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前汉人是什么样的，和今天汉族人有区别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这一时期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由朝代的更替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纷纷乱乱。而在南北朝时期，北朝由五个少数民族的政权进行着更替，正是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出现使得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复杂化。而从北朝的北魏开始，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就开始带领其人民进行了全面的汉化，汉人也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因此这一阶段民族关系体现在“融合”二字上，而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话，民族关系也体现在“冲突中的融合”上，所以说融合是为主流，主要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上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曹魏建立开始至隋灭南陈为止，369年的历史中只有37年处于大一统的状态，可见其乱之深。但同时，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各民族来说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代，在这个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交融显著增加，而在这个时期的民族融合中，汉族因为人口众多、社会制度先进，经济文化发达，很自然地成为主流。所以这一民族融合叫做“汉化”。但同时少数民族也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民族更有生气，更有创造力。这一时期，许多的少数民族都完成了汉化，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融合的主流。那么，这样民族融合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鲜卑的汉化

自东汉以来特别是魏与西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股各少数民族由北部和西北部向塞内迁徙的移民浪潮，其中既有主动迁徙，也有被动迁徙。主动迁徙主要是由于当时留居塞外的匈奴势力为鲜卑势力所逼，或者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动迁徙则主要因为当时中原也处于战乱之时，而打仗往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士兵作为支撑，所以中原的军阀往往会将少数民族掳入中原。总的来说，主动迁徙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人有之，被掳入中原的更是数不胜数。方国瑜认为：“内地与边境各族的大迁移及融合，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少数民族在迁入关内以后与汉人杂居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数目之大，在当时甚至出现了“关中之人百余万口，帥其少多，戎狄居半”的情形。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的碰撞与冲突以及民族的融合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各民族之间在饮食、祭祀、教育、律令等方面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如何处理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了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魏晋时期，统治者还是汉人，所以视少数民族为蛮夷，对其有所歧视，但少数民族往往极善骑射，武力很高。因此统治者往往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策略，曹操对待一些南迁的匈奴就是采取恩威并施、既镇又抚、分而治之的办法，镇抚并施是安抚为其所用者，征讨不服管治者；分而治之具体是指将汾晋一带的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其目的是要将匈奴豪右与其统治的部民分离，从而达到分化匈奴内部、便于管理和统治的目的。在到了西晋以后，统治者对内迁的少数民族愈加恶劣，他们将内迁的百姓编户为民、征发为兵甚至掠夺为奴。南迁的各族人民过着备受歧视的日子，承受着严苛的赋税，于是民族矛盾终于激化，在晋的泰始六年（207年）以及元康四年（294）年分别爆发了两次起义，这两次起义都是西晋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

魏与西晋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由复杂而激化”，首先由于北部和西部边地的各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南迁，导致了夷汉大杂居的现象，这时的民族关系已经非常地复杂，汉夷交流、通婚极多。而此时汉族统治者却又采取了利用和防范的措施，对少数民族不当安置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了起义的发生。由于起义的发生，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民族之间的不可兼容性，西晋的江统就写了一篇长达2700余言的奏文——《徙戎论》，其中论述了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分而治之的必要性：“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江统认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聚居与融合是国家取乱的根由，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戎狄乘间，得于中国”，结果就造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的情形，基于以上情况，江统对于统治者迁徙戎狄使之与汉民杂居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主张将戎狄迁回其故地。江统的看法在现在来看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许能解一时之忧，但不利于万世之发展。他虽然看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并没有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而是决定消极地逃避这个问题，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开管理。但若是任由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一起居住而非与汉人杂居的话，那便会永远地“非我族类，其心必殊”了，目前新疆以及西藏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使之自治而导致汉化不彻底的产物。因此在魏与西晋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民族局限性，汉族与少数民族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冲突的状态，并且还爆发了两场起义，就这样直到了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服饰

随着南方东晋政权被刘宋政权所取代，北方北魏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持续169年、政权对峙分治的南北朝时代。其中南朝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先后更替的汉族政权，北朝则先后出现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少数民族朝代。这一时期由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民族关系问题的核心已经由冲突问题变成了“汉化”的问题。

