出丑角戏的图画，并加题咏。清代宣鼎作，《申报馆丛书》之一。

　　〔５〕罗两峰（１７３３—１７９９）名聘，字遁夫，号两峰，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

　　〔６〕“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北风行》中的句子。燕山在河北蓟县东南。

　　〔７〕戈雅（１７４２—１８２８）一译戈耶，西班牙讽刺画家。作品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作有铜版组画《奇想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译杜米埃，法国画家。晚年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作品有石版画《立法肚子》等。

　　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ｓｚ）〔２〕，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他在中国的遭遇，还算好，翻印的画虽然制版术太坏了，或者被缩小，黑线白地却究竟还是黑线白地。不料中国“文艺”家的脑子今年反常了，在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３〕上绍介格罗斯的黑白画，线条都变了雪白；地子呢，有蓝有红，真是五颜六色，好看得很。

　　自然，我们看石刻的拓本，大抵是黑地白字的。但翻印的绘画，却还没有见过将青绿山水变作红黄山水，水墨龙化为水粉龙的大改造。有之，是始于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五年的上海的“文艺”家。我才知道画家作画时候的调色，配色之类，都是多事。一经中国“文艺”家的手，全无问题，——嗡，嗡，随随便便。

　　这些翻印的格罗斯的画是有价值的，是漫画而又漫画。

　　二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署名且介。

　　〔２〕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德国画家、装帧设计家，后移居美国。一九二九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订的匈牙利童话《小彼得》，收有格罗斯作的插图六幅，鲁迅并在序文中作了介绍（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举行的“德国版画展览会”中，曾展出他作的《席勒剧本〈强盗〉警句图》十幅。

　　〔３〕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指《文艺画报》，月刊，穆时英、叶灵凤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二月）曾刊载格罗斯的漫画八幅，其中四幅就是蓝地、红地、黑地和五彩的。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２〕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３〕的创作小说，陈嘏〔４〕和刘半农〔５〕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７〕一八八三年顷，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８〕也早借了苏鲁支（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１０〕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１１〕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１２〕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３〕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１４〕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１５〕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１６〕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１７〕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１８〕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１９〕，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２０〕，《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２１〕；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２２〕和七千部《点滴》〔２３〕。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２４〕。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２５〕。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Ｍｕｓａｉ）上，由胡山源〔２６〕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２７〕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２８〕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２９〕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３０〕；钱江春和方时旭〔３１〕，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３２〕，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３３〕，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３４〕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ＧＧｉｓｓｉｎｇ）〔３５〕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３６〕，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３７〕的果汁：王尔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３８〕，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波特莱尔（Ｃｈ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３９〕，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４０〕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４１〕，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４２〕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４３〕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Ｐｒｏｅｍ”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４４〕。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４５〕，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４６〕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４７〕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４８〕，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ＰｅｔGｆｉＳáｎｄｏｒ）〔４９〕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来—疤的闶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５０〕，后来是《京报副刊》〔５１〕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５２〕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５３〕和李健吾〔５４〕。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５５〕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５６〕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５７〕，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５８〕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

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ＶＥｒｏｓｈｅｎｋｏ）〔５９〕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６０〕；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６１〕，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６２〕，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Ａ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６３〕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６４〕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ＨＳ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６５〕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６６〕的老手居多。凌叔华〔６７〕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６８〕，汪静之〔６９〕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７０〕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 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７１〕，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 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 围气的魏金枝〔７２〕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 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 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７３〕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 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 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 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 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 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 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 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７４〕。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 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 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７５〕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 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 里。

向培良〔７６〕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 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 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 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７７〕。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 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 ——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 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 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７８〕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巴札罗夫（Ｂａｚａｒｏｖ）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Ｓａｎｉｎ） 〔７９〕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 明着半绥惠略夫（Ｓｈｅｖｅｒｉｏｖ）〔８０〕式的憎恶”的前途。未名社〔８１〕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８２〕，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 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８３〕，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 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８４〕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劝，为了 《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地之子》的后记里自己说——

“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 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 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

