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等：疫情当下的生态观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教授;郇庆治，北京大学教授;何萍，武汉大学教授;方世南，苏州大学教授;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学明

　　这次流行的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从何而来?现在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或者说大概率是由某种野生动物带来的，一些人乱杀、乱宰、乱吃野生动物，原先寄生于某种野生动物身上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此“移居”到了人体上。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席卷武汉，直到湖北，进而波及整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人的“自作孽”，即人出于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生物链所造成的。因此，今天对这场“瘟疫”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最需要反思的还是我们究竟应如何对待自然界。

　　自从在中国大地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中国人似乎对构建和谐、平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往往还是肤浅的。这次可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课，用多少人的生命和无法计算的财富给我们以切身感受。真可谓“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唯有灾难才能使自己真正清醒起来。我们必须痛定思痛，充分利用“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一反面教材，来一次彻底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反思，真正弄明白人类对大自然界的不知敬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现在这个时候重温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自然是“人延伸了的手臂”、“人靠自然生活”、“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等论述，一定有着特别真切的感受。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与肆虐，又把我们带到了这一古老又常新的问题域之中：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如何看待人本身这个自然物之外的自然界?最一般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过什么方式影响自然、改造自然?人类怎样才能实现自身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对自然产生了什么样的消极影响?人类应该怎样生产才能消除这些消极影响?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但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这些清清楚楚的论述、明白不过的理论，常常置之脑后，或者说平时我们可能还“挂在嘴上”，而到了关键时刻却丢到九霄云外了?究其原因，不外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系统的活动指向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处于这样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中的人们，在决定自己的目标时，往往处于“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即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而被迫放弃或排斥另一些目标。人有着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欲望，但与此同时，还有着追求金钱、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欲望，而当今的那种占主导的价值取向，又指使人们把对后者的追求压倒对前者的追求。这样，即使人们平时也接受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但在物质和金钱的强大刺激面前，就非常自然地丢弃了保护自然环境的欲求，而服从于满足自己的物质和金钱欲望的需要。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无论是野生动物的贩卖者还是购买者，充斥于其头脑的正是这种获取金钱和满足自己享用“野味”的欲望，对他们来说，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已变得那么无关紧要。殊不知，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挖掉了自己存在的根基，为了满足自己一时一处的私利，而毁掉了人类安身立命之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绝不仅仅是一种概念，而直接关乎我们人类的命运。这一根本目标放弃了，其他欲望的满足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类不放过这些野生动物，寄生于野生动物的这些新型冠状病毒怎么能放过我们人类呢?地球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而在这些野生动物身上，可能又寄生着无数种人类还不知道的病毒，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病毒地球”，这些病毒有的对我们人类有益处，有的则贻害无穷。保护好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病毒地球”，也就是保护好我们人类自身。大自然不一定需要我们，它可以离开我们人类独立自存，但我们人类需要大自然，我们人类离开了自然环境片刻也不能存在。我们一定要让这些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道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以此作为我们人类生存的“ABC”。

　　就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本身而言，最值得反思的是以下两个被视为最具有创意的观点。

　　一是“人化自然论”。最近几十年，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对“人化自然”的认定。许多学者批评了原先对自然的“机械的自然主义”的看法，强调自然界是通过“历史的劳动所创造与占有的”;自然总是“受社会的制约”，总是“打上人的烙印”;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历史的范畴”。这样，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的观点实际上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常常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走进教材和课堂。由此出发，必然引出的一个推论是，自然界本身是没有什么客观性的，它所有的特性都受制于人，可以被人任意支配，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非常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已高度认识到看重自然、保护自然至关重要，但对这一严重阻碍着人们实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宏愿”的理论障碍，却并没有认真加以清理。如果自然界本身没有独立的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人确实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任意驱使自然，那么对付这次来自自然界的“瘟疫”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笃信“人化自然论”的学者往往是以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我们在这里就通过解释和研究马克思相关论述来阐述应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人化自然”的思想。

