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与媒介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众传播学界定类似媒介这样的关键概念时，视野较为狭窄，只看到了彼时风头正劲的大众传媒作为信息通道的功能，并没有跳出功能主义的窠臼，直视媒介本身。

今天，具身性、可见性、可供性等一系列新概念正在成为媒介性内涵的组成部分。媒介性问题的提出，将传播研究中的“媒介入射角”推到了传播理论的前台。这有助于弥补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偏重应用而缺乏核心概念、本体论基础较为薄弱的缺憾，成为提高理论化水平的重要契机。

（二）媒介化与中介化

“宣称物质/媒介决定了人们的处境是否言过其实？”“在它们面前，人的位置与价值何在？”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援引学者们在物质性议题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物质性的理论资源中，以海德格尔、拉图尔、吉布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关系性的视角出发，将物理解为自然与人文要素的汇聚，并强调这种本质需要借人之手引出。即在物的构成中为人预留了位置，而这也是物性与人性联动的前提。媒介同样如此，无论定情的手帕还是编织人脉的chat，皆在人运用其传情表意、构建关系时才得以彰显作为媒介的可供性。媒介物的媒介性，本就依靠人来触发。至于人文与社会一方究竟是能动地阐释了技术，还是仅跟随技术逻辑发出回声，无法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媒介类型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研究者在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下展开分析也将影响他们的判断。

（三）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时空维度上的认识论开拓

媒介考古学致力于探索作为物质的媒介，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为西洋镜、留声机、老式电视机和过气的电脑等媒介演化中的“物质纪念碑”。媒介地理学则勾勒出了媒介与传播在空间维度上留下的印迹。就媒介考古目前的进展而言。近年国内媒介考古学方面的主要译著就失之于将考古浅显地理解为多元历史书写，而对于媒介则未做必要的诠释，醉心于考古媒介，却遗失了媒介考古的初衷。导致本应发现主导性历史叙事之外其他可能性状况的媒介考古学丧失本意，沦为对主流历史边角的补充。

对物质性的研究，则能够帮助研究者们透过陈旧的媒介、不成功的媒介抑或另类媒介所标记的主流历史叙事断裂之处，对媒介史书中写的历史意识展开追问——主流历史书写因循的史观建立在何种时间形式的基础上？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预设？这种渗透在时间中的秩序何以转化为弥散的权力？帮助研究者从历史中重新理解媒介。

（四）身体及具身传播

媒介的物质性不仅塑造社会，也在个体层面改变了身体的感知与运动模式。物质性研究不仅重新发现了媒介，也解蔽了身体。一方面揭示了身体的媒介属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嵌入身体中的媒介，并据此追问技术代具的进化如何重塑主体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启发研究者从存在论而非功能的意义上理解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

围绕具身传播所展开的讨论，提醒人们注意到传播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并非简单粗暴地宣判主体死亡，也不必然否定人与技术谈判、积极影响技术趋势的潜能。相反，物质性通过发现“作为身体的我”，让20世纪不断被抽象化的主体重新变得有血有肉。主体以其具身在场影响传播活动的方式获得解蔽。

（五）数字城市背景下的城市传播研究

人文地理学传统及其新近的媒介地理学进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出空间具有歧义性，包含实在与虚拟两个维度。作为人类文明代表性产品的城市就坐落于二者的交界地带，其地理空间和媒介对空间的表征，也包含着多元层次。因此，城市—传播这个复合短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排列组合可能。这为研究者带来了反思城市传播的契机，而物质性视角与拓展了的媒介概念，也在由来已久的城市传播领域中开辟了一条新理路。

（六）回归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新冠肺炎疫情让无接触经济和线上工作逐渐成为生活常态，而互联网经济与各种数字平台在支撑这种新型日常的同时，也频频爆出压榨劳动力的负面新闻。这种现实让研究者越加清晰地意识到组织社会生活的力量正在转变为不可见的劳动。这种现状凸显了开辟数字劳动研究的必要性。

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劳动的场所、形式，也冲击着传统意义上劳动概念的内涵，而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也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更加隐蔽，甚至以玩乐的方式显现。媒介正在不断重写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对于以劳动将自身系于社会之中的主体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的新观察与新诠释尤为应景和重要。

