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博弈：战后蒋介石如何布局对美苏战略？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与蒋介石的应对

1946-1948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摇摆状态，蒋介石则尽力想将美国拖入与中共相较量的内战中。在这样的矛盾中，蒋介石对美国的一系列认知与判断，既是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遗产，也凸显了战后中美关系复杂实况。

（一）马歇尔使华：裂痕初现

1945年11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返美述职期间辞职。12月20日，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抵达中国，开启了长达一年多的调停国共内战的进程。马歇尔使华的直接背景，是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在声明中，杜鲁门指出“美国认为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建立作为国家向民主进展之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①]，即美国此次对国共关系调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党接受联合政府的模式并改组一党训政的格局。12月2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公报中同样发表了中国政府必须改组的声明。[②]杜鲁门的声明实际上包含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理念与顶层设计，为之后一年多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埋下了伏笔。

1946年1月1日，蒋介石宣布将于10日召开政协会议。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蒋介石对马歇尔表示了充分的赞赏和信任。1月5日，蒋记“马歇尔所提停止冲突方案，决定赞同其要领与原则，除热河应归东北范围之内以外，其他自于我利多害小也”。[③]当日，张群与周恩来达成了国共停战的协议，其中“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④]在1945年10-11月，驻扎在东北的苏军曾一度帮助中共军队在东北立足而对国民党的接收人员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因此对于国军开赴东北的这一决议，蒋自然是赞成的。1月9日晚，蒋介石与马歇尔会谈，马歇尔向蒋介石重申停战令的有效性，并建议他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停战，而蒋则表达了马歇尔进一步参与制定整军方案的希望。[⑤]10日，蒋记，“昨夜马歇尔谈至廿四时半始辞去，临别时彼诚挚表示其内心感佩之意。余亦感其诚恳与苦心，为我国协助之热心也。”[⑥]可见，至政协会议开幕时，蒋介石对马歇尔的调处工作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随着政协会议的召开，国民党在改组政府问题上遇到一股强烈的逆流，其坚持一党训政与组织形式上的联合政府的做法遭到中共和民主党派的一致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中与国民党政权相抵牾的一面逐渐凸显出来。1月22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其核心是由一个国务委员会组成临时政府，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主导下政府的否定[⑦]。当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所拟临时政府组织法，乃为共党本身亦所不敢提出者，……可知客卿与顾问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主见则不仅误事，适足以因此亡国也，险极矣！”[⑧]26日，蒋介石在反省录中表示，“马歇尔前后提出政治与军事解决之方案，比之共党所提者超高十倍，危险万状。”[⑨]

可以看出，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中改组国民政府的理念已经与蒋介石的想法产生分歧，“在重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的方法问题上，美国与最高统帅蒋介石之间，有根本的意见分歧。美国政府的策略是：提倡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府。”[⑩]蒋拒不接受美国提出的改组政府方案，从中感受到了此种方案对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威胁，并对马歇尔进行了委婉地批评。

在政协会议结束后的两个月，中国的政局呈现无序的、多向发展的现象，国共两党在进行整军谈判的同时，国民党内反共力量逐渐抬头，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也陷入僵局,国共双方在东北对峙的局势也日益紧张。[11]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战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强硬派从维护一党垄断权力的目的出发实际推翻了政协决议。[12]

在政协决议被破坏的情况下,马歇尔采取了两手调停的方针,既赞同支援国民党政权,在回国述职期间争取洽商对国民党贷款事宜，也尽最大可能斡旋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并对国民党的武力行径予以施压。

4月1日，马歇尔在返国述职期间致电蒋介石谈及借款之事，电文中表述了争取美援之困难，并建议蒋介石，中国政府关于贷款之措辞须符合中国政治环境，并且说明美国的援助是用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经济复兴。[13]次日，蒋记，“昨接马歇尔借款条件苛刻之电，阅后甚觉自惭，抑郁异甚。”[14]在蒋介石看来，美援的到来应该是他军事反共的重要推力，而马歇尔所争取的美援所附带的条件是其难以接受的。

4月下旬，国共在东北已大打出手，马歇尔在返回中国后全力调停东北争端，此时，蒋介石在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无意与中共达成和平，一心想将中共的势力逐出东北。但马歇尔提出的停战方案无异于给蒋泼了冷水。4月20日，蒋记，“共匪枭张，俄国阴狠，而美国态度消极，借款未成，马歇尔并无决心，国民大会会期在即，共匪遏此咽喉致我死命，内政外交至此陷於困难地位矣。”[15]由于马歇尔并无全力支持蒋介石反共的意图，蒋对此忧心忡忡，竟产生莫大的耻辱感。4月25日，蒋写道“昨与马歇尔谈话蒙耻受辱，几乎与鲍尔廷在南昌至情形相似”[16]，鲍罗廷在北伐时期曾与蒋有过严重的摩擦，蒋在这里将马歇尔比作鲍罗廷，可见其心情之抑郁愤懑。4月27日，蒋的心情更加沉闷，“本周局势严重，内外挟攻，不仅俄与共协以谋我，而美马且用最大压力，使我对共屈服，而又对我政策则毫不之顾，一若视我无自主之余地者，可痛可耻，莫此为甚。”[17]到5月时，蒋对美国政策和马歇尔的观感依然如故，认为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是为追求“个人功利之成败与缓急是图，诚不知我中华民国为何必须受此凌辱。”[18]

在经过东北问题的调停后，蒋介石将不满与愤恨都发泄在马歇尔一个人身上，凡是不利于国民党政权的言行，都归咎于马歇尔的操纵。6月22日，蒋记，“美国时代杂志对我政治皆大加抵毁，而美国在华人士皆反对我军事剿匪之准备，此皆受马歇尔之影响。”[19]此时，蒋对马歇尔的信任度已几乎跌至冰点。

6月26日，国共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内战正式爆发。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七七宣言”，其中在争取美国民主派的同时表达了坚决反对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声明。7月8日，马歇尔在南京与俞大维会谈，主要谈及当前时局问题，重点声明双方停火的必要性。[20]蒋介石对马歇尔不仅不协助他争取美国一道武力反共反而继续给国民党施压的行为十分不满，13日记，“马歇尔自受中共七七宣言之刺激，其对共虽明知无望，而仍不肯对余停止用压力，改变不用武力之方针，而於我国之祸福存亡则不顾也，只求其个人之成就，虽牺牲我国自所不恤，可痛。”[21]

