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陶渊明，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有何过人之处？

在阅读此文章之前，感谢您点个“关注”，既能有很好的体验，还能有不一样的参与感，谢谢您的关注！

东晋时期文学家陶渊明,别号“五柳先生”，被誉为“田园诗派之鼻祖”，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为历代文人所崇拜，并开创的田园诗，更是诗坛里一道亮丽的景色。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每个中国人心中都刻下儒家的印记，儒家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种深厚的沉淀不是你想不接受就不接受的，它已经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成为了灵魂的一部分。虽然魏晋时期世族贵族都以尚玄学为荣，但那是上层人士的事，陶渊明只是个没落的寒士，更何况儒家。思想依然在当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决定了陶渊明从出生开始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成长中自然想要建功立业，入仕途已报效国家。

陶渊明的仕途并不顺利，二十九岁才有机会涉足平生第一次的官场生涯，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初入仕途?那就不得不提到晋朝的九品中正制。陶渊明就属于那个“人品”差的，当然了，比起那些一般平买老百姓只能当小吏的，也算是福气了。可是对于陶渊明而言，他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希望能像先祖一样，建下丰功伟业，可是州祭酒这个芝麻大点的小官，随便见个京官都得谄媚的笑，在等级森严的晋朝，权力是最宝贵的力量，想一展抱负的陶渊明事前应该也有所耳闻，可这跟真正看到又是一回事。他本以为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然后“临宠不惊”、“慎终如始”，能够“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可现实和他开了个玩笑，他跟着个装神弄鬼的上司，这跟陶渊明心中的“猛志”差得太多，于是“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吸取第一次的教训，陶渊明不再轻易出在，陶渊明不是曹操也不是赵匡胤他没有那种军事才能去改变历史，洞悉风云。要想让国家统一，人民安居立业。就必须依附明主，于是陶渊明决定择良木而息，他要解救苍生，他想辅佐良君，想拿着长剑保卫祖国。这时桓玄形势大好，手握重兵雄踞荆州，一时众望所归，对陶渊明而言，那是个时机，是个“大济苍生”的机会，定能够实现他的远大理想，他认为自己是隐居的能人，等待被发现。

五年后，陶渊明四十岁，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陶渊明镇军参军，不到一年辞职了。403年，桓玄逼晋安帝退位，自立为主，他实现了自己的皇帝美梦，此时的经济已经残破不堪，而他又不顾百姓安危，刘裕联合北府军中下级军官打败桓玄，尽灭桓玄余党，迎安帝司马德宗回建康。虽说刘裕不能和刘备相比，但他在建表解决了长期以来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他以身作则，百官无不效仿，两三个月世风顿改，不能不说刘裕还是有雄才大略的，这让不甘心的陶渊明看到了曙光。在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八月，陶渊明彭泽令，八十多天后，彻底离开仕途。

陶渊明自己拥有各种经历后，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陶渊明所面对的人与自然的问题是所有地方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在遥远的西方世界，陶渊明的声音也不断地有人应和着，伊壁鸠鲁、华兹华斯、卢梭、梭罗等西方哲人、诗人不一定与陶渊明有着直接对话，但在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问题时都有着共鸣，其中尤以梭罗在经历、气质上与陶渊明最为接近。首先，两人都坚持着自己的生活道路而与社会主流相背离，陶渊明在官场中挣扎二十年，终于在四十一岁那年彻悟，从此躬耕于田野，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其次，他们不是大自然的游客，而是大自然的栖居者，把生活建立在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劳动上，陶渊明种豆、开荒，清除杂草、打理禾苗，梭罗也种豆、砍树、捕鱼、采果;最后，他们的生活既是充满劳动的，也是充满诗意的，梭罗会在湖畔对着鱼儿吹笛子，仿佛鱼儿能听懂，还会和松针交朋友，在夏天的早晨，他会洗个澡，坐在树下沉思，听着鸟雀的歌声，看着太阳落山。陶渊明则在闲静中开卷读书，有所领悟便会欣然忘食，看到树荫的交叠，听到鸟雀的鸣唱也会欢欣鼓舞。

梭罗与陶渊明印证了德国大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充满劳动，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劳动与诗意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劳动可以通问诗意，也有可能背离诗意，比如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本性是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它本该给人带来自由感，但异化劳动则使人成为奴隶劳动没有给人带来丝毫自由感反而成为一种异己力量，成为强制性的活动，异化劳动在人类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有体现，尤以资本主义社会最为严重，资本主义把人变为机器，成为社会大生产链条中的一环，他出卖着他的劳动以养活自己，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获得自由，而是失去自由。

