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Holmes在1972年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分支以来, 翻译学科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 翻译的多学科转向, 使翻译研究不拘泥于考察文本之间的对等, 而从不同的视角去探讨和解释翻译, 如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语言接触现象、社会-认知过程, 等等。2014年德国汉堡大学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名誉教授Juliane House主编、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翻译学论文集《翻译的多学科探讨》一书, 展现了关于翻译的最新认识。该论文集汇集了来自英国的Mona Baker, H.G.Widdowson, Ian Mason, 德国的Juliane House, 中国香港的Martha P.Y.Cheung等多位中西方知名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思考。鉴于很多学者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 因此对当前的翻译研究能够进行深入和独到的探讨。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解读, 真正体现了本书的多学科性。

该书共有13章, 除第1章引言对全书做了大致介绍外, 其他12章涉及了翻译研究的多个方面, 大体可分为两大模块。前6章(第2～7章)主要探讨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一般理论性问题, 后6章(第8～13章)探讨翻译在特定领域和题材中的应用, 是方法论或技术性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充实。下面就该书所涉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分别评介。

本书第2章德国英语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教授Krein-Kühle的《翻译与对等》(Translation and Equivalence)专题讨论“对等”这一争议颇大的概念。“对等”一词会让人产生翻译具有可逆性或对称性(reversibility/symmetry)的误解, 而受到Munday以及Snell-Hornby等学者的质疑。为了重新认识“对等”并澄清引起争议和误解的原因, 该文追溯了“对等”首次出现在翻译研究中时的词源在拉丁文中的释义(aequus(equal)+ valere(to be worth)), 并指出应区分“对等”与“充分”(adequacy)、“对应”(correspondence)等其他概念, 并探讨阐释“对等”和翻译的关系。Krein-Kühle认为“对等”是分析问题所需要的价值判断, 有助于翻译教学、专业翻译和翻译质量评价/翻译批评的研究, 因此有必要对“对等”的本质、条件和制约因素进行理论上的描述。

作者对“对等”概念的肯定, 与很多学者观点一致。例如, Catford的“文本对等”[1]、Nida的“形式/动态对等”[2]、黄国文、陈旸的“元功能对等”[3]等。虽然“对等”概念受到后现代学派、解构学派代表人物Derrida[4], Benjamin[5]等学者的摒弃, 但是对翻译教学和翻译培训及其评估来说, 仍然是有用的概念, 毕竟人们需要的是对原文表达意义的把握, 而不是为了追求Benjamin所描述的“纯洁的语言”(pure language)。但这并不是说学者不能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探讨“对等”, 而恰恰说明应该对“对等”的适用条件予以界定。另外,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 中国学者对“equivalence”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例如黄国文、陈旸将其译为“对等”[3], 而金胜昔、林正军将其译为“等效”[6], 此类译名及其学者讨论时界定的范围说明我国学者对“equivalence”的认知与理解也不尽相同。

接下来第3章中, 英国爱丁堡赫里奥特-沃特大学Ian Mason教授以《语篇与翻译——社会视角》(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A Social Perspective)为题, 探讨翻译研究的另一基本概念:语篇。Mason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译者和文本使用者都作为社区参与者, 强调了语篇在沟通、强化或挑战权利关系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翻译案例, Mason试图将包罗万象的语篇理论与实际翻译过程关联, 特别是与译者在微观(如词汇选择)和宏观(文本策略)层面所做的决定相关联。

第4章是中国香港学者Martha P.Y.Cheung(张佩瑶)撰写的《中文语篇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几何的历史》(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Story of jihe), 以“几何”含义的历史变迁为例, 展现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特殊形式, 强调了译者的主观性(subjectivity)。17世纪初,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Christopher Clavius《欧几里得几何》(Euclid’s Elements)的拉丁文版本时, 用“几何”指欧洲当时广义上的数学, 不同于当代的“几何”概念。该文通过调查利玛窦和徐光启留下的副文本(paratexts), 分析他们向中国读者输入知识时所采用的策略, 强调了动态的相互影响, 并将此作为翻译的定义特征(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Anthony Pym[7]指出, 翻译史可以分为翻译考古学、历史批评和解释翻译行为三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部分。张佩瑶教授从翻译史的研究视角考察了“几何”这个术语的语义变化, 她的研究侧重挖掘翻译活动的基本史实, 也突出了译者作为研究主要对象的翻译史原则。类似的研究有很多, 例如王克非教授[8]关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采取的策略。这类研究不仅注重文本对比, 而且从社会、文化层面考察翻译, 是非常有益的研究路径。