1946年7月29日，中共军队与美军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发生武装冲突，史称“安平事件”。这次冲突让蒋介石似乎看到争取美国全面反共的一线希望，8月10日，蒋记：“美军安平被袭事件发生以后，马歇尔利用中共之心理已经消失，而其陆战队撤退之计划似亦打消。”[22]但是，当蒋接到8月10日由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代杜鲁门起草并由杜鲁门发给他的电报时，他之前对美国可能不再向中共妥协的一丝幻想彻底烟消云散。这封电报内容责备国民党中的极端分子阻碍了中国走向和平民主，表示美国对中国援助的前提是中国处于一个真正民主政府的统治下。[23]接到这封电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在日记中写道“本晨接杜鲁门电，其语意之侮辱压迫殊难忍辱，共匪对美对马如此欺凌诬蔑，而马仍想共匪谅解，求达其调停之目的，岂非妄想，而反以专用压力，以余为可欺也，……然而美之幼稚，只可一笑置之。……阅及杜函，直觉美国外交之无礼与可惜而已。”[24]在蒋介石的思维中，中共根本无意寻求和平，杜鲁门应该在内战中全力支持他，而不是以和平的名义来阻碍他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如此方式是对盟友的欺侮。

在内战爆发之后，马歇尔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国共双方一旦兵戎相见，就不可能因为第三方的调停而让步。在1946年的后半年，马歇尔多次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和谈的要求，但在内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这种争取和平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10月1日，马歇尔再次发表声明，要求国共双方在不预设条件的情况下尽快恢复协商，蒋介石既失望又无奈，“此老固执不化，专用压力，而对共匪之狡横阴谋使之失败回美，则彼反不介意，可叹”， 甚至产生不想再忍受其侮辱的想法，“以忍耐与坚定出之，不作口舌之争，使之自反自悟[25]，并认为马歇尔已经“神经错乱”，对事“强词夺理、喜怒无常。”[26]但在抱怨过后，蒋还是想争取美国的支持。在10月4日和马歇尔的会谈中，蒋表示，除非美国政府彻底放弃东亚，则马才可回国，否则美国应对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负重大责任。[27]

11月7日，马歇尔在和司徒雷登会面时，对蒋介石于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发出的“停战声明”表示不满，认为蒋的言辞极具挑衅，并没有和谈的诚意，反而会适得其反。[28]蒋则在日记中反唇相讥，认为马歇尔“此诚一顽固单纯之军人，只有其个人主观而不知其他也，将来不知结果究竟如何矣。”[29]月底，蒋继续批评马歇尔，“若其生在我国，则不失为冯玉祥之第二，然而冯如生在美国，其果能成为马歇尔与否，则未可必耳。”[30]

到12月，蒋马之间的互信已经濒临破产。12月1日，马歇尔在国共两党实际已无和谈希望的情况下，依然向蒋提出寻求与中共之间达成妥协，并表达了对国民政府日益恶化经济情况的担忧。蒋当面拒绝了马的提议，坚持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军队。[31]12月15日，蒋与马歇尔再谈后，记“本日与马歇尔谈话后之观察：彼自知已往对政府态度与言行已生恶感，今后不易合作为虑。”[32]至此，蒋介石几乎放弃了通过马歇尔来援助国民党的想法，在蒋眼中，马歇尔顽固不化，“梦想中共妥协，故仍望我能使之相信，无所疑惧也。其无政治智识一至于此。”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离华回国。回顾其一年多调处国共关系的历程，可以看出，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种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马歇尔所肩负的使命是推动国民政府的改组，在中国建立多党制的联合政府。而蒋介石无意真正向中共和第三方党派妥协，坚持国民党一党训政格局。第二，和与战的矛盾。马歇尔以及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力主国共之间实现停火，国民党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与中共解决政治问题。从马歇尔开始调停到调停失败，这两对矛盾始终未能妥善处置。因此，尽管根据学者的研究，在调处中后期马歇尔实质上越来越偏袒国民党，在中共军队驻地、国民大会、宪法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逐渐退到了蒋介石的立场上[33]，但蒋马、中美之间实际上存在深刻的信任危机，蒋介石所希望的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对中共的全面遏制，但美国对蒋支持的附带条件又是蒋所不能接受的，这样，失望和愤懑就构成了这一年蒋介石对美国对华政策认知的主基调。

（二）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与全面“脱身”

1947-1948年是中国内战剧烈转折的两年，也是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两年，是否全面援助国民党政权一直是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之间争执不下的话题，“美国的政策漂泊不定地移到两种现实主义抉择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无法认定这两种抉择中的任何一种。”[34]面对美国这种捉摸不定的对华政策，蒋介石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严厉批评美国对华政策，一再表现出要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却无法完全摆脱对美国援华的依附。

在马歇尔离华后，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改组的问题依然拒不让步。1947年3月29日，蒋记，“民社与青年两党未提出府院参加名单，而反提出各种要求，形同勒索要胁倍至，……彼等以为美国希望我政府能於本月杪改组，故其延宕、拷诈更无忌惮，殊不知此等卑劣政客，决非外人所重视，而我政府改组之时期亦决不能以美国之希望为标准。”[35]面对第三方党派的要求，蒋介石认为是美国干涉的结果。对于美国要求国民政府改组的种种迹象，蒋异常敏感，并深感屈辱与不平等，“国舆论界对我改组政府之猜测，皆认为由其美国马歇尔之逼迫而成，并加以不入耳之指摘与挑剔，……此种侮辱之言论及其帝国主义之优越感实难忍受。”[36]

但同时，蒋又对美国的全面援助十分憧憬，他的心情几乎是跟随美国援华政策的变更而起伏。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杜鲁门主义”出台，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案。这似乎给蒋介石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燃起了他自强奋斗的斗志，“美国援助希土二国案，已在其众议院通过，此乃国际光明之路，至于美国对我借款迟早必成，只要吾人能自立自强奋斗求存而已。”[37]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将于7月29日取消关于向中国运军火发放许可证的禁令[38]，蒋尽管在明面上表示“美国声明继续协商借款与开放军火禁令，虽未如我预想者之恶劣，但必须求其在我，不可存有依赖之心”[39]，但他实际上却深感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必要。当蒋介石得知杜鲁门主义中援助希土两国反共的计划将不会扩展到东亚时，他的心情立刻跌倒了谷底，“最令人痛心者，美国援助希，土反共计划，只限於欧洲，而将远东除外”，并且指责美国政策制定怀揣深刻的种族主义偏见，“此其轻重倒置，利害不明，终有后悔莫及之一日。”[40]

