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理论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理论 ◎ 石 纹

　　 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更被誉为“四大译师”。他们的翻译理论及翻译作品，对中国的哲学、美学、语言，以至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邃的影响，他们严谨的翻译态度为中国翻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中鸠摩罗什更被梁启超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他的独特风格使其所译经典得到广泛流传。 　　鸠摩罗什（335—409）乃龟兹人，七岁时随母出家，东晋时期（公元401年）应姚兴之邀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在逍遥园等地率领众多弟子进行大规模的译经工作，由他主持翻译的佛教典籍多达七十余部，约四百多卷，质量并重。 　　在鸠摩罗什之前，汉时的译经数量也不少，但据《高僧传》所述，译文“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因此，鸠摩罗什决意一改以往的翻译方法，由直译改为意译，不拘泥形式，著意经义再现。为使佛经真义得到广泛流传，他运用了达意译法，使诵习佛经者能易于理解接受。 　　此外，鸠摩罗什认为，梵文辞体华美，可以配以音乐诵唱，但译入汉语后，虽然还能保存原义，却失掉了那份美感。《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他的翻译观提到：“天竺国，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主要原因乃为顾及原文大意，其宫商韵便不能透过译文表达出来，失却原文文藻美妙之处，有见及此，鸠摩罗什不但要译出原意，同时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推翻道安认为应以古朴文体为本的理论。宋陈善十分赞叹其文采，并与竺法护比较，说：“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法护曰“大众团团坐，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不只语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 　　对前人译作，鸠摩罗什也有深入研究并作出不少批评。在重译时，鸠摩罗什引入革新的翻译方法，如通过音译法，重新定名，去掉那些援引中国当时流行的玄学术语，避免混淆佛学基本的思想。纠正旧译，如阴、入、持等，改为众、处、性。并对旧译失当处逐一校正，使之“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译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充满文学味道的佛经典籍。鸠摩罗什在处理专有名词如人名、神名和一些不可翻译的名词上都有他的独到见解，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文辞汇，他会坚持音译，而且力求统一译名，避免一辞多译，使译文更见易读，同时亦不失异国文化色彩，多添了一份文字的美感。在《佛教的翻译》一文中，胡适指出：“在当日过渡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 　　鸠摩罗什属文派的译经大师，他的译经融洽了汉语与梵文，文笔空灵，辞藻华丽，但由于他认为只要不违背原本经义且能传达经旨主张，及使语言文字带趣味性，可以对原经字句进行增加或删掉，更可在文字上加以润饰，故遇有文字上的损失，实在所难免，但能保留佛经的原意，已属可贵。再者，鸠摩罗什的汉语程度有限，所以在翻译时也未必能极尽完美，如翻译《百论》便受到僧众们的批评，但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在弟子的协助下校订修改，最后终获通过。 　　鸠摩罗什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不懈，使佛教义理得以在中土能更广泛流传，确实功不可抺。而其翻译思想更对翻译发展起了不少带头作用，试看严复的“信、达、雅”及奈达的“以读者反应”的翻译理论，其实从鸠摩罗什的译作实践中来。

摘自《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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