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在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市场营销、银行金融、太空探索、物流运输等各个领域实现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人工智能对传统机器的技术升级，更在于其对社会生产体系的根本性重塑，为之赋予了智能化、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新特征。观察某些行业的生产线，传统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已经遭到明显削弱。人工智能成为物质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不仅可以独立完成生产任务，还能够通过深度学习和算法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导致人类劳动者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大量工人面临下岗失业的困境。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勃兴不仅改变了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以及劳动与劳动的传统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或许重新定义了劳动和劳动者的概念。知名未来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就指出：“技术变革的步伐将如此之快，其影响将如此之深，以至于人类的生活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虽然既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反乌托邦式的，但这个时代将改变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许多范畴，从商业模式到人类生命甚至包括死亡本身。”6人工智能引领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是为学术界带来了关于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理论迷思。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论断面临两大观点的冲击与解构。

一是“人工智能替人论”。这一观点主张，人工智能自被发明创造出来后就脱离于人而存在，进入生产过程后成为独立的要素。人工智能，作为物化的劳动，与工人的活劳动共同参与价值的创造。其中，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其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不仅进一步实现了对人的肌肉和骨骼功能的替代，还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人脑功能的模拟，赋予了机器体系以人的智能属性。机器体系不再简单地执行预设命令，而是具备了某种形式的“智能”。这种“智能”表现为，基于数字化网络和大数据，人工智能能够通过自组织的形式完成生产任务，并自动优化其策略。7直接后果是，尽管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但生产的产品数量却持续增加。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新增的价值并不是由个别工人创造，而是由人工智能生产的。工人的活劳动被人工智能这种“外在智力”(external intelligence)所替代，导致“劳动价值”逐渐被“智力价值”所替代。8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导致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全面自动化。人工智能应当被看作“特殊劳动者”,它们可以独立创造一部分剩余价值。9同时，也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并不产生剩余价值，而是在服务领域中产生剩余价值。企业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来代替人类劳动者，实际上是用人工智能产生的剩余价值代替了工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10还有学者预测，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将发展到无需人类的协助而独立运转的阶段，不再服从于任何人类的指令。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成为“无用阶级”,这些人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或艺术价值，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不会提供任何帮助。11

二是“剩余价值无用论”。这一观点认为，人工智能虽然没有替代活劳动，但是使活劳动变得无足轻重，从而导致剩余价值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再重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绝大部分工人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但是资本家并没有停止对财富的收集和占有。这种现象的背后逻辑在于，企业的利润来源已经从依赖无偿占有剩余劳动转向对固定资本的持续再利用。12也就是说，作为物化劳动的人工智能可以独立于活劳动，持续地将其价值转移至产品中。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极高水平，人类社会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不再需要劳动的新纪元，那时或许不再有价值和剩余价值需要表现。1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工人的劳动模式已经经历了显著的转变，“非物质劳动”成为了主导的劳动形态。在这一新的劳动范式中，资本从对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转变为对工人的“生命政治剥削”(biopolitical exploitation)。14这种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传统意义上剩余价值的边缘化趋势。类似地，还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会剥夺工人的劳动权利，大量失业人口会成为连“被剥削剩余价值的价值”都没有的“停滞过剩人口”。在此情境下，资本家不再只关注剥削剩余价值，而是剥削失业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15

事实上，无论是“人工智能替人论”,还是“剩余价值无用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误读和错解。“人工智能替人论”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人工智能的智能属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独立”地位，却简化了劳动与资本的结合方式与现实关系。难道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脑功能并执行某些任务，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完全替代人类的所有劳动吗?至于“剩余价值无用论”,它没能解释清楚在资本主义仍然居于统摄地位的时代，资本家的利润如果不是源于剩余价值的转换，那么是从何而来?以及，如果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什么要借力于人工智能来强化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可见，人工智能引发了一系列待探讨的政治经济学议题，而现有研究仍显不足。为深入探析这些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在人工智能条件下的适应性和解释力。