此后还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五

临末，是关于选辑的几句话——一，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在这里，一九二六年后之作即不录，此后的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等，也不论。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编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发表过的初期的文章，集子里有时却不见，恐怕是自己不满，删去了。但我间或仍收在这里面，因为我以为就是圣贤豪杰，也不必自惭他的童年；自惭，倒是一个错误。

三，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

以上两点，是要请作者原谅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种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说集当然也不少，但见闻有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至于明明见了集子，却取舍失当，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来勉强辩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

〔１〕本篇最初印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 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 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是那一时期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编选，至二月底选讫， 五月间又最后删定，七月间出书，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７４页注〔３〕。该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六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３〕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后为僧，号曼殊，广东中山人，文学家。曾参加南社。著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发表他的小说《碎簪记》。

〔４〕陈嘏当时的一个翻译家。《新青年》自创刊号（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连载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

〔５〕刘半农参看本卷第７３页注〔２〕。他所译葡萄牙席尔洼的小说《欧洲花园》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６〕胡适参看本卷第１５页注〔１５〕。当时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在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过所译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等。

〔７〕果戈理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５〕。《狂人日记》，短篇小说，内容描写一个小职员因爱慕上司的女儿而发狂的故事。

〔８〕尼采参看本卷第４０页注〔４〕。这里所引的话见《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

〔９〕安特莱夫（Uaijk\JJ，１８７１—１９１９）俄国作家。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

〔１０〕《新潮》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不久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伦等赴欧美留学后，该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１１〕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花匠》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九年四月）。

〔１２〕罗家伦（１８９７—１９６９）浙江绍兴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客。这里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１３〕易卜生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１０〕。他在《娜拉》和《群鬼》中提出了婚姻和家庭的改革问题；在《国民之敌》和《社会柱石》中提出了社会的改革问题。《娜拉》和《国民之敌》曾译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一九一八年六月）。

〔１４〕杨振声（１８９０—１９５６）山东蓬莱人，小说家。曾任北京大学、武昌大学教授。他的短篇小说《渔家》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描写在渔霸剥削和警察勒索下的渔民的悲惨遭遇。

〔１５〕汪敬熙（１８９７—１９６８）浙江杭县人，小说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这里所说“好学生的秘密”，指短篇小说《一个勤学的学生》， 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苦人的灾难”指短篇小说《雪夜》，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后来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三、 二十四号（一九二五年五月）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瘸子王二的驴》等。他的短篇小说集《雪夜》收作品九篇，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１６〕欧阳予倩（１８８９—１９６２）湖南浏阳人，戏剧家。《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曾发表他的短篇小说《断手》。

〔１７〕叶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和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１８〕《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主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 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这个杂志的主要成员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原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１９〕《玉君》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现代社发行，《现代丛书》之一。作者在该书《自序》的末尾说：“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

按邓叔存即邓以蛰，陈通伯即陈源，胡适之即胡适。

〔２０〕《新青年》月刊于第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年九月）起，设编辑部于上海，由新青年社出版（以前该刊系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２１〕《新潮》最末一期第三卷第二号是《一九二○年名著介绍特号》，于一九二二年三月间出版。

〔２２〕《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编，共收杂文八十四篇及附录三篇，一九二○年十月出版。蔡孑民，即蔡元培。

〔２３〕《点滴》周作人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年八月出版。

〔２４〕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指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指创造社等。

〔２５〕弥洒社文学团体，胡山源、钱江春等组成，一九二三年三月在上海创办《弥洒》月刊，共出六期。弥洒，通译缪斯，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２６〕胡山源江苏江阴人，曾任世界书局编辑。他的短篇小说《睡》和《碧桃花下》（文中误作《樱桃花下》）分别发表于《弥洒》第一期和第三期（文中误作第一期）。

〔２７〕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英语：灵感。

〔２８〕陈德征浙江浦江人。一九二七年以后依附国民党右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

〔２９〕“垄断文坛”创造社为《创造》季刊出版刊登的广告中有这样的话：“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

〔３０〕唐鸣时浙江嘉善人，翻译工作者。赵景沄（？—１９２９），浙江平湖人。他的短篇小说《阿美》发表于《弥洒》月刊第一期。方企留，应为张企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曹贵新（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后），江苏常熟人。

