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陕北公学

毛泽东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

陕北公学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关中枸邑设立分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延安陕公总校迁到枸邑与分校合并。一九三九年六月，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工人学校、安吴堡青训班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晋察冀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陕北公学，在延安重新招生，称为后期陕公。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党中央又决定将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结束了陕公的历史。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陕公工作，先后担任过副校长兼党组书记、分校校长、后期总校校长等职。我和许多同志们在陕公的那些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共同切磋的日日夜夜，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一、陕公的创立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长期统治党中央的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从此，革命进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节节逼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事变以最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结局得到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威望。它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蒋介石残杀千百万革命群众的血海深仇，从而使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和组织者，抗战离不开共产党。因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向往共产党，向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青年们是为追求真理、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而来。从我们党来说，为了开展全民族抗战，也急需增添新的力量，所以党把青年视为极可贵的财富。但当时延安只有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它们的任务是轮训党的高级党政干部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无法容纳来延安的广大知识青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并增设了第四大队。这是我党在延安培训全国抗日青年的第一所熔炉。

“七七”事变后，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广大国土相继沦陷，因而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奔赴延安的青年，与日俱增。为了开展全民抗战，以最快速度培养他们成为抗战的人材，党中央决定，在积极扩大抗大的同时，创办陕北公学。

本来我们想把陕公取名为“陕北大学”。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边区要办一所大学，不能不事先通报国民党当局。国民党以边区地域小、已有了抗大等为由，不同意再办“陕大”。这样，我们便改称陕北公学。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办过上海中国公学，陕公的名称，一方面是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并非是中学生进大学，实际上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叫公学，更符合实际，学生们也都满意。

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筹建陕北公学。党中央委派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任命成仿吾（当时是中央党校教务长）为陕公校长。成仿吾带来十几个干部负责筹建工作，他们是陕公的开拓者。

九月九日，《新中华报》刊载了筹办陕公的消息。《新中华报》载明，陕公的发起人为林伯渠、吴玉章（当时在国外）、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创办陕公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设有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个系；准备招收学员一千人，每系二百名。校址在延安东门外。随即，我们在三原、西安、延安等地设立了报名处。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八路军办事处，是介绍、接收陕公学员的重要阵地。

九月十四日，《新中华报》又刊载了陕公的招生简章。简章对陕公的办学宗旨，各系的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考试日期、地点、学员生活待遇、毕业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简要介绍。关于报考资格，我们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机械的规定，强调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十八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

党中央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为抗战培训人才，输送干部。因此，陕公的学员，随到随编班，一面招生，一面办学。最初的学员，从抗大转来的大约有二百名，延安的一些部门、白区党的一些单位、爱国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沈钧儒等）也送来一批学员。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到校学员有三百多名。九月一日，正式编班上课。

初创时的陕公，领导机构很简单，干部也极精干。在校长领导下，设有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于政治部）、校务处等三个部门。教务处长邵式平，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周纯全，校务处主任袁福清，秘书长饶志雄。中共陕公总支委，是学校专作党务工作的组织，第一任总支书记宋琏（女），以后是季凯、申力生等。陕公最高党的领导机构是党组，设有党组书记。

陕公最初开设三门课程：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授课教员，除学校的行政领导如邵式平、周纯全等兼课外，专职教员有周起应（周扬）、李初梨，聘请的有吴亮平、凯丰，约请的有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中央的大力协助和学校的努力下，教师的阵营很快得到加强、充实。党中央将一些名学者、名教授如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吕骥、李凡夫等从白区调到陕北，在陕公任教；另外聘请、约请的教员也大大增加，如张如心、李培之、宋侃夫、林俚夫、邓止戈、何定华、李唯一、贾克、陈昌浩、陈伯达、徐冰、陈唯实、王观澜、毛齐华、杨松、任白戈、王思华、贾侃、李舜初等，都先后在陕公讲过课。

一九三七年十月，陕公学员已编了五个队，第一到第四队是男生队，第五队是女生队，共约六百人。十一月一日，陕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宣告陕北公学的诞生。

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调陕公任副校长和党组书记。在这以前，我任中央党校校长。一天，洛甫到党校作报告，报告毕，他通知说中央决定我去陕公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我问何时去，他答一个礼拜内。我又问他有何指示，他说了两点：一、搞好领导干部的团结；二、发展党员要放手些，可以发展到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我如期到达陕公。

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陕公的亲切关怀

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陕公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讲话。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讲陕公的任务，他说“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一生，号召陕公学员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要象鲁迅一样，“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要象鲁迅一样，决不畏惧敌人的威胁、利诱、残害，“一点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还表扬了陕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勤恳学习革命理论的精神。他说，陕公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创造革命先锋的场所。”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为陕公写下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陕公一创办，在财政、物资方面就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九三八年三月，当陕公发起向国内外要求支援时，毛泽东在我们出版的《援助陕公》的小册子上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在办学过程中，毛泽东对陕公的关怀是经常的、多方面的。以一九三八年为例，三月三日，他参加了六至十队的毕业典礼，会上他作了“临别赠言”，说陕公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的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陕公讲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四月一日，他参加陕公第二期的开学典礼，首次讲述我党我军的“三八作风”问题，对其中的第一、第二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了详细阐述。四月五日，毛泽东在陕公讲国共合作问题。五月七日，他在陕公讲张国焘叛逃的问题，勉励学员要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六月二十七日，他在陕公讲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党的基本战略持久战问题，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员作了介绍。毛泽东还给陕公师生讲过哲学课，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党中央的其他许多同志也非常关心陕公的成长。周恩来在陕公作过关于大后方的抗战形势和平江惨案的报告，朱德作过关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过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和青年修养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此外，任弼时、王若飞等都到陕公作过重要讲演。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陕公能迅速发展和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

