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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专业术语称作“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非典曾经像一位不速之客，于2002年的冬季悄然降临于我国南方，在2003年的春夏之交迅速蔓延至全国大多数地方，并造成世界范围的流行。其来势之猛，危害之烈，至今想来仍令人心悸!

这次非典是一次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它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敲响了警钟。非典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大面积流行？我们靠什么最终战胜了它？抗击非典的胜利给了我们哪些经验与启示？在非典过去17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非典从发生到蔓延再到被战胜的全过程，对于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无疑是会有益处的。

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从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到可持续发展的“软肋”

公共卫生，因其人命关天而受到新中国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其成立后头30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曾经创造过自己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西医结合、土洋结合、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形成了受到世界称赞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一是低投入，广覆盖；二是预防为主，群防群治。

哪里有人，哪里就应当有医有药，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要求。针对我国人口大多分布在农村，而农村医疗卫生基础又极度薄弱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战略决策，国家加强了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组织与领导，大批专业医护人员扎根基层，奔赴农村，为农村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不脱产的乡村医生（当时称作“赤脚医生”）和农民卫生员，引导农民建立起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络。在国家很少投入的情况下，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基本做到了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预防为主”是发展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基本方针。党和政府领导人民，通过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普及卫生知识，改善基础设施，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人人讲卫生，人人重预防的群众性公共卫生格局。

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发动充分，方针方法得当，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落后状况迅速改观，彻底消灭或有效控制了性病、天花、丝虫病、麻风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对各种地方病、职业病也实行了有效的预防与控制，大大提高了国民的健康水平。在旧中国，国民平均寿命只有不到40岁，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接近70岁，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甚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听后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说道：“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倾向日盛一日，各级政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公共卫生的问题。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曾经颇为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名存实亡。在城市，众多国有与集体企业的改革与改制中，那些被分流、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为数不少的人被迫从原有的卫生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新的体系又未能及时包容他们。随着人员流动，特别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流动性劳动者空前增多，他们大多游离于国家的卫生保障体系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餐桌上的食品丰富多了，新奇多了，而过去闻所未闻的假冒伪劣食品也充斥市场，防不胜防地被摆上餐桌，这也意味着病从口入的风险更大了。空气、饮水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公共卫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医疗卫生机构、甚至包括一些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对卫生防疫不热心，而是跟着市场走，由“重预防”变为“重治疗”、重经济创收，这也大大刺激了医药费用的陡增，使患者不堪重负。而在农村，则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低收入——低卫生服务需求——低卫生服务利用——低健康保障——再到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大量增加。

有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很明显，公共卫生已经成为我国整个社会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而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意味着最容易出问题。

问题果然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公共卫生领域。

在飘忽不定的非典攻势面前

我们的专业机构表现麻木

2002年11月16日晚，一位家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镇弼唐乡的中年男性无明显诱因而出现发热、头痛和周身不适。起初他以为是患了感冒，自己服了些感冒药，未见效果，体温上升为39度并持续不退。几天后，他在家人陪同下住院治疗。医院将他当作伤寒病和由消化道感染引起的恙虫病疑似患者来治，给他服用了一些常规感冒药和抗生素。三四天后，这位病人肺炎表现加重，有明显罗音，气促，拍胸片发现阴影扩大。25日，他被紧急转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几天后，一直近距离照顾他的四位亲友相继出现类似症状。

几乎是同一时间，一个在深圳某餐馆当厨师的男性也得了这种“怪病”。先是觉得不舒服，畏寒、全身无力，高烧至39度。开始，他也以为得了感冒，没太当回事，只是回到河源紫金县的老家休养。一周后，病情加重，呼吸困难。12月15日，被家人送到河源人民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重度肺炎”。两天后，因病情恶化，他被转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随后，河源医院曾为他治疗过的9名医护人员先后有了类似症状。

这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将要爆发的最初信号。虽然带有某些不确定性，但至少有两点值得警惕：第一，这是一种新型疾病；第二，这种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但在当时，这种信号并未引起医疗卫生部门应有的警觉，更未采取相应措施。随后，在广东省的江门、广州、中山等地也相继出现类似病例，接诊的医务人员不断有被感染者，家庭集聚性特点也一次次惊心再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言渐渐多了起来。

