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阿Q正传》：阿Q竟是我自己

读完《阿Q正传》，我惊叹于鲁迅先生对人性的洞察，觉得阿Q似乎并没有远去，也不可能远去。

正如鲁迅先生在序中说的“而终于归结到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阿Q仿佛也成为了很多人思想里的“鬼”。网上常见“阿Q依然活着”的书评，很多人说生活中我们需要“阿Q精神”来消解苦难，甚至有人说：阿Q竟是我自己。

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文学世界长期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所统治，《阿Q正传》的产生，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嘲讽和颠覆。

阿Q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自不必说，当我们将阿Q作为一个鲜活的形象分析时，更能体味鲁迅先生的洞见。

阿Q，一个无名无姓没有行状没有亲友的人，正史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被淹没在市井中，是一个沉默的农民，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失语者。

他麻木懦弱，面对生活的以精神胜利法消解痛苦，面对时代的动荡没有主动性，从戏剧的角度，没有人会将这样的角色作为故事的主角，鲁迅将阿Q召唤出来，并为他作传，将他的危机和机遇书写，也揭示他的麻木和悲剧。

对于未庄而言，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总是游手好闲，有时给人做点短工，闲时喝二两黄酒，嘴里唱着几句绍兴剧，会去参加赌博，头顶有快癞疮疤。

面对欺辱时，总能通过幻想消解痛苦，他忌讳别人取笑他的长相，却也只能对那些人怒目相视，面对强者，他是趋炎附势且胆小如鼠的，面对弱者，他却通过欺负他们获取平衡。他信封礼教尊卑和等级观念，却始终无法融入未庄的文化秩序，只有在旁人不知褒贬的评价里，他才能感到一丝的融入。

他却也曾觉醒过作为“人”的欲望，然而这是一种被压抑和摧残的欲望，在欺负小尼姑时，他的本能以几近扭曲的姿态生长，在和吴妈共处一室时，他在几乎无意识下对吴妈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这样扭曲的欲望是为人所不容的，他很快受到了礼教的制裁，同时收到未庄人的排斥，他可怜的社会认同也烟消云散了。

为解决生计问题他进城加入了盗窃团伙，然后带着现钱回到未庄，他以现钱买酒，眉飞色舞的讲述他在城里所见的砍头“胜景”，还向未庄人出售华丽的服饰。

他似乎再次得到了未庄的社会认同，然而衣衫卖尽，人们都防着他，他的事迹也很快败露：原来他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

他再次受到未庄的排斥，阿Q心生怨恨。

此时传说革命党要进城，对革命党深恶痛绝的他想要投降革命换得人们的敬畏，酒精的加持下，他声称自己已投降革命，想要造反，确实换来了未庄人的敬畏。

不过好景不长，在他正幻想自己凌驾于未庄之上时，未庄先前的统治集团已经攀附革命党，摇身一变成新的利益团体，他取得的敬畏也作了笑话，他的“革命”只存在于口舌和幻想而已。

革命在未庄并不彻底，人们将辫子盘在头顶，即是革命的成果，阿Q想要结识革命党人，于是拜访了他最讨厌的洋鬼子，却被恶言“不准革命！”，阿Q再次变成未庄社会的零余者。

阿Q只得再次回到土地祠，但很快被作为贼人抓了去，他作为以一儆百的冤大头被判了枪决，在狱中甚至没能留下自己的姓名，仅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圈作为画押，在法场上，精神胜利法最后一次发动，却难以消解死亡的恐惧，他咿呀了半天，只说出了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最终在看客狼一般的目光下，他的生命终结了，未庄人认为他当然是个坏人，城里人觉得他杀头不够好看，他的社会生命也终结了。

阿Q生活在未庄，却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住在土地祠，只有在酒馆调笑和做短工时，才能短暂地融入未庄的群体。

他迫切地想要融入未庄社会，所以认同未庄的等级秩序，所以说自己也姓赵，在被教训后，通过幻想中的伦理秩序来消解自己不被融入的痛苦。

从他实施精神胜利法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阿Q对未庄的秩序反而近乎是本能地认同。

