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代表作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始终未减，关于它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产量甚丰。近几十年来，随着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缩写“MEGA”)第二版的不断编辑、整录和刊行，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马克思文献产生的过程性、历史性和其内在的思想生成逻辑，这使得《资本论》各个草稿的学术价值得到了空前且真挚的肯定。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通常被称作《资本论》的“第二稿”或是“直接草稿”，写于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共23本，1472页，大约200个印张。马克思生前没有将《手稿》公开发表，因此《手稿》保留了难得的原始文献风格，带有鲜明的理论探讨和学理研究性质，内含丰富深刻、博大精深的思想。

一、《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及刊布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讲，《手稿》不是《资本论》的“第二稿”，而是货真价实的《资本论》“第一稿”。因为只有到了《手稿》，才算是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的书册结构。

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想写一部经济学著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钻研和资料搜集、整理，他在1857年正式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工作中去。1857年8月下旬，马克思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随后，1859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同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31这表明，直到1859年，马克思仍然设想其经济学著作要按照一个“六册结构”来安排。

紧接着，马克思就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即原计划整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的第三章“资本一般”(前两章“商品”和“货币”收录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1年8月―12月，马克思写出了325页的书稿，内容涉及“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等，相当于后来《资本论》的第1卷[2]38。

在此之后，马克思在自己手稿的第V笔记本的第184页上写道：“在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应该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考察。”[3]355可是，这中间出现了“中断”，他未能先把这项任务完成，而是转向了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探究与撰写。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最初只是要将剩余价值的理论史当作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一节(也就是一个“附论”)，但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理论视域和议题范围，致使剩余价值的学说史越写越长，到最后共形成了三册的篇幅，共计1096页，这就是后来知名的《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本人把这部分当成是“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4]431。

《剩余价值理论史》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页数甚至超过了《手稿》总页数的2/3。我们知道，在《手稿》之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Grundrisse，以下简称《大纲》)是不包含这一历史文献部分的，因此说直到《手稿》，《资本论》的“四册结构”才得以确立一点都不为过。在这个意义上，《手稿》才是《资本论》的“第一稿”。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致信库格曼：“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4册理论史。”[4]431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顾海良先生也直言不讳地称《手稿》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结构演进、思想历史研究和理论原理创新上取得的显著成果和成就，无疑就是高耸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路标’，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作出‘历史的评论’的经典文本。”[5]9

马克思是在1862年春(有学者考证是1861年3月)到1862年年底写作剩余价值理论史的。1862年12月―1863年1月，马克思起草了“商业资本”“资本和利润”等章节，这是《资本论》第3草稿；1863年1月―7月，马克思论述了机器问题，并补充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完成了《手稿》的写作。

《手稿》第一次公开面世是在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分别是第26卷(Ⅰ、Ⅱ、Ⅲ)、第47卷和第48卷。中文版的《全集》也照此翻译了过来，卷次安排没有变动；在MEGA2中，《手稿》是其第Ⅱ部分的第3卷(Abt.2: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 Bd.3:Karl Marx: Manuskripte 1861―1863)，共有6册，每册包含两个小的分册(分别是正文卷(Text)和附属材料卷(Apparat))；中文第二版的《全集》参照MEGA2和MEW(《全集》的德文版)进行了重新编译，《手稿》占据了新中文版的第32～37卷。其中，32～35卷已经出版，36卷和37卷还暂未发行。

除此之外，还有《手稿》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同中文第二版一样，这两版都是MEGA2的翻译版。

MEGA2严格遵循马克思的写作先后次序来编排文献，但俄文版是依照编辑者对《手稿》理论体系的理解来编排《手稿》的。我国中央编译局所给出的《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篇章顺序同MEGA2稍有差别，最明显的差异是在MEGA2的第6卷，中文第二版将这一卷拆解开来，分别编入了中文版的第36卷和37卷。表1[2]42就是对《手稿》的MEGA2版、中文版编排情况的简单说明。

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主要理论问题

《手稿》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部分，这是《资本论》前三卷的准备稿；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史部分。《资本论》当中所包含的理论问题都在《手稿》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显现，《手稿》中很多地方论述的精细程度和学理纵深性也都在《资本论》之上。譬如，马克思详尽地在《手稿》的开篇(中文第二版《全集》的第32卷)讲述了“对象化劳动”的问题，指出对象化劳动在动态上是工人正在进行的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外化劳动(异化劳动)，在静态上则是已经对象化过了的劳动，可以当作“名词”来理解。那么，整个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界域，其实就是对象化劳动所形成(并且不间断地持续生成)的客观世界。