陕北公学学员听毛泽东作报告

三、陕公的教育方针

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斗争环境密切联系着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六届六中全会又规定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积极性，尽快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等等。

我们根据党中央关于战时教育的基本方针，根据陕公的性质、学员的特点等等，规定了陕公的教育方针：

第一，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第二，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的知识；

第四，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第五，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及理论联系实际与民主作风。

陕公最初的招生简章曾规定设置五个系，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设想脱离实际。因为，当时有的系如医学、国防工程，延安无条件设立。以后陕公不分系，只分普通队和高级队。普通队培养前线与后方急需的抗战民运干部，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到四个月。高级队培养学校的师资，学习期限为一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普通队。

普通队开设四门课程：

1．社会科学概论，又称“政治常识”。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初步懂得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识中国革命不仅当前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而且将来还要谋求社会解放、阶级解放。讲这门课的有李凡夫、吴亮平、张如心等。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统一战线的产生、形成和意义，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又斗争又团结，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这门课有史有论，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学员们非常爱听。讲授这门课的有邵式平、何干之等。毛泽东每次到校讲演，也总要讲这方面的问题。

3．游击战争。主要讲游击战的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最初讲这门课的是周纯全，他是从四方面军来的，是位经过长征、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讲课具体生动，绘声绘色。邵式平、张然和也讲过这门课。

4．民众运动。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主要讲群众运动知识，如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还讲各种政策、法令，如减租减息、拥政爱民、合理负担、妇女解放；以及扫盲、儿童站岗放哨等等。讲这门课的有邵式平等。这门课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年底，是我们军队和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那时我们派些干部深入敌后，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里就有我们陕公的功劳，有我们民众运动课程的功劳。

除了上述四门课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主要是讲国内外和边区形势，对开阔学员的眼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增强胜利信心，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常请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来作这方面的讲演。

上述课程的内容、讲授的份量、时间的安排都不是死板的。有时，前线特别需要民运干部，我们就加强民众运动课程的份量。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发表后，我们就重点讲授。国民党搞反共磨擦，统一战线课程内容也作相应的变化。

陕公课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启蒙性。由于前线急需干部，学习时间又短，我们只能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让学员短期学习后就立即投身于实际斗争，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和积累经验。实践证明，这种启蒙性教育是成功的。第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课程的开设，不仅是为了满足斗争的需要，而且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也是密切联系的。在校内，结合游击战课程，经常举行各种军事演习。但是，这些活动只起辅助作用，主要还是搞好课堂学习。

陕公的高级队，专门培养师资。陕公本身的师资需要补充，延安其他许多干部学校也向我们要教员。高级队学习期限一年，开设的课程也较多。计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运动史、世界政治、中国问题讲座（如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边区经济、工农政权问题等）、三民主义研究、战区政治工作等。

高级队各课的内容，比普通队也深得多。比如马列主义课程，要讲不少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都是必学著作。政治经济学课程，还要学《资本论》。

不论是普通队或高级队，我们在教学中，都注意贯彻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历史到理论等项原则。也注意了各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

有一个时期，在课程的设置和讲授上，我们比较强调少而精。陕公是一个短期干训班性质的学校，搞多而杂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从学习规律来说，人们的知识总是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对学员来说，他们应该尽量多学一点，学好一点。所以，我们不把少而精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我们强调的是刻苦。

四、陕公的教学组织、教学过程

陕公的主要教学组织是教务处、队、班。在陕公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学习第一”、“一切为了学习”，因此教务处成为学校生活的中心，它是全校最高学习领导机关。课程的设置、教员的配备、教材的编定、教法的研究、学员的学习考查等等，均统一由教务处负责。

教务处下面，设有教育科、学习指导科、军事教育科、各科研究室（即各科教研室）、图书室、陈列室。学习指导科，是教务处直接领导教学的行政机构。以学习指导科科长为首，吸收各科教员代表、学科指导员、各队队长参加，组成学习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教学计划的制定，并实地指导学员学习，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学员编为队，下设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有学员一百到一百二十人，由队长、指导员（最初叫队主任）、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他们的分工是：队长管学习，副队长管生活和军事，队指导员是队的支部书记，负责党的支部和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助理员管党的组织宣传，队学生分会主任管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八到十二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每班都编进一两个政治文化较高的学生，以便发挥骨干作用。班长、副班长均由学员选举产生，是学习较好，能力较强，工作负责，能团结全班的优秀学员。

由于客观条件困难，上课采取大课堂制，常常是几个队、数百人在一起听课。教学的基本环节为：引言、预习、质疑、讲授、复习。各门课一般都没有讲义、教科书，但各课都编印了教学大纲，对课程内容、范围、研究方向等作扼要说明。陕公教学程序的主要优点，是废止了注入式，能启发学生思考，讲授有的放矢，它把教员的指导、学员的自习、个人的研究、集体的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连续反复、由浅入深的过程，既发挥了教员的指导作用，又调动了学员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学校对教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教员多是革命的前辈，或由国统区来延安的有威望的革命的教授，这些教员既掌握了革命的理论与方法，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处处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诲人不倦，既教书又教人。所以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学员的学习强调三个原则：

