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子人类学看苗瑶民族的历史，你的DNA里记录着你的民族史！

由此可知，瑶族之起源于中国中原地区，在语言学上是有充分根据的。

苗瑶族起源的民族学依据

民族学从事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探索民族的起源和文化的变迁。比较的视角和范围通常包括祖先来源（包括虚拟的共同祖先）、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关于祖先来源和语言已如上述，此不再赘述。这里要补充的是，瑶族在记述祖先居住地和迁徙路线时，经常提及黄河、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如瑶族《评皇券牒》记述评王召见盘护王十二位儿女赐名封爵的地点有滕州、尧州、信州、刺州（疑为荆州之误）、佑州（？）、瑞州、哀（兖）州、桃州等，多为山东、河南地名。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八排瑶举行“打道箓”的宗教仪式时“过九州”中提到宜州、扬州、青州、梁州、润州、徐州、兖州、荆州等古地名，也多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南一些地方的瑶族谈到祖先迁徙时曾在湖北武昌府居住过。两广、云南不少地方的瑶族一致地说到，他们是从湖南洞庭湖地区迁徙出来的。瑶族的主要支系盘瑶有“漂洋过海”的传说。近年瑶族史研究工作者经过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盘瑶所传漂洋过海故事是有经历为根据的，其所传漂洋过海的“海”极有可能指的是长江、洞庭湖。

上述民族学实际调查所得关于瑶族古代居住地和迁徙地址的资料，与汉文史籍所载古代东夷、三苗及荆蛮、长沙蛮、武陵蛮活动范围是相吻合的。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民族学实地调查证明，各地各支系的瑶族衣着方面普遍爱着厚实紧身、乡满花纹的长衣、长裤或长裙，束发裹巾，赤足打绑腿；好饮酒，喜辛辣及醃腊食品；住泥木或竹木结构的平房，这和南方土著民族爱穿轻薄、宽敞的衣服，爱吃稀粥，住高脚干栏屋不同，说明瑶族原来居住在偏北较冷的地方，即使南迁后，仍保留中原的某些习俗。

瑶族虽然在南北朝后接受了道教的影响，但各支系仍普遍保留了“信鬼好巫”的习俗。在瑶族奉祀的神灵中，除了三清、四御、三元等道教神祗外，民族始祖神盘王、伏羲以及雷王、风伯、雨师、城隍、社王、龙王、鲁班、彭祖、家先、山鬼、水鬼、木精、禾魂、猎神、耗精等都是膜拜的对象。

上述习俗信仰和汉文古籍记载的古代南蛮、荆蛮、盘瓠蛮、长沙武陵蛮“好五色衣裳”、“崇信巫鬼”、“椎结跣足”习俗相吻合。瑶族信仰的雷王、伏羲、风伯、鲁班、彭祖神，产生于古代山东一带，是否与瑶族先民曾在这一带活动过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而根据专家的研究推测，苗族历史上五次大迁徙的情况如下：

第一次大迁徙，是苗族先民以其发源地今四川的雅磐江、岷江、巴江、嘉陵江四水的上中流域地带，沿长江向东迁徙到长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南岸的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定居下来；北岸的达到江汉平原。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改善，人口增多，科技文化水平也日益提高。这是苗族首次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大迁徙的原因是远古羌人南下，迫使苗族先民向东迁徙，时间约在若干万年以前（原始初民社会） 。

第二次大迁徙，是苗族先人在长江中游居住很久之后，人多势大，号称“九黎”，与南方的炎帝族发生矛盾，打败了炎帝族，一部分追逐炎帝族直达黄河北岸。在这里又经过了很多年，九黎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这时诞生的蚩尤，聪明好学，勇敢善战，后来成了九黎族的首领，制造多种兵器，军事力量强大，与来自黄河上游的黄帝族发生武装冲突。起初黄帝九战九败，后来联合炎帝族等，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蚩尤战败被杀，身首异冢。从此九黎族的各部虽与黄帝族斗争了很长时期，但终因群龙无首屡战屡败。这次由南向北的迁徙，时间约在4300—4600年之前（远古到黄帝） 。

