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意义

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意义

——读《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究》

傅书华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有着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功用，而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宫东红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究》一书，对此在结合具体的文学实践中，给与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颇值一读，且又因此给人以言说的兴味。

作为有着超稳定社会结构的老中国，在根本性的自身内在矛盾的推动下，在西方外在的刺激下，终于以鸦片战争为历史性标志，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其最初的洋务运动，以器物革命技术革命作为最初的变革特征，又在这一变革的推动下，引发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继而再进一步地引发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想革命。而文学革命则是这一思想革命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一向看重文学的“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社会功用，晚清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正是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且亦是文学革命的先声。而中国古代文学，一向以诗文为正宗，反映、表现代表商业经济的市民生活、情趣并以之作为载体的小说，则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小说”。但梁启超却以这“小说”作为新一国之民精神的表征，并因此也使小说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或许正说明着商业文明浮出了历史地表，成为时代性的变革潮流，而文学革命，正是这一变革潮流的生动而又形象的体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能以二十多篇短篇小说，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宣言《人的文学》所强调的“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鲁迅小说对几千年打着“仁义”辉煌旗帜的“吃人”传统的批判，正是商业文明对“人”的呼唤的必然。而胡适、郭沫若的新诗，郁达夫的小说，周作人、冰心的散文等等，无不如此，且以之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文学革命的洪流。这是文学革命发生的必然，也是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究》一书将文学革命置于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给与考察，是颇具眼光的。

但在经历了技术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三级跳后，当南京政权以资本经济作为商业文明的主要支持并因此初步形成了迥异于老中国的新的社会结构且迎来了民国黄金十年时，这一资本经济的社会结构内在的根本性弊端却也就日益尖锐起来，这就是贫富的极端悬殊，官吏的普遍性腐败，完全颠覆了重义轻利传统的笑贫不笑娼的全民性的价值动荡等等。而这一根本性弊端的日益尖锐，并不独独发生在资本经济迟到的中国，而更是发生在资本经济已经高度成熟的西方世界，这就是著名的1929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对这一弊端与危机的对抗与制衡的，是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1930年代的全世界的红色风暴的兴起，所以，有了红色的30年代的流行称谓。中国的革命文学的兴起，中国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性的必然转换，正是在这样的大势下形成。当然，中国1930年代开始形成的革命文学，最初确实是不成熟的，甚至时有片面、简单、偏激之处，并因此形成了多次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论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究》对此试图作出清晰的梳理，准确的辨析，此种努力值得称赞。

狭义的革命文学的概念，主要是指1930年代前后发生于南京政权统治下的革命文学形态，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究》一书的作者，显然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突破历史的范畴，更多地从逻辑发展上立论，并因此将革命文学的实绩体现于解放区文学中，我觉得，从深层的内在逻辑考察，这样的延伸是可以成立的且有其独到之处。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作为对南京政权上述资本经济根本性弊端的对抗与制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其存在方式精神标志情感形态则在文学作品中得以生动鲜明形象地实现与体现。这也是革命文学内在意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与实现。如果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系统给以考察，如果从文学与社会变革的动态关系给以考察，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解放区文学对农民大众的启蒙与教育，是与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是有着深层的内在性关联的，是对五四文学革命时代的对“吃人”传统的批判，对“立人”的历史性呼吁的深化与发展的。只是五四时代的“个人”更多地集中于知识界“个人”的精神与情感层面，更多地集中于对大众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解放区的文学，对“个人”的浮出历史地表，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农民“个人”的物质性解放及伴随着这物质性解放而带来的“个人”的精神性的渐次解放与提升。只是解放区的文学，更多的是在批判农民为载体的大众的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同时，更强调了他们在这批判同时而获得的精神的新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究》一书，对解放区文学无论是从篇幅上还是从论述上的偏重，是有其道理所在的。譬如说，丁玲等人作为五四时代之子，作为大上海的都市当红作家，其在情感上、价值立足点上、作品的文体风格上，终于与解放区的工农兵融为一体，成为他们的文学代言人，正说明着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作家身上的具体实现。譬如说，从解放区的民间秧歌与戏剧的大众化，从解放区诗歌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我们正可以看到梁启超将被视为“小道”“小说”的作为商业文明大众化载体的小说，置入文学正宗甚至文化正宗位置的遥远的历史回声，正可以看到五四文学所提倡的文学大众化的真正实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究》在这方面有着充分的描述与论析，且给人以更多的展开论说的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将解放区之晋绥边区的文学，作为典型个例给以突出地论说。在这一论说中，对媒体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对政治领导社会动员对文学传播的作用的论述，都给人以醒目一新之感。前者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让我们倍感亲切且多有联想与启发。后者道出了革命文学在传播中的一个独有的重要特点与功用，其历史功绩及在今天如何给以继承，都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关于《丽萍的烦恼》的争论，则涉及了如何看待解放区及解放区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伴随着1949年解放区与南京政权的对抗成为新的共和国的次要矛盾，而这一内在矛盾成为新生共和国的主要的内在矛盾，因此使这一争论，有了历史的预兆性，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也。

当然，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个大课题，内容极其丰富，该书对之的描述、论析，还多有不到、缺失之处，需要着给以继续的研究，希望作者以此为起点，持之以恒，继续深研下去，这也是应该的期待吧。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山西重点扶持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带头人，赵树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协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