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年末，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准备规划新的科研项目。以日本对外关系为研究方向的高兴祖，预感亲美右翼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后，中日之间的民间往来会添变数，提议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研。不久，以高兴祖（1928-2001）为组长，胡允恭和查瑞珍两位教师为组员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调研小组建立起来了。次年，调研小组开始了史料的搜集工作。一方面去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机构查找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寻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他相关人员。资料搜集妥当后，调研小组开始分工撰写，其间因为学生撰写的部分不合要求，还临时请来吴世民老师加入，最后编成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196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该书，在印出清样后，出版计划被紧急叫停，理由是“在当前强调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之际，不宜出版”。

书虽然未能付梓，但高兴祖等人的研究还是在某些场合发挥了作用。1965年，由日本归国战犯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组织了一个10人的代表团，应中国政府之邀来访。在中方公布了以风景名胜为主的参观日程后，代表团成员山冈繁要求参观曾饱受日本侵略的地方，指名的第一个地点即“日军进行过大屠杀的南京”。对此，中方第二天在日程表中加入了南京。应外事部门的要求，高兴祖提供了调研小组的研究成果和照片。外事部门以此为据，举办了报告会。山冈繁回国后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写进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受害地区》一书。该书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对学者洞富雄的研究多有助益。在《决定版·南京大虐杀》（东京：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一书中，洞富雄多次引用中归联成员通过“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获得的信息，汪良提到南京审判期间的日军罪行调查记录，和记洋行避难人员的受害害情况等。显然，汪良所述内容均来自高兴祖提供的材料。

1979年，高兴祖独力对原书稿进行了修改，更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以内部刊物形式出版了铅印本。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成为回击右翼修正主义的利器。8月1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 

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用确凿的史实揭露了当年侵华日军这一震惊世界的残暴罪行真相，以驳斥日本文部省修订的教科书对这一罪行的掩盖。

南大日本史小组早在1960年就开始收集材料，查阅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档案，还查阅了中外报刊、私人著作以及有关的材料，并向当年目睹和亲身经历这次浩劫的幸存者进行了调查访问，根据这些材料于1962年编写成书。全书共八章，计７万多字，还附有20多张照片。这是目前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比较完备的史料。

在这之后，高兴祖参考新搜集的材料，尤其是日本出版的资料集和研究论著，重新撰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专著，名为《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南京市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高兴祖作为首屈一指的专家，被选为编史组组长，负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一书的撰写工作，该书后于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高兴祖一直笔耕不辍，坚持研究南京大屠杀与日本战争罪责问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阶级的视角

《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下文简称《日帝》）一书共有八章，第一章介绍南京沦陷前的情况，第二至七章介绍了日军屠杀、强奸、抢劫与破坏的概况，第八章反驳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在序言中，作者首先强调：“我们一贯遵循党中央关于严格区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的方针”，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罪行，和广大日本人民是完全无关的”，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反对军国主义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据马场公彦研究，这种针对日本战争罪责的“两分法”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文中首次提出了日本统治者与日本人民的区别。1955年，“争取日本人民，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成为中国政府对日方针的基本原则之一，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情感问题，区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一般日本人民、被迫参军的一般士兵”的方法成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策略。第八章驳斥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时，也两次引用了周恩来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对“两分法”的重申。但在书写日军罪行时，本书却不免于面临这样一种逻辑困境：规模如此巨大的南京大屠杀罪行是否可以只归咎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作者一方面直言，在大屠杀中，日军“不论官兵，都显露出狰狞的面目”，因此官兵都是“军国主义分子”；另一方面，作者又解释说，大屠杀主要来自“皇军”最高将领和指挥人员的意旨，特别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一些烧杀之举也是为欢迎松井石根入城而刻意为之的。作者还指出，在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中，“也有少数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肯忍心害理的乱干，可是不干不行”。“有一群难民被送到杀场，其中一个暗向一位面貌和善的日兵求救；该兵不敢回答，用棍子在地上划四个字‘大人命令’。”