第三次大迁徙，蚩尤战斗失败很久以后，九黎族的各部属，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退回到南方。在江南的洞庭、彭蠡之间，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这是由北向南的迁徙，时间约4200—4100年之前（黄帝到唐尧） 。

第四次大迁徙，苗族先人在洞庭、彭蠡之间辛勤耕耘，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渐渐强大起来。唐尧很惧怕三苗、共工、欢兜（即“驩兜”）等，故到舜即位，马上“分北三苗”，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从此分化瓦解。有部分人还逃到了东海，这支苗族的先人也保存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只有被流窜到三危的一支，斗争不止，直到夏禹时期才初步归顺，在三危山一带居住下来。这次是分途迁徙，迁徙的方向各不相同，如三苗是由南向西北迁徙；其中部分是向东迁徙；欢兜是基本未动，即从洞庭、彭蠡之间转移到今湖南西部。时间大约在4100年之前（虞舜——夏禹时期） 。

第五次大迁徙，这次迁徙是分途回归。如：被逐到三危的一支（三苗），是原来力量最强的一支。他们整体逃迁中屡遭武装掠夺，一次次抵抗，一次次战败，一次次逃迁，从三危山出来，经过大雪山、渡过浑水河（黄河），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步步迁移，过甘肃、青海，经产牦牛、骆驼的“藏彝走廊”，沿金沙江到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是由北向南。被放逐到崇山的一支（欢兜），都是近距离的迁移，即由崇山往东，曾达到今湖南常德一带，又沿水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后来周王朝视为隐患，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这支苗人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刚发展强大一点，又遭到东汉王朝的一再进剿，又被迫“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逃迁，最后达到今湘西、黔东北、川东南和鄂西南一带。这支苗人迁徙的方向是先向东、后向西。往东逃迁的一支（三苗中的部分有苗），也没有在东海岸边长久定居，而是慢慢离开海边，逐步往西归迁。他们中间有的人（约在四千年前后）可能渡海去了日本 。

根据苗族史诗《亚鲁王》的说法，也有一个自西向东迁徙，再自东向西迁徙的过程。此是民族学的一个族源考证。

苗瑶民族的起源的考古学依据

考古学资料证明，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存繁衍，到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有鲜明地区性文化特点的人类群体，考古学上称之为“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今山东全境、河南东部，出现了先后相继承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三个文化存在的时间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4000年，是一个大的人们共同体先后相继的文化遗存，这个大的人们共同体还包括若干个较小的人们共同体。

根据古史传说，古代中国东方的部落主要是太昊和少昊。太昊氏居陈（今河南淮阳左近），少昊氏“邑于穷桑”（今山东曲阜左近）。到夏代这里的人民始称夷，而夷有九种。因此，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应是两昊集团的文化，亦是东夷集团或九黎的史前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特点是，其居民经营原始农业，渔猎业仍占有重要地位。人们普遍盛行拔牙风俗，人死后用狗随葬，轮制黑陶特别发达。

在长江中游地区，则相继形成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其存在时间约为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于湖北大部、四川东部和湖南北部。这是两个前后有一定继承关系的文化。根据古史传说，这是古代三苗集团活动的地域。学术界一般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三苗集团创造的文化。这一文化的特点主要是，其居民从事稻作农业，饲养禽畜，渔猎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典型器物为蛋壳彩陶杯，还有大量彩陶纺轮，住房多平地建起，为多间式，儿童用瓮棺葬，居民有拔牙习俗，出土有石祖、陶祖。近年考古发现，原属东夷集团文化特点的一些器物、葬制，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发现，很有可能是东夷集团一部向西南迁移到长江中游地区带来的文化遗存，为我们研究瑶族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考古学的根据。