2003年1月22日，广东省首次用“非典型肺炎”命名这种新型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予以认可。2月6日，农历正月初六，广东的非典进入发病高峰期。这一天全省共发现218个非典病例，比前一天增加了45例，大大超过此前单日新增病例数。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广州，相当一部分是医务人员和病人亲属。

迅速增多的非典病例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消息先是由医院内部员工发给亲友的提醒短信，然后又由这些亲友传递给更多的人。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2月8日到10日的短信流量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一期间的拜年短信流量相差无几。借助于这些短信，小道消息已经是铺天盖地，人们对这个来路不明的怪异“幽灵”做着种种恐怖性的猜想。很快，在各大药店门口出现了恐慌的人们排起的长队。多数人并不清楚该买些什么药，只是跟风抢购一些抗病毒药品。不久，此类药品脱销，买不到药的人更加恐慌，晚上药店关门时还有人在排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街道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酒店、餐馆及各种娱乐场所很少有人光顾。

2月10日，《羊城晚报》首次发表广东已发现非典病例的新闻。此后，又有少量此类文章见诸报端。但由于文章的用意主要是稳定人心，所以对人们的安慰多于提醒。有关专业领域的权威人士还安慰人们说，冬春季呼吸系统疾病增加是正常现象，不必惊慌。

这种现象令许多人事后想来叹息不已!已经出现了几百个同类病例，这种疾病对于密切接触者有着很强的“飞沫性传播”特点。但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在这种传染性疾病面前表现得近乎于麻木。病人及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没有被隔离；传染病的特点没有向公众通报；有关地区与部门的协查、协防工作没有人去做；对医护人员没有进行必要的培训与提示；疑似病人没有被记录、留观；大量的病源携带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迁移、走动；由于没有必要的告诫、提醒和防范措施，疫区的人们照常外出，其他地方的人也照常出入疫区。所有这些都为疫情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2月中旬，非典疫情传至香港。源头是一名感染非典的广东老教授，赴港参加亲友婚礼，但婚礼尚未开始他就染病身亡，随后导致百余人感染，并由此引发了非典的国际大流行。在内地，非典也从广东向广西、四川、山西及更多的地区传播。

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政府的威信受到了公众质疑

3月1日，北京接收了第一个输入性非典病例。患者是一名山西省的女商人，在太原做珠宝生意。2月中旬，她想去广东进货。当时，她已经听到过一些关于广东闹非典的传闻，对此行也有些担心。她的母亲在当地一家报社工作，特地查阅了一些报纸，并给在广州工作的同行打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是：“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得到安慰后，2月18日，她和弟弟随身带着一些板蓝根冲剂就出发了。2月22日，在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她感到浑身乏力，发烧。回到太原后，发烧38.8度。她来到太原的一家大医院，还对医生说：“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医生一边笑着安慰她“不要大惊小怪”，一边给她开出了阿奇霉素等静脉点滴药。她担心诊断有误，当晚还到另一家医院又检查了一次，结果也是“感冒”。25日，她高烧达40度，去医院改输青霉素，病情仍未控制住。考虑到北京的医疗条件好，家人就把她送到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天里，她的母亲、父亲、弟弟、弟媳和一岁多的孩子相继染病住院，在太原与她接触过的三名医护人员也被感染。

从这一天开始，北京陆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非典病例。社会上关于非典的传言也不胫而走，网上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由于没有来自正式渠道的提醒，公众对这种新型传染病依旧缺乏起码的认识，对非典的传染源、致病原因、传播途径、传播方式、特别是如何预防等基本知识都知之甚少。虽然有人也尽力采取了一些自我防范的措施，如出门戴口罩等。但事后看来，这些措施并不真正有效。

3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的官方报道，网上流传的“北京疫情”部分得到了证实。

此时的广东，非典疫情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缓和期，而北京却正在成为非典爆发的重灾区。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北京定为非典“疫区”。

截止到3月底，北京市公布的确诊非典病例共有22个。人们普遍认为实际的数字要大得多。在对非典疫情的信息公开与有效防治方面，政府的威信受到了公众质疑。

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请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介绍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当时，北京的非典已经是满城风雨了，这个记者招待会也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在距开会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中外记者。