一是自学为主。在时间的分配方面，学校规定自学的时间多于上课的时间；在自学时间内，个人自学时间又多于集体自学时间。但同时并不否认集体作用，不否认同学间的互助。相反，当时陕公的课堂讨论、先进帮后进等活动，都是组织得很有成效的。

二是循序渐进。学习要靠思考，思考只能从容前进，“欲速则不达”。

三是发扬民主。陕公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学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海外，其中有少数国民党员，他们各自的经历是不同的。在学习中，我们提倡独立思考，敢于辩论，反对强制服从，反对随便给人戴大帽子。课堂讨论是体现学习民主的重要环节。除此而外，当时每个队每周还出版一次《学习导报》，内容有学习评论、学习收获、学习方法介绍、讨论会总结、参考书指导、各班学习反映、问题质疑与解答等。《学习导报》充分贯彻了民主精神，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

陕公也有考试、考查制度，主要是给学员对已学知识有一个温习、整理、综合与提高认识的机会，同时也检查教学计划是否适合学员的情况，检查教员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等。考试、考查方法，除笔试外，课堂讨论、辩论会、问答晚会、学习笔记、学科展览会、学科集体创作、实习通讯，都是考查学生成绩的途径和方式。

五、陕公的校风

陕公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这是陕公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生活准则、共同作风。

第一，陕公所提倡的忠诚，就是忠于抗战，忠于革命，对共产党员来说，还必须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忠于马列主义原则。这个精神，具体贯彻在陕公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中，使他们毕业后，成为一个先锋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陕公这个革命大熔炉，曾经培养锻炼了成千上万的优秀革命战士，他们无限忠诚于民族革命战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有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成了逃兵，有的甚至成为叛徒和民族败类。出现几个坏人，当然无损于陕公的光辉。我们对这些人，在校内和《新中华报》上，进行过公开地揭露和斗争。

第二，陕公所提倡的团结，就是团结于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于革命，把陕公办成革命的大家庭。陕公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汉、藏、蒙、回、彝等许多民族，有的来自祖国边远的东北、西康、云南，有的是从朝鲜、暹逻（泰国）回国的华侨。年龄上的差别也较大，有十五、六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也有年过半百的老大哥、老大姐。从经历来说，有红军战士，有白区地下党员，有陕北贫下中农的儿女，也有国民党高级人士的子女（如邓宝珊的女儿）。陕公的干部也有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抗日，抗日是陕公团结的政治基础。虽然，陕公是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但我们在信仰上不强迫他们，我们以马列主义真理、革命理论来培养教育青年，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为了搞好团结，陕公执行四个原则，这就是平等、民主、五湖四海、用人唯贤。

平等。陕公内部生活，严格执行红军年代行之有效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学校对所有学员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以亲切关怀。一个同学病倒了，他会受到大家的热情照料。为了帮助一个落后同学，校长也常常亲自出马。陕公的校长、教员、公务员、学员，生活平等，功过赏罚一视同仁。象成仿吾，每天比学员起得还早，学生出操时，他早已在各处巡视了。他对学员十分爱护，学员送给他“妈妈校长”的爱称。

民主。陕公提倡学校全体成员参加管理学校。学校的一切大政方针，师生员工都参加讨论，任何人都有权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学校也不隐瞒自己的问题，谁有缺点、错误，都要作自我批评。

五湖四海。陕公不许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先进不许歧视落后，党员不许歧视非党同志，某个地区、部门来的，不许歧视另一地区、另一部门来的。这一点，在当时陕公干部之间，尤为重要。陕公有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也有一方面军来的干部，还有少数陕北地方干部，他们中又有知识分子出身和工农出身的区别。但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搞五湖四海”的方针，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

用人唯贤。这也是我们搞好团结的重要原则。陕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发现、识别、培养人材的经验。比如在认识人材方面，我们注意把干部的学习和生活、思想和行动、过去和现在、长处和短处、一时表现和一贯表现统一起来观察，防止片面性。对于干部犯错误，我们主要着重教育，启发他作自我批评，作组织结论时，让本人亲自参加，允许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上诉的权利，对于干部的鉴定，让本人过目，也允许保留意见。我们注意在实践中发现、培养、提拔和使用人材。陕公不少教员和学校干部就是我们从学员中提拔的，如柴树藩，他原是十七队的学员兼副队长，以后提拔为分校校务主任。

由于我们在团结方面，注意了上述原则，陕公的确成了一个温暖、团结、抗日的革命大家庭。学员、师生、干部之间互相友爱，充满革命情谊。陕公初创时，无力发统一服装，膳费也要自理，一些家在沦陷区或家境贫寒的学员，生活困难。但由于互助，问题都得到顺利解决。师生之间，关系很亲热。教员到学员那里，学员们都报以热烈掌声，对教员很有礼貌。有的学员还用自己每月一元钱的津贴费买香烟慰问老师。教员也虚心向学员学习，教学相长。如有的教员，向一些在白区做群运工作、妇女工作的学员调查，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学习的青年，深切感到陕公与国统区学校有天壤之别。

第三，陕公所提倡的紧张，就是培养严守纪律、迅速果敢、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精神。陕公生活的军事化、战斗化，就是这种作风的具体体现。