苗瑶民族起源的人类学依据

20世纪60年代，苏联一些体质人类学者根据50年代对现代彝、苗、瑶、侗、壮民族进行体质测量的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将南方蒙古人种划分为两个特殊类型：第一为头颅较长的东喜马拉雅型，其最明显的代表是彝族；第二为头颅较短的台——马来亚型，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壮族、侗族。而苗族和瑶族从共同外貌来看，属于东喜马拉雅型，又具有台——马来亚型的特点，由此得出结论，苗族、瑶族体质类型上的这种混合现象，是蒙古人种南方分支两种类型交互作用的结果，或是苗族、瑶族应形成于藏——缅人和壮——侗人之间的中间地区。

具体说来，东喜马拉雅型在新石器时代应形成于比他们现在分布更北的地方和中部人种起源地带西边的地区，即今四川和湖北西部境内；台——马来亚型的明显代表壮——侗人形成于古代越族分布境内；苗、瑶人应形成于藏——缅人和壮——侗人之间的中间地区，即今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P•伊茨著，冯思刚译；《东亚南部民族史》，64-66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19世纪30年代对居住在四川省的苗人和汉人进行的血清学调查表明，后者的A型多于前者，而B型则少于前者。这种状况说明，川苗的起源较四川汉人更居东边一些。

现代分子生物学、遗传学资料更精确地找出人类种族和民族的起源地和迁徙路线。2001年10月，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广西民族学院、广西瑶学学会合作，在广西、广东、湖南、云南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瑶族人群DNA抽样调查，对这些样品进行了最适合于研究东亚人群的13个YSNP遗传标记基因分型。DNA分析报告由文波博士等人撰写。

人类基因组的DNA顺序不仅蕴涵了人类生、老、病、死的密码，还记录了人群演化的历史。比较不同人群之间遗传标记种类和分布的差异，可为探讨人群的起源、迁徙和融合提供遗传学证据。遗传学指标与历史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成果相互印证，将能更全面的了解现代各人群以及他们祖先之间的演化关系。

遗传标记按传代方式可分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DNA和双系遗传的常染色体DNA。其中Y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标记（YSNP）具有遗传标记所需要的几乎所有优点：1、不发生重组；2、无回复突变；3、很强的群体特征性；4、比较高的岐异程度。YSNP的这些优点便使它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人群关系最强有力的遗传标记。

瑶族Y染色体单倍型频率

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先前的研究表明，在东亚及亚太地区一共观察到17种单倍型，它们之间的演化显示：H6-12为东亚特异的单倍型，其中H6-8共享M122突变，而H11-12共享M95突变。这次在18个瑶族人群的460例个体中共观察到9种单倍型。其中共享M122突变的三种单倍型的频率为47.2%，具有M95突变的单倍型频率为23.1%。东亚特异的6种单倍型占所有瑶族个体的75%。该结果显示瑶族人群的Y染色体具有非常强烈的东亚特征。

DNA分析图：瑶族人群YSNP单倍型a频率 a单倍型（Haplotype)指Y染色体上多个YSNP位点的组合。 b数据引自文献Su etal(1999)

二、DNA分析揭示苗瑶与其他族群有何遗传关系

M122突变在汉藏语系民族中分布相当广泛，具有最高的频率；而M95则在侗台要群中频率最高。瑶族和苗族的频率介于汉藏和侗台之间。

M95和M119频率　瑶族70%的Y染色体具有东亚特异的M122和M95突变。DNA分析图（东亚几个主要族群M122、M95频率图）列出了中国几个主要族群的M122和M95频率。M122突变在汉藏语系民族中分布相当广泛，具有最高的频率；而M95则在侗台要群中频率最高。瑶族和苗族的频率介于汉藏和侗台之间。

DNA分析图：东亚几个主要族群M122、M95频率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常用的多元统计方法，用来考察不同人群单倍型频率数据的相似程度。两个群体在主成分图上位置图越接近，说明他们之间亲缘关系越近。DNA分析图（东亚几个主要族群Y染色体单倍型频率主成分分析）是东亚几个主要族群Y染色体单倍型频率的主成分分析图，该图解释了74.7%的总体方差。苗瑶系统人群（黄色）在图中分布于侗台（紫色）和汉藏系统（粉色和蓝色）人群之间，揭示苗瑶系统人群的Y染色体是汉藏和侗台的过渡类型。

