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红色经典的传奇品质

八十年后的今天，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新一代戏曲工作者，继承马健翎为人民写戏，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遗产，重新排演秦腔现代戏《血泪仇》，重新展示这部在中国戏曲现代戏发展史上有着经久魅力的经典之作，把马健翎的中国革命的乡村（舞台）叙事的开山之作搬上舞台，赢得了场场爆满的骄人业绩。事实证明，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丧失魅力，也不会因为人物造型的过时而丧失其艺术价值，更不会因为没有正面表现抗日战争而失去震撼人心的情感冲击。相反，倒是因为其表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危亡、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榨剥削的生存危机中不自觉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势下奋起反戈，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觉醒过程。

王震将军在多次看了《血泪仇》、《穷人恨》之后，于1948年11月13日给马健翎写了这封信。

马健翎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践行以艺术形式表现人民大众的第一人，是一个真诚地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老师的人，也是第一个遵照“讲话”精神，把中国革命的乡村叙事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宗旨，第一个用地方戏的形式表现伟大的抗日战争，表现抗日战争中边区的党群关系，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血肉联系，激发人民群众对党的忠诚，对抗日战争的热情，从而成为“人民艺术家”。

《血泪仇》阎更平饰王仁厚、任哲中饰王东才

剧中的主人公王仁厚是一个深受地主压榨、贪官污吏盘剥无奈而逃亡的农民。为了让儿子王东财不被抓壮丁，他卖房子卖地，被割了一茬又一茬而一无所有，但仍然没有摆脱儿子被抓的命运。不仅如此，苛捐杂税还逼着他要卖掉亲生女儿，不得已他只能带上老老小小选择了连夜逃亡。在逃亡路上又被国民党兵欺蹂了儿媳且致死，老伴碰死，使得王仁厚对这个政府、这个军队、这个社会丧失了最后一丝希望。他逃亡的过程，是他寻求安宁的过程，也是寻求希望的过程，更是饱经沧桑、饱受蹂躏的过程。在边区，他受到了人的待遇，受到了边区政府上至县长、下至乡邻的热情接待。他由一个被盘剥、被压榨、被欺凌的农民，感受到了人的待遇，感受到了边区党和政府对人民的真诚和热爱。由此，他对边区政府、对边区人民产生了极端地信赖和拥护，成为大生产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各项活动的积极响应者。王东财被抓后被派往边区从事破坏和颠覆边区政府的活动，哪知投毒却害死了自己的儿子，被派往暗杀却不知道暗杀的对象竟是自己的父亲。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儿子，但却是被自己的毒药残害又是人民政府救活了的儿子，却再也见不到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慈爱仁厚的母亲。王东财从一个被害者变成了害人者，从想家人变成了害家人。他不能不反思，他不得不反思。由此，他产生了对自己的怀疑，对他所在军队的怀疑，也产生了反戈一击的想法和念头。在父亲和乡长的劝说下，王东财设计诱使前来袭击边区政府的国民党军遭全歼，为边区政府，也为自己报了杀妻害母之仇，更洗刷了自己的污点，回归到了人民的一边。

《血泪仇》剧照

马健翎所处的时代，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边区政府最困难的时期。然而他却没有正面表现伟大的抗日战争，而是深味毛主席“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人民之中”，以人民为中心，表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人民战争理论，这成为他在此后创作的一系列戏曲现代戏（《穷人恨》、《一家人》）的基本理论依据。在马健翎看来，中国共产党正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获取战争资源、克服武器不足等的最基本力量，才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在剧中，马健翎用人民遭受的苦难，为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为争取自己的幸福，用情节和细节，表现这些苦难，同样用王仁厚一家初到边区的所听所见，看到上至县长，下至乡长乃至军队都在开荒生产，看到边区政府对一个逃难来的老百姓所给予的热情接待，锅碗瓢盆，一应生活用品甚至所住的窑洞，都是无偿的送来，乡长还亲自到他的窑洞，观看他的安置情况，表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满清热忱，从而热情歌颂了人民战争的伟力，人民群众在求得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所焕发出的无穷力量。时至今日，重新认识马健翎对《讲话》精神的理解和表现，重新认知马健翎对于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艺术表现，对于艺术家践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践行艺术家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血泪仇》剧照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健翎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进行戏曲创作的动力和宗旨。可以说，马健翎作为中国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第一人，他所开创的中国革命的乡村叙事和（舞台）表现手段，都是建立在立足传统，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马健翎是探路者，也是实践者，更是戏曲现代戏表现人民群众的拓荒者。著名剧作家陈彦说，“戏曲现代戏从延安出发”，应该就是指马健翎所开创的中国革命的乡村（舞台）叙事，应该就是指马健翎“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情怀，以人民为抒情主人公的苍凉风格，以人民大众喜欢为中心的表现方式。