第5章,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学者Guillot的文章《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与翻译:博物馆文本作为跨语言表征》(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The Case of Museum Texts as Interlingual Representation), 从跨文化语用学视角分析了与博物馆展品相关的文本(如现场或网上需要的信息面板和标签)。因不同语言之间系统或语用差异的相互影响, 以及博物馆政策、观众期待等因素, 文本的翻译会呈现不同的语域功能和语篇表征。这篇文章也是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译文的具体案例。从语用学的视角探讨翻译, 会跳出单纯关注文本层面是否一一对应的限制, 而转向考察影响译文生成的环境和文化因素。

第6章, 德国美因茨约翰尼斯·古腾堡大学Kranich博士以《翻译作为语言接触之所在》(Translations as a Locus of Language Contact)为题, 强调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特殊形式, 应受到更多关注。他认为, 当源语翻译成目标语时, 源语的语言特征对译文产生影响, 如果该语言特征(features)重复影响译文, 可能会演变成目标语原生文本的特征。Kranich从Thomason & Kaufman(1988)、Coetsem(1988, 2000)、Heine & Kuteva(2005)等人的研究中引申出通过翻译引起语言接触的典型特征变化的10个推测(predictions), 并对其进行检验。Kranich从三个阶段(即古代和中世纪、现代早期和当代)、以及词汇、形态、句法和语用/文体等四个方面考察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影响, 认为在早期现代和当代, 通过翻译的语言接触对目标语的影响是微妙的(subtle), 创新主要限制在译文中。他认为将来可在两方面探究:一是对翻译引起的变化进行类型学上的分类, 可提供量化信息; 二是研究中注意区分各相关因素, 如分析源语、目标语与源语的地位差异、体裁等因素, 同时注意区分源语与译语的类型、体裁在目标语中的认可度等不同特征。

目前研究翻译变化多借助语言接触理论, 并已取得了不少建树。因为, 翻译可以作为引起变化的一个接触来源, 同时也是追索其变化的方法[9]。当然, 也有学者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翻译对目标语语言的影响, 如Hoey教授的“词汇触发理论”[10-11]。Hoey教授基于心理学理念并借助语料库资料, 提出翻译可能通过改变译文的词汇选择, 进而影响目标语者的词汇触发(lexical priming)[10]。

第7章是挪威经济学院教授Sandra Halverson的《重新定位翻译研究:认知途径和译者的中心位置》(Reorienting Translation Studies:Cognitive Approaches and the Centrality of the Translator)。她认为, 与认知研究结合, 会引起翻译研究的重新定位:翻译是“情境中的认知活动”(situated cognitive activity), 意味着将译者置于更中心的地位。借鉴社会-认知概念, 特别是Searle的背景(background)概念,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以及“情境下的认知”(situated cognition)概念, 她批评了基于系统和二元论(dualistic)观点对翻译的认识, 并从认知角度挑战以往翻译在语言中的地位。她认为促进翻译重新定位存在两方面因素:双语认知及跨语言影响的研究、本体论和意识论的哲学和理论研究。在双语处理方面, Halverson关注两个问题:双语者两种语言的激活和翻译过程中理解与表达两个步骤的顺序。她认为, 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更多关注系统和文本, 很少关注双语使用者语言系统的实际实现。