三、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类劳动仍然“在场”的确证

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库兹韦尔认为，人工智能这一“非生物实体”将不受人类的限制，能够通过并行的、自组织的、无序的算法不断完善、编写自己的程序，以实现硬件和软件功能的迭代升级，进而彻底实现对人类大脑和肢体功能的超越。16据此，一众研究者提出“经济奇点”正在来临，人类智能会逐渐非生物化，而且其智能程度会远超今天的水平，人类劳动将逐渐“离场”。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人工智能是否会全面替代人类仍然未知。至少在那一天到来以前，人工智能还是会与人类协作并遵从人类的指示来运转。为什么这些技术乐观主义者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时，一方面对其颠覆人类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又做出了人工智能必须依赖于人类的判断呢?要理解和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沿着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深入分析。

(一)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

一方面，人工智能没有对机器形成革命性颠覆。人工智能尽管是由人的手创造出来且在很多场景下不受人脑控制的实体，但实际上是类似于人脑或者说能够实现人脑部分功能的机器。马克思指出，机器“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7。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人的一些肢体功能，“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8。“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一个工人的手工业工具所受到的器官的限制”19,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帮助人们增强了生产能力，在生产中代替了人类的肌肉骨骼系统，能够实现人类无法企及的效率，成为了人类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些研究者过度神化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忽视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机器，是人类智能的物化形态，依赖于人类赋予其的意义和目标。从技术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是机器的高级形态，继承了传统机器的基础功能，又进一步拓展了功能范围和深度。它的优势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的脑力劳动，并在一些场景中拓展了人的能力、延伸了人脑能够处理的一些领域。但是，如同人类不必和机器比拼生产速度、生产精度一样，人们也不必和人工智能去比拼逻辑推导、数据抓取与分析等能力。从运转方式来看，人工智能无法脱离人类而独立运转，它需要人类劳动的匡扶和辅助。马克思曾强调，“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做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20。人工智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工智能不过是对人类劳动力的延伸和创造性劳动成果的集中体现。尽管人工智能拥有了许多传统机器不具备的新能力，但它仍然需要人类劳动者的监督、维护和决策。就像戴尔·雷(Del Rey)所说，大型垄断高科技企业的所有者虽然宣称企业的运转是全部自动化的，但实际还需要雇佣许多人力进行维护和监督，好比智能汽车尽管有可能淘汰出租车司机和卡车驾驶员等职业，但同时又必须得到自动汽车设计师、软件开发员等劳动者的支持才能良好运转。21

另一方面，当今仍然是资本主义占据统摄地位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会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始终受到资本主义逻辑的制约与规训，仍然是“一切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22。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机器)并使二者以某种方式相结合，最后占有工人的全部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全部产品。在这一框架下，机器只有在与工人的劳动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新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否则就只是一堆毫无用途的东西。这一生产逻辑有一个结果：“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3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遵循资本实现价值无限增殖渴求的核心路线，所以“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24。

事实上，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仍然遵从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逻辑，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生产力同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的普及与应用只是服务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占有的目的。资本家之所以愿意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实际生产过程，只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大利润，这与机器在大工业时期取代工人手工劳动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讲，“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25,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被颠覆，资本家就不会停止对利润的渴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始终是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根本原动力。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的应用就不具有消除人类劳动的动力，人工智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反映了社会总体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单个劳动者活劳动的弱化其实是社会总体劳动资料强化的结果。26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劳动形式广化、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形态隐蔽化，27这都是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的攫取力度而加强对劳动剥削的结果。所以，人工智能在替代许多工作岗位的同时又会创造许多需要人类参与的新型岗位。而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补充而非替代人类劳动的，是剥削而非解放工人的。

(二)人工智能条件下隶属于资本的三种劳动形态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来看，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劳动条件逐步变成了统治和支配劳动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也经历了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动态演化。28这一演化不仅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在人工智能条件下，我们可以辨识出三种劳动形式，这些劳动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是隶属于资本，也都服从于资本的支配与规训，尽管这三种劳动形式与以往相比更加复杂与隐蔽。