　　确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提出要用实践的观点看待自然，即对事物、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当“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但是，第一，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物”的存在，但马克思并没有把一切自然存在都看作社会活动的产物，他实际上认为有着两类自然存在，即被劳动“滤过了”的“人化的自然”和未经人加工过的仍保持其原始直接性的自然存在。第二，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但并没有否认自然(包括“人化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他一再强调，自然界、感性的外部世界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前提和对象，它对于实践保持着自己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第三，马克思强调即使是“人化自然物”也不能认为它只有社会属性而没有自然属性，即不能把凭借社会活动而改变形态的自然，看成丧失了自然本性与自然基质的东西，不能借口自然的人化，用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去消融其自然基质和自然属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即使是“人化自然物”，也有其独立的自然基质，也有其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此说来，不要说人面对“原始自然”，就是面对“人化自然”，也并不是想怎么样就可怎么样。它本身有着有内在的规律性，如人触犯或违背了它的规律性，就要受到惩罚和报复。倘若这样来理解自然，那么我们在面对自然时，就必然会为自己的行为确立一个界限，真正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是一味地无限夸大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定要降低自己活动的强度!

　　二是“以人为本论”。“以人为本”的命题无疑是针对“以物为本”。在一定意义上，“以人为本”只有相对于“以物为本”才是成立和正确的。显然，“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在人与物两者之间把人放在首位。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到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是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目的，而是把经济发展视为为人的利益服务的手段，让经济建设始终把“人”而不是“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背后始终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人的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把“以人为本”贯穿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就可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自然与人相比较，人是主要的，自然应当服从于人。显然，从这一意义上看，“以人为本”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反题。西方的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者”如此强烈地反对以人类为中心，是有其缘由的。如果我们不玩弄语言游戏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把“人类中心主义”与“以人为本”视为同一个东西，坚持“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以人为本”的原则即使似乎在其他所有领域都适用，可在一个领域，即在生态领域并不适用，在生态领域不可能也不应该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要人类还存在，我们总是以人为出发点去思考问题，在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时总离不开“人的尺度”，正因为如此，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类在检讨自身对自然界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提出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坚持“以人为本”，而在于如何以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在疫情泛滥的今天，我们必须对“以人为本”这一命题进行深刻的反思，看来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是错在强调不能放弃“人的尺度”，而是错在对什么是“人的尺度”的把握上。人都是有需求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尽力去满足人的需求，但实际上人的需求是全面的、综合性的，我们千万不能以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为“本”，而应当以人的全面需求为“本”。具体地说，我们不能把“以人为本”仅理解为去满足人的物欲，而应当理解为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需求。人的整体、全面的需求说到底就是对美的追求，这离不开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人的美感主要是由自然界赋予的。如果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强调“以人为本”，具体落实到只是让自然界永无止境地去满足人的物欲，那么就必然会破坏自然、伤害自然。但如果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强调“以人为本”，着眼于让自然界与满足人的整体、全面的需求融合在一起，着眼于实现人的对美的追求，那么就不会如当今那样一味去向自然界索取，不顾一切破坏自然界的生态链、破坏自然界本身的美。由此看来，当下要人们放弃“以人为本”的原则可能不会被多数人所接受，但改变一下对什么是人之“本”的理解就成了当务之急。

　　面对这次疫情进行反思，理论界必须走在前头。我们必须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新的探究。用真正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来引领公众生态意识的增强和生态素质的提高。

郇庆治

　　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的2019—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武汉疫情，无疑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损失，但它也以血的事实与教训警示我们，必须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重新思考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一看似突如其来、却事出有因的灾难性事件，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值得做深入探究。

