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个迪士尼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处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文化冲突（李天元,2004）、政策管制（保继刚、徐红罡、李丽梅等,2001）、环境污染（Amy & Gar,2002）、竞争激烈（保继刚,1997）等挑战。客观系统地评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面临的经营风险,是促进其健康运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之一。本文首先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识别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源,构建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测度的系统化指标体系;然后,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识别出关键的风险因子,实证检验了各风险因子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的影响程度,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控制和防范风险、健康持续运营提供有益参考。

一般而言,风险与不确定性有关,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会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系列挑战。企业经营过程中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其中,不利因素往往会导致企业未来收益下降或长远发展受损,演变成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企业内外部条件给企业经营造成的不确定性,使其面临不利后果的概率,构成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就是说经营风险强调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不利因素及其对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阮平南、王塑源,1999）。据此,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指其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影响其经营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系列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可能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产生的各种不利结果、损失或负面效应。这不仅表现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经营过程中给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表现为由此可能给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带来的障碍,以及进一步导致经营绩效损失的可能性。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环境、游客等多个维度对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选址不当是研究者普遍认为的经营风险之一,李天元（2004）认为地理位置过于偏远造成交通不便,是巴黎迪士尼乐园遭受“滑铁卢”的重要原因之一。艾静超（2007）则认为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经营成败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迪士尼度假区跨文化管理意识缺乏是欧洲迪士尼度假区经营失败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提出,迪士尼度假区门票及园区内产品售价偏高,而国内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实施高价定价策略会导致门票收入减少,从而不利于迪士尼度假区的经营和发展（艾静超,2007;王大悟,2007）。李蔷（2010）则针对我国香港地区迪士尼度假区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管理模式生搬硬套、总部收取高额品牌费和经营管理费、园区服务水平低、项目设置不合理以及园区设施不完善等因素是导致香港迪士尼度假区前期经营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旅游景区是由不同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共生系统,利益均衡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张昌贵、方大凤,2012）。利益相关者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或群体”（Clarkson,1995）。平衡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景区或者旅游目的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利益冲突是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焦点之一（杨勇,2008）,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变得日益困难。姚国荣、陆林和章德辉（2004）在研究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古村落时发现,由于当地村民存在不支持、不配合等问题,导致景区经营者疲惫不堪,政府部门焦头烂额。

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行为与目的地经营行为与业绩紧密相关。Sheehan和Brent Ritchie（2005）根据利益主体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态度将其划分为支持型、边缘型、反对型、混合型四大类。其中,支持型利益相关者与旅游目的地合作的可能性最高,有利于目的地的经营;反对型利益相关者则认为企业经营行为可能对自身利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大多采取抵制、不合作的态度,甚至出现损害景区形象、扰乱景区秩序等行为,这无疑是一种不利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经营风险。古红梅（2012）在考察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状况时发现,基础设施、接待条件和环境治理较差,居民无序开办“旅游马路店”等问题,造成了乡村景观异化,大大降低了游客满意度,影响了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由于处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也必然受到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对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来说,由于其所处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体系以及文化风俗等的差异（刘静艳,2006）,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参与程度、作用方式也有特定的地域特色,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不支持、不合作行为会构成其经营中的潜在性风险和威胁（李心合,2001）。学者们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外部环境因素出发,探讨了由于利益相关者的不支持而可能面临损失的经营风险。王文韬和钱晨阳（2014）从政府角度,指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投资额度大、建设成本高,地方政府承担着极大的风险。王雨珩（2010）则从本地居民生活环境方面,提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会拉动上海房价飙升,增加生活成本。

此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其他迪士尼度假区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广泛探讨,为分析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提供了借鉴。李雪丽（2010）、李蔷（2010）从游客视角出发,指出气候条件、园区服务、项目设置和园区设施等因素降低了游客游玩体验感。张玲和刘德琪（2001）从企业竞争者角度,提出香港迪士尼度假区的建成,会分流珠三角地区的主题公园客流量。保继刚、徐红罡和李丽梅等（2001）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有受访者认为香港迪士尼度假区会对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娱乐产业、珠三角本土文化造成负面冲击,对青少年游客的成长不利。Amy和Gar（2002）则指出迪士尼乐园的烟火表演、游行表演等会对周边社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迪士尼度假区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发展历史、选址区域与影响、海外拓展的经验与教训、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模式以及对我国主题公园的借鉴与启示等。但是,关于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则更为鲜见。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多以单一风险因子切入对迪士尼度假区面临的风险进行研究,尚未构建出较为系统化、全面清晰的经营风险指标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多通过访谈、文献研究等定性方法,未构建出多元化、系统化的指标体系以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面临的经营风险因素进行定量化测度。鉴于此,本研究着眼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经营风险,识别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确定风险源,构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测评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更为精准地识别出影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的关键因素,以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管理提出方向性建议。

