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论坛

谢于静：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程红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原文载于《教育参考》2022年第4期

摘要：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PISA 2018的调查数据，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重点考察我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市的校园欺凌状况，发现我国校园欺凌发生率总体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身体欺凌是我国最为普遍的校园欺凌类型。本研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校园欺凌的因素，发现男生群体和留级生群体更容易受到校园欺凌，在校归属感、父母的情感支持等因素有助于降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校园欺凌行为的可能成因：集体压力下滋生出的校园暴力行为、“黑羊效应”下的集体无意识霸凌。最后，本研究提出防治建议：明晰内隐式侮辱欺凌的边界，严惩外显式胁迫欺凌的暴力行为；构建关怀型的校园文化环境，增强学生的在校归属感；营造良善的家庭德育环境，给予学生情感支撑。

关键词：校园欺凌  PISA 2018 欺凌防治

一、问题的提出

校园欺凌是潜伏在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中一大难以根除的“顽疾”。近年来，各地中小学的校园欺凌事件频繁见诸媒体，引发了全社会的担忧。校园欺凌是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为。［1］发生在中小学的校园欺凌事件多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等特点，许多学生、教师和家长无法辨认“欺凌”与“玩笑”的边界，最终导致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于受欺凌者而言，校园欺凌所带来的身体伤害、人格侮辱、心理与精神创伤等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而在受欺凌者遭受欺凌之后，旁观者的冷漠、教师的不在意、家长的不保护更会对他们造成第二次伤害，有时甚至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目睹欺凌过程的旁观者而言，他们可能会因为无法帮助受害者而内疚、不安，或为明哲保身而置之不理，或不自觉地加入欺凌行列。对于欺凌者而言，如果他们的欺凌行为没有被及时纠正，那么他们最终可能会步入犯罪歧途，走上不归路。

虽然国家正在不断完善有关防治校园欺凌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校园欺凌处于青少年德育与未成年法治的模糊边界地带，这使得处理校园欺凌经常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怎样的行为才算校园欺凌？校园欺凌与哪些因素有关？教育者该从何入手进行防治？处理校园欺凌是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引起了许多关心校园欺凌的人们的思考。因此，本文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调查数据探究：1.校园欺凌有哪些表现，当前中国中小学的校园欺凌现状如何？2.校园欺凌行为与学校学生群体的哪些特征有关？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2018年，PISA测试涵盖了79个地区，我国大陆地区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共361所学校的12058名15—16岁（15周岁零3个月至16周岁零2个月）的学生参加了这一测试。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源于“PISA2018供研究者参考的数据库”。PISA 2018沿用了PISA 2015中关于校园欺凌的调查工具，采用的是受欺凌者视角的自陈式问卷，这些调查问卷可用于测量各国的校园欺凌情况。［2］PISA测试采用的欺凌行为分类如表1所示，其中学生问卷设计了一组问题来测量学生在校遭受欺凌的状况，主要是询问学生遭遇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的频率。在PISA测试的话语体系中，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校园欺凌发生率表示该国家或地区在过去12个月里曾每月遭遇数次以上欺凌行为（六种校园欺凌行为中任意一种）的学生在该国所有受调查学生中的占比。［3］欺凌行为量表共包含六个题项，具体包括：“其他同学故意孤立排斥我”“其他同学散布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其他同学对我进行嘲笑讥讽”“我被其他同学威胁”“其他同学拿走或故意损毁属于我的私人财物”“我被其他同学击打推搡”。学生需要根据自己过去的实际情况，从“从不/几乎没有”“一年多次”“一月多次”“一周一次及以上”这四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分别赋值为1、2、3、4。

此外，本研究还通过学生问卷中一系列有关学生背景信息的问题，例如性别、父母的情感支持、在校归属感等，了解学生群体特征与校园欺凌发生率的相关性。

（二）研究方法

为厘清我国四省市的校园欺凌现状，本研究首先对PISA2018中国地区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描绘中国地区校园欺凌的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运用Logistic模型估计分析影响我国四省市校园欺凌现象的因素，Logistic模型中除了学生的性别、留级经历等个体背景特征外，还加入了可能影响学生遭受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及身体欺凌的因素：在校归属感、在校孤独感、父母情感支持。

三、校园欺凌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经合组织（OECD）开发的校园欺凌量表，本研究首先从六种欺凌行为、三种欺凌类型对我国四省市校园欺凌平均发生率和经合组织国家校园欺凌平均发生率进行描述性统计（见图1）。

图1呈现的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有22.7%的学生称在过去一个月里遭受过关系欺凌、言语欺凌或身体欺凌，其中“嘲笑讥讽”的言语欺凌行为发生频率最高，13.7%的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内遭受到了其他同学对自己的嘲笑讥讽，而另一种言语欺凌行为“被其他同学威胁”的发生概率则最小，只有6.2%。由此可见，发生在中小学校园中的言语欺凌行为更倾向于相对内隐的“人格中伤式”的言语侮辱，而不是相对外显的“强迫威胁式”的言语暴力。此外，“散布流言蜚语”的关系欺凌发生率位列第二，有10.5%的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内遭受到了“散布流言蜚语”的关系欺凌。可见，用语言手段来实施欺凌是一种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模糊欺凌边界的欺凌行为，学生和教师难以把握“欺凌”和“玩笑”的边界，难以及时发觉和制止。“恶语伤人六月寒”，这种类型的关系欺凌最终将损害同学间的关系和班级和谐友好的氛围。发生率排第三位的校园欺凌行为是“被同学故意孤立排斥”的关系欺凌，有8.7%的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内遭受过这种欺凌。综上可知，在经合组织国家的中小学中，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较之身体欺凌更为普遍，两种身体欺凌行为“击打推搡”和“故意拿走或损毁私人财物”的发生率分别为7%和6.6%，均小于绝大多数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发生率。