对于战争中的中国人，《日帝》也遵循了“两分”的原则，严格将反动阶级与广大中国人民区分开，严厉批判前者。在第一章“南京沦陷前的情况”中，作者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指出了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罪责。首先，“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虽然被迫抗日，但采取秘密与日媾和，消极抗战方针，以致战场上节节败退，江南一带惨被日寇蹂躏。其次，蒋介石“卖国政府”迁都重庆是逃跑策略，官员们在混乱中带着私人财产离开，却对留在南京的老百姓不管不问。再次，唐生智战术失当，在导致南京迅速沦陷后，本人也仓皇逃走。第二至七章中，作者回顾了南京沦陷前，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如何为了占用交通工具搬家，使得难民失去了提早过江的机会等。在战后审判部分，作者指出，蒋介石集团并不重视罪行调查工作，而且对日军战犯加以优待，并为之开脱罪行，因为他们担心“审判战犯会暴露他们勾结日寇的真相”。

《日帝》还认为，蒋介石集团对日军战犯的包庇，也是因为“美国主子”有此旨意。对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的批判，是该书叙事的第三个特点。第五章“难民区真相”详细介绍了南京安全区的产生与运行情况。作者认为，一部分西方侨民选择留在南京，是因为 “负有保护其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利益的使命”，“人道主义”是他们的幌子。这些人组成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实权大半在美籍人士手中，因为蒋介石一向依赖美国，所以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处获得了行政管理权和大量物资与现金。日军入城后，国际委员会成员齐集到汉口路欢迎，并请日军到安全区参观，把他们“当作上宾，茶烟点心，应有尽有，宾主尽欢而散”。不料参观结束时，日军枪杀难民，而国际委员会成员虽感难堪，却并未提出抗议，“证明国际委员会无决心反抗日寇的暴行，也无诚心保护难民们的生命安全”。甚至，有人还充当了日军屠杀的帮手。书中引用了几位幸存者\见证人的访谈记录，显示当日军在安全区清查中国士兵时，“美帝国主义分子”却让士兵们自首；在难民登记中，他们威胁诱骗难民参与登记，结果这些人都遭到了屠杀。作者还指出，证明安全区是“骗局”的另一重要证据是，外侨们从来都没有性命之忧，外国妇女们也没有被侵犯过，连华籍高等职员也比一般难民地位高。甚至，当中国难民们血肉横飞之时，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们还能欢庆圣诞节。

因此，根据本书的推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蒋介石集团和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外侨们都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一定责任，都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民众受到了压迫就一定会反抗，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亦如是，第六章“永不屈服的人”介绍的就是南京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事迹。首先起而反抗的是工人阶级，如南京下关电厂的工人，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发电。妇女同胞也坚贞不屈，李秀英是其中典型。虽然蒋介石集团采取妥协政策，但一些爱国士兵无惧牺牲，坚持与日军战斗。所有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并且受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的鼓舞。

《日帝》在叙述日本战争罪责时，已经感到用“两分法”无法回答所有问题。这同样存在于其他方面，比如，如何评价西方人的作用。当作者指责他们是日军的帮凶、对中国人的遭遇视若无睹时，使用的文献却几乎都来自这些西方人的记述。如《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国民出版社1938年版）一书在本书注释中出现了37次。此书由英国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 编辑，资料多出自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等安全区的委员们之手，无论是介绍南京沦陷前江南一带的惨景，还是描述南京大屠杀中的每一类罪行，作者都大量参考了这本书。但是，作者并未介绍这一史料来源，更回避了郭沫若当年为该书所写的序言，因为这些信息不符合当时人对欧美外国人的看法。本书第8章“屠杀、强奸、抢劫和破坏的统计数字”系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与调查记录的介绍，两场审判分别是由美国和国民政府主导的，所以，尽管认为审判结果对认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但作者并未直接肯定审判的正义性。