〔３１〕钱江春（１９００—１９２７）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弥洒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方时旭，笔名云郎，浙江绍兴人。

〔３２〕浅草社一九二二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办《浅草》季刊，一九二五年二月出至第四期停刊。

〔３３〕冯至河北涿县人，诗人。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浅草》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蝉与晚祷》。

〔３４〕《沉钟》周刊文艺刊物，沉钟社编，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共出十期。一九二六年八月改出半月刊，中经停刊复刊，至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第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除原浅草社同人外还有杨晦等。

〔３５〕吉辛（１８５７—１９０３）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著有《文苑外史》（ＮｅｗＧｒｕｂＳｔｒｅｅｔ）、《四季随笔》（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ＨｅｎｒｙＲｙｅｃｒｏｆｔ）等。

〔３６〕“径一周三”即直径与圆周的比。语出《周髀算经》卷上汉代赵君卿注：“圆径一而周三。”

〔３７〕“世纪末”原指十九世纪末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呈现颓废现象，在此时期出现的具有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世纪末”文学。

〔３８〕王尔德（１８５６—１９００）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夫人的扇子》等。

〔３９〕波特莱尔（１８２１—１８６７）法国颓废派诗人。著有诗集《恶之华》等。

〔４０〕“沉自己的船”是《浅草》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所载高世华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写水手们因不堪船上北洋政府士兵的凶暴，把船撞沉，同归于尽。这里所说绝处求生，是指小说结尾沉船时，水手们唱着歌：“不若就地齐下灰（水）……齐向死里去求活……”

〔４１〕“春非我春，秋非我秋”语见《汉书·礼乐志》中《郊祀歌》之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４２〕莎子原名韩德章，天津人。这里说的托辞小草，是指他在《沉钟》周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白头翁底故事》，写一种 名叫白头翁的小草，开花后经风雨摧残，花冠雕零，只留下白色绒毛，自以为还是青春少年，却被同伴们讥为“白发老人”，因而感到悲伤。按沉钟社中有一些四川 作家，但冯至和莎子都不是。

〔４３〕陈炜谟（１９０３—１９５５）四川泸县人，小说家。《炉边》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小说七篇，卷首有Ｐｒｏｅｍ（英语，序言或小引的意思）一篇。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出版。

〔４４〕这是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剧本《沉钟》里面的故事。

〔４５〕冯文炳（１９０１—１９６７）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小说家。《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作品十四篇，一九二五年十月新潮社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我开始做小说，在一九二二年秋天……都可以说是现在的产物，我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

〔４６〕冯沅君（１９００—１９７４）河南唐河人，小说家、文学史家。《卷劝》，《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书中所收小说四篇，都先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过。

〔４７〕陆侃如（１９０３—１９７９）江苏海门人，文学史家。冯沅君的丈夫，曾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

〔４８〕《春痕》中篇小说，冯沅君著。内容是“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五十封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

〔４９〕彼兑菲（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约翰》等。

〔５０〕《晨报副刊》北京《晨报》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停刊。《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 阀政府，但其副刊在孙伏园编辑期间（一九二四年十月以前），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五年十月以后，改由新月派的徐志 摩编辑。

〔５１〕《京报副刊》《京报》是邵飘萍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京报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闭《京报》时停刊。

〔５２〕蹇先艾贵州遵义人，小说家。《朝雾》收《水葬》等短篇小说十一篇，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水葬》写贵州乡间一个穷人因偷窃被人抛入水中淹死（水葬），而他的老母天黑后还在倚门等候着他回家的故事。

〔５３〕裴文中河北丰润人，考古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戎马声中》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晨报副刊》。

〔５４〕李健吾山西安邑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晨报副刊》。

〔５５〕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丹麦文学批评家。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题为《侨民文学》（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关于几位流寓国外的法国作家的评论。

〔５６〕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小说家。《故乡》，《乌合丛书》之一，收《父亲的花园》等小说二十七篇，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短篇小说《石宕》是《故乡》之后的作品，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写几个石匠在山石崩裂下丧生的惨剧。

