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什么：权威解读贫富差距

书摘正文：

读懂《21世纪资本论》的8个关键词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自出版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有赞扬也有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开启了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新思路。

一切讨论都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为了能够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21世纪资本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权威学者李实、岳希明教授组织编写了《到底发现了什么》一书，对原书各章内容进行了逐一解析，更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皮凯蒂的结论和观点给出评论。而读完这本书会发现，抓住以下8个关键词，将是读懂皮凯蒂、读懂《21世纪资本论》的第一步。

1.贫富差距

《21世纪资本论》首先提出了一个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人类的贫富差距在21世纪会缩小吗？皮凯蒂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按照他的预测，经济增长速度在21世纪将逐渐放缓，而资本收益率仍然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的积累速度将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将使各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回到甚至超过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最高水平，达到与我们公平理念不相容的程度。

第2页 :读懂《21世纪资本论》的8个关键词（1）

2.不等式：r>g

按皮凯蒂的解释，资本收益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条法则（law)，它也是导致社会财富不均等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性力量。对不等式r>g的认识是理解皮凯蒂关于财富集中和收入差距扩大观点的关键所在。当一个社会的资本收益率长时间超过经济增长率，或者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时（增长率非常低甚至为零或负数），财富的分配作用将显著增强。富人仅需将资本收益的很小部分用于再投资，即可保证其资本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此相比，仅靠劳动取得收入的人，无论在收入增长上，还是财富积累上，都无法跑赢富有阶层，无法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与资产所有者或资本家平分秋色，而资本家将在财富积累和新创收入的分配上处于支配地位。长此以往，起初从创业起家的企业家们，最终将沦为食利者，财富所有者最终不仅会主宰财富和收入分配，甚至会主宰整个社会。

3.财产继承

《21世纪资本论》讨论了两种财富积累方式：财产继承与靠储蓄积累财产。在财产继承的情况下，一个人从其父母继承了财产，如果资本收益率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话，他仅需把财产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储蓄和再投资，即可保证其财产的持续增长，保证其财产增长率大于其收入增长速，实现其财富再生过程。在财富继承和财富再生过程作用下，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或少数家族中，财富分配将出现固化趋势，家庭背景在财富积累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与此不同，对于仅靠劳动收入生活的人,他们只有通过储蓄积累财富，他们财富积累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养老，他们的财富量会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而增大，到退休时达到最大值，随后其财富量逐渐减少，直至去世。皮凯蒂预测，继承的财富占私人财富总额的比重在2100年将上升至90%，重新回到一战前历史最高水平。私人财富积累过程中财产继承的作用持续上升。

4.资本收入比

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皮凯蒂使用资本收入比来衡量资本的规模及其在分配中的相对重要性。资本是存量，为一个经济在某一时点上用于生产的财富总量。而收入为流量，是一个经济在一段时间里产生的收入总额。假如一国经济在某一年的某一时点资本总量为200，而当年的全年收入总额为50，此时资本收入比为4，换句话说，该国的资本总量相当于4年的收入总额。在《21世纪资本论》中，资本收入比已成为贫富差距的代名词。资本收入比的上升意味着贫富差距的上升，而资本收入比的高数值则意味着财富差距的极端悬殊。皮凯蒂讨论了资本收入比与贫富差距之间的联系。有历史数据为证，资本或财富的集中程度远远高出收入尤其是劳动收入的集中程度，也就是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5.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

资本收入比的上升幅度与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的相对大小，实际上反映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资本收入比的上升幅度大于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时，替代弹性大于1，否则小于1，二者相等时正好等于1。也就是说，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资本收入比上升对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作用，不足以被资本收益率下降的效应所抵消，最终资本收入份额将上升。现实中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是多少呢？皮凯蒂根据历史数据计算结果显示，替代弹性值在1.3~1.6之间。也就是说，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份额会随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而上升，相对劳动收入的份额就会下降。