文学翻译虽然数量不占优势, 但历来最受重视。荷兰学者Cees Koster在《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一文中认为, 文学译者不仅代表自己的本土文化, 也参与两种文化的交互。翻译的文化“之间”(in-betweenness)反映在译者的文本“之间”。他认为, 翻译研究从研究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地位开始转为将翻译看作国际或跨国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第9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Mona Baker在《翻译作为再叙事》(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进一步阐明了她的视角是基于人类、环境和故事(stories)之间关系的两组构想:第一, 我们没有直接途径接触事实, 而是经由我们叙述的故事过滤接触事实的; 第二, 我们叙述的故事不仅使我们接触事实, 而且参与创建事实。从这个意义上她提出, 翻译被认为是(再)叙事的形式。叙事视角认为译者是重要的代理人, 承认他们复杂的、决定性的角色。Baker将用于翻译的叙事理论分为四种类型:个人叙事(personal narratives)、公众叙事(public narratives)、概念/学科叙事(conceptual/disciplinary narratives)和元叙事(meta narratives)。另外, 她进一步区分了叙事视角和语篇研究:叙事视角的分析单位为叙事, 是关于世界某方面的具体故事, 具有人物、场景、结果、情节, 重点不是比较源文本和译文考察译文是否准确, 也不关注普遍存在的翻译规范, 相反, 该视角试图定位每次翻译交互(encounter)中涉及的各方利益, 以及这些利益斗争和沟通的叙事方法。通过选择性挪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暂时性(temporality)、相关性(relationality)和因果情节设置(causal emplotment)、类属(genericness)、规范(normativeness)以及叙事积累(narrative accrual)等叙事构建, 她使用2010年CNN播放的一则带字幕的政治性广告作为语料, 说明该叙事方法在翻译中的应用优势。

Mona Baker教授的这篇文章延续了她的社会-叙事学视角[12], 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Gideon Toury的多元系统中的标准概念, 也不同于Lawrence Venuti的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简单分类, 有利于充分认识译者所做决策的复杂性。

第10章, 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助理教授Federico Zanettin以《翻译中的语料库》(Corpora in Translation)为题, 介绍语料库资源和工具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他介绍了平行语料库和双语或多语类比语料库在用于考察翻译文本、译者风格以及语言规律中的作用。同时也论述了语料库在帮助译员提高效率以及推进计算机翻译中的潜在利用价值。

自Mona Baker教授在曼彻斯特大学建立第一个类比语料库开始至今,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也有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问世。例如:双语对应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13]、英译汉翻译语言的阶段性特点[14]、语料库用于翻译教学[15]、译者风格[16], 等等。这些都说明语料库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不仅能避免研究者以偏概全的风险, 还可以让研究结果经其他研究者去检验或验证。

第11章是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学者Luis Pérez-González的《翻译和新(闻)媒体》(Translation and New(s) Media), 聚焦新闻媒体翻译, 梳理技术变革对于模糊新闻制作、消费和翻译的界限, 并讨论社会过程促成的业余记者/译者团体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从指称准确向叙事沟通(narrative negotiation)以及亲和性转变的策略。

英国伦敦大学荣誉退休教授H.G.Widdowson作为著名学刊《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的创建主编(founding editor), 在英语语言学和教学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本书第12章他以《翻译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为题, 探讨了二语教、学和翻译三者的关系。Cook(2010)认为, 从二语教学的视角来看, 翻译是干扰因素, 但是Widdowson不认同该观点, 而认为, 翻译应该被当作一般的解释行为(interpretive activity), 包含在语用意义的实现中。

翻译教学属于Holmes描绘的翻译研究框架中的“应用翻译研究”, 包括教学方法、测试技巧和教学大纲设计。如何有效地进行翻译教学, 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是研究者研究的动力。成立于1997年的PACTE小组长期致力于翻译能力的性质、习得及评估等方面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为人们提供了研究的范例, 指明了可供研究的领域。在其建立的翻译能力模式中, 双语语言能力的发展对提高翻译能力有帮助, 因此Widdowson从二语学习的角度肯定翻译具有积极意义。

第13章是本书主编Juliane House的文章《翻译质量评估:过去与现在》(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Past and Present)。她综述了探讨翻译质量评估的不同研究视角, 包括社会-心理学视角、反应理论视角、文本与语篇视角等。在评述各个视角的基础上, 她的评估模式以Halliday的形式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 重视文本和译作之间的“对等”(equivalence)。House将翻译分为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和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除此之外, 她还区分了翻译和译本(version), 并将译本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强调了文化过滤(filter)的概念。她指出, 在翻译评估中应该区分文本分析和社会评价。文本分析指比较文本后, 描述和解释在语言-文本分析中的差异和评估翻译质量。功能-语用学的途径没有考虑翻译接受者的直觉、反应等作为评价标准, 而是将文本作为译者决定过程的产品考察的。但是House强调功能-语用学的评估途径并不给翻译贴上“好”或“坏”的标签。