（七）“后真相”抑或“信息茧房”：平台媒体的技术逻辑

“后真相”新近被赋予的概念内涵诞生于2016年美国大选时的特殊语境。人们用它来描述选民对于专业新闻机构生产的客观报道失去兴趣，宁愿相信右翼政客在社交媒体上满含偏见、情绪和煽动性的个人言论。而“信息茧房”描述的是人们在算法新闻推荐机制下，将接受更多与自己原有判断、偏好等相一致的信息，宛如在狭小的蚕茧中沉醉于自身观点的回声，从而导致偏激和狭隘的观念。

从技术主义的诠释路径来理解“后真相”：即从技术的时间—速度之维反思“后真相”的真相，认为正是由于社交媒体消灭了以往传播过程中固有的距离与时延，急剧压缩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周期，才让完整的新闻报道分解为不完整、不确定的新闻线索，而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达致“一元现实”的理想也趋于破碎，“后真相”时代来临随之被建构为一种能被公众看到的社会现实。算法中的技术逻辑代替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持续重写舆论生成、众意汇聚的路径。

现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正在全部迁移到微信、微博、淘宝等平台媒体上。此情此景下，我们更需审慎思考媒介的技术逻辑——在看似繁荣的观点市场背后，不断升高的平台却指向一种中心化、整合化、综合化的趋势。它非但不是互联网多元化精神的延续，相反恰恰为其敲响了丧钟。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拉平了现实中存在差异的社会阶层，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平台与算法的逻辑之外。真相的碎片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技术制造的一元化现实，而未来摆在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面前的任务，则是质询新闻伦理之外的算法伦理及内容合法性之外的平台合法性。

（八）网络民粹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从情感体验上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指向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对此的崇信，但从概念形成的理路上看，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范畴。民粹主义站在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抬高普通大众的地位，指向阶级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不满；而民族主义则指向政治层面的民族国家制度与文化层面上由相通的语言、文字、习俗等构成的族裔。

媒介自身的技术属性，正在成为重新塑造公共人与公共领域游戏规则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说大众传媒深刻形塑了20世纪的民族主义，那么今天的技术逻辑，又将如何重写技术使用者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后续研究者由媒介技术的形式逻辑切入，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诠释，将有助于理解人们在今天由“网”和“数”联结构造的世界中，如何寻找情感与文化认同的归属。

（九）媒介与集体记忆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将传媒称为“记忆工业”。研究集体记忆绕不开作为记忆生产和承载体系的媒介，而多元主体共同书写的集体记忆，也构成了理解媒介的重要史料。如他所言，“互联网是一个人工记忆的时代，相互关联的技术环境构建了这个时代”。从即拍即录的智能手机到GPS定位与轨迹追踪，再到计算机和互联网代人类保管的庞大数据库，记忆的工业化模式跟随技术进化的步伐，趋近变革。然而就目前看来，纪录片、电影、照片等载体，依然是媒介与记忆研究的主要经验素材，聚焦Web2.0以降新兴媒介技术形态对记忆模式影响的研究尚属少数，有深度的讨论也尚未大量涌现，而更多停留于对领域的介绍和现象描述。如何借由物质性的视角，从一种媒介本体论出发，充分展开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应成为传播研究接下来深入思考的问题。

（十）数字隐私

算法推送、定位服务、可穿戴设备、健康码行程码......各种媒体终端在社会生活微观层面的运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应用情境，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随之浮现。当下数字技术的演进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活跃表现，使个人的身体与生命成为技术微观治理的重要界面。如今，数字隐私牵出的讨论与思考已不止于廓清群己界限，更指向横陈在技术凝视下赤裸的生命。这些由技术记录、被技术管理，又为技术所征用的个体生命印迹，为理解数字技术中秘而不宣又丝丝入扣的权力运作掀开了一角。

从应用层面上来说，媒介物质性和可供性都不仅仅是研究静态的媒介“物”，而是围绕媒介及其技术的一系列动态的社会实践。所以我们在理解物质性的时候也可以联想一下上一期介绍的可供性，相信你会对这两个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

最后，媒介哲学这类题目并非所有的学校都会考，但是对于想要考名校的同学，一些前沿的理论是必须要掌握的。因为近几年来不断有学校以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的形式考察前沿理论，将它应用在答题中也是一个拉分点。所以，赶紧抓紧时间背吧。

引用文献：

[1] 胡翼青,张婧妍.“媒介世”：物质性语境下传播理论研究的演进.编辑之友.2022

[2]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

[3] 王继周.从“物”到“物质性”：媒介研究中一组概念的辨析.新闻界.2022

注：文中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