　　应该承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理论摹本的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总体上持相对乐观态度。这既表现在它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特征，或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性克服的看法，也表现在对如何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变革或重建的自信。比如，即便是已经在主动趋近或复活社会主义自治传统的戴维•佩珀和明显具有生态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默里•布克金，他们所描绘的未来绿色社会，更多是一种过分理想或乌托邦意义上的图画。佩珀认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地把他们的需要发展到更加复杂的水平，但不一定违反这个准则(即自然的限度)。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化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以及更好实现性生活的满足，等等，但这将有可能对地球的负载能力要求得更少，而不是更多。”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未来绿色社会的实现，既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都有一个天然的限度，也由于这种需要是在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所以这些需要完全能够在大自然可以包容的生产力发展范围之内得到满足。而布克金则认为：“这些较大规模的或复合性的公社——进一步通过生态系统、生物区和生物群落形成邦联化的网络，必须艺术化地适应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想象，它们的广场将会交织着河流，它们的集会场所将会被树林环绕，它们的外观经过深思熟虑并被雅致地美化，它们的土壤被精心养育以促进有利于我们自己、家养动物甚至可能条件下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野生动物等生存的植物多样性。我们有理由希望，大的公社将会共处、滋养和养育那些本来就属于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命形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未来绿色社会的实现，既由于生态公社所具有的“自由创造的、合乎人性的和有意识培养的密切关系”，也由于届时人们所具有的生态方向感以及由此所赋予的自己活动的伦理意义，未来生态社会将会体现为“具有丰富的创造性自由主义特性的重新共同体化”，或者说人与自然之间由于人与人关系和解而带来的重新和谐。

　　包括佩珀和布克金在内的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这种理想化或乌托邦设计，当然可以从理论上消除或回避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环境破坏难题——至于它们是否可以彻底根除由自身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但却进一步彰显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过渡机制或变革动力难题，即现实中究竟可以由哪一个社会群体(组合)领导、又以何种方式迈入这一理想社会。结果是，佩珀只得将实现这一绿色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时间或未来，“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布克金则将其寄托于我们对历史经验的学习感悟，“观念只有当人们准备接受它们时，才能传达给大众”，总之都不是当下的迫切之事。

　　相比之下，主流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所存在的更大缺失或难题，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这一前缀的科学意涵的准确阐释与自觉吸纳。萨拉•萨卡也许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与其他绿色左翼学者不同，萨卡将自己“激进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置于一个全新的“增长极限”范式基础之上：地球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容量构成了对任何形态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终极性限制，因而，承认并遵从这一限制是建立一种真正可持续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伦理准则。依此，在他看来，受制于“增长抑或死亡”铁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持续性或反生态本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所谓“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的努力并不会改变这一本质或发展趋势。

　　对社会主义而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由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触碰到了整个社会的生态极限，以及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及其践行主体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并持续下去，而欧美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其实已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构成元素，所致力的至多只是对新(旧)自由(市场)主义的社会伪饰。因而，未来的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同时在生态和社会上是革命性的。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当代欧美社会中工业(城市)化经济的一种大幅度持续性退缩，直至可持续稳态水平;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政策)元素，比如自然资源和生产手段的公共所有形式、计划形式和配给形式等的创新性运用，从而确保这种经济活动退缩过程中的社会秩序、公正与进步。“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与工业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且无法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需要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而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态经济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非工业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基于生态可持续性或“增长极限”的视角，萨卡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前缀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了地球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对于当代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天花板效应”，尽管他并未弃置而是明确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与取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他对于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可替代性的具体计算的准确程度是可以讨论的，但随着国际环境政治与合作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持续推进，自然生态的极限性约束已成为左翼进步政治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议题。换言之，他所描绘的未来绿色社会前景恐怕仍然是主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难以接受的，但却是越来越无法绕过或回避的。

　　基于上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语境或认识，我们可以对2019—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武汉疫情所凸显的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做如下两点讨论。

