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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梅公瘴说》石刻与《世节堂》石刻

龙隐洞摩崖石刻全景桂林市纪委监委 供图

曹丽萍 莫婕

　　众人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殊不知桂林亦保存了许多古代石刻，“诸山无一处无摩崖”“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

　　自东晋以来，无数文人墨客慕名来到桂林，登山临水，把转瞬即逝的灵感刻入山石，让瞬间获得永恒。两千五百余件摩崖石刻、造像、散碑，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等三十余处名山洞府。在文博爱好者口中，流传着“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的说法。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评价桂林石刻：“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

　　桂林石刻中，最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当为由龙隐洞、龙隐岩两处石刻群组成的桂海碑林。摩崖殆遍、壁无完石、碑刻如林、精品如云，桂海碑林犹如一扇小窗，从中可窥见桂林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灿烂石刻史。

　　龙隐洞、龙隐岩有唐至民国时期石刻213件，其中唐代1件、宋代111件、元代1件、明代42件、清代26件、年代无考者32件。这些石刻展现了古人对桂林山水之美的独特领悟，展现了古人深邃幽微的精神世界，蕴含着“慈、善、孝、义、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龙图梅公瘴说》载古贤清廉之志

　　“桂林岩洞，龙隐其最也。”石壁玉立、流水萦纡，加上有龙的传说，龙隐洞、龙隐岩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喜爱的览胜抒怀之处。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桂林小东江水流充沛，文人墨客通常乘舟沿小东江顺流而下，从南口进入龙隐洞中。再舍舟登岸，拾级而上到龙隐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欣赏两岸的奇山秀水，也可以临溪而坐，对饮新茗，吹奏丝竹管弦，感受山水清音之雅。

　　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十一月廿七日，广西提点刑狱余藻同几位友人一起，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龙隐岩并留迹石上：“自寿宁院抵庆林观，少休风洞，上登栖霞洞，却下漾楫，泊龙隐岩，肴觞啸咏，日薄西渡……”又是登山，又是划船，足足游览了一整天。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的一天，又有一群文人墨客游览了龙隐岩，在石上留下一篇游记：“饭罢，拏舟绝溪，游龙隐岩，酌乳泉，煎沉水……”桂林广布喀斯特地貌，富有溶洞，古人饮用岩石上滴下来的水，或收集起来泡茶，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宋代龙隐岩附近建起了释迦寺、骖鸾亭、环翠阁等建筑，明代又建了怡云亭，吸引了更多人来此游览，寄情山水，留痕石上。石刻群中，精品众多，有范成大之诗词、黄庭坚之书法、朱熹之文赋等。

　　龙隐岩内有一块宋代摩崖石刻《龙图梅公瘴说》，这是一篇著名的反腐檄文，于2023年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碑文作者是北宋龙图阁学士梅挚。梅挚是一位体贴百姓、为民分忧的官员。梅挚在苏州为官时，奏请减少江淮漕粮的征收数量，原来此前因河北饥荒，临时增加了江淮漕粮的征收数量，现在江淮发生饥荒，不应再按这个标准征收漕粮。梅挚在滑州（今河南安阳滑县）为官时，每年都要加固黄河堤岸，他见百姓为此疲于奔命，奏请以州兵代替。一次，黄河暴涨，将要决口，他日夜坚守在堤岸上，督促工事尽快完成，最终很好防御了水患，获得百姓的称赞和上司的嘉奖。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梅挚出任昭州（今广西桂林平乐）知州，撰写了《五瘴说》这篇流传千古的文章。瘴气原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毒气。广西自古气候湿热，瘴气不断，被称为“瘴疠之乡”，人人谈“瘴”色变。

　　梅挚到任昭州后，向来体弱的他却并未因瘴气而染病。针对时人畏惧瘴气的心理，他深感肆意搜刮、善恶不辨、宴饮无节、侵夺民财、荒淫无道的乱象比自然界的瘴气对人的危害更猛烈，便写下了这篇《五瘴说》。

　　他用冷峻的笔触写道，有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帷薄之瘴这“五瘴”中的一种，“安者必病，病者必殒”。

　　一百五十多年后，南宋任职广西的官员朱晞颜将《五瘴说》刻于龙隐岩，并写跋语加以评论。跋语对《五瘴说》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认为官员惧怕岭南瘴气，其原因是畏惧死亡，然而人有生则必有死，只是人应该死得其所。如果有人身染梅挚所列举的这“五瘴”，即使身在没有瘴气的地方也无法避免死亡；倘若这“五瘴”全无，此人即便是身处瘴乡，也如同在中原一样，根本无须担心。朱晞颜以自身在瘴乡为官的经历，提出“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这一引人深思的议题。

