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祖还都汉城后，光海君掌管的分备边司则改称抚军司，继续南下协助明军剿灭倭寇。在光海君南下配合明军剿倭时，礼曹曾上言“世子南下时，所用印信，今方改造云。若改王世子之宝字，为印字则可也。若改为光海君之印，则有害于义理。”然宣祖却答复“予意则称之以光海无妨。”宣祖不肯授予光海君相应的印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光海君能力的发挥，即使如此光海君的作为依旧受到明朝的肯定。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曾封光海君为庆、全军务总督，并表彰“光海君青年英发，臣民服从，宜令珲选带忠义陪臣，驻箚全、庆地方，经理防御。”这对尚未受到明朝世子位册封的光海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认可和鼓励。光海君壬辰倭乱期间展示的勇气和能力，使得其在朝鲜王庭内外威望大增，而宣祖却威望尽失，更加忌惮光海君，失去宣祖信任并被猜忌的光海君在朝鲜的处境日渐艰难。壬辰倭战虽然结束，日本退出东亚大陆争夺，但女真部族的强盛明朝和朝鲜已经无力压制。

壬辰倭战对明朝和朝鲜王朝造成的损伤亦无法忽视，这也客观上为女真的崛起准备了机会。1595年（宣祖二十八年）壬辰倭战还处于谈判期间，备边司上奏：“近日西北之事，亦甚可虞，渭原贼报纷至，三水声息又如此，虽云采参之胡，而其数之多至于二百，其非常时采参之类明矣。西道江边固为孤弱，……若夫建州之种，果怀凶谋，探视虚实，两头俱发，则策应无路，可为寒心。”朝鲜王朝对于崛起的女真部族十分警醒，“患出于所忽，在我阴云之备，则不可以少缓也。”不仅如此，对建州女真的判断亦十分准确，“建州达子狼子野心之类，中朝亦不能制其死生之命。常年人寇，抢掠于辽东等处，而一边朝贡，中朝亦知而勿问，处置之事，其意可见。但处置与否，在于中原，我国则惟当早报声息。”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遣官一员，朝鲜官二员，从者三百人来。上令我军尽甲，观兵于外，遇于妙弘廓地界，迎入大城，优礼答遣之。”女真部族展示出的军事实力不仅威慑朝鲜，对于明朝也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但此时明朝和朝鲜的联合抗倭行动并未彻底结束，对于女真部族只能安抚交好。

1592年至1608年，光海君在世子位十六年，朝鲜王朝经历日本的两次入侵，尽管举全国之力并在明朝的帮助下最终将日本赶出了朝鲜半岛，但朝鲜王朝国力却大受损伤。从1592年到1604年，朝鲜方面曾五次派遣册封奏请使去北京，然明廷均予以拒绝。一向对朝鲜王朝世子册封和王位继承无过多干涉的明廷，多次拒绝朝鲜请封光海君为世子的要求，实际上光海君是受明神宗立储之争的殃及。1602年朝鲜宣祖册封继妃仁穆王后，并于1606年生下嫡子永昌大君，光海君世子之位愈加动摇。不过，由于宣祖长子临海君壬辰倭乱时被加藤清正俘虏过，嫡子又过于年幼，再加上壬辰倭乱期间光海君的卓越表现和明廷的褒奖，宣祖不敢贸然废除光海君的世子之位。1608年（宣祖四十一年）转机突现，“二月朔戊午，上薨。己未，世子具冕服，即位于贞陵洞行宫西厅。”宣祖的突然去世使得光海君的困局顿时得到了解除，也为他的政治生命打开了通道。