　　第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基础或基质问题。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又如何创建这样一个我们所期望的社会?作为一个一般性问题，过去几年中已经有许多更多是一般意义或抽象意义上的回答——比如小康富裕社会、和谐包容社会、共享共建共治社会等。但这一突发事件表明，其中的复杂性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远远超出我们已有的理论认知甚或想象。一方面，对于像武汉这样的超大规模都市来说，理应重新考虑目前采用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和治理机制是否充分，以及如何确保它们及时、协调与有效发挥作用，但还要进一步追问它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是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地自我组织起来并对整个社会负责的地域空间，进而依此审视我国近年来所大力推动的城市化、都市圈或“省会首位度”战略。另一方面，着眼于此类公共安全事件成因的科学认知及其有效应对，除了应关注现代交通手段导致的人口快速流动所带来的公共治理与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更要深入分析这种超大规模流动背后的无序与浪费特征及其经济社会背景——无论是农民工还是高校学生的庞大人口流动所体现的其实都是并不均衡的经济社会资源配置，并反过来弱化了作为城市和乡村而存在的社会的自主性。可以想象，新型科技比如大数据和更严厉社会管控手段的引入或强化，将会成为疫情之后“亡羊补牢”式的应对之策，但我们仍有理由提问：日益城市化或都市化的未来社会将只能是一种更高强度管控或更少个体自由的社会吗?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又应如何理解与阐释社会主义社会的解放意涵呢?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众科学基础及其生态主体培育问题。近年来关于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态主体培育的讨论，已经取得许多进展，比如，中小学的生态文明素质教育和高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主题教育。但这次突发事件所表明的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首要内容还是生态科学的教育，而教育的对象则应是包括各层次学生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或主体，特别是将富裕消费能力与不良消费嗜好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社群。可以设想，那些更多是基于错误理念(比如养生保健)和好奇心的野生动物食用者，如果有充分的生态学和医学知识，能够确切知道像蝙蝠、果子狸这样的(半)野生动物的病毒携带和传播风险，就不太可能如此不负责任地去冒险消费。此外，如果能够及时有效地科普各个行政监管渠道中的政策制定者、执法者和监督者，使这些公职人员明确知道像蝙蝠、果子狸这样的野生动物贩卖食用所存在的巨大公共卫生与安全风险，估计也不会发生像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样长期违规违法经营直至酿成大祸的极端情况。当然，这些生态科学教育并不是确保某一社会主体或群体生态正确行为的唯一途径，更不是实现其生态主体培育的唯一进路，前者更为有效的也许是足够严厉的法律惩罚规定和执法力度，而后者更为根本的是自婴幼儿时代开始的生态价值观教育及其督促践行。但从2003年“非典”疫情到2019—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可以发现，防止风险转变为灾难“主战场”的，并非是那无辜受害受损的社会大多数，而是那些无知无畏的社会极少数。对于后者，除了借助社会大多数的政治意愿与力量平常努力地尽可能扎好扎紧全方位的制度屏障和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更为可靠的也许是切实做到有针对性的生命科普教育，而简单寄希望或诉诸对其“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改造恐怕是很难奏效的。默里•布克金在谈到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时曾提到，“它纯形式的结构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创造它们的人们的伦理价值”，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何 萍

　　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发布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同时报告该病毒不会人传人，现处于可防可控状态。这个报告误导了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致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市迅速蔓延，酿成疫情。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开始封城。2020年1月27日，经医学科学抽样检测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源于位于武汉市汉口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由贩卖野生动物造成的。这次大规模疫情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认识的问题、社会治理的问题，而在深层次上则是一个生态观念的问题。因为一定的社会治理总是受一定治理观念支配的，若社会治理出了问题，那么首先是人们用于进行社会治理的治理观念出了问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因人对自然采取了一种野蛮的、动物式的掠夺方式造成的，属于生态治理问题，因此，它所冲击的是我们现有的生态观念。

　　或许，人们会说，今天的中国，生态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在学术研究中，生态学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绿色食品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家治理中，环境污染、循环经济等生态治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国策。但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从反面警示我们，中国当下的生态观念是存在问题的，而要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仅停留于社会学层面的现象描述是不够的，必须进入哲学层面，对现有的生态观念进行深刻理性的反思。这就提出了研究生态哲学的任务。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生态哲学研究，但这种研究混杂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生态研究之中，并未发挥生态哲学应有的引导和批判功能。其中，有两点值得反思。

　　一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与生态社会学的研究脱节。生态社会学的研究着重于生态现象，而生态哲学的研究重在解决生态学的性质问题，建构生态理性。两者本来是密切相关的：生态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在生态哲学中获得理论支撑，而生态哲学的研究则需要通过生态社会学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现实研究中，两者却脱节了。生态社会学的研究只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关心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而生态哲学的研究限于书斋里的学问，并不理会生态社会学研究的成果。由于这种脱节，生态学本质揭示出来的事物并未进入中国人的意识，主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进入中国人的意识、主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只是从生态社会学中获得的一些零碎的生态名词，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绿色食品等，这就造成了人们在生态认识上的混乱。