一是直接受到资本支配的雇佣劳动。与库兹韦尔持相似观点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担心地称：“人类将再也无法观察到真正的自己，而是由算法为人类决定我们是谁、谁该知道关于自己的那些事”29。更严重的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融合可能会让数十亿的人失去劳动力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极少数精英群体的“数字独裁”,大多数人不再遭受剥削而是变得“无用”。30但是，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那些短期内不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劳动形式，二是由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兴职业领域。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资本家要组织生产活动，这两类劳动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一是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传统体力和脑力劳动。人工智能通过识别大规模数据集的特征来学习和完成不同任务，不依赖于人类提供的指令来运转。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承担数据输入、报告生成、梳理生成账单等重复性的、低价值的结构化任务方面具有较强能力，但是在需要即时解决的综合性任务以及与人类交流协商的高价值工作(比如客户咨询、战略规划等)面前存在巨大短板。这些高价值工作对人类劳动者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比如应聘者会被要求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技能水平、创造能力和共情能力等。31其二是由人工智能催生的一些新职业，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分析师、软件开发者、机器学习工程师、机器人设计师和机器人维修员等。尽管这些职业在形式上与传统脑力和体力劳动相比都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仍然属于传统雇佣劳动范畴。这些新职业的劳动者的任务其实是将人类的认知、情感和创造力转化为机器可以理解和执行的算法和程序，并使这些内容凝结到人工智能等“新型机器”之上。32尽管他们可能拥有一些技术优势和自主权，但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仍然屈服于资本的支配。与传统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相比，这些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监督和干预的程度会大幅度提升。同时，他们的劳动报酬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劳动产出数量。

二是间接受到资本支配的零工劳动。人工智能推动了数字平台的发展，进而生发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零工劳动”(gig work)。进入21世纪，通信与网络技术的加速发展使企业数字化改制趋势愈发明显，很多大型垄断企业倾向于采用临时劳工代替全职雇员，从而提高效率并减少成本。33特别是随着InnoCentive、Crowdflower、Mturk和Freelancer等数字平台的兴起，临时劳工开始以“零工工人”的形态普遍存在。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oway)指出：“通过将我们的生活构建为一系列的游戏、一套有限的选择，资本主义关系不仅变成了同意的对象而且还被认为是给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我们是被迫来玩这个游戏的，我们继而去维护其规则。”34零工劳动便是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资本家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制作出的一款“新游戏”和一套新规则。资本家描绘出了一幅零工工人可以独立致富的幻象——拥有自由选择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高额的劳动报酬，由此使得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都愿意成为零工工人的一员。目前，零工劳动主要有两种形态：众包(crowdsourcing)劳动和按需(on-demand)劳动。35这两种形态的零工劳动有一共性特点，即劳动都被隐藏在人工智能的背后。众包劳动起源于企业将大型项目分解为更小型的、易于管理的任务，并将这些任务分发给大量的独立的“在线工人”。36根据管理者的指令，企业的雇佣工人(比如程序员等)将任务发布在数字平台上，通过应用程序接口与“在线工人”实时交互并布置任务。比如波音、杜邦、宝洁等大型企业都会把企业内部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发布在InnoCentive等数字平台上。平台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这些任务，如果能够按时给出解决方案，他们就可以根据算法计算的完成质量和数量获得相应报酬。这种分散的劳动形式有效提升了效率，同时规避了雇佣与管理的成本。零工劳动的另一种形态是按需劳动，其目的是满足企业的无法模块化的任务需求。一般来说，按需劳动主要包括：共享出行服务(如Uber、Lyft)、短租住宿服务(如Airbnb)、食品配送(如DoorDash、Foodpanda)和个人助理或技能服务(如TaskRabbit、Fiverr)等。按需劳动通过实时信息实现供需匹配，具有显著的灵活性和即时性特征。用户通过应用程序请求服务时，算法会自动为其找到最近的、空闲的服务提供者(通常是个体劳动者)。服务提供者在平台上可以列出自己的服务内容、设置价格并接受订单，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任务，而不受固定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三是受资本逻辑改造，从单纯行为变成劳动的产消劳动(prosumption labour)。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原本不属于生产领域的活动(如家务、娱乐、社交等)变成了能够为资本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的新形态劳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汲取并拓展了达拉斯·史麦兹关于“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关于“产消者”的观点，并将其用于解析当代人工智能环境下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上的用户行为。福克斯指出，把工作交给消费者去完成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显著趋势，大型垄断社交媒体公司经常要求消费者(用户)将网页翻译成各种语言却不支付报酬。37用户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上的活动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随着数字平台逐渐渗透到生产、购物、饮食、旅游、住宿、游戏、音乐等各领域，数字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在数字平台上的互动和评论、在在线市场中的购买行为转化为产消劳动。搭载了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和终端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人与人关系的中介与纽带，所有人都变成了“产消者”,日复一日地沉浸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构建的虚拟关联当中，不知疲倦地进行产消劳动，生产数据、交换信息或构建与维护各种关系。客观来讲，用户产消劳动是一种集合了各种矛盾的新形态劳动，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非常模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等的界限都不复存在了。为什么说产消劳动是一种劳动，而不是单纯的行为呢?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8“演员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产戏剧，而是因为他们增加自己老板的财富。但是，进行的是何种劳动，从而劳动以什么形式物化，这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39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为资本家增加财富的活动，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物化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因此，没有雇佣关系、没有劳动报酬并不意味着用户产消劳动不是一种劳动，因为劳动以什么形式物化并不会改变其自身的性质。事实上，如果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资本一直致力于降低雇佣工人工资并摆脱雇主义务，用户产消劳动恰好符合资本家的一贯需求。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上，人们的产消劳动成为了被资本家无偿利用并实现资本积累的一种新形态劳动。