光海君在世子位期间，东北亚格局剧变，完成内部统一后日本两次攻入朝鲜半岛，一度攻占朝鲜王朝都城。危急关头，明朝出兵援朝抗倭，日本关白丰臣秀吉虽拼尽全力，然面对明鲜联合抵抗依旧落败，最终日本退出了东亚大陆的争夺。原本在明朝和朝鲜双重“羁縻”下的女真族却借此机会崛起，“满洲能迅速成功崛起，除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历史环境为其提供机遇外，还应从满洲能依据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与明、朝鲜、蒙古诸种关系中寻求其成功崛起的轨迹。”女真族的迅速崛起，明朝的逐渐衰落，一直身处漩涡中的光海君感知更为明显，由于光海君的世子位册封一直遭到明朝的拒绝，和其臣民甘心“事大”区别，光海君个人则心有怨念。随着后金军事实力在东北地区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对明战争之锦州和松山大捷之后，东北亚地区军事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原本明朝在上、朝鲜居中、女真垫底的递减等级力量对比变成了后金上升明朝下降而朝鲜受制于后金的状态。壬辰倭战后朝鲜王朝在奉行“事大”策略的同时也开始从实际出发，寻找对朝鲜王朝最为有利的方向。

三、朝鲜国王时期的光海君及东北亚博弈

1608年光海君即位，次年得到明朝的册封，但1623年（天启三年）时被其侄子绫阳君李倧发动的宫廷政变赶下台，朝鲜史称“仁祖反正”。光海君被废黜王位后，流放江华岛，1637年移配济州岛，四年后死在那里。在其执政期间，1616年后金建立，1620年明朝万历皇帝去世，天启帝即位。光海君下台后，努尔哈赤已经年迈，内部继承问题矛盾重重，后金暂未对朝鲜动手。光海君执政期间虽未能彻底改变朝鲜王朝的现状，但其从实际出发的“两端外交”策略确实为朝鲜王朝谋求到了最大的利益。光海君执政时期的政策固然与其世子位期间的个人境遇有关，但究其决策根源，还与当时的东北亚实际情形密切相关。

女真部族在努尔哈赤带领下迅速崛起，不仅内部完成了统一，且与蒙古交好，逐渐控制了辽东地区，对朝鲜王朝是极大的威胁，于明朝也是一个隐患。1609年（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在与明朝往来的文书中控诉，“邻朝鲜境而居瓦尔喀部众，皆我听属也”，“万历帝令朝鲜国王查明数世以来逃散的瓦尔喀部众”，于是归还“一千户”。军事实力强大后的女真部族开始借助明朝索还部民，而出于安抚女真避免战争等因素，明廷不得不答应，明朝的此番决定对朝鲜王朝来说并非好事。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18年抚顺之战爆发，明军兵败城陷，“举朝震骇”。明朝不再隐忍，派兵剿灭，同时要求朝鲜出兵协助共同讨伐后金，1619年萨尔浒大战爆发，光海君派姜弘立领兵1万多人助剿。然明军惨败，朝鲜助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战役前后，后金与明朝、朝鲜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朝鲜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后金对朝鲜的拉拢，明朝对朝鲜争取等问题矛盾重重。处于漩涡中的光海君周旋明金之间，奉行“不怒后金，不背明朝”的政策。壬辰倭战明廷出兵抗倭援朝，“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边疆安全的利益动机。”正因如此，明朝关键时刻的“字小扶危”使得朝鲜王朝上下“事大”之心久不断绝。朝鲜王朝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光海君的政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光海君李珲并不轻快。