清晨六点，军号把学员从梦中唤醒，二十分钟内，完成内务整理、洗漱，然后全校集合，点名早操，整队露天进餐。早餐后，稍稍休息，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晚饭后文娱活动，唱歌、看节目，也是集体的、有组织的。

结合游击战课程，经常进行军事战斗演习，如夜间紧急集合、行军、防空演习、作战等等。夜间的紧急集合，并不事先通知，且多在深夜或黎明前进行。同学们听到紧急集合号声后，不准点灯，要求在十分钟之内，将每人的衣、物、书籍、被褥等，打成行军背包背上，然后奔赴指定地点集合。有的学员开始有些手忙脚乱，但以后就都符合要求了。集合后，有时是夜间行军，月色朦朦，戎步匆匆，走过田间小路，又爬上到处是荆棘的山坡。途中，又往往穿插着“敌机来了”、“发现敌人”、“捉俘虏”等演习。虽然紧张劳累，但同志们精神上无比欢快。因为他们懂得，这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

学员的学习期限，一般只有三个月，但严格的军事化、战斗化生活，使他们的思想、作风都很快发生深刻变化。初到陕公时，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短袄，“少爷”、“小姐”的气息，不能一下抛弃。但到毕业时，都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吃苦耐劳，养成了集体生活习惯，工作说干就干。陕公就是这样熏陶、锤炼了祖国千万个优秀儿女。

第四，陕公所提倡的活泼，是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目的都是为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校团结进步、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生活有紧张的一面，也有生动活泼的一面，有张有弛。特别是青年，爱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千篇一律的死板生活是不行的。为此，学校在困难条件下，也非常注意开展文体活动，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还有拔河、掷手榴弹、爬山；晚饭后经常组织歌咏会，有时也有晚会。学校集会前，总要热烈地拉歌，歌声此起彼伏，高亢雄壮，激发着人们革命的热情。当时陕公最流行、最受欢迎的歌曲有《陕公校歌》、《大刀进行曲》、《毕业上前线》、《我们在太行山上》、《黄河颂》、《游击队员之歌》、《松花江上》等等。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常来陕公辅导，吕骥是陕公的教员，郑律成是陕公学员，因此陕公歌咏的开展，在延安要算首屈一指了。

陕公的集体盛会不少，每期新生开学，要举行开学典礼，毕业又有毕业典礼，每逢陕公的周年纪念，盛况更为热烈。在这些会上，总要举行展览会（学校行政、教学、学员的学习与生活等）、体育比赛、墙报比赛，还有演出晚会及会餐。记得第二期新生开学典礼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参加，她在会上作了山西之行的报告，还与几位女同志合唱了几支民歌。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及进行社会宣传，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在延安成立的是陕公剧团，在枸邑成立的是陕公流动剧团。后期陕公成立的是陕公文工团，团长是苏一平。这些文艺社团，先后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长》、《在敌人的牢狱中》、《补缸》等短小精彩的节目，也演出过《蜕变》、《母亲》等大型话剧。陕公自己编的《生死关头》、《送郎上前线》，曾受到社会的好评，胡乔木还请我校剧团到安吴堡演出过。黄天是陕公剧团的很有才能的领导者，他后来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陕公是统一战线的学校，因此它所提倡的活泼，最重要的还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所有成员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要形成这种局面，关键是民主，是民主集中制。这是陕公治校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也是陕公区别于国统区学校的根本标志之一。为此，在实践中我们遵循下列原则：学校成员，不论有无党派关系，一律平等；凡属于政治与理论方面的原则问题，遇有意见分歧，采取辩论、讲道理的办法解决；凡教学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采用大家商量、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决定；学校教育计划与工作计划的讨论、决定、检查，由学员派代表参加，并在实施过程中监督；凡学校成员，对学校全部工作有杈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副队长以下各级干部，由学员选举；各队设立意见箱和救亡室，任何人都有权越级上告，每星期三为救亡日，救亡室的壁报是各队的喉舌。

在实践民主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对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如不关心政治、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都采取疏导的方针，利用他们的实践来教育他们，使之对民主有正确的认识。

陕公的民主、自治，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会的工作和活动中。学生会是全体学生的自治机关，全校有学生总会，各队有分会，它的职责是：

（一）领导全体同学恪守学校的制度、规则、纪律；

（二）协助组织学习和开展课外研究（学生会设有各种研究会）；

（三）领导和组织学员的课外活动，如文娱体育、参观访问、参加社会实习等。

（四）组织和开展各种互助活动，如募捐支前、同学间的互助等；

（五）积极领导学生参加改良行政设施、改善生活和物质条件的活动，如筹募学校基金等。

学生会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学校给予必要的指导。在组织上，学校尊重学生会的独立性，经常倾听学生会的意见和呼声，吸收学生会干部参加学校行政的各种会议，对学生会的活动时间予以充分保证。

