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兵： 提起祖国，海外越南人的感情很复杂

【文/王明兵】

1975年的越南战争导致的“越南难民”的海外流出，可谓是20世纪后半期在美苏冷战对抗体制下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潮”。据2005-2007年的统计，约有超过147万的越南人生活在美国，占整个海外越南人的半数。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1975和1980年以“难民”身份避难到美国而定居下来，其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利亚和德克萨斯州，聚居最集中的是加州橙县，高达74%。

习惯上，称为“在美越南人”的这些越南人，人数众多，情形复杂。尽管在族群上将其归为亚裔或越南裔，但其在地域出身、宗教信仰、政治立场、到美国或融入美国社会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不过，基于来源“越南”这一民族国家属性及其与“祖国”越南不可割裂的语言文化、生活习俗、饮食偏好、政治立场等，故在对其的认知和研究方面，常常将“在美越南人”视作一个共同体或整体予以定性并对其加以研究。

关于“在美越南人”的研究，在移民、难民与族群领域多有研究成果问世。在其诸多的相关研究中，古物博子所著的《美国的越南人：与祖国的纽带与越南政府的政策转变》（古屋博子：《アメリカのベトナム：祖国との絆とベトナム政府の政策転換》，明石書店，2009年，第1-368页。）视角甚为新颖。该著从“在美越南人”与“祖国-越南”之“关系性”入手，考察“在美越南人”在适应美国社会、逐渐“美国化”的过程中“祖国-越南”这一要素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带给他们怎样的影响？不妨将其结论先行抛出：与“祖国-越南”这一“关系性”促进了“在美越南人”适应美国社会、融入美国社会的“美国化”进程的同时，“在越美国人”“美国化”的过程反过来也促使了“在越美国人”与“祖国-越南”之“关系”的强化。

进一步地把作者隐含的结论更加直白地提炼一下，那就是：出国后才更“爱国”——如果“恨”也是另一形式的“爱”的话。

《美国的越南人：与祖国的纽带与越南政府的政策转变》（古屋博子：《アメリカのベトナム：祖国との絆とベトナム政府の政策転換》书影

作者的研究方法，除了利用美国和越南的官方统计数字和外交公报等文献资料外，对在美越南人聚居最集中的加利福利亚橙县的社会调查和对在美颇具影响力及普通越南人的访谈增强了本项研究的实证特色。作者社会调查的作业点选择在加利福利亚橙县，该区域是全美最大也是越南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区，具有“小西贡”之称。从作者的电话调查和访谈可以发现，该地的98%的越南人仍持有越南语，而且该区商贸公司、超市、餐厅等多由越南人经营，悬挂越南（南越）国旗。因越南人人口众多、聚居集中、信息流通便利，商业和生活等各方面也符合越南人的生活和文化习俗，所以该地也成为海外越南人反对现越南共产党政权的一大政治中心（第35页）。

在美越南人之“小西贡”的出现

大规模的越南人的海外出现，始于法国殖民之后。最早只是零星、分散性地赴法国、欧洲和日本等地务工、留学。颇具规模的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在越征兵和征招劳役，1916年是5万人，1930-1940年是3万人。待战争结束后，部分残留士兵和劳役人员就在法国或欧洲等地定居下来。除此之外，在1920年代也出现移民至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的移民潮，1936年柬埔寨在住的越侨就有近20万、老挝约27000人。

由于越南国内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严格管制，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人物和活动据点也基本置于海外，中国的香港、广州、泰国曼谷等地曾成为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动根据地，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由海外越南人发起继而通过越侨不断传播和串联至越南国内的。因此，海外越南人的政治性和影响力也一直受到越南政府的高度重视，1959年2月23日北越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越侨委员会，集中处理和对待海外越南人事务，当时主要是号召海外“爱国越侨”反法抗美，建立“民族大团结”的抗战路线，争取民族民族革命的胜利（第51页）。此时，海外越南人“越侨”被视为民族民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高度重视。

