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 高岗自杀离世后, 主席很是遗憾, 为了避免二次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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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高岗自杀离世后，主席很是遗憾，为了避免二次悲剧，决定对饶漱石宽大处理，只要求他写一份检查，不成想，“潘汉年事件”爆发，主席大怒，亲自批示对饶的处理。

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后，主席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的身边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饶漱石最喜欢的秘书也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

但是，按中央要求，秘书每周要写一份“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到中南海直接汇报。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有改变让他进一步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出一份检查。

而当时因为饶漱石患有的面部神经痉挛症，不能看，也不能写。所以，饶漱石的检查，实际上是他自拟大纲，逐点口授，让秘书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写成的。饶漱石的这份检查，一写就是半年时间，到1954年底才定稿。

饶漱石在检查稿上签字后，上报中央。这是一份长达两万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待了四个方面的错误：

一、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的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备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却在陈毅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三、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四、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饶漱石在检查稿的末尾，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存在有)个方面的问题：

一、利用弱点，小题大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二、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

三、运用资产阶级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四、宗派主义；

五、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六、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

七、地方主义，分散主义；

八、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饶漱石的检查稿交中央之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认真看过了。

饶在这份检查稿中，虽然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仍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毕竟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的问题。

因此，主席决定饶漱石采取宽容处理，不再追究饶漱石的已经揭出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写检查了。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

主席认为：对于饶漱石还要给出路。这样宽大处理，对党也比较有利，

主席还在讨论高饶问题会议上说“：对于犯错的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一棒子打死，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且还要帮他们改。

人是需要互相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尤其是在这样的问题上。

然而，就在这时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的信件被送到了中央，信用列明：在杨帆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

此外，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向陈毅“交代”。在抗战时，他曾以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身份，在1943年单独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

陈毅大骂潘汉年糊涂，便把材料直接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此后不能信用。”并据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而当时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是潘汉年的直接上级领导，可他也没有向组织汇报过此事，由此，主席和其他同志认为，饶漱石这已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在之后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正式批准：认定饶漱石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潘被开除党籍，并被逮捕，交公安审讯。

1965年，饶漱石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后被假释出狱，“文革”爆发后再次被收监，于1975年病逝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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