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凉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斵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土有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坌地，观其行不，人才远之，便即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蒙逊所斵窟，可能是以佛像为主的佛殿窟。六世纪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记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云：

伪承玄二年（429年），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勃勃，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欲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昙无）谶又格言致谏，逊乃改正而悔焉。

此事与道宣同时的道世在《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中，另有较详记录：

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年）遣世子兴国攻枹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佛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行至阳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斩数人。尔时，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战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尤责，登设大会，信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

慧皎、道世所记的“丈六石像”，大约即是道宣所记斵窟安设的“凉州石崖佛像”。按蒙逊自张掖迁姑臧，《资治通鉴》系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冬十月。义熙八年即412年。兴国大败于枹罕的宋元嘉六年即429年。因此，可推断蒙逊开凿造像在412年至429年之间。蒙逊窟像的所在，从道宣记载知“于州南百里”。可是七世纪以后，此处窟像即不再见于著录。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向达等先生才怀疑是武威东南九十多里的张义堡天梯山大佛寺。1952年，甘肃冯国瑞等先生曾去调查。1954年，史岩先生又去勘查，确定了那里即是沮渠蒙逊创凿的凉州石窟的地点，但蒙逊所斵窟已不存在，可能毁于大地震（据云隋以来陇西一带平均每六十年有一次大地震）。天梯山现存石窟十三座，其中编号第1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五十年代末，天梯兴建水库，甘肃省文管会对现存的石窟中几座重要洞窟进行拆迁保护。在拆迁过程中，发现上述两座塔庙窟最下层壁画比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壁画为早，因此怀疑它是北凉的遗迹。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这两座洞窟应予以特别重视。

两窟没有发表实测图，现依据史岩先生的记录试作第1窟的示意图（图一，1）。第1窟宽4.78米、高5.15米。中央有方形塔柱，塔柱基每面宽2.27米。塔凿三层，每层各面各开一大佛龛，龛内各置后代补塑的坐佛一尊。塔柱前面和窟左右壁前端已崩毁，左壁残长4.48米，右壁残更甚，其全部长度已无法估计。该窟是否尚有前室亦不便推测。塔柱和窟右壁上方残存部分壁画。第4窟除塔柱凿出二层塔和壁画残存更少外，形制、布局均略同第1窟。此两窟的开凿时间，似应在蒙逊所创窟之后。第1窟的最下层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的几幅摹本观察，供养菩萨的自由姿态和发髻、服饰的形式，与酒泉、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凉石塔基座所雕的供养菩萨有相似处。摹本中还有一副两方连续的化生忍冬边饰，这是早期石窟纹样的罕见实例（图一，2）。

二

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现知有十座。其形制皆八角基座，圆形塔身；从其中保存较完整者可知塔身之上，尚雕有相轮和宝盖。细部情况记录如下：

酒泉高善穆石塔 承玄元年（428年）建。高44.6、基座底径15.2厘米。八面基座每面雕供养人一身，左上端刻八卦符号。圆形塔身下部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三十六行。塔身上部（复钵）雕七龛佛像，一龛菩萨像。佛像皆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后有项光、身光。菩萨着有缯饰的宝冠，袒上身，有颈饰、臂钏，下著裙，交脚坐，后有项光和“靠背”。佛座为矮平莲座。圆拱龛，有龛柱，无龛楣。相轮之上有宝盖，盖顶刻北斗七星（图二）。

酒泉田弘石塔 承玄二年（429年）建。残高41、基座底径21厘米。八面基座雕刻与高善穆石塔同。塔身下部所刻经文亦同，残存二十三行。塔身上部残存三龛，皆佛像，服饰、姿态和龛式俱同高善穆塔。无佛座。圆形塔身以上部分佚。

酒泉马德惠石塔 承阳二年（430年？）建。残高34、基座底径16厘米。八面基座雕供养人物，中有武士装者；八卦符号刻在每面上端；供养人物右侧各刻有易卦象榜题。塔身下部刻经文同上两塔，共三十三行。塔身上部雕七龛佛像。其中四龛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三龛服装右袒，作说法相。七佛皆只具项光。一龛菩萨，着宝冠，袒上身，垂帔帛，有颈饰、臂钏和璎珞，下着裙，交脚坐，背后只具项光。佛为须弥座，菩萨坐藤座。尖拱龛，有龛柱、龛楣。自相轮以上佚。相轮下部的方柱上雕飞天八身。