如果接着上面的思路，能够引申或是衍生出更多的理论问题来。尽管马克思坚定了自己的主要研究目标(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使《手稿》读上去是一部纯经济学的作品，但他还是在《手稿》中留下了很多哲学思维和方法运用的痕迹。因此，《手稿》是一部典型的充满了经济学、哲学双重话语体系的鸿篇巨制，其内容极具理论张力。

《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当中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如何来看待《手稿》这一“整体”。MEGA2和俄文版的编辑者都把《剩余价值理论史》单列出来，唯一的区别是MEGA2的专家为了呈现历史考证版“尊重文献产生的时间顺序”的传统风格，把《剩余价值理论史》的卷次安放在“商业资本”和“资本和利润”等章节之前，即把《手稿》的6册连为一体；但俄文版的编订者则是大幅度地参考《资本论》，凸显《手稿》理论结构的“逻辑性”，将除《剩余价值理论史》之外的手稿内容重新进行了组合、编排，并将《剩余价值理论史》同其余部分的卷次分隔开来。

这两种做法看上去大相径庭，但究其本质，二者对《手稿》整体性的理解毫无分别，即剩余价值理论史的研究可以与《手稿》另一部分的研究不同步，二者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可以不必过多地考虑它们之间的关联。以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诺曼・莱文为例，他曾经试图证实《手稿》的哲学底蕴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脉相承的，并在自己论文的开篇开宗明义地点明：“为了证明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借用了许多逻辑范畴作为其社会理论的解释策略，我将考察他在资本主义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特定的逻辑工具……我几乎完全只以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所作的工作笔记为依据……这些工作笔记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或者说MEGA之中。它们是MEGA第二部分或者说致力于《资本论》发展过程的那一部分的组成部分，它们也是第二部分第3卷的组成部分。是第二部分第3.1、3.5和3.6卷。第3.2、3.3和3.4卷收录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在本文中我不会涉及这些研究。”[6]22

这种做法是思维惯性的一种结果，但马克思为什么会在写完《手稿》的第一部分(即“资本一般”这一章节)全身心地转入到剩余价值理论史的写作中，以及剩余价值理论史部分在整部《手稿》中的逻辑作用和理论地位到底是什么，却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借助于文本内容，因为文本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向读者传达出作者的全部意思。更何况，阅读者想要彻底摆脱“前见”的困扰近乎于痴人说梦，人们总是受限于自己的已有成见而去对文本作出带有解释学循环症状的所谓“客观性解读”。

显而易见，最好的方法是史论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方法来解开这个历史和理论之谜。当然，这中间需要克服的技术性难题数不胜数(例如历史文献的查证与考辨、字迹的辨认与鉴别，历史文献与史实的比照、对应等等)，但大体上讲，也只有如此才能给出一个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现实点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显得过于学院化，离当下太过遥远。不管是从学术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效应上检验，马克思当时写作剩余价值理论史的动机都只是一个业已发生了的历史事件而已。人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手稿》中蕴含的诸多具有实效性的理论问题。

顾海良先生将《手稿》中的理论问题概括为9项，分别是：(1)《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2)剩余价值问题(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3)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问题)；(4)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5)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问题；(6)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问题；(7)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问题；(8)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理论问题；(9)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探索问题[5]9-22。很明显，这九大问题稍加分解，还会多出很多理论问题。自《手稿》面世，人们对其的研究几乎不出这9项，顾先生的总结和提炼是非常精准和到位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坚持了双重话语式的创作与求索。因此，笔者便将《手稿》中的理论问题分为两大类，即“哲学―经济学问题”与“经济学问题”。这样做的依据是：带有鲜明双重话语特征的话题实质上还是以经济学目标为核心的，即便是有哲学的参与、融合，也无法将这些问题看成是单纯的哲学问题。而与此不同的是，当马克思大量使用数学计算、公式论证或是资料分析时，一些较为纯正的经济学问题正在占用着他那精密且深邃的大脑。

《手稿》中的哲学-经济学问题：(1)对象化劳动、外化劳动和异化劳动问题；(2)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协作、分工与机器的使用)；(3)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问题)；(4)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5)生产力理论问题；(6)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人类同技术的关系问题；(7)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视阈下的人类社会历史问题；(8)马克思的本体论问题(劳动本体论或是实践本体论问题)。

《手稿》中的经济学问题：(1)平均利润问题；(2)生产价格的形成及机制问题；(3)资本积累问题；(4)经济危机理论；(5)商业资本问题。

《手稿》中的其他问题：(1)《手稿》的经济思想史地位问题；(2)《手稿》的整体性问题(逻辑架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问题，等)。