〔５７〕“虽有忮心，不怨飘瓦”语出《庄子·达生》：“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

〔５８〕王鲁彦（１９０２—１９４４）浙江镇海人，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柚子》，收《秋雨的诉苦》、《灯》、《柚子》、《华丽的头发》等十一篇，一九二四年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爱罗先珂（blm\GnJjLG，１８８９—１９５２）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所作童话剧《桃色的云》曾由鲁迅译成中文，其中的主角是一只地下的土拨鼠。

〔６０〕这里的一些话都见于王鲁彦的小说，如在《灯》中说：“罢了，罢了，母亲。我还你这颗心……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又 在《柚子》中说：“托尔斯小先生说过：‘自由之代价者，血与泪也。’”又在《华丽的头发》中说：“她很有学问。她接着说了许多达我文的进化论的原理，又举 了许多牛克司，克鲁屁特金等等的欧西名人的话来引证。”（按“托尔斯小”、“达我文”、“牛克司”、“克鲁屁特金”系对托尔斯泰、达尔文、马克思、克鲁泡 特金的谑称。）

〔６１〕指黎锦明在他的短篇小说《社交问题》（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晨报副刊》）中的话：“《小说月报》之《橘子》一篇作品，只觉得满目的 油滑调，而且不曾感得一丝毫忠实的兴味……湖南人底头，橘子！杀人的事描作滑稽派小说，真是玩世！”（按这里说的《橘子》，即指王鲁彦的《柚子》，最初发 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期。）

〔６２〕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他的短篇集《烈火》收《轻微的印象》等小说十篇，一九二五年开明书店出版；又《破垒集》收小说八篇，一九二七年开明书店出版。

〔６３〕斯忒林培黎（１８４９—１９１２）一译斯忒林培克，通译斯特林堡，瑞典作家。他是一个轻视妇女解放论者。所著短篇小说集《结婚》，对妇女解放持嘲讽的态度。黎锦明的《社交问题》是写一个女青年追逐虚荣、对爱情采取轻率态度的小说。

〔６４〕“磊砢山房”清代文学家屠绅的书室名。屠绅（１７４４—１８０１），字贤书，别号磊砢山人，江苏江阴人。著有长篇小说《瞫史》、笔记小说《六合内外琐言》等。

〔６５〕显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兰小说家。著有《你往何处去》、《火与剑》等。

〔６６〕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６７〕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等。这里说的“出轨之作”，指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的《酒后》，写一个年青的妻子酒后要求丈夫同意她去吻一下酒醉的客人。

〔６８〕川岛章廷谦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月夜》。

〔６９〕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著有诗集《蕙的风》、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等。

〔７０〕莽原社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鲁迅、高长虹、韦素园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办《莽原》周刊，由鲁迅编辑，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 二期止；次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发行；八月鲁迅去厦门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二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７１〕高长虹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６〕。下面所说的“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指高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的总题为《幻想与做梦》的小品。

〔７２〕魏金枝（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嵊县人，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后收入短篇集《七封书信的自传》。

〔７３〕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小说家。他的短篇集《荆棘》收小说十一篇，是《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他在《刺的文学》一文中说，“文学家……的作品也不是只为浮在面上供一般吃了饭没事干的人赞赏的奶油”。

〔７４〕这里是指黄鹏基的两个短篇：《我的情人》和《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分别发表于《莽原》周刊第三十一期和第二十五期，后来都收入《荆棘》。

〔７５〕尚钺河南罗山人，小说家、历史学家。他的短篇集《斧背》收小说十九篇，《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八年五月泰东图书局出版。

〔７６〕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飘渺的梦》收小说十四篇，《乌合丛书》 之一，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引在这里的几句话，就是这本小说集的题词。他在题为《野花》的一个短篇中说：“我深深忏悔，向已经失去的童心，忏悔那 过去的往事，儿时的回忆，稚子之心的悲与欢。”

〔７７〕《我离开十字街头》向培良的中篇小说，《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光华书局出版。他在这书的《前记》里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反抗者，虚无的反抗者……但是我非常爱他，因为我在他强有力的憎恨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来。”