当蒋介石还未完全从对杜鲁门主义的失望中走出时，“魏德迈使团”的到来又给其悲观失望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云。魏德迈一行刚抵达中国时，蒋介石心情压抑，认为美国完全没有将中国作为平等之大国和盟友对待，内心始终有被羞辱之感，“美国政府对华形态之苛冷，及其舆论之庞杂、咆哮，直视中国非国，并视为劣等民族，……尤可痛者，不仅以中国与已亡之韩国并视，而且其对中国之欺凌侮篾，远不如待其仇敌之宽优厚重。”[41]在华考察期间，魏德迈使团人员同各界人士进行访谈，得到的意见几乎是全面性地批判国民政府。[42]魏德迈本人也致函蒋介石希望国民政府能推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以达到社会恢复与进步的目的。[43]面对来自美国的尖锐批评，蒋介石不能接受，认为这是对中国和他本人的羞辱，“魏德迈来华，人以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之朕兆，但此心只知耻辱而并无有所企求也。”[44]蒋还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指责和对华援助联系起来，认为美国援华的附带条件就是要使他推行改革。对此，蒋在接见司徒雷登时明确表示拒绝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条件来获得援助，“美国对中国之援助与否，当取决于美国之政策，中国未便强求。如美国愿对中国予以借款之便利，则希望彼此以平等相待，决不能如美国对希腊借款之方式，而以监督其财政为条件也。”[45]在8月22日蒋安排的晚宴上与8月24日的离华声明中，魏德迈批判性地指出了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军队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上两则公开声明激怒了蒋介石，他在气愤之余倍感耻辱，22日记，“本日魏德迈对我政府首脑部之谈话无异严厉之训词，类于斥责裁判，实为我国最大之耻辱，慨自民国十六年初鲍尔廷在筵席上对我个人侮辱以来，此实为外人公开侮蔑我政府之最难忍辱者。”[46]次日又记，“魏德迈使团所加於我国者为骄横，为侮辱，美国记者对我政府之诋毁，对我民族之贱视，几乎以我为其殖民地犹不如也，不堪再忍矣。美国之欺弱侮寡毫无正义与公理之心，殊为美国耻，更为人类忧。”[47]显然，魏德迈使团的到来使蒋介石对美国的观感更加恶劣，在他眼中，美国视中国为“殖民地”的做法已经触及了他的底线，从领袖个人层面看，此时的中美关系已呈现“剑拔弩张”的态势。

在魏德迈使团离华后，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之间针对有限援助或全面援助中国的问题展开许久的争论，最终，形成1948年4月2日《援华法》。这部法案在提交众议院时由于财政困难预算削减至4亿美元，附带专门声明美国对中华民国不作任何承诺且不承担任何义务。从本质上看，这部法案是美国国内两种对华政策取向矛盾折衷的产物，既对国民党政权援助，但也超然于中国内战之外。[48]

在《援华法》出台前，3月23日，蒋介石接顾维钧电报，称“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决定援华预算为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一亿美元经美国总统认可后可用于购买剩余物资，虽未名言，实指军事援助。”[49]蒋介石对美国不直接大规模提供军援物资的方式深为不满，当日，蒋记，“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仍不敢以军事援华名义出之，仅以经济援华款中之一亿元为购取任何物资之用，而准予购买军火。此种掩耳盗铃之所为，徒为俄国与共匪张胆而已。马歇尔之固执侮华政策，其必陷害美国自食其恶果无疑，可痛之至。”[50]在这里，蒋介石思考问题的方式带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他眼里，既然中共与苏联实质上已成一体，那么美国也应公开打出军事援蒋的旗号，全面介入中国内战帮助国民党反共。其实，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其自身的逻辑，蒋介石企图将美国捆绑在他的战车上，只能是一厢情愿。

面对美国的有限援助，蒋介石既无奈又愤恨。7月，国民党空军急需重要战略物资汽油，但美国援助迟迟未倒。21日，蒋介石召见美国军事顾问团巴大维，巴大维表示美国政府对华已经没有空军汽油分配额，蒋一面在日记中大骂马歇尔阴险毒辣，“此为马歇尔对华最毒辣之举措，其残忍卑劣甚于史大林矣”[51]，同时又致电顾维钧，“务望向其朝野各方竭力设法，本月内必须订定此军油合约，以济急需为盼。”[52]

在失望与愤懑之中，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表示要独立自主，不再受美国不平等对待之欺凌，“美国援华之态度至最近而益加恶劣，极其侮蔑污辱之言行，甚愿我国今后经济、军事不再依赖外国借款与购械，能自力更生,自主自强，免再受此无穷之耻也。”[53]正如学者所言，蒋中正日记有时候甚至需要反面的来解读，当蒋中正在日记中说到他不受外界影响的时候，其实是他深受影响的时候。[54]蒋介石对美国的观感一直处于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之中，他无法做到完全果断地放弃对美国援助的希望，而在美国援助没有到达他的预期时又情绪化地进行宣泄。可以说，蒋笔下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带有明显地非理性色彩，更多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使然，而非对内政与国际局势的严谨判断。