1617年（天命二年）刚刚建立的后金便急于与朝鲜互市，“辽东游击将丘坦，为中江开市，再送咨文以来。”面对后金的急于交往和示好，朝鲜对此并不急于表态，不予明确答复。1618年（天命三年，光海君十年）四月“㺚奴西抢犯沙河堡，东抢犯沈阳及青阳堡，皆随入随出，毫无所失。惟是奴酋借入市为由，袭破抚顺，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诈，罪大恶极也。”女真人扮作商人进入抚顺城中，破袭得逞，这让朝鲜极为愤怒，亦恐惹祸上身。朝鲜一面“各城戒严，添兵防戍”，一面向明廷传递消息“本国与贵国，情属一家，事之真的，想应传知。”明廷与后金的争斗逐渐明面化，朝鲜部分的臣民表示“天朝之于小邦，自壬辰以后，拯济之恩，虽擢发为鞋，不足以报其万一。今者，奴酋肆逆，将行致讨，令我国，发军马，来赴云，固当即为挑选，祗候处分。”面对明廷一再的询问征兵事宜，朝鲜回复“小邦积弱之余，南倭北虏之备，常患不赡，此外调出数千之卒，势极不易。况此虏巢穴，密逋我国，天兵征剿之日，其势必当乘虚而奔逬于小邦，顾此形势，必也严兵关守，可免隳突之患。今若分兵远赴，则不教之卒，无益于应援，而小邦自守之兵，尤极削弱，恐贻天朝东顾之忧。”朝鲜不敢直接拒绝，谨以言辞推脱，回复的文书多番磋商，言辞婉转，朝鲜君臣甚至推演“此外问答之出于所不料者，惟在赍咨官随机善应而已。”1618年五月，清军攻克抚安、三岔、白家冲三堡，明廷的军事压力陡增，此时从朝鲜征兵征马来加强军事力量最为快捷，朝鲜避无可避。

出于“事大”考虑和明朝的救国之恩，朝鲜对于明廷的征兵要求不敢直接回绝，但出兵不仅意味足够的兵力外派，还附带着战马、钱粮等军需物资开支。壬辰倭乱后的朝鲜王朝实际困难重重，朝鲜表示“本无兵之国”，“纪纲扫地，人心不淑，征发之际，百计图脱，千里行师，道亡必多”。不仅言语上百般推脱，实际上也做足准备，选拔计谋缜密之官，“先将调兵曲折，咨报于总台衙门，而不可少示以厌倦之色，又以兵力单弱，不能为有无之意，婉辞开陈，而相机周旋。图之于军门用事之人，使此七千之卒，防守于我国江边云，则或不无听许之理矣。”不仅如此，兵力准备上也尽可能顾及多方，“平安监司军二千余人，兵使守营牌亦多，率皆精锐，缓急可用。合其两军，则可得三千，此军为先，把守江边，以示虏不可犯之形，亦使天朝，知发兵赴难之意。”与此同时，选善于守城之人，“治兵缮械”，平安道沿江一带、江都等地均加强边防。在庆尚道“当备一处可避之地”，以备不时之需。此番设想与布置从朝鲜王朝实际出发，既能掌控被征之兵，又可避免过多卷入明朝和后金的争斗中，从而保证朝鲜上下安全。

光海君与臣下商议时表示，“征兵入送事，虽无壬辰拯济之恩，臣子分义，固当赴难。而我国兵力单弱，临阵先动，恐损天威，非徒我国之不幸，必致天兵之挫气，故是以为虑。”实际上却又选拔“善为说辞”者，“相议周旋”，并准备相应的人情银两“或送礼部，或送兵部”。朝鲜深谙与明朝官员及朝廷交涉的技巧，在明朝提出征兵要求时的回应亦做多番准备，光海君的顾虑不无道理，明廷与后金的战争尚无胜算，朝鲜参战机会更小。1619年明朝与后金之间的萨尔浒战役爆发，尽管多番推脱，朝鲜在明廷的一再要求下也不得不出兵。1619年（天命四年，光海君十一年）二月，“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自昌城渡江，会天将于大瓦洞，即华夷界也。”然在与后金的战斗中，姜弘立率半数以上的下属投降后金，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失败。