1963年，《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出版夭折后，编写组成员都转向了其他课题，只有高兴祖还坚持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及时掌握了197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接触了洞富雄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二章的“杀人竞赛”一节针对的是当时日本南京大屠杀争论的焦点问题——“百人斩”，所引资料为洞富雄所编资料集。第七章“屠杀、强奸、抢劫和破坏的统计数字”在1963年的初版中即由高兴祖亲自执笔，本章所占篇幅为该书各章之首，细致地介绍了作者搜集的关于屠杀、抢劫等罪行的各类统计资料，照录了国民党首都地方法院制作的“敌人罪行调查统计表”、崇善堂和红卍字会的埋尸数据统计表。作者不忘强调，这些证据并不全，它们仅仅展现了日本罪行的一个轮廓。新增的第八章专为批判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而作，重点驳斥的是铃木明关于南京大屠杀缺少“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论点。此时，高兴祖已经意识到，如何驳斥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言论是南京大屠杀研究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为此必须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学者进行合作。

民族的视角

《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下文简称《暴行》）从书名中剔除了“帝国主义”一词，在正文中也尝试改变以往所侧重的阶级叙事，转为民族主义叙事。首先，在对日本战争罪责的问题上，“前言”中没有讨论“两分法”，也没有谈及中日人民的友谊，开篇即界定了第二次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性质，结尾处称“‘落后是要挨打的’，重温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追溯日本侵略史时，《日帝》的上线始于1931年，而《暴行》则以明治维新为起点。参与大屠杀的部分日军士兵内心的抵抗也从文中“消失”了。同样一位士兵，在《日帝》中说屠杀是“大人命令”，作者认为这表现了士兵的无奈；在《暴行》中，则如此表述：“执行屠杀命令的日本兵，也明白表示过这是‘大人命令’，必须执行。可见，这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与此同时，《暴行》引用了不少日军一般士兵的日记等资料具体展现了他们的残忍行径，如书中所引曾参与攻打南京的日军第十军一等兵田所耕三的回忆：“这样的屠杀，干过以后，再杀起人，就会毫不在乎，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么点消遣，这些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乐趣呢？”

《暴行》对国民政府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虽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依旧“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农村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执行过“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本书并没有如《日帝》一样，认为抗战正式爆发后，国民政府不断败退的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尝试与日本人秘密媾和。国民政府对南京安全区的认可，也不是因为它依赖美国，而是为了保护难民，所以才积极配合，“外交部长张群亦将私宅供安全区使用”。在“南京的失陷”的这一章中，高兴祖对南京保卫战的内容作了大幅度的扩充，详述了战争的全过程。在《日帝》中执行逃跑策略的蒋介石，在《暴行》中反而坚定地要求守住南京，尽管这并非上策。唐生智等当然需要为保卫战的战略失误，无序的混乱而负责，但作者没有刻意凸显撤退选择中的阶级矛盾。国民党士兵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日帝》忽略未计，而在《暴行》中，作者对国民党士兵着墨较多，突出了日军大量屠杀俘虏的罪行，指责日军违背了国际公法：

两国交战，对被俘人员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不准杀害，这是国际公法明文规定的，可是侵华日军蹂躏最基本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俘虏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进行疯狂屠杀。这种无与伦比的罪行，是逃脱不了严正的责任和应受的惩罚的。

《暴行》更彻底扭转了对西方人和安全区的看法，称赞了他们为保护难民做出的努力。高兴祖还列表展示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5位外籍委员的中英文姓名、国籍和服务机关——这些身份信息明确了大屠杀罪证核心资料的来源，正是他们向田伯烈提供的资料被汇编成《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也就是《日帝》反复引用的那本书。作者特别称赞田伯烈是“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是“站在爱护公义、爱护公理的立场上”，汇编成此书的。高兴祖也不再回避郭沫若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并特意引用了序言中对田伯烈一书的称赞——“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

至于安全区的“难民登记”，《暴行》依然认为这是一场骗局。不过，作者分析说，外国委员们不是不愿意，而是没有能力阻止日军。“面对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的凶残屠杀，国际委员会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一直都在尽可能地保护难民，多次抗议，却无效果。确实有些人在进行登记时主动站出来了，高兴祖引用贝德士的报告说明，他们或是因为太过恐惧，或是误解了日军的意思，即并非像《日帝》所言，是因为西方人欺骗了他们，而这份报告就收录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