DNA分析图：东亚几个主要族群Y染色体单倍型频率主成分分析

分子方差分析（AMOVA）

为了进一步阐明不同族群之间的遗传关系，我们对所有单倍型频率进行了分子方差分析（AMOVA），旨在考察族群内部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程度[DNA分析图：各族群Y染色体单倍型频率分子方差分析（AMOVA）]。在族群内部，苗瑶系统人群之间的平均差异为8.6%，仅次于侗台（20.5%），说明苗瑶族群内部有比较高的歧异程度。把苗族和瑶族分开看，瑶族人群的平均差异为11.1%，表明瑶族内部具有相当高的复杂程度，原因可能是瑶族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比较高的分化程度，也可能与瑶族招赘的习俗有关；苗族内部的差异相当小（1.7%，P>0.05，不能拒绝他们之间没有差异的零假设），说明不同地区苗族之间差异非常小。

DNA分析图：各族群Y染色体单倍型频率分子方差分析（AMOVA）

苗族和瑶族人群Y染色体之间几乎没有差异（0%，P>0.05），强烈地揭示将二者合并为一个族群考虑是完全合理的。苗瑶族群与藏缅人群的差异最小（1.2%），然后从近到远依次为汉族、侗台和阿尔泰。把苗族和瑶族分开考虑，结果和上面完全一致：二者均与藏缅的差异最小，汉族次之。

分子系统分析

我们利用以上AMOVA分析的距离距阵用最小二乘法（UPGMA）构建了系统树（DNA分析图：不同族群之间的UPGMA系统树），考虑的族群分为两大支，侗台为一支，苗瑶、汉藏和阿尔泰为另外一支。苗族和瑶族最先与藏缅和汉族聚合，表明他们之间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侗台为典型的南方族群，阿尔泰为典型的北方族群，苗瑶和汉藏居于二者之间，具有双重特征。分子系统分析的结果与上面各种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

DNA分析图：不同族群之间的UPGMA系统树（利用AMOVA分析的族群之间距离矩阵构建）

经1000次非参数排列检验P>0.05，不能拒绝他们之间没有差异的零假设。

阴影部分为组内群体之间的差异，其余为群体之间差异

三、DNA分析可对苗瑶族群起源迁徙作何假想？

苗瑶族群与汉族和藏缅族群的父系遗传关系最为接近，具有南北综合的特点：用苗瑶特异的H7单倍型估计他们分化的时间至少在1.7万-1万年前。

DNA分析图：苗瑶族群起源和迁徙路线假想图[蓝色和红色分别表示苗族和瑶族（先民）的迁徙路线]

苗瑶族群与汉族和藏缅族群的父系遗传关系最为接近，具有南北综合的特点：用苗瑶特异的H7单倍型估计他们分化的时间至少在1.7万-1万年前。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看法，我们对苗瑶族群的起源和迁徙做如下猜想（如《苗瑶族群起源和迁徙路线假想图》所示）。

蓝色和红色分别表示苗族和瑶族（先民）的迁徙路线

1、苗瑶族群至少在1.7万-1万年前从“汉藏-苗瑶共同祖先”人群中分化并形成统一体。

2、苗瑶先民约8000年前在江汉平原一带创造了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

3、随后部分苗瑶先民向北扩张，与北方黄河中上游和下游文化区人群产生交流，与炎黄集团和东夷集团一道逐鹿中原，后因战争原因向南迁徙，参与北迁的主要是当今的苗族的先民。

4、部分人群向南和向东南迁徙，成为当今瑶族和畲族的主要来源，该迁徙路线开始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向北的迁徙。

5、明清之后逐渐向西南迁徙进入云南和东南亚，形成了现在苗瑶族群的分布格局。

以上仅为目前综合学科成果的一个假设，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江汉平原和其他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文化的骨骼进行DNA分析是检查这一假设的关键所在。（备注：该文章是2011年所写，未曾对江汉平原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骨骼进行ANA分析，而2016年9月26日，2016中国·青岛海洋国际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李辉发表了题为《苗族上古起源基因与文化综合解析》的演讲，通过考古DNA的分析，从Y染色体谱系上追溯，中国最早的“帝王”出现于约6800年（指的是城头山古城的城主）前，类型恰恰是苗族的O3-F11。而高庙文化中出现的中国第一城——城头山古城的始建年代就是约6800年。证实了苗瑶民族在江汉平原一代创造了新石器时代文化。）

