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谈判过程的研究，主要利用了俄国最新解密的、关于这次中苏外交谈判的历史档案文献，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研究表明，尽管毛泽东赴莫斯科前反复表示访苏的目的是签订一个新条约，但斯大林却对此一直采取回避态度；苏联被迫同意签订新约后进行了充分准备，其宗旨是要维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在中长铁路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使苏方意想不到的草案，斯大林大为光火，但最后还是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草案；中苏双方代表在苏军利用中长铁路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并进行了激烈讨论。与以往某些看法不同，本文认为，虽然苏方在形式和一些细节上表现出大国主义倾向，但本质上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尽管这些让步是不情愿的。正因为如此，中苏条约的签订并没有增加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中苏同盟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

　　【关键词】 中苏关系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长铁路

　　【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生，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北京 100036)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两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条约的新的条约和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到80年代后期，有一些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电报、信函，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布于世，使我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肯定地、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作出了如何的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总之，缺乏对于中苏谈判过程的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很难正确地判断中苏签订新约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他们最初的愿望，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在这个新条约基础上形成的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

　　不久前，我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当然，这还不是全部文件，但经过对这些文件的整理和研究以后，我们认为，把俄国的解密档案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关于这个问题，联邦德国苏联东欧研究所迪特·海因茨希教授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的专著《苏联与共产主义中国（1945～1950) 》即将在德国出版，其中一章专门论述了中苏条约谈判问题。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也是本文预期达到的目的。

　　一、中苏条约的历史背景

　　所谓1950年的中苏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对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 《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详细过程，过去只有台湾方面公布的材料。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向大会提交了一批共200多页的综合档案文献，其中包括大量美国和俄国保存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原始文件。目前已对这批文献进行翻译和整理，刚刚在德国发表。

　　这个有效期为30年的条约及相应协定充分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一切权益，已经在1935年卖给伪满洲国的中长铁路重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局设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中长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等等。有关文件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7～1338页。直到1949年以前，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斗争中，苏联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在雅尔塔体系的范围内保证实现上述权益。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不过，双方开始都采取了慎重的和试探性的方针，而且是从具体问题谈起的。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但毛泽东还表示，中国的共产党?quot;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 "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娓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不过，米高扬对此的感觉是?quot;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列多夫斯基：《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 《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1995年第3期。

　　斯大林特别关心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柯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斯大林"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quot;。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 《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 "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作了一番令人费解的含糊回答，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并汇报这个问题。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宗39，第78～79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

　　这时，双方都还没有直接谈到中苏条约本身的问题。但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则直接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列出了三种处理方式： "(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在该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刘少奇致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1949年7月4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1～50页。

　　看来，当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还摸不透对方的本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1月8日，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宗19，案宗288，第81～85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1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3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前引冈察洛夫文，《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

　　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清楚的。过去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这种看法似乎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毛泽东似乎感觉到了斯大林的意图，所以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是否能够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没有任何把握。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感觉是正确的。

　　二、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 "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 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quot;。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 "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又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 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 案宗239，第9～17页。

　　毛泽东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的答复仍是，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斯大林还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于是，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的问题并提出意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显然，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能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实无把握。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柯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quot;, "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柯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前引冈察洛夫文，《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毛泽东对此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这一次毛泽东真地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quot;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 "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帕·尤金：《毛泽东谈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与斯大林》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 , 《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日和27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70页。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做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quot;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quot;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10，卷宗302，第1～4页。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地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地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要签订新条约的决心。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苏联无疑是一个刺激。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见前引尤金文，《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总之，到1月2日，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 "有说有笑"。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三、苏方精心准备的条约及有关文件草案

　　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以代替1945年条约的问题，在原则上似乎是解决了。然而，在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这个具体问题上，中苏谈判又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这时，中苏谈判双方各自的方针都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此前，苏联坚持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废除1945年的条约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相反，中国以前同意保留1945年条约的实际内容，而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而代之。但在确定要签订一个新条约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文本却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