　　二是生态哲学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没有在生态学研究中占居主导地位，引导中国的生态学研究，研究是依研究者的兴趣而展开的。这就使中国的生态学研究处于极为散乱的状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态学，既有生态主义的生态学，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既有生态哲学，也有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等。这种散乱的研究状况，既不利于提高中国生态学研究的质量，也极大妨碍了生态学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建设的社会作为。鉴于此，中国的生态学研究要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社会的建设有所作为，就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引导中国的生态学研究。这就需要提出加大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任务。

　　要加大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不能不讲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两次提升理论是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劳动在创造人本身的同时，还创造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关系，使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有了本质区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动物是本能地、不作计划地、不经事先考虑地对待自然，因此，动物的行为都是短期的，“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是“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特征”，这个目标不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是保持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发展关系，因此，人的行为都是长期的。当然，这是就人的行为的本质而言的。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人要使自己的行为获得这一本质，必须经过两次提升：一是从物种关系方面提升出来，二是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所谓从物种关系方面提升出来，就是摆脱动物式的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真正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界。这里所说的以人的方式对待自然界，是指人能够把自己与自然界融为一体，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界的规律，从而预计到自己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何种较近或较远的影响，进而控制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是人认识自然规律并学会应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的过程;所谓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是指人们能够认识自身的社会行为，学会调节自己的社会活动。这是人认识社会规律，学会运用社会规律自觉调节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和谐发展的过程。两者相比，后者要困难得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是取得直接效益，而不考虑自然界将在远期带给人的消极后果，因此，人要实现第二次提升，就必须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有经过这两次提升，人类才能从自由王国进到自由王国，进到文明社会。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即生态文明意识的获得和按照生态意识规划自己的行为，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亦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标志。这一基本观点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关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观点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在阐发“两次提升”理论时，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进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学有关人与自然界关系观点的错误。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仅从经济的角度、从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劳动，以为劳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财富，而不知道劳动更重要的，也是本质作用，是创造人本身，所以，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而不研究人的行为所产生的长远的社会影响，不研究人违背自然规律、非理性地开发自然，是要受到自然界报复的。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完全适合，因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界的对立，进而引发生态危机。恩格斯的这一批判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观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观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观是以人的本质的获得和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内容，讲的是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观是以生产和交换的实现为核心内容，讲的是一个资本积累的问题。

　　基于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的生态观来反思我国现有的生态观，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颠倒了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观的内核，而把人的发展、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注释。这是一种非批判、非哲学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或许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发展获得短期效益，但却不能扼制市场经济中固有的恶的东西，不能将市场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上来。如果说这样的生态观可以推动人的发展，那么，这里的人只能是异化的人，是不断远离人的本质的人，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不是人的本质的不断获得。这正是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所批判的生态观，是一种庸俗的生态观、伪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为了克服中国生态观的缺陷，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的研究。

　　首先，要以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理论为指导，把我国生态学研究中被颠倒了的哲学与经济学关系再颠倒过来，把人的文化发展、中国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作为当今中国生态观的核心内容，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以此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方法论，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观转变成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把全民族文化提升到更高水平。这是一项艰巨的文化改造工作。中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方世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疫情爆发的真实原因目前虽然还在探究之中，但是，与2003年SARS疫情爆发有着惊人一致，即都与非法猎捕、非法销售和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有关。尽管人类目前还没有完全掌握野生动物在传播疾病方面的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对这种病毒的研究还很有局限性，还没有最为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然而，许多野生动物携带诸多病毒、寄生虫等，是已被科学证实了的客观事实。比如，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竟然高达4100多种，其中冠状病毒就达500多种。对人类健康造成较大影响的SARS病毒、MERS(中东呼吸窘迫综合征)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等都属于冠状病毒，且自然界原宿主都可能是蝙蝠。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的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人兽共患病有200多种，较重要的有89种。事实充分证明，食用野生动物不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特殊滋补，也根本不是人类所追求的满足“口腹之欲”的高档生活享受，相反，人与动物携带的病毒之间接触机会的增加，打乱了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对付的疾病和空前灾难!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只有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的绿色生活方式，才能以科学健康文明安全的绿色生活方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绿色生活方式是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关系的生活新理念