1619年（天命四年，光海君十一年）四月，朝鲜国王在接见明朝差官时表示，“小邦悉索敝赋，精锐器械，尽数歼没，自救不暇，无以守御。”并对姜弘立投降一事作出解释，“小邦人心，本来不固，不及交锋，径先崩溃，姜弘立等所为，不胜痛心。”但对于再度派兵参战一事则以“欲再调老弱，守御边上，而军兵军器，荡失至此”之言答复，婉言拒绝。对于后金与明朝的决战，朝鲜预判，“此贼累胜强盛，桀骜难当，则虽以天朝兵力，难必其一鼓荡灭矣。予意亟发大兵，分守要害，明慎烽燧，大开屯田，来犯则应之，遁去则勿追，十分坚守，如虎豹在山之势，然后可以万全。”萨尔浒战役结束后，努尔哈赤很快就令朝鲜将官郑应井、李民寞等偕后金使节持书至朝鲜，“胡差至满浦越边，结草幕以处。王令过江入城，款待赠物。虏使之至我境，自此始矣。”这次朝鲜不再不予回应，以平安道观察使的名义遣使前往后金交涉，并提出“二国各守疆围，复修前好”的要求。后金在与明朝的萨尔浒战役中获胜，朝鲜王朝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实力，光海君从实际出发开始与后金交涉。此时的朝鲜与后金的交涉遮遮掩掩，朝鲜上下还是对明朝给予更多的希望和关注。

萨尔浒战役后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并未结束，朝鲜王朝对于他们之间的战事密切关注，并严加巡查和边防，防止战火扩散到朝鲜境内。1619年七月朝鲜备边司启曰：“此贼又陷开元……且此贼若陷辽广，则朝天路阻，未知何以为之……鸭江一带，江水盛涨，似无飞渡之虞……请令副察使张晩，约束戍边诸将，励兵勒马，昼勤了望，夜明烽火，多定逻卒，巡哨江边。”面对后金顽强的攻势，明朝对于朝鲜亦极尽拉拢，盛赞“贵国二百余年忠顺之美，与日月同光”，并分析“奴若得志，则东向满浦，势必至也。夫辽合贵国之师，不能剿奴，奴专力而来，贵国焉能当乎？”以六条缘由说服朝鲜与明朝合力剿灭后金，“追壬辰、戊戌之施，笃被发缨冠之谊，于黄海、平安等地，量抽三千，或二千，以济目前之急。”朝鲜王朝对于明廷的征兵要求更加谨慎，尽管“义理派”反复强调对明朝“事大”的道义，光海君却不愿再次出兵，不仅如此对于毛文龙在东江镇的经营亦不愿无条件支持。1621年（天命六年，光海君十三年），后金在致朝鲜的国书中写道：“如尔仍欲助明贼则已。不然，凡辽人之避兵、渡镇江而窜者，可尽反之。今辽东官民，皆已剃发归顺，其降顺各官，悉还原职。尔若纳我已附辽民，匿而不还，惟明是助。异曰：勿我怨也。”后金对朝鲜亦多番威慑，防止其与明朝保持过于密切的联系。

朝鲜的平安道与后金接壤之处，明军与后金之间屡有小规模战争，朝鲜“速令毛将，退屯弥串，而仍为下谕边臣，今后使勿交锋。”然此仅为朝鲜单方意愿，“毛将久留麟山，贼兵方屯聚兄弟山等处云。毛将尚无退屯之意。”毛文龙并不与朝鲜一致行动，朝鲜的担忧变成现实，“上命二贝勒阿敏统兵五千。渡镇江。入朝鲜境。攻剿明将毛文龙。二贝勒至镇江。遂乘夜入朝鲜。斩游击刘姓者。及兵一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后金与毛文龙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朝鲜也密切关注，1622年正月“详探广宁消息及贼中事情，以为应变”，同时谕令监军接伴时，“则其间说话，所当一一详细驰启，使君上洞悉”，甚至连笔答后被烧去的隐私也要凭记忆详细记录奏报。对于明朝与后金的矛盾，朝鲜深恐惹祸上身，“今此唐将所为，非但祸于我国”，并作出预判，“监军若久留京城，则贼必长驱，直捣京城矣。”面对迫在眉睫的宗族国家危机，朝鲜想方设法“使监军速返安州，泛舟清川，避锋入海，则贼见浮海之状，必欲退逐，亦岂有直捣京城之理乎？”然明朝监军依旧坚持“请兵请船”。由于“毛将接伴使、圣节、冬至等使差出，俱系紧急，而累日弃置，不为议启，极为寒心”，朝鲜上下对此多有不满。明朝监军紧盯发兵发船事宜，在数量上与朝鲜不断谈判，并坦言，“俺行与诏使不同，当久留贵国，不必饯慰，而七将接伴，皆不必送。”明朝监军不仅久留朝鲜不肯离去，接伴使亦不愿保留，避开朝鲜的监控。

