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公众号“血饮”发布的文章里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里说的“中国某著名大学”是哪所呢？普拉姆岛生化实验室又在哪里？康涅狄格州医学部又是做什么的呢？紧接着，血饮还说了下面一段话：

这就更加让我想查一下以Shuang Sarah Wu为线索，这些机构之间到底有哪些合作了。可是Shuang Sarah Wu到底是中国哪所大学毕业的呢？于是，我就通过Bing搜索，搜索到下面的微博，原文不知怎的打不开，就从缓存里看到了这些内容。

原来是复旦大学医学部。这下线索就全了，可以深入探究了。

计划

“血饮”的文章往往政治倾向较为严重，甚至充斥大量阴谋论，我们绝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在这里我们不戴变色眼镜，而是通过大数据和AI技术客观了解一下上述提到的机构和人物以及之间的科研关系。

之所以从科研角度来分析，是因为科研论文发表要经过长期的准备，绝不是率性而为，而建立合作信任也需要长期的磨合铺垫。凡发布在权威学术期刊上的个人署名和机构隶属信息是经过层层核验的，所有作者的贡献情况都会递交给出版机构，所有发表内容都经过所有作者签字确认。即便事后申请撤稿也会在互联网上广泛留下痕迹。所以这个不像社交网站上自行公布的照片有可能PS或者被删除或者本人抵赖。

为了理清思路，我计划了以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逻辑关系是递进式的，只要遇到有问题不成立，就没有必要探究剩下的问题。

一般的学术网站是无法支持我快速查到这些信息的，如果用人肉方式，就得把这些机构、个人、学科相关论文全都找出来，然后手动做关联、统计和分析，这样大概要花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分析完。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才行，最好几秒钟就能有答案，那唯有“全球学科人才雷达”能帮我了。

实施

输入网址http://www.guada.tech，打开全球学科人才雷达网站，登录。账号和密码我就不展示了，你也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户。

问题1：辉瑞是一家怎样的研究机构？从事哪些方面研究？

首先在机构搜索栏里输入“辉瑞”，可以看到他的英文名是Pfizer，

进一步搜索Pfizer，可以查到这家公司在全球有19个分部（美国1个、欧洲13个、亚洲4个、大洋洲1个），并且在中国有分部。

百度百科显示，辉瑞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纽约。

于是我们选择搜索结果里的美国公司，进入它的机构画像主页。主页显示该机构涉及24679位研究人员。主要的研究方向是medicine(医学)、internal medicine(内科)、chemistry(化学)、pharmacology(药物学)、biology(生物学)、pharmacokinetics(药物代谢动力学)、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population(人口)、computational biology(计算生物学)、drug(毒品/药物)、immunology(免疫学)、oncology(肿瘤学)、cancer research(癌症研究)、intensive care medicine(重症监护医学)、pediatrics(儿科学)、clinical trial(临床试验)、adverse effect(副作用)、in vivo(活体内)、cancer(癌症)、combinatorial chemistry(组合化学)。

点击“历年学者统计”可以看到辉瑞(美国)公司的研究人员变化情况，从1930年出现第一位研究者，之后长期保持在100人以下，20世纪80年代突破了100人，1991年突然扩张到300人，到20世纪末达到500人，而在2001年翻倍到1000人，持续直线上涨到2012年的3000人（其中2008年金融危机时人数有所回落）。2012年后基本保持在2300人左右，而在2021年又激增到近3000人。（如果用血饮式的阴谋论分析，是否可以说犹太资本在非典前夕加紧了生化备战，非典初见成效后持续升级生化武器研究，并持续到2012年基本完成备战，于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开心地《畅想2020》手动狗头）

“历年论文数统计”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近10年来一直保持在每年1000篇论文以上。

接下来我们查看“合作机构”。辉瑞总部在全球的合作机构有数千家，这里只显示前2000家机构。合作最多的前10位是辉瑞(英国)、默沙东、礼来制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百时美施贵宝（辉瑞的战略合作伙伴，有分析称为最有可能被辉瑞收购的公司）、诺华（世界三大药企之一，《我不是药神》的原型）、安进、基因泰克（生物技术行业的创始者）、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癌症研究中心）。

通过合作机构的所在国家，我们可以筛选出中国合作机构，可见共有34家，其中，位于中国大陆的合作机构包括：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总医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明康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广东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陆军军医大学、北京大学癌症医院、解放军第81医院。位于中国台湾地区有8家，位于中国香港特区有2家。

问题2：

接下来就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

很显然，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是在其中的，除了复旦大学，还包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Huashan Hospital)。

