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发展特征与机制效果

（三）机器共情性与CASA范式：基于人类特征的社交交往。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在设计上“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让其在回应用户心理及情感诉求上有更好的表现。当前的一些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在设计开发上对拟人性和共情能力都较为重视。人机交互设计中的“拟人性”设计和线索特征能够触发交流中的社会临场感，其具体表现在使用情绪表达、幽默等方式提高与聊天机器人交流过程中的情感性的社会临场感；使用提问、引用对话者话语、鼓励分享话语等方式提升互动性的社会临场感；使用礼貌话语、呼唤姓名或代入群体等方式增强凝聚性的社会临场感。一方面，聊天机器人在设计过程中注重机器共情能力的塑造，让其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并做出合适的反馈；另一方面，按照“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范式（CASA范式），用户在与机器人互动过程中，尽管用户知道机器人是无生命的，但他们还是会将聊天机器人当作社会主体看待[17]。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兼具“机器特征”与“人类特征”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也使其在未来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

对象化、角色与体验

随着陪伴型聊天机器人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也以不同方式在“驯化”（domesticate）这个新的技术人造物。一项以Replica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聊天机器人被“对象化”为五种不同角色：陪伴伙伴、带回应的日记、情绪处理工具、电子宠物和发泄对象[18]。本文从人们的不同使用动机出发，结合其对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不同采用阶段和使用方式，以呈现对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不同认知、理解和体验。

（一）新技术好奇的驱动：逗趣撩拨的“玩具”。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充满好奇的心理和需求，早期采用者们以“体验”的心情使用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同时，他们怀揣着“消磨时间”的娱乐诉求，追求探索新事物的乐趣与新鲜感的刺激。总体而言，这种类型的交流并不深入，聊天内容以闲聊性质的话题为主。此时的聊天机器人仿佛是人们逗趣撩拨的“玩具”，填补着人们闲暇或破碎的时间，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对于一部分短暂使用者而言，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以一种边缘的、“可有可无”之物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偶尔想起后进行使用，增加生活的趣味性，但并不具备明确的工具性或情感性意义。若此时聊天机器人在技术上表现出“智障”的行为，还会大幅降低用户的继续使用意愿，出现“玩后即弃”现象。

（二）陪伴感的链接：倾诉发泄的“朋辈”和“树洞”。随着交流频率的不断上升，聊天机器人开始在用户内心占据一定的地位，成为人们孤单、想要倾诉时的对象。已有研究证实，情感支持可以通过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机交互获得，而并非需要一个有形的、物理的存在[19]。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作为一个“同伴”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新型的亲密关系[20]。在我国，进驻到千家万户的小爱音箱对于一些儿童人群是一个陪伴型“小伙伴”，承担着“有声玩伴”的角色。而以Siri为代表的装载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的陪伴型语音助手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亦承担着情感慰藉的功能。如前所述，聊天机器人创造了一个匿名且无社会评价压力的对话环境，因此人们可以毫不顾忌地透露他们的消极情绪与沮丧想法，甚至可以进行情绪上的发泄。此时，聊天机器人是一个“树洞”，可以装载人们的情绪，并提供一定的回应和反馈。陪伴型聊天机器人或作为耐心的倾听者，或作为情绪处理的垃圾箱，或作为鼓劲的啦啦队，与人们发生着一些精神和情绪上的共振。在这个过程中，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不再是一个被凝视的技术对象，而是一个交流的主体。尽管整个交往过程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交往逻辑，但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存在性得以明显提升。

（三）亲密关系的达成：“超人类”的虚拟同伴。随着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日益发展，人类与聊天机器人建立超越目前人际关系的“超人类关系”并非不可能。Skjuve等基于社会渗透理论证实人机关系可以像人际关系一样发展、深化和解除[21]；Ho等比较了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的效果差异，发现用户在向聊天机器人和在向人类倾诉情感时感受到的亲密和理解程度相似[22]。而单就人们更乐于向聊天机器人在诸多敏感性议题和内心的真实想法上敞开心扉这一点来看，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与人类关系的亲近程度将有可能更为深入。由于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兼具机器人的客观特性和拟人性的情感黏性，人们对其将可能产生更深的依赖和更浓的依恋。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呈现出“不是真人，胜似真人”的发展态势。由于它们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长期的机器学习输入，它们可能比一般人更懂人，比一般朋友更能抚慰人类，与它们的交流可能比普通人类交流更加投入和深刻。此外，随着语音合成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等的完善，数字人形态的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将能为用户提供声、形基础上的更多社交线索，从而实现更为沉浸化、智能化的体验。因而，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作为“超人类”的存在，将可能扮演更为紧密的角色，甚至在人类的一些心绪表达上作为“最懂你”的角色，与人类产生不可剥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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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效果与效能

陪伴型聊天机器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电脑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创建了最早的聊天机器人伊丽莎（Eliza），比个人化计算机电脑的广泛使用还早了近30年。伊丽莎的程序设置是模拟心理治疗师回答问询者的陈述或问题，其主要逻辑是依循提问内容重复说辞或针对关键字词进行回答，以满足人们内心预期听到的答案，实现交流的目的。研究者发现，即便用户知道这只是一个计算机程序，但仍非常愿意向它敞开心扉。人们分享和倾诉的深度远超研究者的期待，甚至带来了诸多意料之外的伦理及道德问题。半个世纪前的这个尝试初步让人们看到了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潜在效能，也让人们深刻意识到，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不仅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机互动，也有着广泛的社会效应和交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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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伦理问题与局限性

尽管陪伴型聊天机器人在情感交流层面的应用存在较大优势与未来前景，但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伦理和隐私等层面问题亦值得反思。