敦煌南沙山石塔修建年代不详。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中有武士装者。八卦符号刻在每面上端。塔身下部雕刻同以上诸塔。发愿文泐,行数不详。塔身上部仅残存龛中坐佛，服装姿态和龛式与马德惠塔同。无佛座。相轮三重以上佚。

酒泉白双咀石塔 缘和三年（434年）建。残高46、基座底径21厘米。八面基座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存十七行。塔身下部雕八龛，六龛禅定佛像，具项光、身光。一龛交脚菩萨，一龛思惟像，后两龛像后皆有“靠背”。塔身上部雕七龛禅定佛像，具项光、身光。一龛交脚菩萨，有项光和“靠背”。佛坐须弥座。火焰龛。圆形塔身以上佚。

酒泉程段儿石塔 太缘二年（436年）建。高42.8、基座底径12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无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发愿文和《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二十六行。塔身上部雕七龛佛像，只具身光，服装通肩与垂领相间排列，皆作禅定相。另一龛情况不详。佛坐矮平座。火焰龛，有龛柱。相轮之上的宝盖较宽大。

吐鲁番宋庆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66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上端各刻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经文同程段儿塔，但经文标题作《佛说十二因缘经》，共三十五行。塔身上部雕刻和龛式同程段儿塔。佛坐莲座。圆式塔身以上佚。

吐鲁番小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27.7厘米，基座底径不详。八面基座雕刻和塔身下部经文均同宋庆塔，但经文行数不详。塔身上部雕刻七龛佛像，形式同宋庆塔。另一龛交脚菩萨亦作禅定相。佛坐莲座。火焰龛，有龛柱。圆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三危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40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右上端各刻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存十八行。塔身上部与吐鲁番小石塔同。佛坐须弥座。火焰龛。宝盖顶刻复莲。

敦煌岷州庙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残高46、基底直径48厘米。塔身下部刻模糊的立像一列，其上为《增一阿含·结禁品》，再上为婆罗谜字经文。塔身上部存五龛，四龛为禅定佛像，服装通肩与垂领相间排列。一龛为交脚菩萨，有“靠背”。各龛间各雕一供养人像，现存三身，有比丘和著交领大衣的男供养人像。佛坐须弥座。圆形塔身以上佚。

这批北凉石塔，最重要处是可增补天梯山1、4两窟已不存在的主要形象。石塔列龛中的主像是过去七佛坐像与弥勒菩萨交脚坐像，434年石塔出现思惟菩萨像。佛的姿态，428、429年两石塔都作禅定相，430年石塔出现说法相。佛的服装，通肩、右袒出现较早，436年石塔出现双领下垂内着僧衹支的服装。较早的佛像是矮平的莲座，434年石塔出现须弥座。弥勒菩萨皆作着宝冠、袒上身的交脚坐式，430年石塔弥勒菩萨已装饰璎珞。428、429年石塔无龛面装饰（龛楣）。430年石塔出现了尖拱龛面，434年石塔出现了火焰龛面。绝大部分石塔基座上的供养人物附刻有八卦符号；430年石塔在供养人物右侧还刻出与易卦象结合起来的榜题，例如“☰乾、父”、“☶艮、仲男”之类。最早的一座（428年）石塔，宝盖顶上还刻出北斗七星。这些东方传统的因素在北凉石塔上出现是值得注意的。它应与魏晋佛教形象杂有黄老道术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

史岩先生在记录天梯山1、4两窟的中心塔柱时说它：“每层上宽下缩，此种样式与敦煌千佛洞略有不同，而在酒泉文殊山、民乐金塔寺则有同样的发现。”酒泉文殊山、肃南金塔寺，还有张掖马蹄寺共有十多处塔庙窟。这批塔庙窟，保存较好的早期洞窟，可以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和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为例。

肃南金塔寺东窟平面宽9.7、高约6米。窟内正中凿方形的中心塔柱。现因前壁崩毁，塔柱已暴露在外。残深7.65米。原有无前室不详。中心塔柱每面宽约4.5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三层，每层皆有龛像。下层每面各开一尖拱龛，龛楣尾塑反顾的龙头。龛内塑一右袒坐佛坐于矮莲座上。龛外两侧，除北面塑二比丘外，其余三面均为二菩萨。龛上部影塑大型飞天。中层每面开圆拱浅龛三，龛内塑一着通肩或右袒的坐佛，西面中龛坐佛为交脚式。龛间各塑一菩萨，唯北面龛间塑千佛。上层东、南、北三面各塑一坐佛，佛后塑半身菩萨，间罅处塑千佛或菩萨，或飞天。西面只左右侧存飞天一身。前壁与窟口已崩毁。左、右、后壁残存壁画有三层，里面两层内容不详，最外层画千佛。