从1948年秋季开始，美国对华政策的取向已经开始由摇摆转向“脱身”。11月3日，杜鲁门成功连任美国总统，此前蒋介石一度将美国总统的人选锁定为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杜鲁门的连任使蒋的内心惴惴不安，“本日美国杜鲁门当选总统，而杜威落选以后，我国外交形势更为恶劣，人心动摇，社会不安，更将有激烈之变化。”[55]可能是由于担心杜鲁门会因为其暗中支持杜威而对华采取不利政策，蒋的心情在几天内更加低落，“数日前尚有对美外交援助一线之希望，而今亦绝望，此诚余黑暗之时代。”[56]不过，面对国民党军一溃千里的现实，11月9日，蒋介石还是硬着头皮通过顾维钧致函杜鲁门，请求美国加强军事援助，“当此共产主义侵入且进袭全球各地之际，本人忝列民主国家战线之上，用特敦请阁下迅增对华军事援助，并就美国政策发表坚决声明，以支持中国政府所奋斗之目标。……敝国政府将竭诚欢迎阁下派遣高级军官一人来华，共同磋商一军事援华之具体计划。”[57]12日，杜鲁门回函，“援华方案下所得军火之采购及运输，曾经尽力办赶，……余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宣言申明美国对中国政府维持友谊邦交，并尽力协助所承认之中国政府维持和平，……余对中国政府及人民在此时所面临之困难极表同情，并欲向阁下保证美政府将继续尽力加速执行经余批准、国会通过之援华方案。”[58]杜鲁门的此番回复闪烁其词，只是客套地向蒋保证一定会继续以《援华法》的方案继续援助，对蒋提出的新的军事援助只字未提。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运用“夫人外交”的方法来争取美援，11月28日，宋美龄赴美。蒋此举本想通过宋美龄在二战时期在美国获得的声望尽可能得到美国的同情，却不料吃了闭门羹。杜鲁门和马歇尔都只是礼节性地接见了宋美龄，杜鲁门还通过副国务卿罗维特向宋表示，她此行并不成功，暗示其应早日回国。[59]此后，宋美龄一直居住在纽约孔祥熙的别墅，直至1950年1月才两手空空返回台湾。再次碰了钉子的蒋介石只能拿杜鲁门对中共表面上的宣言聊以自慰，“二十九与卅日美国务院与杜鲁门连日斥责共匪以余为其战犯之谎谬，并坚决拥护蒋总统所领导之政府，其态度鲜明，为三年来之罕有。此对桂系逆谋之打击最大，不能不归功于夫人也。”[60]或许到这时，尽管没有实质性的援助到来，美国表面上的支持也能让蒋的内心感到一丝安慰。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处境每况愈下。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已经使得其政权崩溃的结局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面对最后的危局，已经被桂系“逼宫”下野的蒋介石对美国的心态依然矛盾而复杂。虽然在此前的两年中，蒋介石已经数次对美国表达了失望与愤怒，但他还是在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举一动，稍有迹象，心中又会燃起美国援华的希望。1949年2月28日，蒋记，“美国防要员在东京会议视察青岛后，改变其驻青岛美国海军撤退之计划，并要求我国军固守青岛，此一转变乃美国对西太平洋及中国之战略将取积极态度乎？”[61]5月8日，针对美国国内日益大行其道的“麦卡锡主义”和“忠诚调查”运动，蒋认为这似乎是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进而积极反共的机会，“美国会已发动调查美对华政策运动，其国务院无论如何设计阻止援华与破坏助蒋，恶意中伤，颠倒是非之阴谋毒计，只要忍耐持久，终有一日水落石出，虚实大白于天下，决不至沉冤莫白也。”[62]

5月10日，魏德迈致函蒋介石，陈述了几年来中美关系的实况，并表达对中国局势日益恶化的关切，其中还提到对国民政府革新的期望。[63]这一次，蒋介石面对一年多前他在日记中痛斥过的人，表现得理智而冷静，认为这是争取美国援助的契机，“此函必非偶然，当系其政府所授意，要求与余洽商援华方法之试探之函也，与初观时之感想大不同。”[64]28日，蒋介石复函，在叙说国民政府的艰难处境后，再次表达了求援的愿望，“未知阁下其能为我设法援手、助我一臂之力否？如果阁下能来华助余，因彼此相知有素，无谓之隔膜自可消除，则余相信今后中美合作，必能融洽无间。”[65]同时，蒋多方运作，为争取美国援助做着最后的努力。当月初，驻美大使顾维钧与驻美使馆武官皮敢宗及参事陈之迈先后致电蒋介石说明美国国内政情对中国不利的状况。[66]28日，蒋先复电顾维钧，要求其“今后对于白宫及各主要当局之联系与活动，务望积极进行，不可偏重立法部门工作。行政方面，应由使馆为主，交际费用不足时，随时函告，当设法筹汇也。”[67]次复电陈之迈，告之近日已将中共依附苏联有关材料陆续寄往美国，希望他们运用这些资料开展对美国的宣传。[68]最后致电胡适，嘱托他在美国协助顾维钧的外交活动，尽可能阻止美国承认中共政权。[69]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在当年魏德迈使团离华时曾“痛定思痛”，“如我国再不力求自立自主，则更无立国余地，因之此心甚安，惟有为美国痛惜而已。”[70]但在大厦将倾之时，一年多前的反省似乎已经忘却在脑后。

然而，正当蒋介石全力运作争取美援时，美国政府内部却在酝酿一个“弃蒋”的计划。根据学者的研究，早在1949年1月艾奇逊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后，就主张编写一份以过去五年为中心的中美关系详细报告。6月26日，宋美龄致电蒋介石向蒋通报了这一消息，顾维钧也于7月3日电告蒋介石白皮书的消息。[71]在此前后，蒋已经有了些许不祥的预感，“以势论，美英似有承认共匪政权之可能，但以理与法论之，则其承认共匪实为不可想象之事，即为其本身之久远利害计，亦不应出此不义不智之举，但为其一时利害与情势所蔽，以其少数人之成见及，与一贯对华之政策所影响，有堕入俄共宣传毒计之可能。”[72]在得到美国计划白皮书的消息后，蒋为了改善美方的观感，加强了反共宣传，其7-8月赴菲律宾与韩国访问并倡议建立中、韩、菲三国联盟也是为了引起美国的重视。[73]

8月5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在为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辩护的同时，揭露了国民政府的种种黑暗与腐败，直戳蒋介石的痛处。对此，蒋介石有一种彻底失望的幻灭感，8月10日，蒋记：

马歇尔、艾其生因为要掩护其对华拥护中共、遏制政府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对中、美两国国交之基本澈底毁灭，侮灭中国，打倒蒋某以快其心，而不知其国家信义与外交应有轨仪亦被彼等扫地尽净。马、艾无知不德，全为其私情所蔽不足为异，而其堂堂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鲜耻之白皮书，为其美国历史遗留莫大之污点，不仅为美国羞，而更为世界前途悲，此种毫无自主之智能，而全为英国政策所控制，将来中、美之关系与太平洋上之影响，思之但有寒心而已。[74]