　　绿色是充满希望的颜色，是自然界生命具有生机活力的象征，是自然界的本色和底色。绿色生活方式是人类在提高生活质量理念下倡导科学健康文明安全美好生活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价值目标，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所选择的与自然构成的一种和谐共生的平衡关系，是人类在满足自身多样性需求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地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人类通过努力平衡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人类社会的需求，达到保护自然资源、动植物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实现经济社会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注重人与自然共生的平衡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倡环保、简约适度、绿色低碳、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资源等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充分反映了现代文明人的科学价值理念和文明生活态度。

　　作为与生态野蛮、生态灾难、生态危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生态文明彰显的是人与自然在和谐共生中保持相互之间的协调平衡关系，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进步的状态，体现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人们在文明生产和文明生活中促进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文明样式。生态本身无所谓文明与野蛮之分，生态文明是展示人的主体性和外部客体性作为对象性关系的一个概念。生态文明主要体现为人的文明实践行为和人的文明生活态度，主要通过人能否文明优雅地工作和生活表现出来。生态文明呼唤现代生活文明，能否善待动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能否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既不消极无为，又不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衡量是否能达到现代生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体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价值性。

　　地球是人类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家园，多种类型的野生动物既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朋友，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而丰富多样的重要资源。在多样性生物所构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每种野生动物都有其生存的价值，如果一些野生动物减少了，就会影响其他动物的生存，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不仅会影响动物之间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中构建起来的平衡关系，还会影响在地球上生存的所有生物，并最终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野生动物也是充满着巨大风险的天然病源库，是狂犬病、鼠疫、冠状病毒等许多人兽共患病的携带者和自然宿主。如果非法猎捕、非法销售经营野生动物和食用野生动物，必然会增加人们感染动物病毒的风险，其做法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的表现，是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更是轻慢自己生命和对他人生命不负责以及对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绿色生活方式是标志现代美好生活的生活新时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在食物消费上，有些富裕起来的地方和人群，就将吃野生动物当作高档生活的象征，当作追求个性自由和炫耀生活品位的一种时尚。在许多城乡，餐馆、酒店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使许多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处境更加艰难，而更容易使野生动物病毒感染到从业人员及那些吃野味者。在这次疫情焦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曾经有一份网传菜单，鼠、狗狸獾、猪狸獾、果子狸、狐狸、树熊、孔雀、大雁等野味均在其中。

　　在现代物质生活高度富有的社会，标志美好生活的生活新时尚到底是什么，新型冠状病毒将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现代生活新时尚，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如环境与生态保护主义者、绿色和平人士、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等，早在20世纪就深刻反思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弊端，提出了人类不要过多地控制自然界，而要努力维持与自然界和谐共生协调的平衡关系的主张，并且以身作则，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楷模。在20世纪50年代，《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的作者海伦·聂尔宁和丈夫斯科特·聂尔宁，为了以实际行动过上心目中理想的美好生活，逃离乏味的大城市，躬耕于乡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开创出一条返土归田的生活实践道路，可谓“20世纪的梭罗”。他们总结了有关健康和长寿的几个因素：积极、乐观的思想;问心无愧，安然自得;户外活动与深呼吸;不吸烟、不喝酒、不吸毒、不喝咖啡和茶;节制饮食——吃素，不吃糖和盐，尽量吃低脂肪食品和半生半熟的食物。虽然有些绝对，但富有参考价值。特别是斯科特关于美好生活的名言，极大地鼓舞着后来无数绿色生活方式者：

