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小姐姐讲彩陶 第10讲

鸟纹彩陶盆（庙底沟文化）

鸮（xiāo）面形陶器盖（庙底沟文化）

鹰形陶鼎（庙底沟文化）

虽然庙底沟彩陶以鸟纹为重要标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庙底沟文化没有鱼纹。相反，鱼纹和鸟纹甚至还会共存于同一个陶器上。比如出土于河南伊川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外壁画面左侧绘一只鹳鸟，昂首挺立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侧则绘一把带柄石斧。整体画面生动形象，色彩和谐，是我国原始绘画中少见的珍品。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从“图腾说”角度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解读，他认为鹳和鱼是两个不同部落联盟的图腾，两个部落间进行了战争并最终以“鹳”部落取胜而告终。结合鱼纹主要流行于半坡文化、鸟纹主要流行于庙底沟文化，石斧又象征着武力的事实推测，“鹳鱼石斧图”可能正是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之间相互争斗的写照。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在半坡文化的北首岭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题材的彩陶壶——绘彩者用粗线条勾勒了一只头顶有翎，眼睛圆瞪，长颈短尾的鸟的形象，尖长有力的鸟喙正衔住一条大鱼尾部。而大鱼则被勾绘成俯视形象（鳞甲、鳍状物、甚至鱼尾分叉都被描绘的格外仔细），身体也因为奋力挣扎弯成了弧形。在整幅彩绘图上，鱼和鸟所占空间相当，鸟虽衔住了鱼尾，可奋力抵抗的鱼也不是没有挣脱的可能，总体而言鱼鸟势力相当、难分伯仲。

鸟衔鱼纹彩陶壶

鱼纹和鸟纹，分别可以作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最鲜明的标志。彩陶上多次出现的鱼鸟相争图案，很有可能是6000年前这两个族群间部落战争和人群冲突的真实写照。在经历了“鱼”强“鸟”弱、“鸟”强“鱼”弱的更替变换后，最终实现了部族融合，表现为“鱼鸟相融”主题的彩陶开始出现。

比如一件出土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葫芦瓶”，器表施黑彩。瓶身绘有人面鸟纹，人面纹简化为方圆形眼眶和鼻部，双眼闭合，以侧视鸟首表示鸟的形象，鸟喙、鸟眼等特征鲜明，鸟喙与人面纹相接，鸟首之后还有带倒刺条状弧线；瓶身两侧，各绘有篇幅比较小的写实或简化鱼纹。

姜寨遗址的鱼鸟纹彩陶瓶

总体来看，这件陶瓶上的鱼与鸟在画面中没有直接接触，相对独立分布在器物的不同部位，这里“鱼鸟共融”之意不言自现。另外，鱼纹退居器物侧面装饰，处次要位置，主体画面也由“人面鱼纹”转变为“人面鸟纹”，这些可能都昭示着半坡文化“鱼”部族对于庙底沟文化“鸟”部族的接纳与融合。

一种有趣的观点认为，庙底沟文化鸟纹可能是中国传统“凤鸟崇拜”的祖源，而半坡鱼纹可能与龙有渊源。鱼和鸟，在历经不同部族不断的交流与融合后，成为根植于民族记忆中的文化基因。在历经后世不断的演绎与完善后，进而演化为成熟的龙凤复合体，经常以成对的形式出现，并被后世人们赋予吉祥美好的寓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龙凤崇拜”的源头之一。

龙凤崇拜是否与鱼鸟崇拜有渊源，如今已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彩陶上的鱼纹和鸟纹，一定不是随意的临摹与描绘。它们凝结着最初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观念，或许正是原始先民精神领域文化认同的体现。

更有趣的是，按照《山海经》的记载，炎帝后裔氐人，被塑造成人面鱼身的形象。而作为黄帝的后人，禺䝞则被塑造成“人面鸟身”的形象。从《山海经》中炎帝、黄帝及其后人神化的形象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鱼纹和鸟纹承载的族属认同的理念。

炎帝与鱼

黄帝与鸟

我们中国人常以炎黄子孙自居，炎黄二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借助彩陶上的纹饰继续追根溯源，炎帝族属与鱼的联系，黄帝族属与鸟的联系似乎分别可以对应半坡文化尚鱼，庙底沟文化尚鸟的文化传统。这种涉及人群认知与精神领域文化认同的巧合，令人深思。

鱼纹和鸟纹分别作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最鲜明的标志，在彩陶上呈现出的互动，勾勒出六千年前族群部落群起的浩荡格局。从最初竭力张扬“鱼强鸟弱”或“鸟强鱼弱”的鱼鸟之争，到后来的鱼鸟难分伯仲，再到最后鱼鸟相融，彩陶主题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不同文化、不同部族征战融合的历史过程。《山海经》中炎帝与鱼以及黄帝与鸟的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与彩陶上的鱼鸟主题纹饰相对应，是否能够反映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融合的过程，这些谜题还有待于未来的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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