四、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来源：基于三种劳动形态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的总劳动时间超过了其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劳动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40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识别了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三种劳动形态：雇佣劳动、零工劳动和产消劳动。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资本家有能力从这三种劳动形态中获得剩余价值，并通过市场交换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自身的利润。这三种劳动形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混合交织于人工智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在不同的生产情境中，可能会有某种劳动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或者两至三种劳动形态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使分析更加清晰与透彻，我们分别讨论三种劳动形态如何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完成剩余价值生产。

(一)基于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

人工智能使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变成了资本家“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41。正如马克思所言：“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42

在单一企业的范围内，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情况类似，雇佣工人为资本家贡献了一部分剩余价值。区别在于，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剩余劳动时间明显延长，使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变得极为悬殊。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43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这一趋势进一步扩大。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工智能为资本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力工具——“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算法权力”是一种广泛渗透于社会结构的、无所不在的操控与被操控关系。4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使资本家能够通过诸如引导、规训以及命令等方式，以精确且隐蔽的手法延长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例如，资本家能够利用智能设备掌握雇佣工人的行为模式、习惯爱好和心理状态，从而使生产过程更为透明，可以精准地调控生产过程，以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大化。此外，人工智能的引入使大量传统工作岗位逐步消失，劳动者被迫不断适应新的技术要求。这种变化加剧了雇佣工人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为了争取工作机会而主动增加工作时长和强度。“996”“007”“狼文化”等大型高科技企业倡导的“文化”,实际上是资本家延长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并使雇佣工人无条件服从的规制手段。在“算法权力”的胁迫下，雇佣工人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以满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