那么为何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汉族文化碰撞时会出现汉化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使得中原地区民族的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形成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这一时段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而斥对方为夷狄、僭越，这其实也是各民族之间的一种文化的碰撞，华夏文明在这种异族文化的冲击之下，显示出了巨大的张力。周积明认为“胡文化与汉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胡、汉文化具有异质性格。提出胡汉文化具有‘社会距离’生态环境的差异）。并认为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其实质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文化心态的冲突，这种在农业文明生态环境中展开的文化冲突已具有时间性意义，即体现了落后与先进文明之间的对立”。文化的冲突总是会有一方的妥协，或者二者相融合，显然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中汉族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传承千年的文化让少数民族迅速地沦陷，开始走向了汉化的道路。少数民族制度的汉化主要在于郊祀、藉田、官制、朝仪、律令、崇儒、征隐逸、建学校、养老敬老等方面，在以上典章制度上，少数民族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汉化。尤其是鲜卑一族为最，包括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

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的主流是民族融合。在汉化的大前提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特点，首先在这一时期的主流是为民族融合，但不能理解为民族同化，“在各民族自身健康发展的状态下，两个以上的民族取长补短创造出更丰富发展的经济文化称为民族融合”，而民族的同化则一般是强制性的，即将一个民族强行地融合到另一个民族中去，失去了其民族的所有特色。虽然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汉化”的成分要更多一些，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洗礼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也很难将其定义为传统的“汉族”人，而少数民族也是如此。但也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想进行完全的民族同化，及完全消弭自身民族的特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北魏的孝文皇帝。现在的历史教材对孝文帝都是赞赏不已，但却不能过分夸大孝文帝对于民族融合做出的贡献，在当时看来，虽然民族融合是一个大的趋势，但孝文帝想通过政治手段来人为地加速这样的一种趋势，就势必会造成相反的效果。首先鲜卑的人民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强制的汉化，所以才出现了后来北方地区明显鲜卑化的对抗和反弹，而后来的六镇鲜卑起义也说明了当时孝文帝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民族融合应当是一个很漫长、很复杂的过程，人为地加速这个过程是不科学的，而企图将民族融合变成民族汉化自然也是不科学的。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民族融合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其次，除了民族融合的主流外，其主要的融合趋势是以“夏”变“夷”，民族之间的交往往往是双向的或者是多向的，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往往体现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汉文化改变其社会形态。少数民族的政权建立后，他们认识到了各族矛盾，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复杂而又尖锐，所以各个政权也都在采取各种措施以图协调和平衡这种矛盾，尽管在主观上，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希望稳定自己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变夷从夏”的路线，少数民族之中“渐慕诸夏之风”者不在少数。统治者为了平衡矛盾也是尽力地引入汉族的一些典章制度，使得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熏陶之下逐渐接受其固有之矛盾。如后赵、前燕分别：“续订九品，典定士族”、“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各统治者在社会制度方面运用汉族的官制典章，在经济方面劝课农桑，大力发展农业，这些措施虽然是以巩固政权为目的，但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封建化进程。整个南北朝时期，各内迁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颇深，汉化成为了民族融合的主要趋势。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主要是从复杂-冲突-融合的过程，融合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完成了汉化。少数民族的汉化一方面来说，为长远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对各民族的团结、繁荣有强烈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来说也削弱了少数民族本身的一些特性，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在现在看来是宝贵的文化财产的东西消失于无形，这令人不得不扼腕叹息。而且在当时来说全盘汉化对少数民族政权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北魏在孝文帝的改革之下汉化力度之大之猛前所未见，但是北魏并不是一个长寿的朝代，其短命与汉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全盘地、强制性地汉化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加剧，以及鲜卑本族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郝松枝才说：“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对门阀制度的移植，使得鲜卑贵族迅速腐化，而腐化则是导致北魏亡国的根本因素”。但是从长远来看，用现在的视角来观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有着无比巨大的意义的，为后来以及现在多民族的共存打下了基础，提高了汉族文化兼收并蓄的能力，即使在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汉文化的活力甚至将满文化进行了同化，这不得不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