　　《五瘴说》不仅是梅挚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刻反思，更映照出清廉正直的官员心中对廉洁的执着追求。清廉是社会的基石，为官者只有以廉为本，社会才能有正义，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1963年，郭沫若看了《龙图梅公瘴说》石刻后，留下了“梅公瘴说警人心”的诗句。

《世节堂》子承父志彰高洁品格

　　挨着《龙图梅公瘴说》石刻，是另一件宋代石刻《世节堂》。它的题写者是南宋官员方信孺。

　　根据史书记载，方信孺生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才华过人，少年时就写下让人惊叹的文章，受到杨万里、周必大等名家的称赞。

　　方信孺曾三次奉命出使金朝。有一次，方信孺行至濠州（今安徽凤阳）时，被金人扣押，投入牢中，金人想逼迫他同意称藩、割地等条件，被方信孺拒绝。金人问他还想不想活着回去，方信孺正色回答：“吾将命出国门时，已置生死度外矣。”方信孺三次出使，“以口舌折强敌”，维护了宋朝利益，金人对其又恨又敬，后来更换了使者后，金人必问方信孺的近况。

　　嘉定六年（1213年），方信孺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兼转运判官，主管广西司法和财赋。巧的是，方信孺到任桂林二十年前，其父方崧卿也曾在广西任转运判官，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体察民生疾苦，为百姓谋利益，获得广西百姓拥戴。

　　二十年后，当方信孺到了当年父亲为官的桂林时，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为了彰显其父的优良品格和政绩，同时提醒自己像父亲一样恪尽职守，方信孺将自己的办公场所定名为“世节堂”。节，就是气节、节操的意思。世节就是世代保持节操的意思。嘉定八年（1215年），他将《世节堂》石刻置于纪念他父亲的《方公祠堂之记》之侧，两件石刻是桂林石刻中反映子承父志、保持高尚节操的代表之作。

　　方信孺的《世节堂》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宋代石刻，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家风传承的重要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优秀的家风将造福孩子的一生，而朽败的家风将使一个本有前途的孩子折损。为人父母，可不重视家教乎？

《劝农事》倡德政务实抚民

　　戏剧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乃不朽的经典，其中有一出《劝农》，有唱词如下：“时节时节，过了春三二月。乍晴膏雨烟浓，太守春深劝农。农重农重，缓理征徭词讼。”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官员有劝农的职责，即在春耕时节，去各地查看耕种情况，督促农民按时播种。

　　龙隐岩中有一件摩崖石刻《劝农事》，是宋代的一篇官员劝农的文告，作者是当时的广西提点刑狱兼劝农使李师中，他以仁德宽厚的为官之道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每因读刑禁旬状，见人民多因小事争斗，致有杀伤，虽骨肉至亲，不相容忍，此深可哀悯。”李师中在这篇文告中首先提及，他在平时阅读民事纠纷的案卷时，常常发现当地百姓因为一些琐细之事而发生争斗，致使有百姓被打伤甚或被打死，有时甚至是一家人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对簿公堂。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那么，是不是百姓刁顽不化所致呢？他认为不是这样。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盖劝农亲民官不本教化所致。”他把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归结于地方官不注重对百姓进行教化。

　　正因此，李师中发布了这则文告，要求官员“晓谕乡老”在民间进行劝导。乡老是乡里有地位有威望的老者，他们有着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古代官府赋予他们调解纠纷、宣导教化等职责。

　　至于劝导的内容，文告中也写得很清楚，“勤于田农，孝养父母，内外和顺，不相欺凌”。他认为“民无交争则无横死”，没有因小利而出现的争夺，百姓就得以保全性命，得以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自然和顺美满。有些官吏认为广西地处蛮荒之地、百姓刁顽好斗不可“教诲”，李师中对此提出了批评，肯定当地百姓是通情达理的，绝不能轻视之。

　　李师中的这篇文告，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重农”的思想与“民为贵”的思想，贯穿了儒家的安民、仁爱的理想。李师中之所以重视教化，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减少纠纷、保全生命。“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

　　值得重视的是，这篇文告不仅劝农而且也劝官。他认识到百姓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自身素质的问题，也是地方官工作方法的问题。更可贵的是，这篇文告蕴含了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不论地域、不论生活方式，百姓都是可以通过接受教化而改变的。

　　摩崖默默，石刻无言。石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历经千年，栉风沐雨，以其坚硬、不朽的特质，在岁月的洗礼中沉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连接悠久的历史记忆，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的鸿沟，感受到古人对高洁的向往。

　　千百年来，古代文人墨客挥毫书丹不止，斧凿刀刻不息，把无言无语的桂林龙隐洞、龙隐岩“写”成了一部天地山水间的“编年体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