我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市的情况与经合组织国家有所不同。17.7%的中学生在过去一个月里曾多次遭受关系欺凌、言语欺凌或身体欺凌，这一比例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四省市校园发生率最高的两种欺凌行为分别是“其他同学拿走或故意损毁属于我的私人财物”的身体欺凌和“其他同学对我进行嘲笑讥讽”的言语欺凌，发生率分别为10.2%和9.6%。我国中小学“损坏私人财物式”的身体欺凌发生率明显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6.6%），而“嘲笑讥讽式”的言语欺凌则略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13.7%）。“其他同学故意孤立排斥我”（5.4%）和“其他同学散布关于我的流言蜚语”（5.1%）的关系欺凌，均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8.7%和10.5%）。在我国四省市中，校园欺凌发生率最低的是威胁形式的言语欺凌（2.9%），这一比例也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6.2%）。

对比中国四省市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看出，以“嘲笑讥讽”为主的言语欺凌无论是在经合组织的各国家，还是在中国四省市，都是发生频率很高的一种欺凌行为，而威胁形式的言语欺凌都是发生频率最低的一种欺凌行为，因此，要警惕同学之间隐蔽式的言语侮辱行为。此外，我国与国际平均水平大有不同的是，我国中小学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的是“故意损毁私人财物”的身体欺凌，这一行为在我国四省市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在其他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上都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校园欺凌问题与经合组织国家所存在的差异：经合组织各国家的校园欺凌普遍是给受害者心理、情感造成伤害的人格攻击或人际攻击，而中国四省市的校园欺凌普遍是给受害者利益造成伤害的物理攻击。“威胁”和“击打推搡”这两种情节相对严重的欺凌形式发生较少。因此，在防治实践中，要针对高发性的欺凌行为加以严厉遏制。

四、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估计

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学校方面，除了欺凌者个人道德情感缺失之外，旁观者的个人道德意志不坚定也间接促使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社会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提到“责任扩散效应”，即每个旁观者都等待周围其他人出面而形成相互推诿现象，如果其他人没有采取干预措施，那么自己也会选择从众，最终形成集体旁观。［4］家庭方面，有研究发现，城乡接合部等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聚集的地方是欺凌的多发地点。［5］此外，单亲家庭孩子的犯罪率更是占犯罪者总量的30%。［6］

因此，影响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因素既有来自学生个体层面的，也有来自学校文化环境、家庭教养氛围等方面的。鉴于此，本研究将从PISA2018的中国四省市数据库中选取变量和样本，将学生遭受的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作为因变量，在Logistic模型中加入学生性别和留级经历等个体特征、在校归属感和在校孤独感等学校环境特征、父母的情感支持等家庭环境因素，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见表2）。

表2的数据表明，在我国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学生的性别、留级经历、在校归属感、在校孤独感和父母的情感支持对学生遭受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方面都有极其显著的影响。从性别的比较视角来看，男生遭受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及身体欺凌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女生。如表2所示，男生遭受关系欺凌1、关系欺凌2、言语欺凌1、言语欺凌2、身体欺凌1和身体欺凌2的发生比分别是女生的1.811倍、1.537倍、2.188倍、2.331倍、1.643倍和3.208倍，其数值均大于1，说明男生遭受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及身体欺凌的概率明显高于女生。其中，发生比最大的是“击打推搡”的身体欺凌，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男生群体相对于女生群体而言更容易躁动引发冲突，从而使得男生群体发生肢体冲突等攻击行为的概率显著高于女生群体。

从留级经历的比较视角来看，留级经历对学生遭受各类型的校园欺凌都有显著影响。数据显示，有留级经历的学生遭受“故意排挤”的发生比是没有留级经历学生的22.038倍，是影响最为明显的一项因素，这说明校园欺凌中比较容易被排斥和孤立的是留级生。除此之外，有留级经历的学生遭受“散布流言蜚语”的关系欺凌、“嘲笑讥讽”的言语欺凌、“被威胁”的言语欺凌、“拿走或损坏私人财物”的身体欺凌、“身体遭受击打”的身体欺凌的发生比分别是没有留级经历学生的2.277倍、1.779倍、2.981倍、1.848倍和2.826倍，其数值均大于1，说明我国四省市具有留级经历的中学生在遭受各类型校园欺凌的比例均高于没有留级经历的学生，学生对于留级生的攻击性行为相对较多。

此外，学生的在校归属感、在校孤独感、父母的情感支持等因素对校园欺凌行为都有显著影响。分析数据发现，在校归属感（β=-0.849，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