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南曰：“邪徐”二字古时通用。诗传“虚，虚徐也”。二字是一个意思。因此，駉篇“思无邪”，就是“无虚”。依此解释，三百篇诗的本义，都是真情流露之作。

《论语集注述要》曰：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读者易收感兴之效。

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不虚伪，不造作，故而诚也。）

范氏曰：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蕅益大师曰：此指示一经宗要，令人随文入观，即闻即思即修也。若知《诗》之宗要，则知千经万论，亦同此宗要矣。

钱穆曰：学者必务知要，斯能守约。本章孔子论诗，犹其论学论政，主要归于己心之德。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归本于人之性情。学者当深参。

附录：

《四书反身录》曰：六经皆古圣贤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无非为后人身心性命而设。今人只当文字读去，不体认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穷经，而究无益于自己身心性命也。

相关材料：

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作者：徐正英）

《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到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等新的理由。肯定“删诗说”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9首，每首8句。这9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1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1首到第9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第1首是《诗经》作品，后8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9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8首“逸诗”文本和9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组诗9首被删除了8首，今本《诗经》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

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国语·鲁语》载，鲁国大夫闵马父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闵马父这段表述本身有多义性，所以，《诗经》中今存五篇《商颂》是商朝人的作品还是商人后裔宋国人的怀古之作，抑或是正考父本人的创作，便成为西汉以降争论不休的问题。王国维《说商颂》运用“二重证据法”确认《商颂》晚于商朝以后，宋颂说成了主流观点。但是，近年随着新的甲骨文大量涌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宋颂说”的核心理由不仅被陆续颠覆，而且《商颂》乃商朝作品的直接实证也陆续被发现。王国维所谓甲骨文称族名只称“商”不称“殷”，称开国之君“商汤”只称“大乙”等不称“汤”，甲骨文不记武丁伐荆楚内容，而《商颂》中“商”与“殷”交错出现，直称“汤”、讲述武丁伐荆楚内容等“宋颂”理由原来很有说服力，但近年人们却从新出甲骨文中发现并释读出了称“殷”、称“唐（汤）”、记述武丁伐荆内容的刻辞，原有理由不攻自破。在此基础上，一批学者又从甲骨文中释读出了多次重复出现的“学商”“奏商”“舞商”词汇，并确认其意思即为“学《商颂》”“奏《商颂》”“舞《商颂》”，表现的是商朝贵族子弟举办祭祀活动前反复举行的盛大“彩排”，其学习、演奏和表演的都是《商颂》内容。可见，“商颂”是商代的作品，应该是没有多少可以怀疑的了。

关于《诗经》“国风”的作者与性质问题，南宋朱熹之前有“太师陈风”说、“王官采诗”说、“诸侯献诗”说、“贤圣发愤之作”说等等，到朱熹认为国风是是民间歌谣，此定性以致成为了今人的主流认识。

其实，民歌未必符合“国风”的真实身份。道理很简单，《论语》中孔子对其儿子伯鱼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左传》中季札观乐至《周南》《召南》称其为“始基之矣”，他们不仅将“国风”中的“二南”视为立身之本，而且还视为立国之本、王业之基。

上博简《孔子诗论》孔子评《关雎》为“情爱也”，“以色喻于礼”，“反纳于礼”，称其是一首爱情诗，但其立意在于表达的是对爱情婚姻的依礼相求。再如，被视为民间情歌的《汉广》，实际是一首反映西周贵族“留车反马”之礼的乐歌。孔子认为这首诗赞颂的是男主人公的“智”，其智在于“不求其不可得，不攻其不可能”，“不亦智恒乎”，说他有超常的智慧。为什么呢？“游”乃“父母在，不远游”之“游”，解为出行，诗中“游女”并非游玩之女，而是出行即出嫁之女；尹荣方认为“之子于归”是实写其嫁到了男方，而不是男方想象中的假设；“言秣其马”不是男子想象着骑马迎接，是实指女子嫁到男家后男子每天代喂女方送亲的马匹。

依《礼记·昏义》，周朝贵族“成妇礼”规定，女子出嫁后的前三个月为准媳妇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期”，“培训”合格在丈夫家庙中举行“成妇礼”后，方能与丈夫正式同房，至此，娘家送亲的马匹方能返还娘家而将车子留下，以备未来探亲之用。故《汉广》一诗赞颂女子成婚接受“培训”期间，男子坚持同院不同居的守礼精神和大智慧。汉、江喻礼的不可逾越。“错薪”乃迎娶时的“照烛前马”之礼。

如上借助出土文献对“二南”作品性质所解之例，当然就可以立身立国了。依此类推，“国风”的大部分作品，很可能确实并非民间歌谣。

此外，孔子所斥“郑声淫”不包括《诗经》中的郑国诗歌。“诗言志说”产生于孔子时代，也都可以从上博简中找到实证。

本章参考书目：

《诗经》、《毛诗序》、《论语集释》、《论语新解》、《论语讲要》、《论语会笺》、《论语正义》、《论语点睛》、《论语集注》、《论语集注述要》、《论语训》、《项氏家说》、《史记》、《虞东学诗》、《四书反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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