学生会的干部，由学员民主选举，迅雷、刘春、齐语、王敬、李琦、顾明等都曾是陕公学生会的骨干。

六、艰苦奋斗是陕公的光荣传统

陕公的创建是白手起家的。校址最初设在延安东门外清凉山下机场旁边，校舍是一个汽车训练班的几间旧营房，开办费很少。工作人员只有成仿吾从中央党校带来的十多名干部。这就是陕公创建时人、财、物全部家当。但延安是全国抗日模范根据地，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把陕公办成全国闻名的革命大学。怎么办？我们的方针是因陋就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员入校，第一课就是解决栖身之所挖窑洞。窑洞并不宽敞，一般七八个人共睡一个土炕，下面铺的是茅草，晚上翻身都感困难。至于上课、吃饭、开会等等，就都在室外。同学们说陕公的室内活动就是睡觉，确是如此。冬天，空中飘着雪花，教员头顶雪花上课；雨天，泥泞满地，教员赤脚上课。数九寒天吃饭，饭凉菜冻，若遇上狂风，饭菜里还要掺杂点沙尘、草芥。学员的被子一物两用，白天捆起来当坐凳，晚上打开睡觉。以后在露天广场用石头、泥块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一九三八年夏秋，大部分师生到了枸邑分校，留在延安的总校迁到北门外，师生自己动手盖了一个能容七八百人的礼堂，当时在延安算是一个宏伟建筑了。这个礼堂以后交给了党中央使用，人们称为“中央大礼堂”。

教材教具，都极缺乏。基本上没有教科书，图书资料也很少。因此，记好课堂笔记，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延安当时文具纸张很少，加上我们经费困难，故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铅笔，墨水用兰靛泡，每人发两张油光纸钉笔记本，夜晚照明用小油灯，也是几个人共一盏，因此夜晚多用来举行讨论会。煤气灯也有，只在盛会或演出时才使用。

陕公初创时，我们在招生简章上写明：免收学费，衣服用具自理，膳费每月收六元。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学生一律免交膳费，还发统一的土布灰军装。生活津贴：校长五元，科长二元，科员一元五角，勤务、炊事员、学员均为一元。

主食是小米饭，土豆是主要蔬菜。以后我们到关中枸邑办分校，那里较富裕，经常能吃上白面馒头，同志们就很满意了。

为了克服困难，学校采取的办法是：第一，自己动手。就是自己挖窑洞、修操场、筑路、挖厕所、开荒种菜、打柴等等。第二，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学校不用或少用勤务员，值班、清洁卫生以至印刷、搬运等工作，大部由学员自己干。延安医生少，学员懂一点医学的，既当学生又当医生。第三，开展互助活动。这个工作由学生会负责进行，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一些家庭经济较好的学员，根据自愿原则，将自己多余的钱、衣物，交到学生会，由学生会统一分配给困难的学员。第四，开展社会募捐。《新中华报》、《新华日报》都刊登陕公向社会募捐基金的启事，学校还专门编了一本《援助陕公》的书，出版发行。学校还给每个学生一个募捐册，由他们向熟悉的亲戚朋友开展募捐。陕公的募捐活动，扩大了陕公的社会影响，国内外都知道陕公这样一所坚持抗日教育的革命大学，因此以各种方式积极援助陕公。我们也每隔一个时期，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上载明募捐人的姓名、款数，刊登“鸣谢”启事。

陕公接受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同时也在物质上对全国抗战尽力所能及的援助。一九三八年冬，朱总司令发出了慰劳八路军的号召，陕公立刻响应。师生员工把自己身边最珍贵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很快汇集了约五千元的物款，慰问前线八路军将士。

七、陕公分校的创办与后期陕公

陕公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创办，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办了两期，共建立二十七个队，先后接收和培训了约三千名学员。这个成绩当然是很大的，但仍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全国要求来延安进陕公学习的青年，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边区各部门、各个抗日根据地、各部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要求增添更多的干部。这时又有两个新的情况，一是由于延安的人口膨胀，粮食及各种日用品日趋紧张；其次是国民党加紧反共磨擦，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立许多关卡、检查站，沿途堵截、逮捕去延安的青年。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底相继开会，作出了在枸邑创办陕公分校的决定。枸邑地处关中，土地肥沃，粮食供给等较延安容易筹办；这里离西安近，青年较容易进入边区。中央决定成仿吾留在延安主持总校工作，着重办好研究班，为分校培养师资；由我任分校校长，率领一部分骨干去枸邑看花宫创立分校。我从学员中挑选了一批干部同往，其中有柴树藩、何定华、孙力余、吕光、席柳溪、赵志萱、华子扬、陈琅环等。从此陕公的主力即移到分校。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我们是分两批走的。第一批约一百多人，出发的那天正好有一队汽车从延安到西安去，他们首先坐汽车到耀县，然后步行去枸邑。我去分校是第二批，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袁福清、申力生、陈伯村、季凯、何定华、邱春甫、华子扬、吴景直、朱改、张煜、倪淑英、缪文等。我们从延安出发，一路步行，经过甘家、鄜县、直罗镇、店头、关门子、羊坡头、织田镇，最后到达看花宫，全由解放区通过。每日行军近百里，一个叫陈彤的女学员打着一面旗子走在前面，使队伍显得更为生气勃勃。七月初，去分校的人员均安全抵达看花宫。

看花宫据说是唐代杨贵妃看花的地方。这里过去牡丹花很多，也有些古迹。我们分校的校舍，全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屋，除校部和女生区队设在看花宫外，其余各区队分布在看花宫附近的平坊、门家、赵庄等村庄。教学用的桌椅、板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老百姓借给我们的。七月七日，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日，陕公分校正式开学。