肃南金塔寺西窟 平面略同东窟，但规模较小。中心塔柱基座以上，每面各三层，每层皆有龛像。下层除龛外无比丘、有武士外，大略同东窟。中层东、南两面正中塑通肩坐佛，西面正中塑思惟菩萨。东、南、西三面两侧各塑菩萨坐像四身。北面正中塑右袒交脚坐佛，两侧上部各塑两菩萨，下部各塑两比丘坐像。上层每面塑千佛或菩萨。前壁与窟口已崩毁。左、右、后壁残存壁画有三层，最里层画千佛。窟顶绕中心塔柱画供养菩萨，外侧绘满飞天。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平面近方形，宽3.94、深3.8、高3.6米。窟内正中凿方形中心塔柱。有前室，宽略同于主室，深不详。中心塔柱每面宽2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两层，每层皆有龛像。下层每面各开尖拱龛一，龛内原塑坐佛一，龛外两侧各塑一菩萨。上层略同下层。前壁正中的窟口高1.68、宽0.53米。西、北两壁尚存壁画。北壁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画着通肩服装的千佛，下部画通肩或右袒服装的立佛十身。西壁中部画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阿弥陀两侧上部画千佛，下部画供养人行列。窟顶绕中心塔柱画飞天与伎乐天。

上述所列三窟皆无纪年题记。肃南金塔寺东西两窟，据董玉祥、岳邦湖等同志描述其窟顶壁画和窟内塑像云：“菩萨与飞天均高鼻深目，体高肩宽，其画法是以朱色线条准确而又简练地勾出人物形体，衣饰部分施以石绿、浅黄或纯白等色，与敦煌早期壁画毫无共同之处。不仅壁画如此，其两窟内塑像，无论在人物形体或塑作手法上，也自成一格。在衣纹雕作上，多采用凹凸线条或圆线条，更增加了一种立体感和衣服的质感。另外，两窟造像大量采用高塑的方法，使一些造像贴壁而坐或凌云飞翔”。“金塔寺东、西两窟内所造菩萨与飞天的装饰，就各有六七种之多，如东窟中心柱中层东、西、南三面各龛外之菩萨服饰，就很少有两个是相同的。这些新的形式出现，将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艺术造像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由此知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绘塑不同。他们描述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的壁画云：“佛与菩萨其面像都体格魁梧，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征。布局概括简练。用色以土红、赭石、石绿、纯白、蓝、黑等几种颜料为主。其画法的特点，先以土红或白色刷出人物基本形象，再用较深的宽线在颜面和肢体边缘勾出轮廓，然后以红线或黑线勾勒，使其定形之后，用鲜艳而又浓厚的色彩，涂其衣裙和帔巾等饰物，裙纹除用黑线勾画外，又在其边缘用一种比底色较深的颜色，晕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强烈的体积感。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敦煌272、275、254、259等早期洞窟内之壁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似乎也表示了文殊山前山千佛洞早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看法。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千佛洞阿弥陀、观世音和大势至这组为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中所没有的题材；而这种题材，却以不同的译名——“无量寿佛”，出现在刘家峡市炳灵寺的西秦龛像中。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我认为还以维持北魏时期的旧说为稳妥。因此，早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这三座塔庙窟的开凿，有可能出自北凉时期；或是北凉亡后，这里沿袭了凉州佛教艺术的系统而开凿的。无论前者，抑是后者，这三座塔庙窟是考虑凉州式样的重要参考对象，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综合武威天梯山1、4两窟、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这三座石窟的资料，我们初步考虑在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凉州模式，其内容大体可包括为以下几项：

1、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还设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惟菩萨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现的成组的十佛（十方佛）、阿弥陀三尊。以上诸像，除成组的十佛为立像外，皆是坐佛。

3、窟壁主要画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现说法图，左壁说法图的主像是阿弥陀三尊；壁下部出现了供养人行列。