在这里，蒋介石从人性道德的角度鞭挞美国对华政策，指责马歇尔与艾奇逊的做法将使美国外交遗臭万年，而他自己则是无尽的挫败与羞耻感，并对中美关系的前途感到无限渺茫。其实，国家的对外政策从来都是取决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取向，蒋介石这种主观感情与道德色彩浓厚的国际观，只能用于自我宣泄而已。战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关系到此时已跌入最低谷。

8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返美后两年多来对美国战略布局的反思：

甚感当时美马回美以后，俄国极望调解国共问题与解决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而且我政府坚拒不理，殊为失策。但万不料美马之顽固，仍为共产间谍在其国务院内操纵蒙蔽，甚至放弃亚洲大陆亦所不惜之劣计，为其个人之嫌怨，竟将其美国安危之基本问题亦置之不顾，演变至今犹不肯回头自救，固为可痛。但外交无信义全在自立，余在当时如能从自主之精神一利害而不顾美国之策略，即与俄国解决问题，则美或对我反有顾忌而不致如今日之惨状也。此乃最大之教训不能不加反省也。[75]

这是蒋介石在历经多次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挫败后进行的反省。其中的核心内涵就是一点：要独立自主，不应过于依赖美国，要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开展平衡外交。反之，过于依赖美国的后果就是被马歇尔等人所坑害。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蒋介石的反省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仍然是不全面的。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导致他仍然没有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缘由有一个清晰地认识。蒋认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看上去还不够坚定，只要对苏联和中共的野心的认识上去了，美国人就会全心全意地支持和援助国民政府。[76]看来，即便蒋介石能够在马歇尔离华伊始就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他的国际战略布局的成功率依然是胜算未卜，况且，中国内战的走向本质上还是要由国共双方自身的力量对比来决定。

纵观1947-1949年蒋介石对美国的认知与战略布局，可以看出他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之中——对美国依赖的同时又对美国心存怨恨。在蒋介石的心态数次由希望变为失望的过程中，战后中美关系之中的裂痕也愈发明显。蒋介石所希望借美国之力在内战中击败中共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南京国民政府却在1949年走向覆灭。至于美国在东亚推行全面遏制战略并且武装保卫台湾，则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事情了。

（三）“红色美国”？：一个错误知觉

在梳理了战后蒋介石对美国战略布局的过程的同时，通过阅读蒋介石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对美认知中存在明显的错误知觉，即美国的决策深受中共的影响，缺乏独立性。

早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就认为马歇尔受到了中共宣传的影响。“朝课毕，与马歇尔谈话。彼对本党表示不满，尤以暴力捣毁新华报与北平执行组之共党部分，乃知彼之部属、左右全受共党包围与宣传，中毒已深”[77]，“马歇尔虽对余认识较深，而其受共之麻碎则更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煽动与愚弄。”[78]马歇尔离华后，对美国舆论中批评过国民政府的言论，蒋也有同样的观感，“对美国联合社批评政府袒护共党言论，深以为忧。第三国际协助共匪之宣传，无论对内对外，可谓无孔不入，……即美国联合社等在华记者，亦多为共匪之宣传所用，挑拨离间，造谣破坏，颠倒黑白，信口雌簧，以阻绝美国对我之援助。”[79]

在国民政府面临危局而美国选择“脱身”的1948年底至1949年，蒋介石心中这种美国受到中共与苏联操纵的观感愈发明显，“美国马歇尔、华莱士等之危害中国，皆受苏联史达林之导演，而彼不自知也。”[80]对美国国内关于援华方式的争论，蒋也认为是由于共产党势力的渗透所造成，“美国务院三月间答复其参议院五十人援华提案之反对书，忽于本星期公布，此又为其对中共之鼓励与助力，而予我政府对共和谈期间之打击。可知国务院被美共操纵已根深蒂固，若不将其中国科彻底改造，则中、美平等合作与大量援华，是绝对无望也。”[81]

在此种错误知觉的基础上，蒋介石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归因也存在很大的偏差。如上节所述，在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时间内，蒋介石将美国对华政策不利于国民政府的产生几乎都归咎于深受中共影响的马歇尔个人在幕后的操纵，反之，如果没有马歇尔的存在，美国很有可能全面支持国民党与中共的内战。从国际政治认知学派的理论来看，蒋的这种错误知觉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战时中美同盟中的不稳定因素是这种错误知觉产生的历史遗产，而“史迪威事件”则是其中的关键部分。

1944年，美国派遣来华的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曾和蒋介石之间爆发过一场严重的冲突，最终是由罗斯福将史迪威调回美国才使得这场危机得以平息。这场危机所带来的的中美关系之间信任的流产犹如覆水难收，深刻影响到战后蒋介石脑海中对美国的认知。[82]史迪威在与蒋介石产生矛盾时，利用中共军队问题作为筹码与蒋讨价还价，而这种做法恰恰会增加蒋介石对美国的疑惧，使蒋相信史迪威与中共已经联系在一起了。[83]如此一来，史迪威的做法很可能给蒋介石留下如此印象——美国派遣到中国来的高级官员受到中共影响的可能性很大，由此会做出不利于国民政府的决策。

根据认知相符理论，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知的趋向，“人们趋于把各种关系视为相互一致的关系。知觉倾向来自一个人从环境得到的经验，即便这种学习过程的谬误很多，知觉定势仍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使人产生对未来的预期。熟悉程度是决定知觉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84]这样，当马歇尔使华时，蒋介石很容易将其与史迪威在几年前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协商会共党猖狂阻碍重生，而马歇尔对华事隔阂异甚，甚有前年史迪威时代惨剧重演之可能。”[85]这种知觉定势诱导着蒋介石将马歇尔看作美国政府内的第二个史迪威，以至于对魏德迈使团的行动，也认为“乃为马歇尔所授意，则魏之在华行动态度皆受其指使。可知美国陆军自史迪威事以后，马歇尔即对余时图报复”[86]，而非理性冷静地从战后美国外交自身的逻辑出发进行判断。

第二，蒋介石在日记中表露出如此多“屈辱”、“耻辱”的心态，从反面暴露出他追求与美国平等大国地位的渴望，因此，一旦受到美国的冷遇，不平等感就油然而生。对国民政府国际地位的错误估计，是导致蒋介石产生错误知觉的另一原因。