6.高管薪酬

与英法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在资本收入比上，美国远远低于英法等欧洲国家。皮凯蒂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国土面积远远大于英法等国，土地资源丰富，土地价格较低，因此财富中土地构成部分的价值较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收入差距出现爆炸式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英语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皮凯蒂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收入最高10%人群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末30%~35%上升至21世纪最初10年的45%~50%。美国的高工资人群主要是大企业的高管人员，皮凯蒂把他们统称为超级经理人，把他们的超高工资称为超级薪酬。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罪魁祸首”是大公司超级经理人薪酬的暴涨。

7. 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

库茨涅兹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形假说，在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化上得到广泛的认可。倒U形假说的要点是：一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开始扩大，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达到最高水平，然后开始缩小，即一国的收入不平等随经济发展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缩小的原因，皮凯蒂的解释与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完全不同。皮凯蒂的分析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差悬殊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在1914年至1945年急剧缩小，是因为战争、大萧条以及政府采取的税收政策等偶然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战争、大萧条以及政府各项政策，我们可能看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贫困差距的急剧缩小，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也就无从谈起。

8.财富税

对于如何制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皮凯蒂给出的药方是在全球范围内课征财富税，他同时提出了累进性税率表，财富级次和税率是：1百万欧元以下的财富免税，1百万~5百万欧元的财富征税1%，5百万欧元以上适用2%税率。关于财富税的累进性质，索罗在其对《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中给予清晰说明。财富税可以拉近资本收益率与经济（或收入）增长率之间的距离，使税后资本收益率或多或少地接近经济增长率，削弱财富及资本在分配中的绝对优势，相应地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当然，全球财富税的可行性令人质疑，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皮凯蒂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策建议会受到很多的阻力，但是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改变资本及其资本收入过度集中，收入及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1世纪资本论》一本近700页的严肃学术著作，绝不是仅8个关键词就能说清楚的。对于他的观点和论述，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中有哪些是一语道破的真理，又有哪些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对于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示？《21世纪资本论》为我们打开了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新思路，如何取之长补己短，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讨与研究。

内容摘自《到底发现了什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第3页 :我们应该从《21世纪资本论》中得到什么

我们应该从《21世纪资本论》中得到什么

法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已是众人所知的明星学者，他的《21世纪资本论》已是全球范围的畅销书。美国的一些大牌经济学家纷纷撰文评论，对《21世纪资本论》褒贬不一。用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话说，革新派的反应皆为赞不绝口，而保守派的评论多是措辞激烈的批判。经济学界以至于整个学术界为此而分裂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制度的革新派与保守派。

《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这样一股具有如此冲击力的“风暴”，是值得深思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确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主题是增长与效率，而把分配与公平问题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基本理念，影响了过去30多年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转变，影响了转型国家面对不同改革路径的取舍，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随着“效率优先”，“市场主导”的理念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简称为“两化”)成为全球经济演化不可抗拒的两股潮流。在“两化”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出现了又一轮较高速度的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受益，成为新兴经济体。然而，在“两化”过程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受益方，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并非所有人群都是受益者。有的国家受益很多，美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可是，这些受益国家都出现了国内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美国是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意识到社会的财富悬殊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负面影响。对此做出强烈反应的首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于2011年5月在《名利场》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富不仁”（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文章，提到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都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幅度地扩大：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有的全社会收入份额从12%上升到近25%，最富的1%人群占有的全社会财产份额从33%上升到40%。他还列举了最富的1%人群的收入和财产份额的不断增加会对美国社会、经济、外交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大声呼吁美国需要大力改革。在此文基础上，2012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阐述了美国当前的收入与财富差距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威胁。他声称美国过去30年之所以出现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有三方面的问题：市场机制的实际运作既是低效率的，又是不稳定的；政治制度不能修正市场的失灵；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而且，他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不平等既是政治制度失灵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它又会带来经济制度的不稳定，而不稳定经济制度反过来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由此可见，《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一些论据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国际社会中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对现行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果的不满情绪。