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

5、佛和菩萨的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

三

距离凉州较近的早期佛教遗迹，还有刘家峡市的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第169窟第六龛发现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和“□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的榜题，知道这里最早龛像始于西秦。西秦411年迁都枹罕，即今临夏，炳灵寺位于枹罕之北约八十余里，其地古称唐述山，《水经注·河水》记其地云：

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炼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密堂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玄宗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托栖焉。

西秦禅师选此地造龛像，正是取其幽密，便于禅行。《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云：

（西秦乞伏）炽槃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谶（或即上述之昙摩毗——引者）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

又记关中禅僧玄高也为乞伏炽槃所尊崇：

尊（玄高）为国师，河南（指西秦——引者）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

西秦高僧或从凉州来，或向凉州去，可见西秦佛教与凉州关系密切，而西秦于炳灵兴建龛像之时（420—431年），也正与北凉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斵窟安置佛像的时间（412-428年）相近，因此，参考炳灵西秦龛像，推测凉州石窟或许没有大误。

炳灵寺西秦主要有1窟通肩立佛一身和169窟中的若干龛像。两窟皆利用天然洞罅，并未斵崖开窟。现将上述两窟西秦和较西秦为晚的重要龛像，试分两期，简记其内容如下：

一期（属于420年或稍后）

窟龛号169：6 平面横长方形龛。龛内塑右袒禅定坐佛和二菩萨，有榜题：“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志菩萨”。右壁上方画十方佛，其下画“弥勒菩萨”立像。弥勒之右画“释迦牟尼佛”立像，像下有供养人行列。释迦立像右上方为建弘元年（420年）题记，共二十四行。题记下方列供养人两行，上行第一身榜题“□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其后供养人榜题中有“乞伏□罡集之像”。

窟龛号1 贴崖罅处塑通肩立像一身。现存二菩萨为明代塑像。

窟龛号169：7 贴崖原塑二立佛，现存左侧通肩立佛一身。下方绘壁画八铺，自上：立佛二，通肩禅定坐佛及二菩萨，通肩禅定坐佛一，通肩说法坐佛及二菩萨，右袒说法“无量寿佛”坐像，“维摩诘之像”及“侍者之像”，通肩禅定坐佛一，以塔为背景的“释迦牟尼佛”、“多宝佛”相对倚坐像。左下方绘壁画多铺，其中有右袒说法坐佛、二菩萨及胡人供养像一铺，该铺左上端有后来补绘的交脚菩萨坐像。

窟龛号169：9-11 贴崖塑三立佛，一右袒，二通肩。左下方绘壁画多铺，有右袒坐佛及菩萨，通肩禅定坐佛。

窟龛号169：17 西壁贴崖原塑一佛、二菩萨，现存右侧菩萨。右下方有思惟菩萨像一身。

窟龛号169：18 西壁贴崖塑右袒立佛一身。

二期（较一期为晚）

窟龛号169：22 贴崖原塑右袒立佛及二菩萨，现右侧菩萨佚。

窟龛号169：？位第22龛上方，贴崖原塑通肩禅定坐佛七，现存五身。

窟龛号169：3 平面横长方形龛。龛内塑通肩禅定坐佛一，右塑菩萨，左塑力士。坐佛上端有飞天壁画。

从上述可见西秦在炳灵尚无凿窟的作法，除贴崖塑绘，即作横长方形平面开口形式的浅龛。龛像布局皆以一铺为单位，各铺间没有联系，这显然比若干单位有系统的组合在一起的洞窟设计为原始。第一期各单位的主要佛像有释迦坐像、立像，二立佛，三立佛和无量寿佛，其次有十方佛，弥勒菩萨立像和思惟菩萨像，还有与较晚的其他地点形式不同的维摩诘卧床和侍者像及释迦多宝相对倚坐像等。第二期出现了七佛、交脚菩萨坐像和一菩萨一力士组成的胁侍像。这后一种胁侍组合既见于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又见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之一的257窟。而这种胁侍组合在炳灵第二期最晚的一组龛像之中。看来，炳灵第一期龛像比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为早，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考虑凉州样式似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参考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第二期龛像。炳灵第二期龛像中最晚的如169窟第三龛的时间，大约已到了凉州式样的尾声阶段。

