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家

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字厚山，号君武。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爱国诗人。祖籍湖北蒲圻县，祖父马光吴流寓桂林，这样便入了桂林籍。早年就学私塾，后入广西体用学堂，因家境贫寒，以苦学成功闻名遐迩，精通英、法、德、日四种外语，靠翻译写稿收入及友人资助，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是第一个在德国获工学博士的中国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即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其后曾任孙中山领导的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长，1924年起历任上海大厦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学识渊博，翻译著述很多，对我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为祖国培养和造就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君武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一家人靠母亲做工抚养，家境十分贫困。马君武童年时也爱贪玩，读书不用心，还同别人打牌赌钱，有一次被母亲知道了，挨了一顿痛打，结果遍体伤痕，几天睡在床上不能行动，大妹和二弟去安慰说：“哥哥学好罢！这样使母亲呕气，成什么话？”马君武听了大哭一场，暗地下了决心，“拼命读书”，“立志做人”。从此，马君武刻苦自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把廿四史从头读完，他读得很快，记忆力很强，这三年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8岁那年，马君武考取桂林体用学堂，发奋专攻数学、英语，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经常学习到深夜。为了避免别人打扰，他常反锁房门，把自己锁在房里，独自一人静静地读书。1900年春夏到广州，入法国教会学校丕崇书院学习法语。1901年到上海，入法国人办的震旦学院攻读法语，并开始译书，靠稿费充作学习费用。1901年冬，马君武得友人资助，凑了40块银元作路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对他提倡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深为赞赏。马君武在日本四年多，一面从事译著，一面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活动，一面刻苦学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制造化学专业。1907年，马君武转往德国，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专业，在校三年，获工学士学位。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发生，马君武离德回国。1913年7月在上海遇到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谈起想再出国留学的事，苦于经济困难，陆竭力支持。两人约定，由中华书局每月预付给马君武稿费大洋200元，作为他赴德留学及他母亲在家的生活费用；马君武则每月为中华书局译稿4万字，三年为期。马君武乃于1913年冬第二次去德国留学，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1915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留德学生得工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这样，马君武在青年时代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不仅学了工科，又学了农科，还在德国波恩任过化学工程师；他不仅自然科学知识广泛，而且文史的功底也很扎实，写了不少诗篇，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

马君武在海外先后达15个年头，虽然去国万里，但他魂系中华。他认为：“亡命异域，所以报国者，在输进西欧文明。”（《德华字典》序）他因此“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民约论》序）。《德华字典》就是他第二次赴德国，费了两年时间，在半工半读生涯中独力编成的。主要译著有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达尔文名著《物种原始》等。此外，他还翻译和编写了《平面几何学》、《代数学》、《微分方程式》、《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当时，我国许多大学、中学都以他的译著作为教科书。马君武大力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虽然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但无疑启迪着一代社会英贤，在当时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在马君武的一生中，无时不在用他那一腔浓烈的爱国之情报效多难的祖国。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校5000多名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群众大会，并组织请愿团到国务院请愿，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血腥镇压，开枪打死群众47人，受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在这场惨案中，北京工业大学有三名学生殉难。身为该校校长的马君武，对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极为愤慨，对死难的学生深表同情。他四处奔走，亲自找回学生的尸体，并主持召开追悼会，称赞殉难的三名学生是为国捐躯的爱国青年，号召全校师生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为了抗议段祺瑞政府屠杀请愿学生，马君武愤而不就教育总长职，毅然离开北京，返回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君武于1931年11月20日，在上海大厦大学作了题为《误国与救国》的演讲，义正词严，高呼抗战救国。报载文章评论他这次演讲“以纯正学者之态度，抨击当前之国难，极为透辟”，大大增强了大厦师生的爱国意识。

马君武对反动的邪恶势力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晚年在广西大学任校长时，国民党政府要他解聘曾在“七君子事件”中担任首席辩护律师的张志让、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农民运动领导人董维健等进步教授（这三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高级职务），马君武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解聘他们，反而为他们的教学活动多方提供方便，对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妥善给予保护，受到广大进步师生的支持和拥护。

抗日战争中，汪精卫卖国求荣，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马君武对他们横眉冷对，严词痛斥。在学校举行纪念周演讲时，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马君武，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大骂蒋介石“根本不配预闻国事”，“是袁世凯第二”。“一·二八”事件以后，蒋介石迁都洛阳，马君武对其此举发出“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他在长篇电文中斥责道：“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是“对内面狞如鬼，对外则胆小如鼠”。电文中还指斥蒋介石和汪精卫“宁愿牺牲国家民族以保存他们少数人的禄位权利。现在的军政当局，正像宋高宗、秦桧一般，所以虽有忠勇悲壮的军民，做到的终于同岳飞一样的败场。东三省之沦亡，上海、吴淞等处之丧失，与其说是被日本侵略，无宁说是被军政当局所断送。”

1940年夏，马君武在广西大学校园（桂林市郊雁山西林公园）病逝前夕，得知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组成伪政府，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懑，挥笔写下了《三·卅纪事》这首诗。

这首五言律诗用了三个典故。其一是晋惠帝被前赵国君刘曜打败之后，惠帝的老婆羊皇后为了博得刘曜的宠爱，在大骂惠帝的同时，恬不知耻地说她改嫁刘曜，才“始知天下有丈夫”；其二是杨妃用色相媚主；其三是齐帝刘豫和楚帝张邦昌，都是卖身投靠金国的傀儡。诗人用这些典故来揭露汪精卫就像羊皇后和杨妃那样向日本主子争宠，就像齐帝和楚帝那样认贼作父，甘当傀儡。汪精卫这个“今人”竟连人类的狗屎堆都“不如”。诗人以无所畏惧的气魄，把汪精卫骂得狗血淋头，读来痛快淋漓，人心大快。从诗中不难看出，马君武的爱国情操，已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君武因患胃穿孔，不幸于1940年8月1日病逝在广西大学校长任上，终年60岁，遗骸安葬在雁山之麓，墓碑书“马君武先生之墓”。当时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发表社论《悼马君武先生》，对马博士的丰功伟绩给予高度评价：“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先生可以说是纯正而清廉，作为一个学者，他更是沉潜而渊博。……在中西文化之交流，他是一座永生在民族精神的津梁。”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送来祭帐，挽词是：“一代宗师”，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教泽在人”，充分肯定了马君武一生的功绩。马君武逝世前不久，6月10日广西大学师生为他祝寿，在致词中他曾表明自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教育家、科学家、爱国主义者的马君武，确是一代宗师，教泽在人，纵有瑕疵，也是风范犹存的。1940年8月他逝世以后，李四光提出在雁山建立“马君武植物园”和“君武小学”，以纪念他一生的业绩。马君武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崇敬，这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