1975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即将结束，南越政权的覆灭也指日可待。1975年4月美国开始全面从越南撤出，包括越南大使馆和所有与美相关者。美国国防部估算的越南难民人数在5万以内，但最后达到了129000人。其中，90%为4月30日前后数周间乘坐美国军舰撤出的。被定性为“越南难民”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最后都进入了美国。而且随美国撤出的“越南难民”基本上都是南越政权的公职人员、军人、富裕阶层，近半数对英语都有一定的掌握，90%都持有天主教（45%）和佛教（45%）信仰（第62页）。美国为此专门设立了难民营和多个救助中心，安置这些“越南难民”。

1979年前后是“越南难民潮”产生的第二波。主要原因有三：越南“社会主义改造”激发了不少中上层富裕阶层的不满、越南的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战争。这批“越南难民潮”的出逃主要以船为交通工具私自秘密出逃，因此也被称为“越南船民”，出逃主体是曾从中国华南移民越南后定居下来的华人系越南人。1979年从海陆流出的数字就达20522人（第69页）。这一过程从197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0年左右。1979年80%的是华人，到了1980年以后90%的是越南人。1985年以前主要是从越南南部，到了1985年之后主要是从越南北部。出逃的理由各种各样，早期主要是“政治迫害”，后期主要以经济原因为主（第79页）。对这批“越南船民”的“越南难民潮”的接收和安装，仍以美国为主，其中占60%的705987人到了美国，剩下的被安置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香港、新西兰等各个国家（第81页）。

美国加州橙县的福禄寿是小西贡的第一个越侨商场

因这次被称为“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战争导致的“越南难民潮”遭到了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的批评，但在越南政府对此发布的内外文件和报纸宣传中，将此归因于“中国和美国的责任”（第82页）。从作者对此次“越南船民”之难民当事人的亲身采访可知，成功出逃者大概只有50%，半数被越南海上警卫船和巡逻艇抓回。即便幸运地未曾被越南海上警卫船和巡逻艇察觉，但是也经常遭到海盗的抢劫和暴行，甚至有的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遭遇海盗抢劫，在海上漂泊的过程中遭受到的淡水缺乏、饥饿、暴风、海浪等，不忍回想（第87页）。

从1975年美国接受越南难民开始，就制定了难民救助政策并建立了各种援助中心。美国政府原计划是将越南难民分散安置在美国全国，西部33%、东部40%、东南部7%、东北部20%。但最终越南人却集中聚居在了加利福利亚和德克萨斯州，尤以加利福利亚的橙县最为集中，故此地便被称为越南“小西贡”。

之所以越南人选择居住在橙县，主要该地气候与越南南部相似，且当地经济发展有劳动力需求，适合越南人生活和就业，随着越南人的集中便形成了“小西贡”之称的越南人社会。其形成主要是由1975年和1979年的两次规模巨大的越南难民潮相伴而来，前一次以南部越南人为主，后一次以华人系越南人和北部越南人为主。其中，华人系越南人在商业经营方面表现突出，大型的房地产公司、超市、进出口贸易等行业均由华人系越南人掌控。随着各种商业行为和越南人社会的形成，为了更好地在美国生存、发展、相互帮助和共同进退，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美越南人工会及工商会议等各种机构建立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撤至美国的那些南越政权体系中的高官、军政人员和不承认现越南政权的、被视为“反革命”或“反北越分子”等群体组成的各种政治组织，比如越南军民中央委员会、越南解放统一国家战线、自由越南人战线、自由越南人组织、复兴战线、越南复国海外志愿团、越南革命联合会等政治组织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仍在美国越南人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其中，越南解放统一国家战线，不仅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还是所有海外越南人最高的政治组织和活动机构，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地皆建有支部（第105页）；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当属原南越政权的总统阮文绍和副总统阮高祺，此二人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和重要的活动场合，被视为海外越南人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自1980年以来，针对现越南政府的规模甚大的批评和抗议集会活动每年都举行数次，其抗议和集会活动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仅对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对越南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越南政府的内外政策和社会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越南政府来说，对在美越南人可能带来的“和平演变”及其可能所致的统治危机，有一种惊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