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张文康在回答有关记者提问时竟说了这样的话：“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针对北京大街小巷满眼都是戴口罩的人，这位部长的表态是：“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学农也到会与记者见面，他的说法也很轻松：“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张文康与孟学农的讲话并没有能够稳定人心，记者招待会之后，社会恐慌更加剧了。曾经在广州出现的景象此时又在北京上演，而且更加势不可挡。药店里，人们拼命地抢购板蓝根、消毒水等药品；商店里，人们尽其所能地储备各种生活物资，白醋等消毒用品大范围脱销，口罩被抢购一空，物价普遍上涨；马路上，行人步履匆匆，连平日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也只是偶尔走过几个戴着双层甚至多层口罩的行人。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感叹说，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看见这么冷清的王府井。

各种离奇恐怖的传言也出现了：有人说，北京要封城了；还有人说，要用飞机向全城洒消毒水……

在恐怖气氛的影响下，一些在北京经商、务工、上学的人开始发疯般地撤离，以至于北京出现了人们所说的“空城状态”。而另外一些人，由于担心北京人把病魔带到他们那里去，竟把通往北京的路给破坏了。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里，新的传染性疾病并不少见。但近几十年来，没有哪一种疾病像非典一样，给人类带来如此严重的社会冲击与心理恐慌。

讲真情，出实招

夺取抗击非典斗争的主动权

肆虐的非典终于惊醒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防治非典工作的重大部署：一是明确要求北京市建立防疫工作统一领导机制，统一收集、汇总、报告疫情；二是要严格疫情报告制度，所有医疗机构都要加强疫情的监测，及时准确地核实疫情，如实上报政府有关部门，绝不允许缓报、瞒报和漏报；三是对因工作不力，不能准确掌握疫情或有意隐瞒疫情的，要严肃追究地方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四是所有发生疫情的地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采取果断措施防止疫情扩散；五是要对医疗机构采取严密的防护措施，防止医务人员被感染；六是对发病和可疑的患者以及同患者密切接触者要采取严密的隔离措施；七是取消当年的五一长假，避免疫情扩散。

在此期间国务院还向北京市派出督察组，同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一起，一家一家医院进行核对，一个一个患者进行登记。经过一周的紧张工作，终于查清了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截至4月18日，北京共确诊非典型肺炎病例339例，另有402例疑似病例，死亡18人，治愈出院33人。

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注定要写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下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如实介绍了非典疫情的最新动态，宣布了国务院为控制疫情扩散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记者的提问时，高强坦率地承认，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疫情出现后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他还宣布：从次日（即21日）开始，由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一天公布一次，公布的内容既包括确诊病人的数字也包括疑似病例的数字。

记者招待会通过中央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全国各地的观众都在第一时间了解了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典的肆虐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有些紧张，但由于了解了实情，看到党和政府终于与人民站在一起，便鼓起了团结一致、战胜非典的勇气。

从此，抗击非典的斗争出现了重大转折。经历了几个月的麻木与慌乱，我们终于夺回了抗击非典的主动权。紧接着，一系列大刀阔斧的举措纷纷出台。

在新闻发布会的两个小时之后，新华社授权发布消息，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随后，其行政职务也被免去。

4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吴仪副总理任总指挥的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中央财政设立总额为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千方百计控制疫情扩散蔓延。

从4月21日开始，全国实施每天一次非典新增病例与疑似病例的报告与公布制度。也是从这一天起，北京连续十几天每天新增90至100个确诊非典病例。4月29日，新增非典确诊病例数达到峰值，为152例!这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然而，伴随着病例数字的节节上升，大规模的混乱并未发生。相反，街头种种不负责任的传言失去了市场，人们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

相信和依靠全民族的力量

共同筑起抗击非典的铁壁铜墙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4月21日，北京确定首批6家非典定点医院。23日，北京市公布了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第二天，西城区决定，对人民医院实行整体隔离。这是北京市第一家实行整体隔离措施的单位。也是在这一天，北京市中小学校决定停课两周。26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保障医务人员全力以赴做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若干决定》，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医务工作者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解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保障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地投身抗击非典工作。27日，北京全面建立非典患者的社会救助机制，并开始公布各区、县疫情和隔离区内信息。28日，北京紧急启用首批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作为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专门医院，并对全市123家医院的发烧门诊进行了整顿规范，保留了63家条件较好的，避免交叉感染及方便一般患者就医。