关于东京审判，《日帝》只引用了审判书的罪证统计，《暴行》则详细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结果，称“严正的判决为惨遭日本军国主义战祸的数亿人民申冤雪耻，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战犯具体责任的认定上，作者也肯定了法庭的判决。如关于松井石根，《暴行》直接转述了判决书的内容——作为最高指挥官，没有制止日军残害战俘与平民，因此获得了“应得的惩罚”。

对比可见，《暴行》基本摒弃了《日帝》的叙事模式，转而从民族主义的立场阐释历史。南京大屠杀被视为一场民族灾难，受害者并无阶级立场的分野，加害者亦无需做刻意二分，西方人的贡献得到了肯定。研究南京大屠杀，确有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显然，本书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反驳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谬论。实际上，这一目标也是促使作者转向民族主义叙事的重要缘由，如果像《日帝》一样，为了符合阶级话语的需要而对部分史料予以不确切的诠释的话，将缺乏驳斥历史修正主义的力度。《暴行》虽然没有单列一章批驳历史修正主义，但是，在结构安排、资料引用、表述方式等方面都有驳斥历史修正主义谬论的目的。如前言第2段在讨论南京大屠杀现有资料情况时，作者指出，相关资料可分为三类，一是“持中立态度的外国人”所作的“详细而审慎的记录”，二是亲历其境的我国同胞的记录与证词，以及慈善团体的埋尸记录，三是加害者留下的资料：新闻、照片、官兵笔记等等。这些都是同时代的史料，且是按照史料提供人的不同立场来区分的，除“人民的反抗”部分，高兴祖在正文中通常只引用这三种史料，且会在引用时直接在正文中说明其来源。可以断言，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不断就史料的真实性抛出的疑问，促使高兴祖更加注意审核史料的客观性。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史新著，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给予的建议，都说明面对修正主义的挑衅，须谨慎甄别、引用史料。《暴行》对东京审判的强调也是为了反驳历史修正主义的，因为在日本，“对南京事件持否定论的否定派，其前提就是否定东京审判原则及判决结果”。《暴行》除了以 “应得的惩罚”一章作为全书总结外，其他章节叙述日军罪行时，也几次以日军罪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作小结，意在强调应将东京审判作为一件已经产生了法律后果的历史事实来接受。

批判的视角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下文简称“大屠杀编史办”）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1983年12月9日，张耀华在小组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们的工作今后能打多少分，就是看资料搜集工作做得如何。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档案馆有一些。不完整，保存得也不好……所以收集资料不能关在房子里搞，要面向全省、面向全国、甚至面向全世界。

编史的时候要考虑到，“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的，是国际性的。……

现在有些单位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文史一类的东西，在江苏范围内的，要经过我们这个部门扎口把关。印这类东西都要经过验证考证，现在有些东西有水份。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随意发挥或夸张，这要请省委宣传部弄几条规定，把这方面出版发行工作统起来。

遵照张耀华的讲话精神，“大屠杀编史办”对资料搜集和编史工作倾注了大量心力。据资料组汇报，他们将征集到的资料分成了四类：（一）档案资料，主要指战后审判资料；（二）报刊图书资料；（三）照片、图片、影片资料；（四）日方资料。“有一九三八年初日本军方编印的《支那战迹》和一些史料章节；有日本友好人士所撰写揭露日军当年暴行的专著、文章和连续刊登的采访记……有最近在日本发现并公开展出的士兵日记，也有日本右翼人物田中正明今年六月出版的宣扬南京大屠杀为虚构的专著。”日方的资料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的赠与，种类甚多，而他们赠送的田中正明的著作为“大屠杀编史办”指明了批判的方向。高兴祖对资料的重视，对修正主义的警惕，都反映在“大屠杀编史办”的工作中。