如果说异化劳动劳动使人类失去自由，那么那些为了满足欲望而破坏大自然的劳动则使人失去道德，对自然的供给应该心怀感恩，对于自然的开采应该有所节制，这是最基本的劳动伦理，但当现代人无节制的对自然进行掠夺时，早已没有了以往劳动中那种淳朴的道德观念，有的只是野蛮和麻木，仿佛他获得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人用野蛮和麻木对待自然，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人类。异化劳动和掠夺自然的劳动都是背离诗意的，要想如荷尔德林所说的“充满劳动，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必须放弃现代人的傲慢，转而向陶渊明向梭罗学习，他们能够诗意的栖居是因为劳动，也是因为心态，生活方式的改变有赖于心态的转变，陶渊明托身田野、形同农人，但与一般的农人又有很大不同，这其中，心态是关键，这种心态便是闲暇心态和审美心态。

陶渊明的田园诗

田园诗创作的原因

首先，环境影响着田园诗的形成。陶渊明出生在浔阳柴桑，在今天江西九江境内，地理位置北临长江，东傍鄱阳湖，南靠庐山，依山傍水，环境秀美。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无疑，此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给陶渊明创作田园诗提供了灵感，特别是诗歌中意象的使用。当考察南方开发的历史与山水诗歌的发展来考证两晋时期经济社会生活的话，我们得知，当时，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使得江南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柴桑，正是一处风景秀丽山水如画的田园之乡。

陶渊明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除了四次入仕暂时离开农村外，他一直生活在农村，因而有幸领略、欣赏到了家乡田园之美，很早就结下了深深的田园情结。田园生活在赋予了诗人坚强意志和耿直性格的同时，也在他的骨子里深深地打上了“自然”的烙印。陶渊明的出生地，亦属低山丘陵地带。诗人多次写到山，不仅体现了他与山地环境的共鸣，也说明山川地理环境对诗人人生价值的影响。作为生活在这个大自然环境之下的诗人，他的文学创作必然会打上这种环境的烙印。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民俗风情的不同，反映在文学风格上，可能形成不同地域的特点。

其次，思想方面也会影响。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兴盛时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必然要受到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老庄思想对陶渊明的田园诗的兴起，起了催化作用，即“老庄思想作用于魏晋士人的人生观念，助长了全生、适性与陶乐意识的弘扬，扩大了魏晋风尚的流播，导致山水自然以全新的姿态进入文人道德生活与审美范围。而玄言诗、游仙诗、游宴诗、游览诗的大量创作也加速了山水诗的发展。

老庄文化又作用于魏晋士人的审美观念，山水自然被看作自然无为的理想人格的象征，山水自然展现出怡情荡性、绰玄悟道、文思奥府等多层次的审美价值。因而山水大自然作为独立的、重要的审美对象而被描写成为现实，山水诗从此崭露头角于魏晋诗坛。”田园诗亦在这个思潮下应运而生。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即是崇尚自然，创作的主要素材也是自然界及社会现实。作为玄学主体的“自然”会进入诗人陶渊明的思想观照中，尚需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然”由一个哲学概念再转入审美的观念，它由抽象而变为具体，如李剑锋教授所说:“陶渊明以自然为美的文艺理想也是玄学自然本体论影响下的产物。” 陶渊明的一生是尊崇、追求和遵循自然的一生，他的作品是其自然人生的天然写照，体现了一种自然美。

最后，歌德说过:“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意思就是，创作的风格与内容实则是创作主体人格、个性乃至其一生的折射与反映。陶渊明虽然是庶族地主阶级，但是他的祖父和父亲均做过晋朝的中等官吏，家中所藏诗书应该是丰富的。陶渊明从小博览群书，他的文化教养是很高的，这样就养成了他厌恶官场、喜好自然、刚直绝俗的个性。陶渊明曾多次言及自己的性格，他自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心由境生、情随景迁，陶渊明在疏离尘世的封闭世界中滋生了“禀气寡所谐”的孤独情怀，这孤独情怀再兼之诗人“固穷”的思想观念必然会如宿鸟归林、流云出岫一样影响到田园诗歌创作之中。

田园诗的典型意象

桑

陶渊明诗歌中继承了前代诗歌的桑意象。在他的诗歌中，言及桑的有9次之多。陶渊明诗歌中桑意象包含的意义是多重的，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象征园田生活。桑，是古代农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作物。《礼记》《管子》(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对桑的重要性记载，也都有对上层阶级劝民稼穑植桑的告诚。虽然有种桑误国的典故，但是无桑即无蚕，无蚕便无衣，而衣食住行又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足见桑对社会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二是象征归隐意识。陶渊明一生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先后五次出仕，五次归隐。