　　“人的生活中重要的不在于你穿什么，而是你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的基本要素是存在与奋斗，仅靠占有物质而活着，只能成为一个人生活中的障碍与负担。生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财产，而在于我们怎样利用现有的一切来作出贡献。斯科特与海伦都是长寿的代表，这对于今日提倡养生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社会来说，树立了典范。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问世，提出了生态危机来自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干预和破坏，从而让大自然失去了与人类和谐共生协调平衡关系的生态系统思想。卡逊认为，自然界需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协调平衡状态，必须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生态演变过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协调平衡关系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不要轻易对其过多干预，不要只是考虑人类主体自身的生活需要，更不能让人类的生活需要建立在打破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基础上。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所揭示的仍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认为按照既有的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将越来越失衡，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崩溃，这引起了人们对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担扰。1973年，E.F.舒马彻在他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强调，要通过合理利用技术，向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1992年至2002年间，联合国就保护地球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增长举行了三场峰会，最终在2007年通过了《可持续消费和增长，推动气候友好型的家庭消费模式》，提出要在社区和家庭推行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经过国际社会有识之士多年的倡导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今天不仅在瑞典、日本、荷兰等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我国，绿色生活方式也正在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新时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深刻反思这场重大灾难，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平衡关系的绿色生活方式，有助于全社会自觉调整和正确选择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王雨辰

　　从武汉爆发，进而流行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提醒我们必须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真正明了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分析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入手，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做了深入考察，形成了系统的需要理论，这对于我们反思当下疫情以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的考察，是建立在把马克思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的基础上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制造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牵引人们到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体验满足和幸福，忘却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观点结合起来，通过分析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深刻阐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倡导人们摆脱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树立到创造性劳动中寻找满足和幸福的劳动幸福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区分了“需要”和“欲望”。在他们看来，“需要”是人们为生存而产生的对必需品的需求，是人的真实需要;“欲望”则是人们试图得到某种物品的欲望，这种欲望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内在关联，本质上是一种“虚假需要”。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在利润本性的驱使下，制造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以支撑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展，使人们无法区分自己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求，混淆了“需要”和“想要”，进而到建立在虚假需求上的“异化消费”中寻找满足和体验幸福，导致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盛行，其基本特征就是“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形成，是以依托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追求无限增长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其盛行具有哲学和社会双重根源。哲学根源主要体现在启蒙理性关于“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核心是把实用作为判断是否科学的标准，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进而形成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追求无限增长的社会进步观;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为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工人为了逃避异化劳动到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寻找满足和幸福;其后果是为了追求无限增长和无止境的消费而形成的当代社会人为的“缺乏”状态，人们将满足和幸福寄托于消费中的异化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异化状态，其根本缺陷在于错误理解了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

　　在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只有理顺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才能真正获得满足和幸福，克服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为理顺上述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问题的有关论述。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区分了“需要”和“欲望”，揭示了动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类需要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动物需要”是指满足维持机体生存的需要;所谓“工人需要”则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需要被降低成为一种维系身体机能生存的需要，即人的需要异化为动物的需要;所谓“人类需要”则是指不仅包括维系身体生存的需要，还包括不断发展的精神需要，具有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通过以上区分，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看作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而自我实现正是人类需要的核心。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着重分析了资本对激发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目的“虚假需要”的决定作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核心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达到自我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强调摆脱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的核心在于破除异化消费，把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创造性劳动，而不是消费领域，并树立劳动幸福观。“满足的可能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如同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中那样，主要是一种消费活动的功能。”他们同时还强调建立一种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对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的重要性。所谓“技术伦理”，就是要改变现代性价值体系将“控制自然”的观念解释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控制自然，满足人们对物质增长无止境追求的做法，提出应当把“控制自然”的观念解释为如何控制人的非理性欲望，消除由此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最终实现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所谓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并不是阻止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干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放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滥用自然的做法，应以开明的个人利益为根据，认识到自然界的需要和利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实现人类需要和自然界需要的共同发展。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起源于部分人贪吃野生动物，这不仅提出了人类应如何抑制贪欲，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也提出了人类应如何与动物相处，维系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于其需要理论和劳动幸福观，对于我们反思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部分人贪吃“野味”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地认为野味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显示自己身份和地位。这种认识误区，本质上关涉如何认识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以及如何使我们的价值真正实现的问题。对于人的需要的合理性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不仅提出应当把“真实需要”和“欲望”区分开来，把消费建立在“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否定建立在“欲望”基础上的异化消费，而且提出了“满足”不应当在消费活动中，而是在创造性劳动中的劳动幸福观。对此，习近平既肯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要的合理性，又反对那种把幸福寄托于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强调只有树立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奋斗的劳动幸福观，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动物以及人类之外的自然，维系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这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并把二者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科学技术被看作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中介和工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无限经济增长追求为目的的发展观。在这种哲学世界观和发展观的支配下，人类不仅把自然看作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越来越丧失对自然的敬畏，其结果是，虽然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但却导致了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把人类幸福简化为物质性内容;使人的个性丧失、精神迷茫，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启蒙理性的上述实践结果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保持对自然敬畏的同时，重新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不受自然的惩罚，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张云飞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科学指示和系统部署，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尽管病毒源头和传染机制有待在科学上查清，但从源头和本质上来看，如何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高度打赢这场阻击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任务。