其他疫区的情况与北京也颇多类似。面对非典蔓延的严峻形势，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明确领导职责，建立科学防范体系，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采取群防群治与专业防治相结合等传统有效措施，扎实做好非典防治工作。

广东省全面开展防治非典知识普及、全民健身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8000多万人动员起来，清扫房屋和街道，冲洗露天设施，消除卫生死角。

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公共交通工具、商场等人群密集场所，成为非典防治的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增强师生员工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对学生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重点场所定期进行消毒，并保证空气流通；为学生宿舍配发体温计，对体温高者进行密切观察、排查。中国民航总局发布公告，所有国内航班旅客，在办理登机手续前，必须认真如实填写《健康申报表》。对机场发现患有非典型肺炎的旅客将劝阻其登机。铁路和公路交通等部门紧急采取措施，对在交通工具上发现的非典病人或疑似病人，立即实施隔离。

在抗击非典的决战时刻，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负责、靠前指挥，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现役军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冲锋在前，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广大医护人员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李晓红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年仅28岁。为救治非典患者，她连续工作了6天，不幸被病毒感染。在弥留之际她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新药要做试验，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就先在我身上试一试。作为一名医生，我有为自己的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我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更多人的生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丁秀兰，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了无数个日夜后，对护士长说了一句“我感觉有些冷”，然后就病倒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还有邓练贤、叶欣、梁世奎、陈洪光、王晶……他们用自己的血肉身躯，抵御非典病魔对患者的侵蚀，被誉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北京抗击非典斗争进入攻坚阶段，周边的省、市紧急调配大批防非典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保证首都抗击非典斗争的急需。社会各界和港澳同胞、国外侨胞、海外华人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捐药。……

4月30日起，北京市的疫情开始小幅回落，但仍处于高发期。5月2日，新增非典确诊病例数首次跌破100，街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此后，令人欣慰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5月6日，北京市教育部门为中小学生开设了“空中课堂”，学生每天可以按时坐在电视机前或登陆相关网站听老师讲课。8日，上班一族在度过漫长等待之后，又重新开始了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

到5月中旬，农民工群体成为新增病例的主体，山西、内蒙古等地疫情有向农村蔓延的趋势。为此，国家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农民和农民工当中的非典患者，包括疑似病人，一律实行治疗、隔离、检查“三个免费”的政策；在有疫情的城市里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实行“三就地”：就地预防、就地隔离、就地治疗；对已经返乡的农民工建立县、乡、村三级疫情报告制度；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等。

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力，非典未在农村大规模蔓延。

5月29日，北京首次迎来非典病例“零”纪录——没有新收治的非典确诊病例。这表明北京市防治非典的五月攻坚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按照医学界的解释，导致非典的SARS病毒喜低温，怕热。果然，进入6月份，随着天气一天天热起来，非典也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

6月2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三个零：新收治直接确诊病例为零，疑似转确诊病例为零，死亡人数为零。新闻发言人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久违的掌声。

6月5日，北京最后一处被隔离工地解除隔离。19日，北京市大部分医院已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非典疫情也已得到有效控制。

6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到中国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和天津市的旅游警告。24日，又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至此，中国内地抗击非典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听到喜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情不自禁地说：“今天早晨我就感到北京的天空格外地蓝，北京的空气格外地清新，北京的太阳格外地灿烂。”新华社当天发表时评说：这是人民的胜利。为了今天的胜利，白衣天使们救治患者不惜牺牲；北京市民积极参与社区防控；广大基层党政干部日夜排查疫情，关爱被隔离人员。

胜利来之不易。据统计，截至6月24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患者5327名，死亡348名。

2003年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从八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抗击非典斗争积累的经验、获得的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实行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关于这一点，他还特别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

这是我们付出了几百个鲜活的生命代价，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才又重新恢复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我们应当永远铭记。

【文章摘自《党史文汇》2008年12期；作者宋连生，历史学者，河北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人】

（来源：“山东史志”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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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03年抗击非典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