光海君不仅面临明朝的压力，还面临司谏院的紧逼，“监军留馆之日，暴圣上事大之诚，侈皇朝眷遇之恩，举一国应行之礼。”然此番言论显然并非司谏院独有，光海君只能勉强回复，“勿为更烦事，言于两司。”对于明朝的请兵要求，备边司表示“毛将虽欲以所发之兵，越去作挐，我何必听从乎？况辽西事势，已无所恃，……当以添防固守，是实小邦之急务，而即今江水盛长，农务亦紧，直待秋防，原额外加调数千，以副大人分付之意。”当备遑司再次启奏“谢恩之举，不容少缓，令承文院急速磿炼宜当”，光海君只得应允。拖延至八月，朝鲜依旧无积极作为，明朝监军只得离开，“监军十九日乘船，发向掘岛。”尽管朝鲜对于毛文龙多有不满，“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但当其兵败潜逃入海岛时，朝鲜依旧为其准备相应的物资，“义州米豆三四十石、盐五六十石、牛只等物”。此时距离光海君被逼退位不足三个月，朝鲜国内亲明传统势力逐渐上升，尽管光海君的决策更加符合朝鲜的实际利益，却不断遭受抵制。

光海君在世子位期间受到明廷的不公正待遇，其政策或受此影响，但更多是出于朝鲜王朝实际利益的考虑。明廷想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取得绝对性胜利，就必须获得朝鲜的绝对支持，但毛文龙的作为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朝鲜的积极性和热情。后金想在对明战争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后金的大后方绝不容许出现丁点变故，军事实力强大的后金必然会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尽管光海君一再努力，但随着“仁祖反正”的到来，光海君的政策被搁置。

四、光海君废位后之东北亚变局

1623年（天启三年），光海君的侄子绫阳君李倧在西人党李贵、李适等大臣的协助下发动政变，废除光海君王位，并将其流放至江华岛，李倧被立为新国王，即朝鲜仁祖。由于光海君对于明朝的种种推诿和其国内士大夫阶层“正统论”的盛行，光海君的“两端外交”在朝鲜国内并无过多支持，其被废黜即为证明。“义理派”当政，加大对明朝的支援，后金压力陡增。后金由于战争失去了与明朝交易的管道，军民所需的生活、生产用品主要来源于朝鲜，而朝鲜仁祖即位后金鲜贸易更是大打折扣。朝鲜仁祖在位期间，连续遭到后金（清）的军事行动，“丙子胡乱”后朝鲜王朝彻底背弃了明朝成了清朝的藩属国。

1623年（天命八年，仁祖元年）仁祖即位后即对毛文龙的问安使表示，“屯田煮盐等事，皆已许之”，不仅如此，还表示“关西非但与奴贼接，天朝将官，多在境上，接应烦紧”，“停罢”与后金的经济往来。对于后金朝鲜王朝表示“尔若动兵来侵，我亦当以干戈从事。至于唐将来住我境，辽民越来投命于唐将，皆非我国指挥，尔不可以此执言。”这番言论与光海君时期的策略截然不同，后金对于朝鲜王朝的变动深有不满。朝鲜选派间谍深入女真部族境内查探军情，并与毛文龙互通消息，“我国善华语者，剃其发，偕剃汉侦探而悬赏购募。”朝鲜与明朝的军事行动逐渐一致，对后金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对于朝鲜的变化，明朝乐观其成，并给予特殊的军需物资照顾，“特给焰硝累万斤”，以此行动来增强朝鲜王朝的军事实力并拉拢朝鲜。朝鲜虽不遗余力协助明朝，然对于后金的军事实力则心知肚明，“合朝鲜之兵而乘虚入辽，彼虎狼之移怒，断可知矣。必将分兵侵我。”朝鲜王朝虽深知抵抗后金的突袭，需要“储粮”“合军”“运饷”，整顿军兵，修造器械，督令边臣，治理贪腐，然朝鲜王朝矛盾重重，积重难返，短期内很难有成效，而后金也不会给其时机。