分校的领导班子、工作人员有以下这些同志：

校长：李维汉

教务部长：邵式平

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张然和

校务部长：袁福清；副部长：柴树藩

党委书记：申力生

党委组织委员：陈伯村

党委宣传委员：申力生兼

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吕光

俱乐部主任：刘春

合作社主任、总务科长：席柳溪

分校党组由李维汉、邵式平、周纯全、张然和、袁福清、申力生、陈伯村七人组成。

有了总校的办学经验，分校各方面的工作都进展很快。我们接总校编队，从第二十八队开始，编到五十四队。分校在组织上新建了区队一级机构，每四至五个队组成一个区队，相当于部队的营。区队有区队长、军事副区队长、协助员（相当于总支书记）。分校共有四个区队：

一区队，地点在坪房，区队长何定华，副区队长季凯，协理员廖作华。

二区队，地点在门家，区队长朱改，协理员李言。

三区队，地点在看花宫，区队长申力生兼，副区队长赵志萱，协理员吴景直。这个区队全部是女学员。

四区队，地点在赵庄，区队长孙力余，协理员方波。

分校的教学方针、教学制度、教学组织、课程设置等等，都与原来的总校差不多。总校不少有名的教员如何干之、李凡夫、李培之等也来分校任教。但由于学生增加快，教员总是不够，因此，除一些区队长同时兼任教员外，学校还成立高级队和几个研究室培训师资，充实教员队伍。高级队的学员是从普通班选拔的优秀生，学习期限一年，所学的课程较多较深。我们前后共办了五个高级队，廖盖隆、田家英、霍遇吾、张腾霄、胡华等就是分校高级队的学员。校部所设立的研究室，有中国问题研究室，由何干之领导，成员有季凯、刘春、陈琅环等；政治经济教研室，由李凡夫领导，成员有尹达、温济泽、李唯一；哲学研究室由陈唯实领导。研究室也有教员上课，以老带新，一边研究、一边教学。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大会的结论，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放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我在开完六中全会后回到分校，从十二月三日起，用了一个星期传达和讨论会议的精神。全校师生员工对会议表示极大的关注，一致拥护会议的决议。根据会议的精神，我们的课程作了调整，集中讲授六中全会的文件，清除了过去讲授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分校的劳动任务比延安时增加了，这是因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学员除白天上课、晚上站岗放哨外，还要开荒生产，保证生活的需要。陕甘边界处有个何家山，离我们分校约七十里地，我们在那里开荒两千一百多亩，种了土豆、谷子、糜子、麻子、蔬菜。学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陕公新村”，师生轮流到那里边劳动、边学习、边作群众工作。另外学校的合作社还试验自造肥皂，生产草鞋。

一九三九年初，党中央为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任命洛甫为干部教育部部长，我为副部长。我即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离开陕公分校，到干部教育部工作。我走前，曾召集校部、各区队、总支的干部汇报和总结陕公办学的经验，开了几天会。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战时干部学校教育》，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这时，我党已在敌后建立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边、山东等广大根据地，亟需大批干部。中央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干部教育，决定在晋察冀和晋东南两地建立抗大分校，并指令从陕公总校、陕公分校抽调干部前往办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周纯全、邵式平各率一千多名师生，相继离校。周纯全等在晋东南的长治一带建立了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邵式平等在晋察冀的灵寿一带建立了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陕公因此仅剩下四、五百高级班学员。

为了节约人力、物力和有利于集中领导，中央决定延安的陕公总校也迁到看花宫，与分校合并，由成仿吾任校长。一九三九年一月，总校到达枸邑。新的领导班子是这样：

校长：成仿吾

教务部部长：江隆基

政治部主任：张然和

总务处处长：鲍建章

党委书记：申力生

合并后的陕公，其主要任务是办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学习期限一年，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为了进一步培养专门学者，还计划在大学部上面筹办研究部，学生为大学部的毕业生和有相当程度的外来学生、研究人员，学习期限亦为一年。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实现。除此而外，学校附设了训练班，专门培训不能进大学部的学员，学习期限为四个月。课程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三民主义、游击战争与政治工作、民众运动。这个训练班就相当于最初陕公的普通班。

一九三九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公、延安鲁艺（院长周扬）、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由胡乔木、冯文彬主持）、延安工人学校（校长张浩）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六月下旬，陕公由枸邑先迁回延安。七月初，四校完成整编任务，在离开延安前，我送他们到桥儿沟，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在桥儿沟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作了报告。去前线的学员送给毛泽东一面锦旗，毛泽东在报告中回赠他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的团结。指出，只要好好掌握和运用这“三个法宝”，就什么敌人也不怕，什么困难也能战胜。七月十一日，在陕公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七月十二日，他们踏上新的征途，向晋东南进军了。

一九三九年冬，党中央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战干部，又决定复办陕公，在延安重新招生，校址在北门外，人们称为“后期陕公”。由我兼任校长和党组书记。教务处长胡松，干部处长武光，总务处长刘汉兴，秘书长杨石人，总支委书记石砚之，副书记吴景直。学员编队与以前的总校、分校相衔接，从五十九队起编队，共有学员数百人。十二月初即开始上课。

一九四○年九月，陕公改变学制，成立师范部和社会科学部。师范部主任孙力余，培养师资及教育行政干部，分本科与预科，本科修业期限两年，预科修业期限一年。社会科学部主任张仲实，培训抗战民运干部，也分本科与预科，本科修业期限为一年半，预科修业期限为半年。两个部的课程，除一般的政治课外，都还有各自的专修课程。一九四○年，后期陕公还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边区的民主建政工作（如参议会选举）、办冬学扫盲、演出宣传、下乡搞社会调查，参加镇压汉奸、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宣判大会等等。