皮凯蒂的结论与观点不仅在国际上引起热议，在国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皮凯蒂描绘的发达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差距问题引起国人对本国问题的担忧。那么，《21世纪资本论》对中国有何启示呢？我们认为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过去30年中国与欧美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样过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很高水平，这几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徘徊在0.5的水平上，成为国际上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且，现在中国的财产分布差距正在逼近西方国家，甚至超过了部分欧洲国家。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现在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73，最富的10%的人群占有的财产总量已超过了60%，而最穷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却不足1%。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财产分布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在很短时期内发生的，它通过遗产继承所产生的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当然，它在未来时期会显示出更大的效应。

二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财产差距扩大的背后原因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更为复杂和多样，既受到转型过程的影响，又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又有政府干预的作用，既有工资差距扩大的因素，又有资本收入集中的因素，而皮凯蒂所描述的欧美国家的财富差距的扩大更多的来自资本收入的过度集中。因此，中国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修正政策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住财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作用。如《21世纪资本论》所言，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资本及其收入的过度集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是因为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还需要通过增长来解决社会和经济中积累的矛盾。因此，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分享给低收入和贫困人口，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

四是，皮凯蒂认为解决发达国家财富差距的办法是征收财富税，这一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和财产差距问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当然也包括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财产分布差距的政策措施。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用前三部分的内容呈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产分配的历史，在第四部分试图对未来提出若干经验建议。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差异，他的建议，并不一定适合我们，没有必要全盘接受。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读懂他、利用他，然后去探索改造我们自己未来的方法。

内容摘自《到底发现了什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第4页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与中国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与中国

我要感谢我的中国经济学同仁们，尤其是李实教授、岳希明教授和徐慧博士，他们在《到底发现了什么》一书中提取了《21世纪资本论》的精华，并融入了自己的评论，从而把我的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立足于本国国情，并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历史经验里吸取教训，试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融合二者优点的道路，并建立起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我希望拙作中提供的历史资料能够促进有益于我们共同未来的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辩论。因为，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个体自由的矛盾，防止全球化以及贸易和金融开放所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我们的自然资源被彻底破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需要共同面对。因此，中国可以从国外的成败实践中学习到经验，同样，其他国家也有许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理想的社会经济体制依然需要重新确立。为此，彼此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最好的指引，当然我们需要抛开所有的意识形态，并尽可能地超越因民族身份所引起的对立冲突的约束。

《21世纪资本论》讲述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以及财产分配的历史，基于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者们搜集的最新数据，我试着撰写一部关于财富的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一部由于其分配不公平而导致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冲突的历史。由于使用的主要数据资料来源的可得性差异，比如许多国家的收入申报从20世纪初开始建立，继承档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在一些国家财产和收入的国家账户始于18世纪初，因此，《21世纪资本论》主要基于现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以及日本。

中国读者初读《21世纪资本论》，可能会觉得与自己不是很相关。人们甚至会认为目前在欧美新发展起来的这种对不平等的担忧只是发达国家的事情，与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大幅度脱贫的中国相去甚远，然而这样想就完全错了。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确确实实包含在了《21世纪资本论》对于收入不平等分析的国际数据库里。总的来说，新兴国家在《21世纪资本论》的全球化视角讨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1世纪资本论》前两章关于全球层面生产与收入分配的讨论中，中国在里面举足轻重。我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逐渐缩小的进程，各国之间经济趋同的强大趋势以及不平等的缩小，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在社会投资的良性循环这一点上，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要相对成功一些）。北美和欧洲大约各占全球总产值的1/4，中国略少于1/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北美和欧洲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份额将会增加，与其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相当。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不可思议的增长和经济趋同，然而不应该忽视的是，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不平等问题与中国息息相关，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平等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因为经济增长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放缓。官方数据显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以往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低，但是我们不确定这些指标是否完全可信。中国一些大学最近开展的调查表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以及2000年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初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还有可能更高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不平等的确切程度，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不能再把它丢弃在阴暗的角落里了。