在全球的范围内，借力于人工智能，大型垄断高科技企业得以将全球人口都纳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还能够从落后国家的中小企业那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转移。由此，大型垄断高科技企业的经营日益呈现出鲜明的帝国主义特色。马克思说：“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45掌握着巨额资金和人工智能的大型垄断高科技企业便是马克思所说的“某一个阶级”的真实写照。在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这些企业凭借资金与技术优势，整合各国的优质资源(比如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有利的政策环境等),构筑起多层次、高度互联的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体系。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对此进行了详细探讨：“矿山和人工智能似乎属于不同的世界，但是他们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46大型垄断高科技企业在其所在国家中，宣称自身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实现了生产的无人化与智能化，但实际上则是通过签约、投资和合作外包等方式，将制造、装配等工序交由落后国家的雇佣工人完成，同时确保落后国家的中小企业始终被锁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底层。实践中，由于制度缺陷和监管不足，被指派给落后国家的大量生产任务会被转嫁给家庭、奴隶或儿童。这些劳动者在人工智能的“阴影”下工作，为大型垄断高科技企业创造利润，但自己却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与晋升机会，而且几乎无法组织工会或进行集体罢工。这种生产结构不仅造成了落后国家人口面临物质和精神上的压迫，而且还使他们被迫承担了由大型垄断高科技企业通过转移责任、逃避监管、操纵舆论等手段转嫁的负外部性。结果是，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不断加剧，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冲突也不断深化。

(二)基于零工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

通过数字平台，雇主组织众包工人和按需工人两类零工工人参与生产，进而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提取与占有。这一生产过程的特点是：尽管雇主在名义上没有直接雇佣零工工人，但是却通过数字平台将零工工人纳入其生产过程之中。这一生产过程涉及三个不同的主体——雇主、数字平台与零工工人。不过，雇主和数字平台只是共同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的生产始终由零工工人来完成的。我们分别对两类零工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进行讨论。

众包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是基于如下逻辑：众包工人在数字平台上等待并接受资本家发布的任务，并通过劳动来完成这些特定任务，资本家为之支付相应报酬。但是，这些报酬往往数额较低，众包工人创造的价值通常超过他们实际获得的劳动报酬，二者之间的差额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可以说，众包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是对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一种扩展，众包工人的薪酬模式又是对传统雇佣工人工资模式的一种扩展。众包工人的薪酬常取决于任务完成情况而非工作时长，即表征为“计件工资”的形式。47我们知道，“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48,可以促使众包工人自我鞭策和自我施压以加快完成更多任务，甚至于使他们彼此陷入争斗和比拼。此外，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数字平台使资本家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更多劳动者参与生产，同时通过评分系统和客户评价对众包工人进行微观管理，使他们日益孤立。为了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订单，众包工人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49所以，尽管享有灵活的劳动时间、自由的工作场所和可以自由选择的工作内容，但是众包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就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持续地参与项目竞标，甚至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尝试接受更多的任务，即为了获得同样的报酬而付出更多努力。

按需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则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数字平台作为信息交互与市场交易的中介，使服务需求者与按需工人能够随时互联，按需工人依据服务需求者的要求提供服务。通常而言，数字平台只是充当了中介，具体的交易则以点对点的形式完成。服务需求者通常会为相关服务支付账单，数字平台会从中抽取一定数额的佣金，而按需工人只能获得很低的报酬。这样一来，服务需求者和数字平台就瓜分了按需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特别是，服务需求者和数字平台还能够通过数字平台调整服务价格和报酬结构，以使剩余价值的生产最大化。例如，二者可以在需求高峰期提高相关服务的价格，在需求低谷期降低劳动报酬，从而保持或增加剩余价值。按需劳动具有灵活、短期的特点，这意味着按需工人只在有需求时才会提供劳动，这压缩了服务需求者(资本家)的可变成本，因为资本家无须为按需工人提供稳定的雇佣关系或福利保障。此外，按需劳动是数据生产的过程。50按需劳动通常伴随着数字监控和算法管理，数字平台的所有者能够实时监控劳动过程并无偿获取按需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生成的全链路数据，这提升了数字平台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也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预测，数字平台可以开发新的服务和产品，从而拓展业务范围。

综上可见，零工工人与机器大工业时代“血汗工厂”中的雇佣工人并无太大不同。在资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下，零工工人拥有强烈的工作意愿，但是工作得越努力，他们为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51资本家一方面对零工工人的劳动报酬进行“偷窃”,另一方面以计件工资的薪酬模式促使零工工人“自愿”地提供更多服务。换言之，零工劳动一方面以较低的劳动报酬为资本家节省了大量可变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在线协作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此外，由于不受传统雇佣关系的约束和保护，零工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经常超出法律规定，而资本家无须承担相应责任。

(三)基于产消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

我们已经说明，产消劳动是一种新形态的劳动而不单是一种行为。但是，用户在进行产消劳动时，与资本家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雇佣关系、无法获得劳动报酬，同时也不会感受到明显的压迫。那么，如何理解产消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机理呢?