诚然，在这里也不能列出所有的问题，只是选取了当前需要人们思考和研究的相关主要问题，既回顾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绩，又初步判断一下还能够为《手稿》的研究工作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三、《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双重话语问题的总体特点

在语言、主题等外在形式上，《大纲》前的经济学手稿(如《1844年手稿》《穆勒笔记》等)更能显露出马克思的哲学家气质，比如异化、对象化等专业化的哲学术语在这些文献当中随处可见，倒显得经济学问题只是作者顺带满足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从《大纲》开始，马克思似乎放弃了对一些哲学议题(例如人道主义、人的异化、共产主义的抽象论证，以及直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等等)的繁缛、艰深的论述，转而针对经济学领域内的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的攻坚和思索。同以往的研究习惯保持一致，马克思擅长在阅读、审查、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语境中扬弃他们的思想，这使得他的经济学研究充满了辩证法的意味，其经济学手稿也就处处透着强烈的双重话语气息。

那么，《手稿》中的双重话语问题都有哪些?首先，要对《手稿》中的哲学话语和经济学话语进行鉴定和分辨。其次，《手稿》中大部分情况下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是糅合并掺杂在一起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探讨着哲学问题；在研究经济学难题的同时，运用着辩证的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引出了《手稿》中最大的双重话语问题，即马克思如何将经济学和哲学二者紧密、有效、深刻、齐整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双重话语问题的核心是：马克思是否最终给出了他所提出的经济学问题的答案。不管马克思如何展现他那不同寻常的哲学思考能力，他总是要回答为什么说资本主义走到穷途末路上了。

于是，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手稿》中的经济学问题的解说极为特别：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终归是在产出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充其量是资本家蛊惑无产阶级的借口和说辞；生产价格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市场的中心只能是在生产环节；商业资本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骗局，工人会愈益发现商人的钱袋无限膨胀，资本家会在市场流通的环节中更加如鱼得水……即便是一度为人人称赞的科学技术，也不过是奴役劳动者的工具!

所有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现实的人类悲剧。马克思从未隐瞒过自己的革命意图，虽然是以经济学问题研究为导向，但他所要求证的绝不是纸面上的经济学结论。

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毫无二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已经发展了，生产关系就应当作出调整，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只不过，假使马克思一味地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即便引述再多的哲学语言也无济于事。哲学毕竟是形而上的，它做不了直插“敌人”要害的“匕首”，但是经济学不一样，对于一个阶层而言，切合自身的物质利益来审视周遭的一切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综上，“以经济学问题带动哲学思路并进而阐发思想”，就是《手稿》中双重话语的总体特点，也是研究其中的双重话语问题所要围绕的中心点。马克思在《手稿》中谈论科学技术、分工、协作、机器生产、劳动甚至人类历史规律，都是为了证明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高度发达，可劳动者却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禁锢，被动而无奈地遭受着资本家的无情、残酷、狡诈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手稿》里说，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可以摧毁任何人的人类特征，而把人与人粗暴而冷酷地用金钱(剩余价值)牢牢地拴在一起。

故此，《手稿》中最宏观的哲学问题是生产力问题和人的问题。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深层的动机是要阐发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以及生产关系未来的变化趋势；在此研究进程中，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类发展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进步，是以牺牲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代价的。

《手稿》中的主要经济学问题又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定性的问题。前面说过，经济学在《手稿》里又是目的(相对于马克思的写作初衷而言)，又是路标(相对于哲学话语而言)，又是路径(相对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言)，这就很难去选定某一个经济学问题来统摄或是代表其他话题。

四、《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现状

相比于《资本论》及其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手稿，《手稿》没有耗费人们过多的研究精力；即便同是作为《资本论》三大手稿之一的《大纲》，也早已被国内外某些学者烂熟于胸。个中原因不难想到，对马克思著作感兴趣的人们大多是哲学专业出身的，在这一点上中外学者似乎达成了一种“学术默契”，即更加看重马克思的那些“哲学味道更为浓厚”的文本。这样一来，《手稿》就显得颇为“尴尬”：它既不像《大纲》那样能够博得哲学家们的青睐，又及不上自己的“改进版”《资本论》，无论人们是要从事哲学研究还是经济学研究，《手稿》都不会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

那么，《手稿》究竟在《资本论》创作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国外学者托尼・史密斯、弗雷德・莫斯利等学者都曾撰文研讨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科学技术问题以及剩余价值分配问题，并尝试从中找出其与《资本论》成稿中的内在理论联系和逻辑关系[7]148-193。但他们真正想要弄明白的是：《手稿》在微观层次上是怎样展示出马克思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继承关系的。就好比莱文，他甚至并不认为《手稿》和《资本论》有直接的联系，在思想血缘上，《手稿》和《逻辑学》更为亲近。