一些因素尤其是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让人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资本收入比升高的趋势，在中国也一样存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对中国国民资本存量以及其变化趋势的估计似乎证实了这样的趋势，当然中国情况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公共资本份额较重的特点明显。目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比重占90%以上。在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100%，比如意大利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公共负债超过了公共资产，这导致了私人财富的急剧扩张。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前苏联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国家花大力气几乎已经将全部的公共资本转给了私人持有者。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因为公共资本目前保持在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或者在1/3到1/2之间）。如果公共资本可以利用资本效应以及所拥有的经济权利使得财富分配更加平衡，那么保持公共资本的重要地位会促使构建一个从结构上来讲更加平等的中国模式，且在面对私人利益的时候，也会更加谨慎地保护公共福利。在21世纪，中国很有可能最终在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建立一种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

当然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式毫无疑问过于乐观或天真，或两者皆有。任何一种模式都在不停地重建和再创造，不能仅因为其在发展而就有理由继续存在。虽然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优势明显，但在产业以及金融业里的作用却不是那么清晰。在这些领域，公共资本，至少如果是以传统国家的形式存在的话，有时候是既不能获得效率也不能达到公平，甚至权利的民主分享更是失效，在某些情况，还可能会导致公产管理者挪用以及占为己有。在中国，与前苏联国家相比，公共资本向私人资本的转移没有那么极端，也没有那么快，但也早已在进行中，合理理由是对经济效率的考虑，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也使得个人借此暴富，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寡头垄断的局面。

中国政府目前正大举反腐。的确，腐败无疑是财富不平等的最不合理的形式，也是财富过分积聚于少数人手里最不可容忍的方式。为此，反腐毋庸置疑是要务。然而，如果仅仅认为腐败是导致不公平以及财富积聚的罪魁祸首是过于幼稚的想法。私人资本的积累以及分配过程的内在机制本身就蕴含着使财富过度集中的强大力量。资本收益率（尤其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在长期的发展趋势里明显超越经济增长率，使得初始财富的差距随时间发展永远持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用他们资本收入的小部分来再投资，而绝大部分用来消费），并可导致资本过分集中。这样的不平等趋势当然可以因腐败以及市场操纵使个别人牟利而加剧，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要扭转这样的趋势，必须要发展一整套的公共和民主机制，使得资本和资本主义服务于大众利益，尤其需要在各个行业里发展新型资产和参与性管理，但同时要发展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关于累进税制，我在此尤其是需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谈一谈。

理想的累进税制是没有免除也无一例外地对所有的收入和资产征税，收入与资产水平越高，税率越高。我认为，累进税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担当三重角色。

首先，累进税以最公平的方式资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机构。要确保知识、技能以及机会的传播过程和谐运行，这三者必不可少，经济社会发展也有赖于此。在扫盲和全民义务教育上，中国比其他国家有更丰富的经验。普及中高等大众教育以及提高教育质量，避免中国正面临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富人与穷人后代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趋势加剧，需要有充足的公共资金投入。更一般地说，中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建设。

除了资助公共资金，累进税也可以降低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尤其是限制社会顶层的收入以及资产过度集中。如有必要，累进税也可以对拥有最多资源和财富者调高税率。税率的制定应该尽可能在心平气和又富有实效的公共讨论下建立，参照历史经验，尤其探讨在追求经济发展与创新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程度的合理水平，以及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所享受到的增长率的可获得信息。