金塔寺东窟 北凉 中心柱西面中层南龛 泥塑 释迦牟尼苦修像及菩萨、飞天

四

凉州系统的窟龛造像，大多来源于今新疆地区。凉州节制西域由来已久，西晋末，中原战乱，四世纪中期，位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和南沿的于田，这两个西域的重要佛教据点都诣姑臧朝贡。384年，前秦吕光一度攻占龟兹后，经龟兹东来凉州和自凉州西去龟兹的僧人，日益增多，东来凉州的有名高僧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昙无谶、昙摩蜜多；西去龟兹的有僧纯、昙充、竺道曼。此时，凉州佛教也和于田关系密切。约在三、四世纪之际，已有凉州道人在于田城中写汉译的《时非时经》。此后，昙无谶到凉州后又亲自去于田求《涅槃中分》，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京声亦去于田取经。此外，凉州僧宝云、僧表、惠榄西去于田，智猛、昙纂西历龟兹、于田后，东返凉州。文献记录北凉僧人去于田者，尚有昙学、威德等八人。其时，龟兹盛小乘，于田习大乘；龟兹多凿石窟，于田盛建塔寺。这两个系统的佛教及其艺术，于新疆以东首先融会于凉州地区。上述凉州式样的窟龛造像，正如实地反映了这个事实。沮渠蒙逊设置丈六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炳灵贴塑大像于崖壁和天梯、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等处的方形或长方形塔庙窟，应都与龟兹有关，北凉石塔和凉州系统各窟龛所雕塑的释迦、交脚弥勒、思惟菩萨等，也都见于龟兹石窟；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内壁面上下分栏的布局和中部以下壁面绘供养人行列的作法，也是龟兹石窟所习见，值得注意的是凉州模式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壁面——肃南金塔寺东窟中心塔柱西面的布局：下层为坐佛龛，上为交脚弥勒这一组形像，与拜城克孜尔石窟第80窟中心塔柱正面的设计极为相似。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心塔柱龛外与窟顶绘画或影塑大型飞天，前者多见于龟兹大像窟，后者在塑像大部被毁的龟兹石窟中，虽然没有可以对比的资料，但在龟兹西南境外今巴楚东北的脱库孜萨来依发现的佛寺遗址中，出土了内容丰富的影塑，其中即有姿态类似的大型飞天形像。炳灵寺和文殊山塑绘的立佛列像，既见于龟兹石窟，又发现于时间略晚的和田拉瓦克塔院遗址中。金塔寺、文殊山壁画满绘千佛。千佛在龟兹石窟流行较晚，但为于田寺院流行的形像。此外，文殊山所绘的阿弥陀和炳灵寺的无量寿、释迦多宝、维摩诘等形像，目前虽不闻于田有相同的遗迹，但都出自大乘佛典，且都可在于田找到有关情况。和田东北丹丹乌里克和阿克特勒克等寺院遗址多出莲花化生形像。按莲花化生，出于众生随九品行业，经过化生于莲花之中，始可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奉，因知于田曾流行《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三世纪末，于田沙门直祇多罗译《维摩诘经》；约为八世纪祥公所辑的《法华经传记》卷一引《西域志》记：“昔于田王宫有《法华》梵本六千五百偈”，又记于田“东南二千里有国名遮拘槃国。……王宫亦有……《法华》、《大涅槃》等五部大经，并十大偈。……又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嶮难，峰上有石窟，口狡(狭)内宽，其内……《法华》凡一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掌。”看来，凉州系统的石窟中的大乘形像，应与于田及其以东关系密切。凉州系统的大乘形像，以最东边的炳灵寺为最突出。这一点，我们考虑还可以和当时长安佛教联系起来。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即沮渠佛教兴隆之前，东方佛教盛行关中。402年，鸠摩罗什在长安译《无量寿经》、《贤劫经》；406年，又重译《法华》、《维摩》，后又注解《维摩》。罗什译经时，广集四方义学参与研讨者，多至三千人，其高弟道融、昙影、慧观各疏解《法华》，僧肇、道融、道生各注释《维摩》，因此，当时长安对《法华》、《维摩》之研讨论述，影响广远。我们怀疑炳灵壁画中出现早期形式的释迦多宝和维摩形像，很可能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关。如果上述推测无大差误，那么，距长安较近的炳灵窟龛出现较多的大乘图像，除了西方于田及其以东的影响外，很可能比凉州系统的其他石窟更多的受到来自东方长安的影响。至于五世纪前期的长安佛教及其造像，既有向西影响凉州的迹象，又有南下影响南方的文献记录，此饶有兴趣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研讨凉州模式的范围，容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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