〔７８〕“末人”尼采著作中的用语，与“超人”相对，指平庸猥琐、浅陋渺小的人。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序言》第五节中说：“‘我们发现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目夹着眼。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据鲁迅译文。）

〔７９〕巴札罗夫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主角，文学作品中最早的虚无主义者的典型。沙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沙宁》的主角，虚无主义者。

〔８０〕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角，无政府主义者。

〔８１〕未名社参看本卷第６８页注〔２〕。

〔８２〕韦素园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２〕。

〔８３〕李霁野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所著短篇小说集《影》，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其中《嫩黄瓜》篇中有这样的话：“手抚摸着藤叶，我可以清清楚楚摸出它的叶脉来。”

〔８４〕台静农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他的短篇集《地之子》收小说十四篇，《建塔者》收小说十篇，二书都编入《未名新集》，由未名社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三○年八月先后出版。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２〕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３〕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４〕，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国的姿态》。

　　《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写成，由作者自译为中文，参看本书《后记》。

　　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先经营药品，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经售日文书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国。

　　〔２〕《支那人气质》长期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ＡＨＳｍｉｔｈ，１８４５—１９３２）著，日本有爱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

　　〔３〕指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随意诬蔑。该书《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中甚至说：“彼国人的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四日）》。

　　〔４〕“亲善”、“提携”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经与黄郛在上海进行“中日亲善”谈判；六月间有吉明又到南京见汪精卫，商谈“中日提携”问题。

　　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意，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语堂先生为什么会称赞《野叟曝言》〔２〕。不错，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但其实，恐怕语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谈“性灵”，讲“潇洒”〔３〕，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自然，两面非常不同，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也还是一个“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我们只要知道语堂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就什么骇异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读经，在广东，听说是从燕塘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出版，〔４〕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孔子谓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并不然，第三课还有“模范”，是乐正子春述曾子闻诸夫子之说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华日报》上。那地方记的有“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一十宣言》〔５〕原则的谈话，末尾道：“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教育部应统令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语堂先生在暨南大学讲演道：“……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据《芒种》本）〔６〕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这“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杜德机。

　　〔２〕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第四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发表的《语录体举例》中说：“近读《野叟曝言》，知是白话上等文字，见过数段，直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次年一月他又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九期的《新年附录：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中举了三本书，第一本即为《野叟曝言》，说它“增加我对儒道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不久悍膂（聂绀弩）就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谈野叟曝言》一文中，列举该书的“最方巾气”、“不是性灵”、“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白中之文”五点，以为“《野叟曝言》处处和林语堂先生底主张相反，为甚么林先生还要再三推荐呢？”《野叟曝言》，清代夏敬渠所著的长篇小说。

　　〔３〕讲“潇洒”林语堂在《文饭小品》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的《说潇洒》一文中说：“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

　　〔４〕广东军阀陈济棠于一九三三年间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燕塘军事政治学校首先实行；后来又成立经书编审委员会，编成中小学读本。小学的《经训读本》共二册，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供五、六年级之用。这里所引的《读本》中的课文，“身体发肤”等句，见《孝经·开宗明义章》；“天之所生”等句，见《礼记·祭义》。

　　〔５〕《一十宣言》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所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李季谷（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即李宗武，浙江绍兴人。

　　〔６〕这是林语堂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的话，见《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所载曹聚仁的《我和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按这篇讲稿曾发表于《论语》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但其中并无这里所引的话。《芒种》，刊载杂文、小品文的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主编，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创刊，同年十月终刊。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２〕；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３〕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４〕，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５〕，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

　　〔２〕“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４〕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５〕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２〕（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３〕（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４〕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２〕《外套》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３〕《鼻子》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４〕勒浪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自从议论写别字〔２〕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３〕，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４〕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还未必是“曲”说；至于“大可不必”之评，那是极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言行，从别人看来，“大可不必”之点多得很，要不然，全国的人们就好像是一个了。

　　我还没有明目张胆的提倡过写别字，假如我在做国文教员，学生写了错字，我是要给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刘教授，却和保护别字微有不同。（一）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况且（二）现在的学校，科目繁多，和先前专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纵使文字不及从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写错字的书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质的名目吗？自然，如果精通科学，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坏，但这不能含含胡胡，责之一般的学生，假使他要学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导淮就尽够了，写“昌明”为“倡明”，误“留学”为“流学”，堤防决不会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说，别国的学生对于本国的文字，决不致闹出这样的大笑话，那自然可以归罪于中国学生的偏偏不肯学，但也可以归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说：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