最后，累进税的第三重角色，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是可以使收入与资产的变化透明化、公开化。一直都是如此：除了担当筹资者以及重新分配的角色以外，税收可以区分统计类别和法定类别，使社会更好地认识自我，并基于公开而可靠的信息调整相应的政策，以适应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变化。如果缺少这样的信息，公共讨论时常基于对社会不同群体拥有资源现实状况的空想，这会导致民粹主义泛滥，得出错误的解决方案。不是使用了体温计就可以使人退烧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设立了收入的累进税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然而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制度在中国不是那么透明，尤其是，中国的税务部门从来不定期公布详细的税收数据，以反映不同收入等级、水平和类别每年的变化。这个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估计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为什么官方指标（主要基于有限样本的住户调查以及收入的自我申报而得）总是低估财富不平等水平，特别是对分配制度顶端部分的估计（只有依据完整而有约束力的财税数据才可以准确衡量）。结果便是，中国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鲜为人知。

鉴于中国社会资产增长迅速，我觉得中国应该完全有兴趣建立继承和捐赠的累进税，以及对财产征收年累进税，且公布相应的数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人口增长停滞——特别是中国目前的人口已是负增长——会使过去积累的财富出现结构性增长。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对夫妇有十个孩子，孩子们最好不要太看重继承，依赖自己的积蓄为好。相反，如果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将继承两边的财富（假设父母名下有的话）。这些都使得我们想到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继承在中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而言，这意味着那些只通过劳动而获得收入者，尤其是城市中的农村打工者，将很难获得城市资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重大的继承征税是合理的。至少应该基于可靠数据对此进行公开讨论。

对不动产以及金融资产（资本净值）的年度税的引入也是同样的逻辑，可以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的优点是增强资本分配的公开透明度，尤其是对收入分配制度的顶端部分。税务部门可以每年公布100万～500万、500万～1000万、1000万～5000万、5000万～1亿、1亿以上（如此类推）各等级财富拥有者数量以及资产金额的演变，对年收入也是如此。这样的话，每个人便可以了解中国的财富分配的变化情况，并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可改变发展方向。

以上这些涉及财税、政治以及民主的进步演变是否可以实现？与那些常常无法达成共识、陷入激烈的财税竞争的欧洲小国相比，中国的一大优势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庞大。原则上来讲，这可以使中国政府实施银行信息的自动传输、金融证券的登记，以及制裁和监管不合作的外国银行，从而有效地组织管理一个公平的累进税制。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时如欧洲的机构一样，几乎瘫痪，欧洲的机构越来越倾向于只为很小一部分经济和金融精英服务；中国从原则上讲，可以依赖于高度统一的中央领导体制和领导者的反腐以及推动公共福利的决心来贯彻累进税制，免于游说压力以及竞选政治献金带来的制约。唯独一事是肯定的：中国，必将从重重矛盾中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其他国家也一样。历史总会开创新的道路，而且常常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节选自《到底发现了什么》托马斯•皮凯蒂指中国读者

第5页 :世袭继承比努力工作更轻松？

世袭继承比努力工作更轻松？

编者按：

去年年初，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出版，一经上市，立即成为全球学术界热议的焦点。其核心内容在于：论证了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使得资本自动向少数人集中，进而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由此推测出：未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最终有可能回到甚至超过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于他的观点和论述，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中有哪些是一语道破的真理，又有哪些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对于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示？

在近期出版上市的新书《到底发现了什么》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岳希明教授就对《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进行了逐一的解读和评论，并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深入探索。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在开篇引用了《高老头》故事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的一段教导，实则为了体现任性“向上爬” 和“打天下” 的手段，同时也引出了一个严肃话题：想获得财富、名誉、地位，是努力工作，还是世袭继承？——对此，读者所有人都可以设身处地进行思考。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高老头》为开篇，叙述了19世纪的法国社会追逐财富过程中的畸形状态。虽然这段历史已经离我们很远，但请注意，皮凯蒂花费很长篇幅所展现的内容，实则是有其深层用意的。