根据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行为体会夸大他们在对方决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当对方行为体与行为体的预期不一致时，行为体就会将对方行为归为对方国内因素影响的结果，而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政策做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不会将对方的行为视为非本意行为或其他事件所产生的副作用。”[87]

具体到蒋介石的认知，可以说他依然活在二战盟国领袖的记忆中。[88]正如牛军所言，“蒋介石的真正悲剧或许就在于他以为，国民政府在东亚战略中的地位特别重要。这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它蒙蔽了对真实情况的认知，即国民政府实质上并不具备有效影响这个时期美苏在东亚博弈的实力和能力。”[89]战后伊始，美苏两大国均承认蒋介石统治地位的实质是雅尔塔会议上划分东亚势力范围的妥协，不是由中国自身实力强大所取得的。换言之，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方的地位在美苏全球大战略中是脆弱而不稳定的，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可能将国民政府真正看作可以平等对待的强国。蒋介石却没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蒋过高估计了自身在战后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当他发觉到美国并没有按他的意图来制定对华政策时，内心强烈的落差感很可能使他的归因方式发生偏差，认为这是由美国国内共产党与左派势力影响而致，是马歇尔对他蓄意的羞辱。

总结起来，“史迪威事件”给蒋介石造成的深刻印象是蒋产生错误知觉总的根源，他对国民政府自身定位的偏差，进一步加深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偏见与错误认知。

二、冷战与内战：美苏冷战的爆发与蒋介石的判断

在战后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中，对美苏之间能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蒋的一项重要判断。联美制苏，将中国内战国际化，企图借助美苏之间战争的影响打败中共，是蒋的终极目标。学界对蒋的这一战略布局已有提及，认为“蒋介石争取美援的一贯论据是把他发动的内战说成是全世界反苏反共‘大业’的一部分。他寄希望于美苏冲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90]然而，这同样是蒋的一个错误知觉。最终，不仅蒋介石所希望的借冷战将内战国际化进而全盘解决中共问题的契机没有到来，美苏冷战格局下美国从中国的“抽身”反而对国民党政权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此次演说被后世视为揭开了冷战的序幕。蒋介石将这次演说视为“美英同盟准备对俄战争之演说”，“更使人觉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即在目前之感。”[91]

对于美苏关系的走向，蒋介石一直十分关注。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巴黎召开的讨论巴尔干问题的会议被蒋认为是“美俄二国今后离合之一大关键”。[92]这次和会主要讨论战后大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和政治势力划分问题，蒋介石的关注点则在于此次和会中美苏双方的交锋对中国有何影响，在蒋看来，美苏双方在欧洲越是呈现对抗态势，苏联就无暇东顾，无力过多染指中国事务，反之，“因美俄在欧洲妥协，虽不致协以谋我，而俄国必将取偿于我，是乃必然之势耳。”[93]不过，美苏并未因为巴尔干问题走向长时间对抗，随着和会的结束，蒋判断，“今后国际工作重心将移置于远东，尤其注意於我东北与朝鲜问题矣以意度之，美国对俄坚强态势当不致变更，则欧洲问题既得妥协，远东问题谅俄亦不敢越出轨范也。”[94]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美国是他对抗苏联与中共势力的坚实后盾，只要美国对苏联态度坚定不妥协，苏联也不至于过多干涉中国事务。

巴黎和会结束后，国际局势又因“土耳其危机”的爆发一度紧张起来。根据新近解密的档案与学者的研究，土耳其危机的确造成了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关系的恶化，助长了西方反苏反共强硬实力的抬头，但就苏联一方看，这更多是斯大林“投机主义”的一种做法，只是希望通过恐吓与压力的方式达到目的，远没有达到真正与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地步。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美国与英国的强硬态度同直接与苏联对抗之间也不可划上等号。[95]不过，蒋介石却高估了美苏之间冲突的限度，他先是判断“欧洲国际形势日加严重，美与南斯拉夫以及俄土海峡关系纠纷益多，此时非俄东顾之时也”[96]，后认为“达达尼尔海峡海峡土耳其与英、美联合一致对抗俄国之形势日渐尖锐，伊朗之英、俄争执亦并未减少，美、英舰队在地中海已联合行动。此种演变，将来第三次大战或有在近东与中东开始之可能。”[97]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在蒋介石看来是美国全面反共的开端，“美国反共政策日益明显，日渐一致，杜鲁门下令检举全国机关不忠分子（指共党）之举实为今后世界安定之基础也。”[98]4月，美苏英法四大国讨论战后德奥问题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不欢而散，蒋认为“此后国际形势与美苏矛盾必日甚一日，预想第三次世界战争又将缩近一步，其起点果为近东抑远东乎，应如何准备。”[99]7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团前往巴黎同英法进行针对“马歇尔计划”的谈判，但最终谈判因双方无法达成妥协而破裂，蒋记，“英法俄三国会商救济欧洲计划（马歇尔美国提案），俄国不能赞成，因之破裂，毫无结果，殊堪注意。”[100]

马歇尔计划出台后，美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9月22-27日，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波兰小城什卡拉尔斯卡—波伦巴成立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两大阵营的理论，这标志着苏联对抗与抵制西方阵营的冷战政策的形成。[101]欧洲冷战格局的初步形成与当年12月四国伦敦外长会议商议德国问题无果而终，让蒋介石再次做出“此乃为美、俄正式战争之开始乎，从茲世界将无宁日”[102]的判断。

紧接着，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二月事件”，捷共取得政权的主导地位，东欧“斯大林化”的步伐最终完成。[103]对于捷共的夺权行动，蒋介石视其为东西方两大集团进一步对立的标志，“本月国际态势已渐呈动荡，亦可说进入国际战争正式开始乎。”[104]随后，蒋介石进一步研判国际形势，认为“自捷克政变，共党夺取政权，与俄国向芬兰提出同盟条件以后，美俄冲突日趋尖锐，西欧同盟酝酿已成，今后只看瑞典与挪威势力范围之何时解决，则大战即何日暴发”，并预料新的大战爆发“不出于一年之内。”[105]

3月17日，比、法、卢、荷、英在布鲁塞尔签订共同防务条约，成立“布鲁塞尔组织”。次日，蒋记“西欧英法荷比卢五国联盟已经成立，以与东欧共产（集团）势力范围相对抗”，蒋介石将大战是否爆发的条件设定为“芬兰与义大利两国是否入于共产集团之范围”，并将时间进一步锁定为“美俄战争之迟速当在最近一个月内可睨其端矣。”[106]