（1）经营风险源识别

根据经营风险来源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在本研究中,内部风险主要指由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自身不足而带来的风险,外部风险则主要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外部环境条件所引起的经营风险,表现为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相关的本地社区（居民）、游客、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可能引致的系列风险,这些都是其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或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经营与其利益产生冲突和矛盾时,他们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活动的支持和参与度就会降低,甚至成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的风险源。一般而言,旅游景区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本地社区（居民）和游客等（周丽洁,2009;周大庆,2013）,本文结合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情况,识别出政府部门、本地社区（居民）、游客、相关企业为主要利益相关者（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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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源

Fig. 1   Business risk source of Shanghai Disney

①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及其相关政策对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用地、出资、协调、控制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用地政策、资金优惠、基础设施配套方面作用重大。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占地规模较大,后期建设中,在土地获得权限方面可能受到政府及相关土地政策的制约,从而增加其经营成本,成为其经营风险源之一。

②本地社区（居民）。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可以增加本地居民收入、带动居民就业,使居民成为受益者,但是,也会对本地社区（居民）的工作、生活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如导致交通拥挤、物价上涨、环境污染等。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与本地社区（居民）利益的冲突,降低了本地社区（居民）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支持度,成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的重要风险源。

③游客。游客消费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盈利的主要来源,游客满意与否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如果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文化氛围、服务质量、配套设施、娱乐项目等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则必然会降低游客的体验感,从而成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可持续经营的重要风险。

④相关企业。餐饮业、住宿业、文化产业等各类企业的有效供给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健康经营的保证,影响着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海本土的主题公园、经典旅游景区、香港/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等都会成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竞争者,可能会分割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一部分市场,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构成竞争性压力。

（2）指标体系

为了客观测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经营风险,本文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两个视角来设计测评指标体系：一是由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部经营不当而产生的风险,包括服务、经济效益、配套设施、文化冲突、经营模式、选址等内部因素;二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不支持或利益冲突所带来的风险,涉及政府部门、本地社区（居民）、游客以及相关企业四方利益相关者主体（见图1）。

借鉴相关文献,本文初步构建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的测评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所在的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本地居民、到访迪士尼度假区的游客以及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部工作人员等进行访谈,结合实地观察以及网络评论中提及的关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相关负面感知内容作为补充指标,最终形成包含36个题项的测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测评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of Shanghai Disney business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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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本地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形成的综合评价,反映了其主观感知中消极和积极维度的总体性平衡结果。一般而言,负面的感知（认为消极效应大于积极效应）是制约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张彦、于伟,2014）,会导致客流量流失、居民不满情绪增加、相关企业零和博弈、政府部门不支持等后果,使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进而面临巨大的风险,不利于其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本文采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带来的消极效应大于积极效应”这一题项作为因变量,要求受访者对其进行“1~5分”的综合比较、评判,来测度受访者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大小的综合感知。

为了客观评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经营风险,本文设计调查问卷,对表1中的经营风险因素进行调研分析。问卷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惯常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收入、是否游玩过迪士尼度假区、车程等方面;第二部分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经营风险的测评指标体系,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进行测度。问卷调查采取网上调查与实地发放两种方式,实地调查地点主要选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部、地铁站附近、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地铁专线、大学校园等。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共回收374份问卷,其中,网上问卷183份,实地发放问卷191份,有效问卷共计369份,有效率为98.7%。

在所有受访者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比例,分别为64.4%和35.6%;受访者主要是18~25岁的青年群体,占比超过受访人群的一半,符合现实情况;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主要是本科、硕士学历,合计占比82.2%,博士、大专、高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分别占3.7%、8.0%、4.0%、2.1%;月平均收入方面,分布较为均匀,2 000元以下的占33.3%,2 000~5 000元的为20.0%,5 000~ 10 000元的占28.3%;在是否游玩过迪士尼度假区方面,有50.5%的受访者表示未曾游玩过;在到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车程方面,超过1小时车程的占比为82.1%。

借助SPSS软件,采用Cronbach’α（科隆巴赫）系数对36个题项进行信度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值为0.949,大于0.8,达到信度要求。样本效度检验方面,KMO值为0.940>0.5,且通过了Bartlett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检验（Sig.=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