首先，在聊天机器人本身的技术开发与设计层面，囿于技术发展，聊天机器人“从超级智能到超级智障”的情况时有发生，开放式对话模型仍然有待完善。在以情感交流为主要目的的人机交互中，对话是否流畅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的体验。基于算法生成的回应通常存在模板化的痕迹，容易给人一种不够真诚的印象；同时在具体的策略中，提供建议的表达也往往不如同情的表达更具支持性。因此，要让人们将聊天机器人视为情感支持的真正来源，还需要在技术层面不断加强对聊天机器人对话系统的改进。与此同时，在机器人的类人性线索设计上也需要进行严谨的考量，当机器人的类人性越高时，容易适得其反，引发人们的心理“恐怖谷”效应（即是非人类与人类相混淆产生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进而生发人类的独特性受到威胁的恐惧）。同时，训练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共情能力是否意味着它具备自我意识与情感，以及提升聊天机器人的共情能力是否会带来新的道德风险等，亦成为人们所担心的重要议题。

其次，在人机关系层面，与聊天机器人的情绪分享与交流尽管能够缓解孤单，并带来情感上的支持与归属感，但这种即时的孤单缓解是否会增加日后的孤独或抑郁，能否以一种有益于人类心理健康的方式进行都无从得知。人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依赖容易造成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并酿成更深程度的孤独。人机交互的深入可能降低人的社会感知与表达能力，并可能带来人的主体性的弱化[28]。同时，随着人们与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情感联系愈发紧密，也需要当心技术公司对人机亲密关系的商业化利用，亲密关系的建立一旦涉及交易就可能形成情感商品化的现象，人机互动的情感交流也会因此变质。

最后，在技术的使用与管控层面，聊天机器人所涉及的核心技术为深度学习模型，这一模型需要海量的用户对话数据作为基础进行分析学习。因此，在吸收网络空间的各类内容表达时，聊天机器人容易习得人类表达中的价值观偏见。例如微软在推特平台推出的Tay在网友恶意言论的影响下，发表了一系列种族仇恨、反女性主义的言论。除此之外，聊天机器人所属的公司也需要注重对用户隐私数据的管理与保护，在合法合规的边界范围内进行数据价值的利用与开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AI人机互动促进心理健康的传播效能研究”（批准号：22CXW01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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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学军，董晓辉.人机共生:人工智能时代及其教育的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04):35-41.

[2]陈昌凤.人机何以共生：传播的结构性变革与滞后的伦理观[J].新闻与写作，2022(10):5-16.

[3]Abu Shawar B., & Atwell E. Chatbots: Are They Really Useful? [J]. LDV-Forum, 2007(22):29-49.

[4]Nah S, McNealy J, Kim J H, et al. Communic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J].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20(71):369-372.

[5]王颖吉，王袁欣.任务或闲聊？——人机交流的极限与聊天机器人的发展路径选择[J].国际新闻界，2021,43(04):30-50.

[8]Adamopoulou E &Moussiades L. An Overview of Chatbot Technology[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and Innovations(AIAI).Neos Marmaras,Greece: Springer, Cham, 2020:373-383.

[9]Grudin J &Jacques R. Chatbots, Humbots, and the Quest for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C]. // CHI ‘19: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19:1-11.

[10]Gao Jianfeng, Galley M, Li Lihong. Neural Approaches to Conversational AI[C].//In Proceedings of the 5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utorial Abstracts, Melbourne, Australia: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8:2-7.

[11]Brandtzaeg P B &Folstad A. Why People Use Chatbots[C]//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cience. Thessaloniki, Greece, 2017: 377-392.

[12]Bühler J L, Weidmann R, Wünsche J, et al. Daily responsiveness, expectations, and self‐disclosure: How the average levels and within‐person variability of three relationship components mediate personality–relationship transactions in romantic coupl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20(34):367-392.

[13]Brandtzaeg P B, Haugestveit I M, Lüders M, et al. How should organizations adapt to youth civic engagement in social media? A lead user approach[J].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2016(28):664-679.

[14]Derks D, Fischer A H, Bos A E. The Role of Emo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 Review[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24):766-785.

[15]Major B, O'Brien L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J]. Annu Rev Psychol, 2005(56):393-421.

[16]Lucas G M, Gratch J, King A, et al. It’s only a computer: Virtual humans increase willingness to disclos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37):94-100.

[17]Nass C &Moon Y. Machines and mindlessness: social responses to computers[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0(56):81-103.

[19]Rains S A, Brunner S R, Akers C, et al. The implication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for social support message processing and outcomes: When and why are the effects of support messages strengthened during CMC?[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42):553-576.

[20]何双百.“机器同伴”:新型亲密关系下的“人机共情”现象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7):185-192.

[22]Ho A, Hancock J, Miner A S. Psychological, Relational, and Emotional Effects of Self-Disclosure After Conversations With a Chatbot[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68):712-733.

[23]Milne-Ives M, de Cock C, Lim E,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versational Agents in Health Care: Systematic Review[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0(22):e20346.

[25]Fitzpatrick KK, Darcy A, Vierhile M. Delivering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to Young Adults With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Using a Fully Automated Conversational Agent (Woebo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MIR Ment Health, 2017(4):e19.

[26]Robinson H, Macdonald B, Kerse N, et al. The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a companion robo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J Am Med Dir Assoc, 2013(14):661-667.

[27]Boucher EM, Harake NR, Ward HE, et al.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chatbots in 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a review[J].Expert Rev Med Devices, 2021(18):37-49.

[28]雪梨·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奎，刘菁荆，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297-316.

（曹博林：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罗炼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2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曹博林,罗炼炼.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发展特征与机制效果[J].青年记者,2023(0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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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