马健翎在探索戏曲现代戏叙事手法和表现对象的同时，也更重视对表现手法的探索，更加注重秦腔在舞台上的行当效应。如果说，他在首创《中国魂》时，还没有意识到行当的声腔特点对表现人物性格个性的影响的话，那么在此后的《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等剧目中，则注意了人物的行当设置，增添了须生并以此为表现重点，同时又增设了小生、老旦、青衣、小旦和丑行，使得剧目色彩斑斓，舞台表现性增强。

《血泪仇》剧照

在纪念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立八十周年之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推出了新版《血泪仇》，继承了马健翎时代的唱腔特点，在唱腔设计上依据原来的板式，将八十年来在秦腔观众中耳熟能详的唱段，完整地予以展示。而在舞台调度上，汇聚了著名须生刘随社、雷涛、赵阳武，并根据各人的特点，予以重锣响打地展示。如给雷涛饰演的王仁厚，增加了“逼款”一场中的“抢背”，“抓丁”一场中的“吊毛”，遭受保长拳打脚踢一场中的“壳子”，使得戏曲更具表现力；在为刘随社饰演的王仁厚“逃荒”一场设计的匝腰带，抡腰带，以表现王仁厚要逃离是非之地的决心和勇气，同时更是把重场戏“龙王庙”中王仁厚眼看儿媳遭难、老伴惨死，孙、女的嚎啕不忍离去的悲怆、激愤，在观众中享有盛名的名段“手拖孙女好悲伤”唱得令人荡气回肠，高亢激昂，充分发挥了刘随社唱腔的特点，让观众在欣赏唱腔的同时，深刻地感受到了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新版《血泪仇》依然保留了王仁厚、王东财的多段经典唱腔。除上述那段王仁厚的“手拖孙、女好悲伤”之外，在经过前辈明公才人长达七十多年的演唱之后，还保留了“听说边区好难民优待”，王东财“听一言把人的心疼怀”、“儿和妹直睡得昏迷不醒”，王桂花“王桂花在窑内转轮纺线”等经典唱段，使得剧作充满着新时代艺术新人的唱腔韵味，为这部长期以来在各种演出场合盛传的现代戏经典增添了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应该指出的是，秦腔《血泪仇》的创作年代属于传统秦腔盛行，人们看惯长戏的时候，马健翎也难以挣脱时代的窠臼。故而，原作长达30折。新版的《血泪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精华和叙事方法，删减了原作中过于冗长的表现事件过程的过场戏，把原作的30场删减为十二场，大关目处则予以继承，使得剧作更加紧凑，情节更适应于当代人们的欣赏习惯。

新版《血泪仇》的演出对当下的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同样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它不只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觉醒过程，还在于矛盾冲突的最终解决不是通过外力因素，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内心搏斗和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使得王东财反戈一击。如果说王仁厚的遭遇、王东财的遭遇、东财妻的惨遭蹂躏并致死，东财娘的不堪忍受触石身亡，都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恶霸官吏的残酷压榨下，一步步地被逼而走向边区是不自觉的逃避，还是生存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到了边区后的王仁厚一家积极参加变工生产，清匪反霸就成为一种出自于内心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对人民军队的真诚拥戴，并且自觉自愿地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之中。同样，王东财的觉悟也是最终被瞒和骗的必然，此前的不惜变卖家产、两次买壮丁、两次被抓，直到第三次买了最后五亩薄田，前脚交钱，人被领回的路上，还是被巧立名目而抓。直到王东财被作为派遣特务，还是在被欺骗而潜入边区，投毒却没想到自己的亲儿子中毒，最终因为被指派暗杀生父而感到良心的谴责。马健翎编剧之巧，就巧在在必然中发现和制造偶然。从王东财被派遣进入边区投毒暗杀，所害之人恰恰就是儿子和生父。正是这一系列的杀妻、逼死母亲，自身却还要替这个反动政府卖命又致使儿子中毒、父亲差点被自己所杀的血海深仇，才构成了故事的传奇性质。应该说，马健翎深谙中国戏曲的传奇品质，深谙无巧不成书的传奇之道，使得《血泪仇》成为中国革命乡村叙事的红色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健翎的现代戏编剧技巧，马健翎用传奇手法创造的戏曲人物形象，都是至今依然具有警示意义的红色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血泪仇》采用了全新的舞美设计，以大写意的软片天幕和硬片环境舞美，最大限度地把舞台空间留给了演员的舞台表演；以混合乐队的崭新配器形式，使人物的心理空间和情感流向具有了更加清晰明显的层次感，扩大了人物表现的心理空间，有力地烘托了剧作以人民为中心的舞台意向。

马健翎开创的戏曲现代戏和中国革命的乡村（舞台）叙事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其探索戏曲现代戏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范围也已经被时代证明具有了广阔的空间。马健翎以人民为中心的舞台艺术创作观念，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反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重新观赏马健翎七十六年前的剧作，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今天的戏曲现代戏创作，依然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