　　改白话以至提倡手头字，其实也不过一点樟脑针，不能起死回生的，但这就又受着缠不清的障害，至今没有完。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为别字辩护，战法也是搬古书，弄得文人学士之自以为识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为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这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辩文的白不白——但“寻开心”者除外——字的别不别了，因为这会引到今文《尚书》〔５〕，骨甲文字〔６〕去，麻烦得很。这就是改革者的胜利——至于这改革的损益，自然又作别论。

　　陈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这决战之后，重整阵容的最稳的方法，他已经不想从根本上斤斤计较字的错不错，即别不别了。他只问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错。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大纲》来做自己的代表〔７〕——

　　“……古人用通借，也是写别字，也是不该。不过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字都能够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爸父之蛊’。纵使不能，岂可在古人写的别字以外再加许多别字呢？古人写的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国相同，所以还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县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种大障碍吗？……”

　　这头几句，恕我老实的说罢，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８〕骨甲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能“爸父之蛊”〔９〕。所以陈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张是已经错定了的，就一任他错下去，但是错不得添，以免将来破坏文字的统一。是非不谈，专论利害，也并不算坏，但直白的说起来，却只是维持现状说而已。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孳乳而成“字”，〔１０〕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１１〕。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复古是难了，何先生也承认。不过现状却也维持不下去，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读书人之所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字学举隅》〔１２〕中，但二十年来，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从古讫今，什么都在改变，但必须在不声不响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碍，维持现状说来了，复古说也来了。这些说头自然也无效。但一时不失其为一种窒碍却也是真的，它能够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迟疑一下子，从招潮者变为乘潮者。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维持现状说听去好像很稳健，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史实在不断的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仅在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议论写别字一九三三年十月，刘半农在《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阅卷杂诗（六首）》，对当年北京大学招考时学生在国文试卷中所写的别字大加嘲弄。鲁迅在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以后（下）》（后收入《准风月谈》），对刘的这种态度进行了批评；接着曹聚仁就“别字”问题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谈“别字”》和《再张目一下——续谈别字》两篇文章。

　　〔３〕提倡手头字一九三五年初，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杂志社曾发起推行手头字运动，主张将手头字正式用于出版物，并发表了第一期推行的三百个字。据他们发表的《推行手头字缘起》说，手头字是“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的字。

　　〔４〕陈友琴安徽南陵人。当时是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教员。他的《活字与死字》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的《申报·自由谈》。

　　〔５〕今文《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尚书》系汉初伏胜所传，欧阳氏及大小夏侯氏所习，以汉代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古文《尚书》传为汉代孔安国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书写（后来流传的古文《尚书》，相传为东晋梅赜伪造）。据《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

　　〔６〕骨甲文字即甲骨文，又称“卜辞”，殷商时代在龟甲和兽骨上所刻记载占卜情况的文字，一八九九年始于河南安阳（殷代故都）发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

　　〔７〕陈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一文中说：“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认识文字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最后又说：“我觉得我们的同行何仲英先生（按陈、何当时都是教员）的话，可以做我的代表。”《中国文字学大纲》，一九二二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８〕《说文》《说文解字》的略称。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金文，又称“钟鼎文”，是殷、周到汉代青铜器上铸刻的记事文字。

　　〔９〕“爸父之蛊”语见《周易·蛊》初六：“爸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时魏国王弼注：“爸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后称儿子能完成父亲所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过错为“爸蛊”。

　　〔１０〕关于“文”和“字”的这一解释，原出《说文解字·序目》中，原文是：“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１１〕关于篆、隶、“真书”（楷书），参看本卷第１０５页注〔１６〕。

　　〔１２〕《字学举隅》清代龙启瑞编，是一部“辨正通俗文字”的书，分“辨似、正譌、摘误”三类。此书刻本的字体，系由翰林二十余人分写而成，故称“翰苑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