后期陕公，在领导体制上成立了校董会，成员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高岗、张仲实和我。校董会通过了新的陕公简章、教育方针及施教计划。

后期陕公加强了民族干部的培训工作。一九四○年八月，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少数民族学员三十多人。他们自己选举队长、副队长，每十人编一个班，队指导员由学校委派，天宝即是这个民族工作队的学员。他们学习的课程有政治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还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学习期限一年。一九四一年夏，进一步成立民族部，六月三十日在陕公大礼堂举行民族部开学典礼。民族部有学员一百八十五人，包括蒙、回、藏、彝、苗、满、汉七个民族。民族部主任贾拓夫，杨静仁、汪锋分别任回、蒙班主任。以后又在民族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学院，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陕公为党的民族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为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党中央为了精简机构，以及在延安办一所正规大学，使高等教育正规化，积累高等教育的经验，决定将陕公、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中央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校址即原女大校址。延安大学设有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法学院三个院及俄文系、体育系两个专修科。另外还附设了中学部，分高中、初中两个分部。九月中旬即筹备就绪上课，九月二十二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有学生五百余名。延大的成立，结束了陕公前后约四年的光荣历史。

八、陕公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

陕公的每个队都设有党支部，支部由指导员、队长和政治助理员组成，支部以上是总支（在分校期间，总支设在区队），这是学校专做党务工作的机构。总支上面是学校的党组，总支书记也参加党组的工作。在分校总支上面设党委，党委书记参加党组。

陕公的共产党员和党的活动，有下列特点：

（一）党员的大多数是正在过着学习生活的新党员，即学生党员；学校工作人员中的党员，只占党员比例的少数。

（二）党支部的周围，是一大批非党青年，他们有极高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热情，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把参加共产党当着自己崇高的理想。

（三）由于当时共产党在全国还没有公开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陕公党的组织生活，也未完全公开。

（四）学员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发展工作，必须特别抓紧。

根据这些特点，陕公共产党支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团结全体党员和非党员，保证完成学校全部教学计划、工作计划和学习任务。“学习第一”，是对学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求学校工作、党支部工作也要贯彻“学习第一”的方针。党支部对组织好学生的学习，起保证作用。

陕公共产党支部的第二个任务，是接收新党员及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这个工作，是陕公支部最重要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党中央在《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指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为大量发展党员提供了客观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是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另一方面是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克服关门主义，大量地发展党员，强调要勇敢地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下级官兵中吸收党员。

在延安时，中央组织部直接抓陕公的组织发展工作。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经常亲自找陕公的总支书记汇报，指导工作，还亲自给学员上党课及参加新党员的宣誓仪式。陕公第一期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中央组织部举行的。

陕公发展新党员的方针是既慎重、又大胆放手。我们根据中央精神，强调不要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不要怕社会关系复杂，只要表现好、思想进步、历史清楚，就可以发展。当时从国统区来的大批青年学生，从他们本人的情况看，多数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不少是“民先”队员。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虽比较复杂，但他们到延安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对他们搞“唯成分论”，是完全错误的。

陕公学员在校学习期限很短，一般只有三、四个月，因此发展工作必须抓的很紧。学员一入校，支书、助理员就同他们谈心，积极了解他们的情况。当时共产党在学员心目中的威信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一到陕公，立即找党组织谈思想，写自传。支部经过仔细研究，确定重点考察培养对象，一二十天之后，就找他们谈话，进行党的教育，端正入党态度。由于要求入党的学员很多，一些候补党员也要参加谈话的工作。

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比例，中央组织部开始要求我们发展三分之一，以后提出发展二分之一多。一九三八年洛甫对我说，陕公学员中要求发展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党员。可见当时发展组织任务之迫切、繁重。

新党员要填写入党志愿书，并有两个正式党员介绍。介绍人要对被介绍人的优缺点写出报告，说明介绍的理由。党支部审查通过后，还要写出支部讨论的意见和评语。经总支批准后，新党员履行宣誓仪式，最后编入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当时我们所发展的新党员，有的是很年轻的，一个叫徐光的，入党时才十五岁，田家英入党时才十六岁。

为了使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斗争传统，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抓紧思想教育，强调党员在学习中必须比非党同志学得更刻苦努力，在职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同志承担更多的工作，并积极完成在职干部的学习任务。

陕公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树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必须模范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坚持民主、团结等原则，必须在任何环境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作一个先锋战士。

陕公的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是很有成绩的。陕公创办不到两年，我们培养训练的六千多名抗战干部中，发展的新党员就有三千多人，他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成绩、经验和教训

陕公创办后的近四年中，共培训了约一万一千多名学员。他们在校学习的时间虽有长有短，但都有共同的收获：第一，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抗战意志与必胜信念，获得了抗战的理论与知识；第二，领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以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第三，培养了民主精神与习惯，树立了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第四，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懂得了改造旧社会旧中国的必要；第五，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

