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没有18号文，就没有华为

央视网报道称，此举是“创造一个人类通信史，甚至是人类发展史的独一无二的壮举！”第一，在高海拔的珠穆朗玛峰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下建设通信基站是相当困难的。第二，在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之后，中国通信业终于实现了主导移动通信技术的国际需求与标准制定。

如今的华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与通信领导者。华为官网介绍，“华为创立于1987年，是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我们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目前华为约有19.4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30多亿人口。”这段介绍不难看到，华为的起点始于1987年这个改革开放滚滚洪流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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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先的“科技成果扩散试验”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继续如火如荼，作为实验田的深圳也在继续自己更进一步的探索。为了大胆地鼓励民间科研人员创业，深圳市人民政府甚至还“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俗称18号文件）。

《暂行规定》专门明确了“民间科技企业”，此举开创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先河。所谓“民间科技企业”，是指科技人员自愿联合投资、从事科技开发及有关的生产、销售、咨询服务等经营活动的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暂行规定》明晰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来的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拉开了中国科技企业追赶欧美等跨国企业，与之争相斗艳的大幕。

在此之前，民营企业产权的讨论，一波接着一波，但是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果，但是深圳的后发优势却体现了出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院正研究员（教授级）陈春先因公赴美，在1978年-1981年三次考察后，近距离地感受到美国“硅谷”模式的先进。于是，陈春先相继提出了“科技成果扩散试验”，探索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路，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等具有前瞻性建设主张。

此后，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由此开始。陈春先大胆地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先开始了政府公关，经过多次协商，陈春先终于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批准。

1981年10月23日，在向北京市科协借来100元的基础上，陈春先与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带领十几个中科院的学术骨干在这里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简称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在当时倍感争议。

据了解，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主要业务是做技术咨询，由于服务到位，很快就赚到3万元。陈春先把赚到的钱发给服务部的人作为津贴，按当时的工资标准，相当于长了两级工资。一方面，市场化的“服务部”能够赚取每年两三万元的销售收入，发给业务骨干每月的津贴就高达10多元。第二方面，陈春先的实验激活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实现激情。“我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多年后，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道。

深处改革开放的漩涡中，正当陈春先的体制外“实验”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陈春先的市场化运作与分配方式打破了传统科研体制的利益链条，甚至有些“水火难容”。前所未有的质疑声让陈春先和他的创建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为炮轰的“着弹点”——“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下，在风口浪尖上，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漩涡吞没了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1982年，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被查账、封账，正常的工作也无法开展，陈春先和他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首次陷入了僵局，举步维艰。

1983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在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文章中写道：“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此文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陈春先由此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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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深圳的困境和使命

有了中关村的定调，为深圳的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打下基础。此外，深圳之所以愿意担负起此次历史使命，源于深圳当初的一穷二白，科技人才匮乏。以1979年为例，深圳市仅有2名科技人员——一名是拖拉机维修工，另一名是兽医。

为了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深圳市通过多渠道来实现，其中就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市“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试图更好地探索新阶段的改革开放。

当我们查阅到这份签署于1987年2月4日的、纸张早已泛黄的文件时，我们依旧能够看得出当年冰封解冻时的惊心动魄。“18号文件”的正式落地，真正地让在改革开放的这段“惊涛骇浪”的岁月里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首次走进了现实。文件中明确指出：“除了资金，商标、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同样可以入股办企业，而且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

这样的突破几乎是颠覆性的。1986年，科学技术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中的分量相对较低。在直接参与全国，甚至全球的竞争中，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渐渐地认识到，落后的科研水平很难与其面对面的较量中获胜。

当看清自己的劣势后，深圳决定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直接结合。于是，深圳市大胆地改革当时僵化的制度，时势地出台了这份被称为“18号文件”的《暂行规定》。正是这份被后来誉为中国首份民营科技企业的“准生证”，为深圳成为“创新之城”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天，这座城市已经拥有41名全职院士，每１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5.6家。此外，在大批科技人才聚集深圳的同时，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在深圳这个舞台上展现自我价值舞台的梦想由此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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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源头与“18号文件”的星火燎原

多年后，家户喻晓的、如雷贯耳的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直言，正是看到这份“红头文件”，他才创建了华为，成为影响世界的科技巨头。

1987年，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被南海石油电子企业公司除名。不得已，任正非和五名技术人员一起共同出资两万元，申请创办华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仅仅两月后，华为以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就获得了深圳市政府的批准。深府办（1987）608号《关于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深圳市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筹备组：

关于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并原则同意公司章程。

二、该公司属民间科技企业。为责任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贰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伍年。自本文下达之日其生效。

……

直到今天，任正非在接受数次媒体采访时曾多次感慨，“没有18号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除了华为，深圳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数据显示，截止1988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文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已经到达77家，科技可以创造财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而经济特区在制度上撕开的这一道口子，让越来越多的科技弄潮儿，从四面八方赶到深圳，引发的一场洪水般的科技企业创办潮，最终沉淀出了今天的中兴、比亚迪、金蝶、研祥、创维……

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成为伟大的企业，都离不开该企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即使是任正非创建的华为也不例外。2015年1月22日，任正非在“达沃斯”现场接受了BBC首席财经记者岳琳达（Linda Yueh）采访时说道：“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走向允许这种产业的存在。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什么东西，卖大碗茶。政府那个时候号召，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任正非直言，创建华为源于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被南油集团辞退。被辞退后的任正非被逼入绝境，不得不面临人生“至暗时刻”的抉择——创业或者找个单位就职。正在两种选择中犹豫时，深圳18号文件的出台让任正非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创建科技企业，实现自己的战略宏图。正是任正非迈出创业的第一步，才书写了华为伟大神话的奇迹。

在此后的30多年中，华为虽然历经万难，不论是规模增长，但是盈利能力依旧能够持续一路高歌猛进。在《华为国际化》一书中，我梳理了华为30多年的发展史后发现，从1987年9月15日创建至今。单纯从营业收入指标来分析，除了2002年同比下降外，华为数十年均同比上升；仅仅从净利润指标来分析，华为一直为正，从未有过亏损。

这样的企业案例，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即使是2019年被外界视为艰难的、“多事之秋”的一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却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现在是华为最好的时刻”。根据2019年度报告显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588亿元，同比增长19.1%；净利润627亿元，同比增长5.6%。

《华为国际化》周锡冰/著

周锡冰

周锡冰，财富书坊创始人、财经作家、业界知名华为研究专家。曾出版《华为方法论》《任正非谈华为创新管理》《奋斗：华为人力管理实战》等专著。

广州书享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企业家出书策划 · 华为管理培训和咨询。由华为原中国区规划咨询总监、《华为管理之道》作者邓斌先生创办。自创办以来，书享界持续关注商业进化的前沿理论与实践，为企业提供与时俱进的知识产品服务，包括《华为管理之道》、《秒懂力》等系列课程、战略管理咨询、工作坊、企业家出书策划等。其中金牌课程《华为管理之道》已讲授300余场，深获好评，同名在线课程订阅数超过14万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