House提出将来翻译质量评估研究的切入点:关注对比语用分析, 延伸文化过滤的范围和效度, 并借助定性、定量、语料库、实验等方法。她还认为, 翻译过程以及与神经语言学的结合也是研究的方向。

House教授的文章可以说是她自1977年提出“翻译质量评估”[17]模式以来在翻译质量评估领域的总结和思考的概述和浓缩, 她不仅回顾了不同理论流派对翻译评估的影响, 为翻译评估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切入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且借鉴了其他研究途径(如认知途径)以及语料库手段对如何评定翻译的质量做了详细描述。她开展了多年的语料库研究, 其德国汉堡大学的“隐性翻译”项目, 就是基于源文、对应译文和比较文本的历时语料库, 开展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在翻译研究方面, 她利用语料库为工具, 考察全球化环境下英语对其他语言的影响是否在句法、语用层面上存在, 进而影响翻译质量的评估。本论文集中的文章与她2015年出版的专著[18]同名, 可以说是其翻译评估思考的一篇总结性文章, 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翻译的多学科探讨》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解读翻译, 清晰叙述了翻译学的以往研究, 并提出了将来的研究路径。该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 翻译研究不只是经验性的总结, 而是被纳入到更多学科的视野。本书从最开始的“对等”开始谈起, 涵盖了语篇、语用学、翻译引起的语言变化、认知等角度。这些研究角度都从不同的层面阐释了翻译的本质, 体现了翻译的复杂特征, 为更好地理解翻译研究的最新视角和现状提供了很好的资源。

第二,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 书中涉及文学翻译、叙事学视角、(翻译、平行、对比)语料库、新媒体等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 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学接受和文化调解的特定形式, 也是文化在两种文学、文化界面的产出形式。又如, Even-Zohar和Gideon Toury等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是进行翻译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 多元系统理论的关注点是文本及其运作的环境, 而场域理论则关注作为文化媒介的译者及其译者工作的环境。

第三, 本书的研究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例如, 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特殊形式虽然已经得到认可, 但研究多关注英语对汉语的影响, 针对英汉翻译影响翻译发展的研究不多, 也不系统, 我们可以补上来。其实自汉唐佛经翻译以来, 翻译引起目的语语言变化便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梁启超总结过翻译引起汉语发展的多个因素。始于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又引起汉语欧化的讨论。鉴于英汉语之间的系统差异不同于英语与其他印欧语系语言, 因此对英汉翻译造成汉语发展对于此类研究的意义不容忽视。

第四, 译者能力的培养和翻译质量的评估, 是翻译研究的重要方面。House(1977)[17]的翻译评估理论是第一部将系统功能理论应用于翻译质量评估的著作, 她的作品也引发了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当然, 对于House的翻译评估方法, 其他学者也有不同意见, 例如McAlester[19]认为, 她的描述主要是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的, 是规定性的, 不大能应用于教学和资格认证。在这方面, PACTE的系列文章[20-21]和著作则在译者能力的界定、培养过程和评估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因此, 对于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评估, 两方面不可偏废。

第五, 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例如, Kranich在探讨翻译引起的语言接触时, 没有关注到中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他提到的一些问题, 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例如关于哪些特征是翻译引起的语言接触现象、汉语欧化的程度和特点等等。

第六, 有的文章略显新意不足, 多综述而少批判性思考, Zanettin的《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即属此类。Laviosa[22]26曾指出, 语料库工具本身可能存在缺陷:有时索引行(concordance)不能提供上下文的语境, 妨碍了对文本整体或语义的分析。那么在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应考虑到语料库本身的局限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语料库的作用。

总体来说, 该书展示了翻译多学科研究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将来研究的趋势, 具有鲜明的特色。虽然因属论文集的性质, 论述不够系统, 也有观点互相抵触的地方, 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翻译的新视角, 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