　　毛泽东1月6日与维辛斯基和1月9日与柯瓦廖夫谈话时，强调的仍然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6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8，卷宗302，第4～6页。1950年1月9日毛泽东与柯瓦廖夫的谈话，见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斯坦福1993年版，第247～248页。毛泽东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充分考虑，而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则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文件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quot;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12～15页。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签订一个新条约而同时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

　　1月9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友好合作"改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18～19页。这里，苏联外交部排除了中长铁路问题，而把它转给交通部去解决。

　　基于斯大林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1月10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20～25页。这里显然是有矛盾的，既然已决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20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26～29、30～34页。

　　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确定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1～7页。鉴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12月16日和1月6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的说法，显然，维辛斯基最后改变条约名称是注意到了中方这一说法。师哲回忆说，是周恩来提出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的。见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在此期间，苏联条约法律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在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提出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1950年1月13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117～121页。其意图当然是考虑如何保留旧条约的内容。或许正是采纳了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还在同一天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特别说明"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5～7页。显然，苏联外交部是要把中长铁路的问题与条约和旅顺、大连的问题区别开来。

　　1月19日，苏联交通部提出了对于中长铁路和大连港协定的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的主要修改建议。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

　　(一)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45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须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

　　(三)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将旧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关于大连港协定：

　　(一)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二)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贝舍夫在报告的最后特别说明了要把在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年其利润是1.63亿卢布", "从1946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1950年1月19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20，卷宗248，第4～13页。

　　1月21日，葛罗米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贝舍夫、柯瓦廖夫、罗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

　　(一)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1945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

　　(二)关于从1950年2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四)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附《固定资产和转交苏中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资产清单》)

　　(五)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决议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巴马兹涅夫。葛罗米柯等致莫洛托夫等，1950年1月21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20，卷宗248，第20～28页。

　　看来，苏联方面认为中国接受条约草案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有更直接关系的中长铁路问题上。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13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贷款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41～50页。

　　苏方最后确定的中苏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3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原因何在?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

　　我们来归纳一下苏联方面最后形成的草案，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这就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准备，而此时周恩来才刚刚到达莫斯科。

　　四、中苏外交谈判中的分歧和争论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草案。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出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1月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我们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后发现，中方的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区别。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 卷宗235，第38～40页。这一点与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中的说法完全不同。以前都认为新的中苏条约的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4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第2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2页。不过，伍修权的回忆录承认"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没有原则变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总之，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a，案宗369，第7～10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20，卷宗243，第8～16页。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上述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又于1月26日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 (1）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 (2）凡经大连港的苏联的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 (3）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 (4）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 (5）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葛罗米柯致米高扬和维辛斯基，1950年1月26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20，卷宗248，第35～37页。看来，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不仅考虑周全，而且不断加码。对此，中方的设想却完全不同。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不曾设想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20，卷宗248，第38～55页。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致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反复研究和修改。我们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其中有两份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协定草案了。在苏方的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5，第77～79页。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中方几乎没作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20，卷宗243，第18～23页。就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争论。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3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问题就出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作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quot;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10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quot;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2月1日，2月2日，2月3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369，第11～21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4，第29～56页。

　　至此，中苏谈判大局已定。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4页。以后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五、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局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月11日至13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又举行了三次会谈。

　　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这一记录显然与以前的一些说法不同。中国有材料说，毛泽东开始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quot;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页。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2月14日18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维辛斯基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并答应向苏联政府汇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2月12日；维辛斯基日记，2月13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18，卷宗234，第64～76页。

　　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正式发表的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8～523页。众所周知，双方都没有公布有关的两个议定书和那个《补充协定》.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这一举措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有些条款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才要坚持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谢尔盖·冈察洛夫原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苏关系问题专家，后调任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首席参赞。本文所涉及的部分材料由谢尔盖·冈察洛夫提供。)

(责任编辑 高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