问题3：

有了上述统计数据，就紧接着可以回答第三个问题了。

从合作时间上看，辉瑞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末（1999年）最早是和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国立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而紧接着到2001年，与复旦大学的合作出现，并一直持续至今。可以看到，复旦大学确实是大陆地区与辉瑞合作时间最早且持续合作时间最长的机构。此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从2012年开始合作，合作至今；辉瑞与华山医院从2008年合作至今。

从合作学者数量上看，合作人数最多的是香港中文大学98人，香港大学89人，而三家复旦大学机构分别有65人、9人、12人，合计86人，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复旦大学确实是大陆地区与辉瑞合作人数最多的机构。

从合作论文数量上看，三家复旦大学机构分别为24、16、6，合计46篇，同样是大陆地区与辉瑞合作论文数最多的机构。

于是，综上所述，复旦大学与辉瑞公司并且无论从合作时长、合作学者数还是合作论文数都是中国大陆与辉瑞合作最多的机构。

问题4：

那么，复旦大学与辉瑞在哪些细分领域合作呢？我们点击辉瑞与这三家机构的合作领域画像，可以查看到具体的合作方向前10位如下。

可以看到，复旦大学本部侧重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包括计算机科学、计算生物学；华山医院侧重临床试验，例如人口、副作用、随机控制试验，也涉及小分子药物，如亚胺培南(分子式为C12H17N3O4S)、西司它丁(分子式为C16H26N2O5S)；而肿瘤医院侧重药物研究，例如安慰剂、小分子药物，如舒尼替尼(分子式为C26H33FN4O7)、阿昔替尼(分子式为C22H18N4OS)。于是我们就回答了第4个问题，复旦确实与辉瑞在做小分子药物研究，并且涉及多种小分子药物。

问题5：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血饮说的“小分子药物”研究领域，在学科搜索栏中输入“小分子药物”，可以看到搜索结果中有“small molecule"即小分子，该领域首次出现是在1929年，至今仍在被人研究。让我们点进它的学科画像。

小分子的学科画像显示，它的上级主题是基因和生物化学，这样就不必担心小分子不在医学领域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小分子领域。

那么小分子药物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我也是百度的），小分子药物有良好的成药性能和药物代谢动力学（敲黑板，还记得前文说到辉瑞主要研究方向里有药物代谢动力学了吗？）性质，使得小分子药物在药物研发过程及其它药物领域中表现出巨大优势。像诺华的格列卫（就是《我不是药神》里那个神药）、阿司匹林、维生素C都是小分子药物。从“历年学者数统计”、“历年论文数统计”和“历年机构数统计”来看，这个方向都是绝对大热门，研究热度直线上升。最新数据一年产生了4000多篇论文、有2万多学者和4000多家机构参与研究。

在“研究机构地图分布”中看到，前1000家机构主要分布在欧洲、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这些国家。

在“相关机构”中，就可以看到具体有哪些机构了，以及这些机构的跟进时间、参与人数、发表数、类型等信息。那么就接近答案了。

可以看到，在小分子药物研究中参与研究人员和发表论文数靠前的是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成立于1924年，是美国同类研究所中最大的，在基础生物科学的研究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基础生物学主要是探寻生命中最根本的进程），其后还有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科学院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牛津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其中跟进时间最早的是牛津大学，1948年。那么中国跟进研究的机构是哪些呢？中国有1123家相关机构，简单按照发表论文数排列的话，前10位依次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国家分子科学实验室、清华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复旦大学。其中，平台收录了复旦大学352位学者参与发表的153篇文章，单纯按总论文数或总学者数来排名为全球65位，全国前10位。除了复旦大学之外，还有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儿童医院、复旦大学，将这些机构的学者数(+50)和论文数(+27)加总，则排名可以到第6位。而从跟进时间上看，复旦大学从2002年（也就是与辉瑞开始合作的第二年）就开始研究小分子，在这前10位的中国机构中是较早跟进的（之前的是中科院1997年、清华大学1999年、北京大学2001年）。综上所述，虽然只是简单统计排名，但是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在小分子研究领域处在世界前列。我们打开复旦大学的机构画像，我们可以看出医学在复旦大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排名第一。