在陶渊明第四次离职不久，也就是在同年八月，陶渊明第五次出仕。任职彭泽县令，仅仅八十一天。离职的原因有二，一若《归去来兮辞》序文所言，程氏妹亡于武昌，急于奔丧，于是辞职。一若萧统《陶渊明传》所云:“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三是象征慨叹生命。这一点与前代桑意象的蕴藉意义有相同之处，只是陶渊明在桑意象象征念恋生命方面是两个方向的，一是从死亡的维度，一是从生存的维度。

酒

陶渊明成为将酒大量入诗的第一人，并把酒与文学、与文人的关系空前糅合。根据逯钦立先生统计，陶渊明诗文中说及饮酒的有五十六篇之多，占到了陶渊明存作的很大部分。 还有一些篇目，虽然没有提及酒，但实际和酒相关。从陶渊明之后，酒在在诗词文赋中出现日趋高频。陶渊明之所偏爱饮酒，一是魏晋时期的悲剧精神。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悲剧精神弥漫的时代，散药美酒玄言名士，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物，传统被颠覆，名教是空壳，人们缺少精神的凭依，服药散发、赤裸狂饮、宁为酒死等等怪异乖张的现象，都是这种没有灵魂根柢的征候。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人生就似陌上的尘埃，飘忽无定。“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后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人生就似落单的飞鸟，无所凭依。在此情势下，酒成了陶渊明的寄托，成了生命的最后希冀，并不可或缺。二是魏晋的社会因素。陶渊明身处年代是为晋宋易更之际，统治乱象，皇权轮转，东晋十一位位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二十三年，最短的仅仅一年，有六位在位时间在五年以下，且统治者们都爱好“酒”。

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一方面，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语言非常质朴自然，风格平淡清淳。陶渊明能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炼处见自然。我们在陶诗中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词藻，甚至连形容词也很少用，一切如实说来，平平淡淡。他摄入诗中的景象、事物、人物，几乎都是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如“种豆南山下”、“飘飘吹我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今日天气佳”、“日墓天无云”都明白如话。还有如采菊，南山，山气，飞鸟，池鱼，鸡鸣，狗吠，豆苗，桑麻，田父，邻人。在他描写这些景物时。没有强烈地激情，没有特别的情节，语言也是极普通的，所用手法纯是白描。

可是一经陶渊明写人诗篇。譬如“蔼蔼堂前要，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写夏日闲居的恬适。“贮”字是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在这里却极新鲜，好像凉爽的情阴全部贮芷在林中，随时可以吸取一样。南风也很体贴人意，及时吹来，撩开人的衣襟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它来了。这些诗句所描写的事物都是平常的事物，可是我们感到很新鲜。陶诗淡，却淡得有味。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见散缓，熟视之有奇句”。《冷斋夜话引》又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不是不讲技巧，而是不露痕迹，这是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它体现了作者高度的艺术匠心，反映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另一方面，其诗歌的令人神往的意境，耐人寻味的哲理陶渊明诗特有的意境和哲理，在他的田园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南风吹拂下的麦苗，陪伴他荷锄而归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以及不嫌门庭荒芜返归旧巢的春燕，无不富于情趣。在他的田园诗中，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恬静幽美的自然风光，真切地表现出身居田园的生活画面，而且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如(《归园田居》其一)，作者描写后檐榆柳，堂前桃李，八九间草屋，十余亩田地，远处的村庄，缓飘的炊烟，深巷中的犬吠，桑树上的鸡鸣……诗人笔下的农村风光充满了诗情画意。

读后仿佛同诗人一起来到了田园，领略了村居生活的无穷乐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王国维曾称赞它达到了“无我之境”，作者在诗里创造出了一个静谧安闲、物我交融的意境。诗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人抒写从大自然的美景中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认识到了恬美闲适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很富有哲理意味。诗人喜欢描写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在这些景物上体现了诗人自身性格，表现了坚贞孤傲的品格与爱好自由的感情。

陶渊明首创的田园诗派作为中国古典诗歌领域中蔚为壮观的一大主流，对后世影响深远。它不仅为我们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领域，也首开平淡诗风，为后世诗歌创作开创了崭新的境界。此外，诗人更是用自己的人格影响着历代文人，在后世文人的眼里，他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成为一种精神。

参考文献：《陶渊明论》、《山水田园诗派研究》、《陶渊明集》、《中国艺术研究》、《陶渊明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