同时，高兴祖领衔的编史组也确立了编书的原则。第一、编写目的：一是填补历史空白，二是反驳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使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了解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使日本的右翼势力掩饰日军侵华罪行的图谋不能得逞”。其次是编写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要重史料、重证据，编写成一部史实和理论准确，完全站得住、驳不倒，无懈可击，无空可钻、真正具有权威性的历史专著。……包括编写专史的时限问题，明确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占领南京之日起为上线，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底逐步实行傀儡统治为下限。至于追述南京沦陷前的历史背景以及叙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有关战犯的审判和惩治，因属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前因后果，涉及是必要的。南京大屠杀受害人数的口径问题，明确以中国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和认定的数字为准。”

在“大屠杀专史”一书的章节安排上，编史组的讨论稿设想将全书分为11章，与《暴行》相比，该书多出了两章：第10章“驳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几种滥调”和第11章“沉痛的历史教训”，前者的安排类似《日帝》，计划将与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正面博弈”纳入全史。1979年高兴祖强调为批判历史修正主义有必要强化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这在当时并非社会共识；1983年的编史组已无需讨论该研究是否必要，但很清楚，正是来自修正主义者的压力促成了编史计划。如此安排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编史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将“反驳”内容单列为一章，可以更清晰地突出研究的目的。第11章的设立亦是如此，“历史教训”等语通常出现在序言和结语中，其内容很难支撑起一个单独的章节，这也可能是编史组特意将关于专史编写的整体构想写入“目录”所致。在其他章节中，人们也很容易看到各类以“观点”、“结论”代替小节标题的现象，如第二章第五节的“日军大屠杀是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的”，第五章第三节“三十万同胞被血腥屠杀”，等等。而在最终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下文简称《史稿》）中，原第10、11章均被删去，整体结构反而与《暴行》更相似，区别主要是：《史稿》将“南京的失陷”置于第一章背景中介绍；将安全区和难民登记综合到同一章；“屠杀”部分被一分为二——“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新加入了一章，即“浩劫后的南京”。（见表1）

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编写大纲（讨论稿）

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史稿

1 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章 日军疯狂侵略中国和南京的失陷

第一章 日军疯狂侵略中国和南京的失陷

2 南京“安全区”的出现

第二章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凶残屠杀

第二章  凶残的集体屠杀

3 南京的失陷

第三章 日军在难民区的惨杀

第三章  血腥的分散屠杀

4 日军对难民和俘虏的大屠杀

第四章 残酷无比的虐杀

第四章 发生在国际“安全区”的屠杀

5 “难民登记”的骗局

第五章 尸体的掩埋及被屠杀人数

第五章 遇难同胞尸体的处理

6 杀人游戏和杀人竞赛

第六章 “皇军”的兽行

第六章 奸淫妇女的兽行

7 尸体的掩埋和被屠杀的人数

第七章 抢劫和纵火破坏

第七章 抢劫和纵火破坏

8 日军的兽行

第八章 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第八章 浩劫后的南京

9 抢劫和破坏

第九章 南京人民的反抗

第九章  不屈的南京人民

10 人民的反抗

第十章 驳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几种滥调

笫十章  正义的审判

11 应得的惩罚

第十一章 沉痛的历史教训

附录：

大事年表

附  录

一、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

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节录)

三、战犯向井敏明等判决书正本

表1《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编写大纲（讨论稿）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的目录

从具体内容来看，《暴行》与《史稿》的共性也相当突出，《史稿》显系编写组在高兴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史稿》无“结语”，“序言”从研究缘起切入，为全书内容作了总结。从开篇对南京大屠杀性质的确认，到介绍南京大屠杀留下的证据，重温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意义，以及维系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必要性等，这些都和《暴行》的序言和结语的内容一致。最大的区别在于，《史稿》在“序言”中增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由于这一暴行严重违反国际公法，构成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对这一暴行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以绞刑，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另一名主犯谷寿夫以死刑，罪恶累累的日本战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该段文字凝练地概括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暴行发生的时间，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暴行造成的具体后果，在战后审判中被确定的罪行，以及被认为对暴行负有主要责任的战犯。实际上，这段文字来自高兴祖1986年发表在《日本问题》的文章——《“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而按照战后审判的判决结果叙述南京大屠杀事件，早在《暴行》一书即已确立。