问题6：同样，究竟是复旦大学哪些学者在同辉瑞公司合作呢？在复旦与辉瑞的合作学者中，可以看到2022年发表文章的学者就是沈侠。

沈侠2022年4月以通讯作者在Circulation发表了《Genetic Landscape of the ACE2 Coronavirus Receptor》(百度翻译为“ACE2冠状病毒受体的遗传景观”)的论文，通过大规模实验证明了ACE2 水平升高对 COVID-19 严重程度、住院治疗和感染呈正相关。这里要为不了解ACE2的读者补充一点知识，就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汉族人的ACE2蛋白质表达要高于其他地区的人。这也能解释2022年底的疫情似乎北方要比南方严重。因此也就不能把国外的重症率、住院率、传播率等数据照搬到中国。而奇怪的是，同为复旦大学的某网红医生在2022年时却仍说98%无症状，而在上海疫情期间，同样有大量上海医学专家通过电话、录音、短视频形式表达新冠就是“大号流感”。如果真如血饮所怀疑的，COVID-19新冠病毒就是针对中国人的生化武器并且复旦大学有可能也参与了研发，那么复旦大学就存在两种行为，一方面在已知新冠病毒通过ACE2感染人体的制造机理后通过试验来验证这种生化武器的有效性，并且可以预判病毒在不同地区的攻击效果；另一方面在明知新冠病毒对中国人更有攻击性的情况下告诉中国人新冠病毒就是大号流感不需要重视。再结合中国放开后在中国热炒并由网红医生大力推荐的辉瑞神药，这一切逻辑似乎非常顺滑！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有些捕风捉影，我们不能用有罪推定的方法去联系这一切。因为完全可以反过来说，我们中国的科研团队用实验事实揭露了ACE2与病毒攻击能力的正相关性；对于网红学者虽然不好洗，但也可以说他未必注意到了这个研究成果，或者他有自己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看血饮提到的Shuang Sarah Wu是否真的为高管，是否足够的权限了解辉瑞的内部信息。可以检索到她在康涅狄格大学的一篇写于2011年的博士论文《免疫伴侣gp96（HSP90b1，GRP94）的结构功能研究及其在癌症和传染病中的意义》。那么辉瑞和康涅狄格大学又是什么关系呢？平台显示，辉瑞与康涅狄格大学早在1968年就开始合作。

随后，Shuang Sarah Wu来到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进修MBA到2013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创建于1898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常年跻身于商学院排行榜前三名。在2022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权威排名中，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名列全美最佳商学院排行榜第一。之后，Shuang Sarah Wu进入了辉瑞公司。2021年，她以第一作者在SCI一区期刊《Drug Discovery Today(今日药物发现)》中发表文章《Reviving an R&D pipeline: a step change in the Phase II success rate(复兴研发管道：第二阶段成功率的一个步骤)》。随后2021年12月以第7作者发表《Achieving end-to-end success in the clinic: Pfizer's learnings on R&D productivity(在临床上取得端到端的成功：辉瑞在研发生产力方面的经验)》。2021年的两篇文章署名机构均为“Worldwid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edical, Pfizer Inc, United States”。这两篇文章的确像是高管在介绍公司研发经验，并且所涉及时间跨度达到数十年，如果没有足够的权限和身份是无法参与这类文章撰写的。在这两篇文章的合作学者中并没有发现乔丹·沃克，可见已经入职三年多且身为研发总监的乔丹沃克还不具备和Shuang Sarah Wu合作发表文章的条件，侧面反映出Wu的权限之高。但是这一切反映的只是一位中国女孩在被中国大学培养之后到美国进修进而留在美国发展事业的成长历程，并不能说明什么。

不过，在她的合作学者中，发现一位有军方背景的人士Kathrin U. Jansen，来自美国西点军校，并且曾在阿尔贡化工（成立于1965年，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在世界化学制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产品极具市场竞争力，出口到26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许多国家已有成熟的销售网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疫苗研发中心、默沙东、华盛顿大学、辉瑞工作过。并且他与Wu的2篇文章都有合作，其本人发表文章近300篇。看起来是一位“大佬”，而年龄估计也在60岁。不过单凭这部分信息还不确定她现在是否还在军方。

在百度百科上，我们看到这个她的词条，内容简洁却让人“膜拜”，她现在是辉瑞疫苗研发主管，疫苗开发领导者，带领团队在210天就推出了通过临床验证的疫苗，并且词条说她“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2020年她当选了《自然》杂志年度十大人物。

可以看到，她目前在辉瑞。接下来，让我们从Shuang S. Wu的合作学者列表中点进Kathrin U. Jansen的画像主页，详细了解一下她的科研经历。

点开“所在机构”可以看到她的学术迁徙情况，首先是1995年以美国西点军校机构身份出现，一直持续到2016年，期间2001-2009年间以默沙东机构署名文章6篇，而在2010年之后开始以辉瑞机构署名出现持续至今。于是可以判断她首先是在军方工作，期间进入辉瑞，并且经常有多重身份，也就是既是军方人员、又是高校人员、同时也是药企人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军民融合、产学研合作的特点，美国的军工是复合体形态，一个大型军事项目往往拆成多个看似无关的子课题并分散到各类型机构去完成，隐性地达到军事目的）