四、DNA分析估计苗瑶族群分化年代是何时？

以M7突变为特征的H7单倍型在苗瑶族群里的分布比较广泛，而在其他群中非常罕见。这一分布格局提示H7是苗瑶族群特异的单倍型，并且M7很可能在苗瑶族群的祖先人群中发生。

DNA分析图：H11个体之间Y-STR单倍型网络图（网络图的构建基于STR的逐级突变模型。每个圆点表示一个单倍型，圆点的大小表示频率的高低，不同颜色表示不同人群的H7个体。橙色椭圆之内为网络的发散中心。）

以M7突变为特征的H7单倍型在苗瑶族群里的分布比较广泛，而在其他群中非常罕见。这一分布格局提示H7是苗瑶族群特异的单倍型，并且M7很可能在苗瑶族群的祖先人群中发生。如果这一猜想成立，通过估计M7的年代，我们就可以为苗瑶族群分化的年代提供一个下限。

为了证明以上猜想和探讨不同人群中H7单倍型个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观察到的几乎所有H7个体进行了5个Y染色体上短重复序列（Y-STR）的分析，并构建了单倍型网络图（H11个体之间Y-STR单倍型网络图）。

STR是一种精度很高的遗传标记，被广泛用于研究亲缘关系比较近的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和法医学鉴定。从网络图可以看出，处于网络中心的大部分为瑶族（黄色）和苗族（蓝色）个体，其他人群的个体大部分在分支上。表明苗瑶是H7的发散中心，其他人群中的H7为衍生类型。我们利用Y-STR重复数的方差估计M7突变的年代大约在16569-10141年前（过低估计），提示苗瑶分化出来形成统一体的时间至少在1万年前。

网络图的构建基于STR的逐级突变模型。每个圆点表示一个单倍型，圆点的大小表示频率的高低，不同颜色表示不同人群的H7个体。橙色椭圆之内为网络的发散中心。

网络图还显示出了苗放和瑶族H7单倍型个体之间的差异，苗族主要分布在发散中心上，而瑶族主要在下部。苗族和瑶族虽然在总体上差异很小，但是其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

五、DNA分析显示瑶族群体内部有何遗传关系？

综合考虑遗传关系和语言分类，有助于更好的了解瑶族内部的群体结构。

DNA分析图：苗瑶族群内部Y染色体单倍型主成分分析（不同颜色表示说不同语言的人群）

瑶族所说的语言比较复杂，除了瑶语，还有布努、巴哼、拉珈等语言。综合考虑遗传关系和语言分类，有助于更好的了解瑶族内部的群体结构。

DNA分析图（苗瑶族群各人群Y染色体的主成分图）显示大部分瑶语支人群聚在右下角，他们与畲族比较接近而与苗族关系较远。在瑶语支内部，说金门语的蓝靛瑶和山子瑶紧密的聚在一起，大部分说尤勉语的人群关系也比较密切，说藻敏语的八排瑶与畲瑶最为接近。与此相反，说苗语支布努语和巴哼语的人群全部与苗族聚在主成分图的左上角。

此外，我们用AMOVA方法考察了布努瑶与苗族和瑶语支瑶族之间的差异。布努瑶与苗族的差异为0%（P=0.58），与瑶语支瑶族的差异为了2.7%(P=0.06),布努瑶与瑶语支瑶族之间的差异大于与苗族的差异。 AMOVA分析的结果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

以上两种分析均显示，瑶族人群之间的父系遗传关系与语言学分类相当一致。瑶族内部分为瑶语和布努语两支，布努语更接近于苗族。瑶语支内部说金门语和尤勉语的人群也分别聚在一起。

声明：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三苗网任何立场或看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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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瑶族百科

本期编辑：九妹—小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