将“屠杀”分为“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是《史稿》为数不多的新表述之一。高兴祖虽然在《暴行》中对大规模的屠杀和零散发生的屠杀事件进行了区分，但并未提炼出这样两个明确的概念。他按照集体屠杀发生的地点，依次介绍，在每一处集体屠杀介绍的最后，作者都会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做小结。“分散屠杀”一章在介绍发生在市区内的屠杀时，作者花费很大篇幅将《谷寿夫战犯案统计书》中显示的94处地名一一列出。“杀人竞赛”（百人斩）作为批判否定派的典型案例被保留下来了。

《史稿》关于“安全区”的一章由高兴祖亲自执笔，观点与《暴行》并无二致，区别是增加了很多受害人、幸存者的口述材料，部分选自南京审判文件，部分源于“大屠杀编史办”成立后收集的调查资料。作者大量引用各类资料的原文，旨在让读者直面这些“详实而审慎的记录”。

“尸体处理”一章将日军对遇难者尸体的处理方式作为第一节内容，并冠以“焚尸灭迹”的标题，目标非常明确，即证明日军有掩盖罪证的行为，暗示这些被秘密处理的尸体未被纳入战后审判对死亡人数的统计之中。此外，被资料组视为“极珍贵”的太田寿男的证词，在《暴行》中只提及了证词中的数字。在本书中，供词原文被大量引用，每段引文之后往往只附上一两句极为扼要的说明。在叙述其它机构的掩埋活动时，《史稿》增添了南京红十字会、回民掩埋队等材料，最终在结论上还是与《暴行》相同，即综合多方因素考虑，“可以发现，1947年中国审判军事法庭对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中，认定南京同胞‘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同样将战后审判作为最后一章，《暴行》概述审判进行的过程，而《史稿》则几乎将全部篇幅用于对判决结果的呈现与分析上，并致力于将判决结果简化为最直观的结论。可以说，在批判历史修正主义时，《史稿》沿袭了《暴行》的叙事路径，且更为突出。

余语

以上，本文从三个角度概观了高兴祖主持或独力完成的三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著作。概言之，第一本1979年的铅印本《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侧重于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呈现事件的原因和过程，反映从共产党阶级意识形态角度诠释历史的特征。1985年正式出版的第二本著作《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则侧重于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诠释事件，弥补了第一本书的不足。第三本1987年正式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堪称第二本书的扩大版，在继袭了民族叙事的特征之外，凸显了该研究批判叙事的特质——反击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虚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出版十年后，原“大屠杀编史办”编史组成员孙宅巍主持修订和出版了新版《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与《暴行》、《史稿》相比，《南京大屠杀》主要增加了如下内容：“伪自治委员会”、社会组织与人口、敌后抗日活动等，这些反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2012年，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推出了三卷本《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套书全面吸纳了多年来中外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史料的多样性愈加突出，也出现了很多新章节，不过这些新章节基本上是对高兴祖以往叙述的扩充。将“辩护方对检方证人证据的怀疑”、“检方质证”、“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等纳入“东京审判”一章，是《南京大屠杀全史》最大的特点。东京审判的判决事关南京大屠杀史叙事，过去对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的强调屏蔽了争议的存在，而争议对东京审判构成了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均将东京审判的辩护奉为原典的原因所在。《南京大屠杀全史》虽然增加了这些有争议的内容，但并没有改变以往的叙事框架。

综上，高兴祖确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模式，这个模式是史鉴史观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结合，凸显了大屠杀写作的实际意义。就具体内容来看，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心一直是大屠杀造成的直接损失、日军罪证的蒐集与东京审判的结果，这是一条从事件的开端到经过再到审判的线性过程。由于这个模式将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因而可以在基本架构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对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这一叙事模式还对社会大众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今日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各种表象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追根溯源，不能忘记南京大学教授高兴祖这位开拓者的辛劳。

本文改写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表象的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政治（1982-2014）》（2016年），曾在2017年9月“全球视野下的新史学——《新史学》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原文载于《学海》2021年第05期，为方便阅读，略有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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