她从1991年以来，Kathrin U. Jansen有299次发表，产出量最高的是2020年和2021年，而年被引量在2021年出现井喷。

从文章质量来看，下图展示了文章在不同等级期刊的历年分布情况。很长时间SCI一区二区比例并不高，但2020年高水平文章占比近90%。

她的文章分布比较分散，而在期刊《Vaccine》上发表的论文数最多。

从她的研究兴趣来看，主要研究方向是医药、病毒学、免疫学、生物学。

而从历年研究兴趣分布来看，她长期从事病毒学的研究。

而从细分方向的跟进情况来看，对重组DNA、抗原、抗体、T细胞、共轭、单克隆抗体、疫苗接种、病毒学、分子生物学、中和抗体、免疫接种等方向持续27年以上且持续至今，且在每个方向年均论文数有4到9篇。

她的合作机构有1515家，主要集中在欧美，而中国、印度、日、韩、东南亚、澳、非洲也有较多分布。

具体看她的合作机构列表，可以她与辉瑞的合作学者数和论文数都是最多的。此外，军方合作机构有11家，与美国西点军校的合作时间从1992到2022，跨度30年为最长。

了解至此，我有理由开启下一问题。

问题7：辉瑞是否与美国军方有合作？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查证。回到辉瑞公司的机构画像主页，在辉瑞公司的合作机构中搜索military类型，可以看到是有军方合作单位的，这里的合作指的也是共同公开发表论文，而不包括未公开的合作。我们一键导出辉瑞在Medincine方向的合作机构Excel进一步筛选分析。

其中，美国军方合作机构一共15家，主要是美国陆军学院（也就是西点军校）。二者从1987年合作至今，合作发表了100多篇文章。这是两家机构的合作论文列表。

这是两家机构的合作主题列表。

这是位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合作学者列表。合作最多的是Eric Woolf，有13篇，合作时间最长的是Sheila M. Galloway，从1987年至2020年。

我们打开Eric Woolf的学者画像主页，可以看到他也是“大佬”级的存在。限于篇幅，不再对他展开分析。

此外，辉瑞与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也就是我们平时听说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有过1次合作发表。此前，在生化战质疑中重点被提及的是北卡大学，而不是辉瑞。那么，辉瑞与北卡大学是否有合作呢？有。北卡大学在辉瑞的合作机构中排第17位，并且早在1987年就开始了合作，2014-2022年间合作了6篇与病毒相关的论文，与“冠状病毒之父”拉尔夫·巴里克在2021年合作过1次。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开启下一问题了。

问题8：复旦大学与美国军方是否有合作？进入复旦大学机构画像主页，查看合作机构。一共涉及9675家机构。

在合作机构列表搜索美国，可以弹出1956个结果，考虑到少量机构没有标注国家，也就是复旦大学的美国合作机构不少于1956家。点击列表右上角的下载，可以导出Excel便于筛选分析。筛选中去掉中国大陆地区，机构类型包含military，可以看到复旦大学在医学领域同36家大陆之外的军事机构有科研合作，其中美国18家，分别是美国陆军研究所、国防大学、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也就是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NASA总部、美国海军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马迪根陆军医疗中心、美国空军学院、美国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和海军学院、圣安东尼奥军事医疗中心、美国陆军、美国陆军健康促进和预防医学中心、荣特-帕特松空军基地、和美国陆军安装管理司令部。此外，巴基斯坦3家，日本、中国台湾省各2家，埃及、澳大利亚、巴西、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秘鲁、以色列、泰国和斯洛伐克各1家。

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详细考察和每一家军方机构的具体合作内容。但我们足以进入下一问题。

问题9：

由于复旦大学已经直接参加与美国军方的合作，也就不必探究复旦大学是否间接通过辉瑞与美国军方合作了。

总结

上述分析已经回答了一开始的9个问题。但即便如此，仅依据上述展示出来的信息我们也并不能就断定说辉瑞公司就在从事生化战，而且也不能就断定说复旦大学与辉瑞合作发表了论文就是在合作生化战。另外，我们对于复旦大学参与军方合作并没有探究具体的性质，也不能就断定说该大学参与了生化战。而所谓生化战是否存在也还没有得到官方明确。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结论。如果将上述展示的信息再叠加一些已知或继续深入调查的证据，相信可以得出更明确的结论。三年以来种种的现象依然萦绕在百姓心头，全世界爱好健康和平的人民都希望一个回答：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相，才是人民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