故事中，拉斯蒂涅是一名没落贵族后裔，怀着成为一名正直法官的理想只身来到巴黎，与主人公高老头同住在伏盖公寓。公寓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伏脱冷看出了拉斯蒂涅的野心和潜质，不断怂恿他走向另一条“通途”，但这条道路不仅相悖于拉斯蒂涅的理想，更是违背良心的。伏脱冷“教导”道：“如果你30岁的时候顺利成为一名法官，那么你每年能够挣到1200法郎，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可能娶到一个面粉商人的女儿；如果你足够幸运找到一名赞助人，你差不多能够在３０岁成为一名年薪5000法郎的皇家检察官，说不定日后还能娶到市长的女儿为妻；如果你还愿意耍点政治手段，你差不多可以在40岁的时候成为检察长，但我得提醒你，这是２万人寻求20个空位的竞争，要利用些卑鄙的手段才行。如果你觉得这难以忍受，而宁愿成为一名律师，那么恭喜你，你必须承受至少十年别人的冷眼，每个月花1000法郎租一间办公室，求着别人施舍你一些案子谋生。”

“但如果你听我所劝，去追求银行家的女儿维多利小姐，我去杀死她哥哥，这样维多利小姐就会成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这样你马上就能继承100万法郎，这笔收入比很多50多岁的律师挣得要多得多。”

从历史角度来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法国的社会经济状态。在当时的社会，即便一个人再努力，仍然没有那些靠继承财产的纨绔子弟们过得舒适。因而对当时的法国人而言，努力工作、为人正直等品质都没有那么重要，对财富的继承才是挤进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为此，很多人不惜降低道德尺度，不择手段地争取权力和金钱。

但事情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的洗礼改变了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也改变了财富分配格局。皮凯蒂追溯了法国数据，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富裕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无论从增速还是绝对水平均有所下降，依靠财富及财富继承而跻身于最富裕阶层的情况越来越少，努力工作同样能够换回丰厚报酬。于是，包括法国人民在内的人们开始重拾道德，肯定了辛勤劳动的重要性。正如现代社会中，很少有父母会教导自己的孩子说财富继承比努力工作更重要。

继承财产似乎比努力工作更重要。这是皮凯蒂抛给读者的一个让人不那么愿意面对但又避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一章中，皮凯蒂通过《高老头》的故事展示了19世纪的法国人们不择手段追求财产继承的社会面貌，其用意在于揭示财富的继承远远比辛勤工作收益更大，财富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

实际上，和《高老头》的作者巴尔扎克一样，许多19世纪的小说家(比如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查尔斯•狄更斯等)都着迷于对财产继承的刻画，其原因在于继承财富是那个时代一种极为普遍的“一夜暴富”的方法。在19世纪的法国，由财产继承引发的财富流动金额能达到某一年度国民总收入的20%到25%。根据皮凯蒂的计算，整个西方世界的情况与法国相差无几，大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富人已经进入老龄期，巨额的遗产将使其继承者变得更加富有。财富将逐渐聚集在少数人手中，一个被资本控制的社会随之建立，收入不平等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这是皮凯蒂想要阐释的核心。

然而，皮凯蒂的观点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同意。一些学者认为皮凯蒂关于财富继承的担忧是一种多虑。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文认为，资本的不断增长流动会使富人阶层产生一个较为公平的更新换代，财富并不会固化在个别人手中。比如，昔日的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等富豪家族的财富如今都是非常分散的，早已没有了曾经的影响力。他们现在的财富甚至远远比不上今日的富豪(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虽然比尔•盖茨的子孙会得到巨额的遗产收入，但一种更为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的财富依然最终会被后来的创新者或者企业界大亨所赶超。并且，这些后起之秀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并不来自富豪家庭。一部分美国移民的成功案例也印证着，在奋斗的过程中，个人努力、文化差异等因素可能比单纯的财富继承更为重要。这些白手起家的美国移入居民在奋斗初期并没有任何祖先留下的原始积累可以利用，个人能力与勤奋与否等因素在其发家史中扮演着比财产继承更关键的角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