人工智能的勃兴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也改变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52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重新规定了生产和消费的内涵，还为资本家开辟了获取剩余价值的新途径，即对产消劳动的剥削。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指出，得益于人工智能和网络通信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质，即剥削已不仅限于传统的劳资关系之中，更扩展至无雇佣关系的普遍社会互动之中。53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用户便是资本家找到的新剥削对象。如果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是在工厂车间和办公室中剥削雇佣工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无论任何时间和地点，资本家都能对各类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用户进行持续剥削。54福克斯强调，如果没有产消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将会中断。产消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其实是一种新质态的资本主义，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55

基于产消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机制是：产消劳动的主要产出是数据，而数据正是资本家盈利的基础与关键。用户的日常活动和社交互动(比如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上的搜索、点击、浏览、分享或创作行为)会实时生成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会被资本家全盘占有。为使用某些数字服务，用户必须接受平台设置的服务协议和条款，即不得不授权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访问他们设备上的大量隐私信息并抓取实时数据。这些数据会被传输到“算法黑箱”56,经过搜集、整合、分类和存储等流程，最终转化为有价值、可交易的数据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资本家能够分析和挖掘海量数据中的有价值信息，洞察用户的需求、偏好和行为模式，一方面为广告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精准的目标定位机会，另一方面直接售卖这些数据商品来实现盈利。

可见，在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场域从工厂车间等传统物理空间拓展到了数字平台等新兴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中，用户的日常活动——无论是消费还是娱乐，都被转化为剩余劳动，同时用户还会将个人情感、交易特征、兴趣爱好、隐私信息等信息无偿提供给资本家。很重要的一点是，用户进行产消劳动的全部时间都被转化为了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能够无偿占有并利用产消劳动创造的全部产品。此外，产消劳动具有弱体力、非强制、交互性强、娱乐性强等特质，用户往往会陷入一种娱乐幻觉，因而在进行产消劳动时的体验通常是自愿的、愉悦的甚至是狂热的。用户在娱乐幻觉中容易找到某些虚假意义和个人激情，因此从始至终都不会意识到自己被裹挟进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链条之中，也很难察觉与感知自己正被剥削。这遮蔽了用户被资本家剥削的实质，同时也造成了产消劳动不是劳动的假象。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用户投身于产消劳动，却无法获得劳动报酬，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资本家。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利润的正常源泉。”57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资本家得以将无酬劳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开辟以往不曾有过的剩余价值生产途径。在产消劳动情境中，用户的产消劳动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求，而产出直接服务于资本家的生产需要，所有的产消劳动在结构上都具有剩余劳动的特点。同时，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够不断提高产消劳动的产出效率、优化劳动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分析用户的喜好、习惯、情绪等，进而帮助企业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服务。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对产消劳动的支配与利用进一步加剧。用户会被迫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上，并且为资本家源源不断地创造剩余价值。

五、结语

分析表明，尽管技术条件和时代背景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诸多变迁，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隶属于资本的劳动形态从单一的雇佣劳动拓展为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三种劳动形态，但是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剩余劳动却没有发生变化。

人工智能不仅多样化了劳动形态，也拓宽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路径，并加大了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提取力度。在人工智能条件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互补关系，三种形态的劳动相互促进并且在资本的支配下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三种形态劳动的互动关系不仅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也在政治和文化层面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力与支配力。所以，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一场可能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其后果及影响需要我们从更为宽广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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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盼 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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