　　由生态环境因素引发和导致的疾病，尤其是流行病，是当今社会亟待有效化解的重大公共卫生课题。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新科技革命负效应的冲击下，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这同样加快、加剧了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的扩散和影响，从而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样，就突出了生态环境健康的重要性。对此，可以从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两方面来认识。面对各类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健康主要关注的是环境与健康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有害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预防。面对各类生态风险问题，生态健康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关系的健康，既要求直接避免和有效防范生态破坏带来的健康问题，又要求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保持人们良好的健康状态、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作用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处理生态环境健康问题，就有可能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因此，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能否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程度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与否。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的污染导致疾病普遍流行，严重威胁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心健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科学批判。在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恩格斯深刻指出，肺病、猩红热、伤寒等疾病之所以到处蔓延，是因为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畅、潮湿和肮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深刻揭露出了这方面问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生物战和生态战直接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手段。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了落叶剂，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贫铀弹。这些战争手段对自然和人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危害，从而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反自然、反人类的本质，充分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之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凭借自身制度优势不断破解生态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蕴含这样的观点：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不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会受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疾病流传。对于已经产生的严重危害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抓紧治理。例如，我国防治血吸虫、研制治疗疟疾的药物、战胜“非典”等一系列成就，都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制度优势。

　　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方面，社会主义同样能够发挥出其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大以来，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深刻指出，生态环境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我们既要大力生产和提供更多优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大力生产和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目前，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按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按照共享发展的科学理念，我们必须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作为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切实将防范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任务，切实将社会主义国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要求必须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影响人体健康的生态环境因素大致可分为化学性、物理性、地质性、生物性四类。前三者主要涉及环境风险问题，体现为环境健康问题，应通过发展环境医学加以解决。对此，我们已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政策思路。后一种因素主要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在这一领域极易发生生态风险。生态风险主要是指由于生态安全破坏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危险。生物安全风险是生态风险的重要方面。生物安全主要是指自然原因或人为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平衡破坏、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了科学而有效地化解这一类风险，必须加强生物安全的监督和管理，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减少生物科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安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生态风险，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这类问题体现为生态健康，应通过发展生态医学加以解决。目前，亟须加强这方面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将保障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和保障人民的生态环境健康统一起来，将防范外来物种尤其是有害外来物种的入侵和维护国内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系统性、稳定性统一起来，将促进全球化的绿色发展和加强进出口检疫统一起来，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第一，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风险的预警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推动相关信息的开放共享，开展全方位工作，提高处理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第二，我们要彻底排查整治公共卫生环境，加强人民卫生工作的人民性，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严格防范市场失灵，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加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要将发展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纳入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预防医学工作，加大对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研发的投入。第三，我们要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尤其是要打击跨境野生动物捕猎和买卖行为，从源头上控制生态环境风险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同时，要依法引导企业安全发展。企业不能采用容易造成生态环境风险和劳动安全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要承担反对危害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劳动安全的社会责任。此外，必须坚持安全发展的原则，依法推动现代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严格防范跨境研发和生产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第四，我们要研究保障人民群众生态健康、维护生物安全的立法问题，研究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写入宪法的可能性问题，这样，才能为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演变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提供法律依据。第五，我们要加强生态伦理学教育，科学引导人民群众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意识，牢固树立“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意识，学会敬畏自然和热爱自然。同时，要努力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安全意识，形成绿色化生活方式，推动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合力。这样，才能让人道和兽道各归其位，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总之，为人民群众健康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严格防范生态风险和环境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态健康和环境健康，是我们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必须做好的预防性和基础性工作。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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