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大多认同《手稿》是《资本论》创作史上的重要文献，基本的共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由《资本论》最初草稿过渡到成熟草稿的转折点”[8]194。因此，顾海良先生将《手稿》看作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手稿》最为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在于它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系统建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我国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或是马克思主义通史类的书籍都持上述的观点，对《手稿》的描述多半也都是“《手稿》是研究《资本论》创作历程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之一”。

《手稿》的经济学特质使得人们更容易发掘和探究其中的各类经济学问题。《手稿》中的劳资关系问题、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问题、商业资本问题、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以及科学技术问题都曾经被介绍和解读，这些研究成果通常以单篇的学术论文形式出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未能像人们研究《大纲》那样，新见解新论点层出不穷。毫不客气地讲，国内外学者对《手稿》的研究比较零乱和分散，没能形成气候。

而且，国内对《手稿》的研究目前还只能依托《全集》中文版的第一版，自《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第32卷以来，还未有人写成一本关于《手稿》研究的专著。直到现在，李善明先生主编的《〈资本论〉第二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仍然是系统、全面研究《手稿》的典范。此外，这些研究者们还编写了《〈剩余价值理论释义〉(一、二、三)》。这两部书贵在细致与条理，并且偏重于经济学研究。而关于整部《手稿》的哲学研究类的专著在国内外都较为少见，更没有人去致力于探思《手稿》中的双重话语问题。颇为令人沮丧的是，我国有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手稿》中的理论问题“非同小可”，但是他们未能将目光集于《手稿》，至今《大纲》在绝大多数哲学研究者心目中的位置仍然无法撼动。

看来，《手稿》的研究空间之大超乎想象。《手稿》自身的文本内容、思想结构、理论架构、逻辑层次都值得去挖掘、思考与解析；它同《大纲》等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之间的对比研究也算是未开发的研究领域，这个思想史方面的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等学科的建设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还面临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借助MEGA2资料或是MEW来对《手稿》进行研究。这并不是说有了外语的保障就一定能做出更为喜人或是先进的科研成绩(我们也没有必要跟着国外学者的脚步蹒跚学步，自设壁垒，进而妄自菲薄，自认落后)，而是国际上的学者已经开始使用MEGA2来研读《手稿》，如果我们只能用中文做内部交流，那么长此以往，我们与国际接轨的梦想就越来越趋于破灭，我们的研究思路就得不到拓展。更可怕的是，国外学者会由于总是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而“习以为常”地忽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笔者深信，这决不是我们中国学人愿意见到的景象。

五、一点关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方法的反思

毋庸讳言，面对《手稿》这部文献，我们今后还要走一段很长的研究之路。尤其是外语水平较强、理论基本功较为扎实的广大青年学者，更要勇于承担起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重任。《手稿》中的双重话语问题以及整个《资本论》创作史，都要在参阅马克思原文文本的条件下来进行分析、理解和把握，否则就会因为翻译、文化背景以及思维习性的不同而对文本作出“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或是“不足诠释”(underinterpretation)，这不符合当代学术界讲究科研科学性、客观性、严谨性、真实性，以及学术规范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学人正在拓宽自己的全球视野，力求让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信满满地并入国际轨道；我们积极回应MEGA2的研究潮流，利用这个平台尽可能地充实自我、展现自我。平心而论，我国学术界对《手稿》的研究力度比之西方学者要更优(数量和质量都是如此)，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但这些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但假如我们不和西方接触和切磋，我们的研究成果又如何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因此，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是将来研究《手稿》的重要方法。

不过，用MEGA，不等于唯MEGA是从，将MEGA神圣化；更不能认定只要是MEGA编辑组成员所认可的意见就是真理，就是定论。拘泥于MEGA是做学问的忌讳，我们要敢于使用各种版本的文献来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不是一股脑儿地全身心投入到西方“马克思学”的怀抱中去。更何况，准确理解马克思是我们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终极目标，文稿组合、编排的“文献考古学”在特定意义上只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变种或分支，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直面现实、批判革命的本真面目。

拿《手稿》来说，对它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还是要回到现实，回到当代中国，回到这个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世界。文献学意义上的《手稿》自然要回到我们的视界中来，但对《手稿》的研究更应该面向“粗陋的尘世”，藉此帮助人们运用经济学的智慧去建设更新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卢晓萍.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编排情况[J].当代经济研究，19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读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2).

[6]诺曼・莱文.黑格尔与《资本论》1861―1863年手稿[J].赵辛，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2).

[7]理查德・贝洛菲尔.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M].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