不过，蒋介石的预言并没有成真，美苏之间的热战并没有到来。但蒋并没有就此改变其对第三世界大战爆发的目标，而柏林危机又让蒋看到了大战爆发的希望。4月，苏联开始对柏林东西占区之间的交通进行地面封锁，蒋记，“上周柏林俄军占领火车站，断绝美军陆上交通，其交涉尚未了结，而本周初英国空运机又被俄机在其防地交界之空中撞落，死亡十余人，此乃俄国有意挑衅试战，事后俄军虽表示道歉，但此乃接近大战又进一步之风雨表也。”[107]6月，美、英、法与苏联分别在西占区和东占区实行币制改革，24日和30日苏联分别切断东西柏林之间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柏林危机正式爆发。由于这次危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苏联的直接对抗，蒋介石认为大战似乎真的即将到来，“柏林局势日渐严重，俄对美、英复文强硬不屈。第三次世界大战日近一日矣。”[108]

面对苏联的封锁，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调用空军运输机以空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削弱了陆路和水路交通封闭带来的负面影响，美苏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进一步升级。在柏林对峙的同时，西方阵营加速了成立共同防御联盟的步伐。1949年3月15日，北约筹备工作委员会通过《华盛顿文件》，北约联盟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109]西方阵营政治军事同盟的形成，在外界看来似乎是与苏联爆发战争的前兆，蒋介石也这么认为，“北大西洋同盟公约已经公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进迫一大步矣。不久俄国必将宣布东欧同盟公约，甚至宣布共产国际同盟乎。”[110]

但是，蒋介石的判断再次出现严重偏差，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所推行的冷战政策仍然是“内线收紧，外线防御”，蒋预料的共产国际同盟——华沙条约组织迟至1955年才宣告成立。

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妥协也让蒋始料不及。蒋介石本以为西方阵营决定在西占区单独成立国家的做法会加剧双方的对抗态势，“美、英、法决定成立德国联邦共和国，及美对八国实行军火援助之答复。此二三两项成立，又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逼紧一步矣。”[111]但在5月4日，各方就已经达成妥协协议，5月12日，柏林危机正式结束。尽管危机的后果是两德分立，但美苏之间仍然没有爆发新的大战。

当年9月，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此时已经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将苏联拥核再次与世界大战的爆发联系起来，认为“美、英发表俄国已有原子弹之消息，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已迫不及待，预计其时明年夏季，恐难再延展矣。”[112]

戏剧性的是，蒋介石的这一判断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应验，1950年夏季的确爆发了东西方阵营在东亚的第一场热战——朝鲜战争。但朝鲜战争既非蒋心中所希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彻底失败的命运。

三、结语：蒋介石国际战略布局失败再检讨

至此，我们通过梳理战后蒋介石对美国对华政策、美苏冷战态势之间的认知和判断，可对蒋介石的国际战略布局做一系统检讨。

在战后国共关系变迁的进程中，蒋介石的国际战略布局最终是服务于其反共内战的目的。他企图将美国全面拖入中国内战，寄希望于美国在对苏冷战中一并解决中共问题。但事与愿违，美国不仅在1949年全面抽身于中国内战，新的世界大战也没有爆发。这其中体现出的，是蒋介石国际战略布局与美国全球大战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在二战结束与冷战爆发初期时，美国推行的“遏制战略”主要用于在欧洲同苏联的对峙。在战后美国全球大战略的棋盘中，“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一再表现了他们对经济和地缘战略现实的把握，……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西欧的工业核心地区。”[113]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基于马慕瑞等前驻华外交官的经验[114]倾向于从中国“脱身”并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入“楔子”。[115]如学者所言，“美苏都是全球性大国，它们在其他地区存在着重要的战略利益，而且在有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如在欧洲）大大超过在中国的。因此，如果美苏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为国共争端而导致它们之间的战争，它们其实并不会对国共争端给予特别的关注。”[116]

从内战与冷战的关系层面来看，中国内战与美苏在东亚冷战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却又在不同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尽管战后美苏矛盾的升级使冷战国际体系在中国的崛起最终导致了中国内战于1946年爆发[117]，但我们同样要看到，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支柱是基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包含了美苏双方战略利益的相互妥协与战略力量的短暂平衡。当美苏双方的战略重心都居于欧洲而这种平衡依然可以维持时，美国和苏联都不会轻易出手打破这种平衡。因此，在内战爆发后，“美苏两大国对中国形势的影响是有限并逐步削弱”[118]，中国内战的胜负并不取决于外部大国的干预，而是国共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比。美苏在内战期间的对华政策同内战的局势密切相关，当国共力量对比在1948年后发生根本变化时，美苏对华政策的取向也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一方。

以上的论述均是我们的后见之明。可惜，蒋介石身处美苏两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战后国际关系相比战时所发生的变迁。蒋在抗战胜利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走出开罗会议上英美两国“赐予”他的领袖地位，以致于他在冷战与内战相交织的年代里依然沉浸在战时中美同盟的记忆中，幻想美国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援助国民政府。不过，战后国际格局所呈现的特点已同战前大不相同。美苏之间的对抗，既有“战”的一面，也有“冷”的一面。不同于二战时期轴心国同反法西斯同盟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美苏之间的对抗始终存在一定的限度，当对抗升级到一定程度时，双方都存在自我克制与缓和的机制，“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终结就是如此。更何况，中国并不是战后美国全球大战略的中心，美国更不可能在中共没有威胁到美国核心利益的时候介入国共内战进而引发同苏联的冲突。蒋介石看到了战后美苏矛盾迅速激化的现实，却没能清楚地认识到冷战的本质，一再幻想将冷战升级为热战，最终只能是徒劳无功。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内战孰胜孰负的结局，在毛泽东打出“自力更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119]的旗帜而蒋介石还在一次次指责美国援华不力并宣泄情绪时，已能看到些许端倪。