学员毕业后，响应学校提出的“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愉快地奔赴战斗岗位。他们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少数转到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或通讯学校、卫生学校等继续学习。陕公学员分配的面是很广的。以第一队到第十队毕业的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学员分配为例：江苏三十七名，湖北七十九名，安徽七名，湖南十八名，江西十五名，四川十四名，福建二名，上海十六名，广东十四名，浙江三十名，广西一名，宁夏十二名，贵州四名，山东十七名，山西一百二十九名，河南三十一名，华北五十四名，绥远九名，甘肃六名，边区六百一十三名，陕西七十八名。从这个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东北、新疆、西藏外，差不多每个省都有陕公的毕业生去工作。这十个队的一千一百多学员中，留在边区的占一半多，这是较特殊的情况，因当时边区太缺知识分子干部，我们不得不首先满足延安、边区的需要。但以后陕公的毕业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分到前线去了。一九三八年冬，分校第一批毕业生，分到晋东南前线去的就有一千多人，“毕业上前线！”这是当时的光荣口号。

每期学员毕业，我们都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党中央负责同志也来参加。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第二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毛泽东还给毕业生送来了“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的题词。

毕业生离校，有的行程是很远、很辛苦的。分到太行山辽县前线的学生，从延安到临汾、再到辽县，行程一千四百多里，沿途要经过国民党顽军的不少关卡，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还会遇到敌机的轰炸，而太行山又是“四月仍结冰，八月即飞雪”的气候。但我们的学员依靠自己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战胜一个个困难，胜利到达。许多学员始终保持着与母校的联系，经常向学校汇报自己工作中的收获、体会和问题，并提出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在经济上还为母校的建设开展社会募捐。

从学校来说，也密切保持与毕业同学的联系。学校设有同学会的组织，编有同学录，设有通讯联络部，出版通讯集和纪念册。通讯集交流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介绍母校各方面的状况，还刊载学校给毕业生的工作、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每逢陕公创办的周年纪念，学校都要举行展览会、报告会，编辑纪念特刊，全面介绍学校各方面的情况、经验和成绩，并欢迎校友们返校参加盛会。

陕公学员奔赴各地，许多人一走上工作岗位，就担任游击队长、县长、科长等职，工作中勤勤恳恳、英勇战斗、历尽艰辛，为党为人民创建了光辉业绩。其中不少同志在战争年代就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以后，当年的陕公学员、干部中不少人已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重要骨干。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他们再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今天，他们虽大都已过花甲或古稀之年，仍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辛勤工作。陕公桃李遍神州，陕公的光荣传统将永远哺育我们的后代。

回顾陕公的全部工作，最重要的一点经验，是我们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九三九年底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在长期的和严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团结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要性。决议批评当时一些干部恐惧、怀疑、排斥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思想，号召大胆地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条件成熟的要坚决吸收他们入党。陕公在办学过程中，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一政策。我们为一切要求抗日的知识分子敞开大门，广泛招收他们前来学习。我们在思想上、生活上亲切关怀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他们，使他们深感党的温暖。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常常因失学、失业、政治上没有出路而苦闷，但他们一进陕公就朝气蓬勃，不仅是有用之材，而且有用武之地，刻苦地为祖国学习、为革命献身。

陕公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是启蒙性的，课程不多，教学时间也不长，但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而他们学得快，兴趣高，生动活泼，效果也好。

陕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是大胆放手的。有的同志把陕公的成就集中概括为“识别人材，培养人材，使用人材”，是有一定道理的。抗战开始后，我们边区和前线可说是什么都缺，但最缺的是干部、人材。当时各地方请求党中央支援的主要不是钱和物，而是干部。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剩下的红军和干部总共才三万多人，这同抗战初期的大发展形势极不相适应。因此，能不能在短期内培养大批干部，的确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公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都是以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使用为出发点，任人唯贤，量才使用，大胆提拔。学员一进陕公，两三个月就入党，三五个月就提干。党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上，让他们肩负重任，在炮火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延安培养了中国一个时代的革命骨干，陕公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陕公的工作也是一分为二的，我在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两件事，我至今深感不安。

陕公创办之初，几个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卡尔学会”，其目的和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但陕公有些干部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当时的青年团、“民先”等组织都已解散，为什么在延安还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叫马克思主义学会，而要叫“卡尔学会”？这个组织的青年学生作了辩解，我们一些干部仍然不理解。加上这些青年在一起，有时也难免发表一些批评性的言论，于是断言“卡尔学会”是一个近似托派性质的反动组织。那时王明、康生刚回国，他们把苏联的反托派斗争搬到延安，也影响了陕公。结果学校找“卡尔学会”成员一个个谈话，最后将为首的七八个学员开除出校，受牵连的其他几十个学员毕业时，也不给分配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卡尔学会”并非反动组织，那些被打击的学员，并无不良企图，他们是好学的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虽遭受错误打击，但仍不忘革命，有的还返回延安找党。此案发生时，我尚未到校，但最后处理时我在，我当时是学校党组书记。我听了汇报，未深入调查研究就处理此事，损害了同志，也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以为疚。

还有一件事是在后期陕公发生的。学校结束时，总务处还保存一些布匹，校务主任兼秘书长杨石人反映有些干部缺衣服，提议给他们每人做一件，我同意了，并由总务处长刘汉兴执行。后来中央组织部一位领导同志追查此事，认为这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找我们谈话，我表示事情是我同意的，应由我负责。但后来给了刘汉兴同志警告处分，调往前方工作。临走时，我深感不安，送他到中央党校前面的河边，一边走一边谈心，安慰他，鼓励他努力工作。他走后，我经常打听他的情况，得不到消息。“文化大革命”后有同志告诉我，曾经听说刘汉兴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英勇牺牲了。刘汉兴是一个为人忠实、工作勤恳的好同志，追忆至此，以志怀念。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