朝鲜虽选择与明朝继续合作，然毛文龙在朝鲜的作为着实不妥，“毛都督军兵，遍满西路，祸及鸡犬。”朝鲜王朝虽多次婉转寻求明朝处理，以“恐有意外之变”为由，希望毛文龙“除其不合战用者，入送登州”。但毛文龙在东江镇的经营，“军兵粮饷，欲靠于我国，出给一万银货，督责换贸云。”大量的军粮和强制贸易对于朝鲜王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仁祖初年，对于毛文龙的各类需求满足十分尽力，“令黄海、平安道，输送荞麦三百石于毛文龙军前。时文龙，久驻椵岛，欲为耕作之计，移咨于接伴使尹毅立，发银救买荞麦四百石。且索马牛皮，以为战伐之具。朝廷令两监司，措办以送。”“毛都督移咨，要索火铳一千柄。备局启请，以百柄送之。”壬辰倭乱后并未恢复元气的朝鲜王朝无力也不愿过多承担，毛文龙的直接抢掠和强制贸易行径对朝鲜王朝来说是极大的伤害，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朝鲜上下一致联合对抗后金的热情。随着朝鲜王朝与毛文龙合作事宜的增多，矛盾日渐加深。毛文龙动辄“二万石”，“五千兵饷”的索求和没有定额定期的随机索要使得朝鲜极为反感，虽多次文书往来交涉，彼此均不满意。“伏见毛帅回咨，三件事，并不见许。其中岁供之约，物货之停，固知未易完定，而至于发还辽民事，于彼于此，利害甚明，而今其所答如此，其意之所在，诚未可晓。”与此同时，毛文龙则上奏明朝，申明朝鲜王朝的种种不配合等，双方之间的合作隔阂加深。

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朝鲜仁祖四年）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元天聪，为了突破明朝与朝鲜的掎角之势，同时解后顾之忧，以“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应声讨”为借口，准备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朝鲜仁祖五年）正月，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统大军往征朝鲜……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清军侵袭朝鲜，朝鲜一路败北，被迫求和，与其缔结和约，即为“江都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很快，阿敏以未参与盟誓为借口，逼迫朝鲜国王再次盟誓，即为“平壤之盟”。这两个盟约确定的朝鲜与后金的邦交关系是平等的“兄弟关系”。

五、结语

由于朝鲜与明朝稳固的封贡关系存在，明朝对于朝鲜王朝“字小”扶危，“救国”之恩的存在，朝鲜不可能主动放弃对明关系，后金与朝鲜的战争不可避免。朝鲜王朝在坚守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时，女真部族及后金却在反抗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并通过军事行动改变了明鲜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新的清鲜“宗藩关系”，而朝鲜处于民族存亡的关头终究放弃了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可见“宗藩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取舍往往依据各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益，利益的多寡是其舍弃和坚持的依据。光海君时期的东北亚变局虽非因他而起，但变局中的光海君表现卓越，壬辰倭乱时能够坚守疆土等待明朝援助和国内力量聚合，执政期间又能根据本国事情选择最适合本国的外交策略。光海君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东北亚变局中的核心人物，尽管最终被废，但仁祖朝经历了两次被清军入侵后，朝鲜王朝的外交策略更加现实也更为灵活。“义理派”的反对和明朝的不满使得光海君的被废黜变成了现实，在其执政期间发展经济、整治腐败、加强边防、增加军备力量等设想未能落在实处。仁祖反正后恢复了亲明的作风，却惹怒想大有作为的新晋清帝皇太极，迅速展开的军事行动未曾给朝鲜王朝留下过多自我调整和发展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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