[①] 《美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第1版。[②] 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2-293页。[③] 《蒋中正日记》，1946年1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④] 《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1946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7页。[⑤]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6, Vol.9, Washington,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130.[⑥] 《蒋中正日记》，1946年1月10日。[⑦] Charter for the Interim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US, 1946, Vol.9, p.141.[⑧] 《蒋中正日记》，1946年1月22日。[⑨] 《蒋中正日记》，1946年1月26日，“上星期反省录”。[⑩]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3页。[11]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337页。[12]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0页。[13] 电文译本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4册，台北：“国史馆”，2012年，第232-239页。[14] 《蒋中正日记》，1946年4月2日。[15] 《蒋中正日记》，1946年4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16] 《蒋中正日记》，1946年4月25日。[17] 《蒋中正日记》，1946年4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18] 《蒋中正日记》，1946年5月24日。[19] 《蒋中正日记》，1946年6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20] Notes on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 Yu Ta-wei, FRUS, 1946, Vol.9, p.1325.[21] 《蒋中正日记》，1946年7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22] 《蒋中正日记》，1946年8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23] President Truman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Koo), FRUS, 1946, Vol.10, pp.2-3.[24] 《蒋中正日记》，1946年8月15日。[25] 《蒋中正日记》，1946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26] 《蒋中正日记》，1946年10月1日、3日。[27] 《蒋中正与马歇尔谈话记录》，1946年10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07-057。[28]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Dr. Stuart, FRUS, 1946, Vol.10, p.481.[29] 《蒋中正日记》，1946年11月7日。[30] 《蒋中正日记》，1946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31] Notes on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RUS, 1946, Vol.10, pp.575-578.[32] 《蒋中正日记》，1946年12月15日。[33] 参见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68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1卷，第322页。[34]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王宁、周先进译，第353页。[35] 《蒋中正日记》，1947年3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36] 《蒋中正日记》，1947年5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37] 《蒋中正日记》，1947年5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38]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97页。[39] 《蒋中正日记》，1947年6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40] 《蒋中正日记》，1947年6月30日，“本月反省录”。[41] 《蒋中正日记》，1947年7月24日。[42] 详见王成勉：《1947年魏德迈调查团的再评估——兼论蒋中正的应对》，吕芳上主编：《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第318-323页。[43] 《魏德迈致蒋中正备忘录》，1947年7月2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46-026。[44] 《蒋中正日记》，1947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45]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0册，第592页。[46] 《蒋中正日记》，1947年8月22日。[47] 《蒋中正日记》，1947年8月23日，“上星期反省录”。[48] 参见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114-116页。[49] 《顾维钧致蒋中正电》，1948年3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45-087。[50] 《蒋中正日记》，1948年3月23日。[51]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5册，第548页。[52] 《蒋中正致顾维钧电》1948年7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591-003。[53] 《蒋中正日记》，1948年7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54] 王成勉：《1947年魏德迈调查团的再评估——兼论蒋中正的应对》，吕芳上主编：《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第329页。[55] 《蒋中正日记》，1948年11月3日。[56] 《蒋中正日记》，1948年11月5日。[57] 《蒋中正致杜鲁门函》，1948年11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43-001。[58] 《杜鲁门致蒋中正函》，1948年11月1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43-007。[59]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142页。[60] 《蒋中正日记》，1948年12月31日，“本月反省录”。[61]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28日。[62] 《蒋中正日记》，1949年5月8日。[63] 《魏德迈致蒋中正函》，1949年5月1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28-112。[64] 《蒋中正日记》，1949年5月26日。[65] 《蒋中正复魏德迈函》，1949年5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28-112。[66]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九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287-288页。[67] 《蒋中正复顾维钧函》，1949年5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592-002。[68] 《蒋中正复陈之迈函》，1949年5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43-039。[69] 《蒋中正复胡适函》，1949年5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400-00043-040。[70] 《蒋中正日记》，1947年8月23日。[71] 段瑞聪：《犯而不较与不出恶声——蒋中正对〈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应对》，吕芳上主编：《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第331-333页。[7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0册，第424-425页。[73] 段瑞聪：《犯而不较与不出恶声——蒋中正对〈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应对》，吕芳上主编：《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第334-336页。[74] 《蒋中正日记》，1949年8月10日。[75] 《蒋中正日记》，1949年8月20日。[76]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9页。[77] 《蒋中正日记》，1946年2月26日。[78] 《蒋中正日记》，1946年2月28日，“本月反省录”。[79] 《蒋中正日记》，1947年2月18日。[80]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7日。[81]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82] “史迪威事件”与蒋介石对中美关系认知的研究参见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83] （美）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第530-531页。[84]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151页。[85] 《蒋中正日记》，1946年1月23日。[86] 《蒋中正日记》，1947年8月26日。[87]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380页。[88] 王成勉：《1947年魏德迈调查团的再评估——兼论蒋中正的应对》，吕芳上主编：《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第328页。[89]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第98-99页。[90]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144页。[91] 《蒋中正日记》，1946年3月9日。[92] 《蒋中正日记》，1946年5月8日。[9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6册，第283页。[94] 《蒋中正日记》，1946年7月6日。[95] 参见沈志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96] 《蒋中正日记》，1946年8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97] 《蒋中正日记》，1946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98] 《蒋中正日记》，1947年3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99] 《蒋中正日记》，1947年4月26日。[100] 《蒋中正日记》，1947年7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101] 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102] 《蒋中正日记》，1947年12月21日，“上星期反省录”。[103] 关于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研究，参见吕雪峰：《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捷克斯洛伐克个案（1945-195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163-182页。[104] 《蒋中正日记》，1948年2月29日，“本月反省录”。[105] 《蒋中正日记》，1948年3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106] 《蒋中正日记》，1948年3月18日。[107] 《蒋中正日记》，1948年4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108] 《蒋中正日记》，1948年7月17日，“上星期反省录”。[109] 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35页。[110] 《蒋中正日记》，1949年3月19日。[111]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9日，“上星期反省录”。[112] 《蒋中正日记》，1949年9月24日。[113] （美）梅尔文·P·莱夫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648页。[114] 马慕瑞曾在1925-1929年任美国驻华公使。其1935年所撰写的备忘录《影响美国在远东政策的发展》对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作了“边缘性”的估计。这一备忘录对乔治·凯南的对华政策制度影响很大。参见（美）保罗·希尔：《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小毛线译，夏小贵校，北京：金城出版社，2020年，第10-16页。[115] 张小明：《乔治·凯南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29页。[116]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第94-95页。[117] （挪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第193页。[118] 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3页。[119] 《我们完全有把握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