他以幻想中伦理关系的消解别人的欺侮，以幻想中的强弱关系来拉低别人的层次，他还极端恪守礼教中的两性观念，他在融入未庄的行动中，本能地接受了未庄的文化，并心悦臣服。

然而这并没有让阿Q如愿地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畏，未庄原有的等级和尊卑始终排斥着他这个无名无姓的人，这导致精神胜利法的渐渐失效，他迈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是他精神割裂的开始。

一方面，他无比自尊，害怕别人嘲笑他的癞疮疤，另一方面，他又格外自贱，面对强者膝盖便自然而然地软下去，跪在地上；

一方面，他突破男女之妨，另一方面，他又以极端的妇道要求其他女性；

一方面，他认为革命是造反，但在想到革命可以换取他人的敬畏时又决定投降革命；

一方面，他在法场上都能唱出绍兴戏的唱词来消解自己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来自看客狼一般的阴冷目光。

未庄明显象征着某种社会秩序，带着无比沉重的惯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推进，而阿Q象征这这历史长河中零余的个人，通过对社会秩序的无限臣服来寻找社会认同，却受尽这秩序之苦，没能完成自我的觉醒，最终不断自我割裂，成为别人调笑的目标，淹没在历史长河里。

阿Q的悲剧在于其麻木的精神不足以发掘自我，而他的麻木并非无所感知，相反，他在某些方面甚至格外敏感，他的麻木来自于压抑自我和对未庄秩序的无知遵从。

阿Q的精神首先臣服于实力政策。

整个未庄的尊卑等级都是以实力政策来贯穿的，举人老爷自然是实力政策的顶端，而下面有赵太爷等，最末才是阿Q，小D之流，但在阿Q之下，还有小尼姑等人。

阿Q无论是行为还是精神上都完全信仰这未庄的实力政策，在赵太爷风光时说自己姓赵，便是想借势彰显自己的实力，但他搞地很滑稽，结果适得其反。

在遇到王胡、小D等和阿Q实力相当的人时，阿Q总飘飘然去欺负，在被打败后很挫败，觉得是生平第一等的屈辱。

为了忘记屈辱，他转而去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尼姑，这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实力，更加飘飘然了。

然而他始终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实力政策的痛苦远远大于愉悦，所以他几乎本能地以精神胜利法来消解痛苦。

精神胜利法的是对现实的逃避或超越，当被强者欺辱时，阿Q以幻想中的强大回应，或在幻想中占据伦理的高位来消解痛苦，本质上也是对等级尊卑秩序的一种认同。

这样阿Q显得无比油滑，仿佛在精神上刀枪不入，精神胜利法让他成为先前很阔和以后会阔的人，成为别人的老子，成为城里见过市面的人，然而面对切实的问题时，精神胜利法即失效了。

面对他头上的癞疮疤，精神胜利法最多也只能给癞疮疤赋予光荣的色泽，终究抵不住别人的调笑，于是他对那些人怒目而视，将自己的情绪外显，这适得其反，反而更激起了他人嘲笑的乐趣。

然而“怒目主义”的运用，展示了阿Q精神的一个绪端，他不再仅仅将痛苦以精神胜利法内化了，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展露心里的情绪和欲望。

精神胜利法虽已出现了危机，自我的情绪和欲望似乎要蓬勃而出，但阿Q始终是弱小和麻木的，他不能发掘内心的情绪和欲望，他只是消解它们，使得他的自我埋藏在内心的无意识中。

当失败的痛苦无法消解时，他甚而出现了精神分裂，通过自贱自残来忘记痛苦。

精神的割裂给了阿Q内心的欲望可乘之机，在本能偶尔突破礼教之时，他做出了猥亵吴妈的行为，阿Q被压抑的欲望以一种扭曲的姿态释放，同时也造成了阿Q日后的悲剧，自此，虽然阿Q的自我安慰依旧生效，却再也无法消解精神割裂的痛苦了。

由于报复的欲望，他又生出了“革命”的念头，但未庄“革命”后，他又想要融入未庄的“新秩序”，他处于自我欲望和社会秩序的夹缝里，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调节，直到最后去法场的路上，他本能地以戏谑的形式消解死亡的痛苦。

但他只唱了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死亡的恐惧就占了上风，看客们的眼神，如夜里豺狼般的阴冷，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然而他的灵魂很快就被看客的“眼睛们”撕碎了。

一般认为《阿Q正传》的故事揭露了“精神胜利法”这一国民劣根性，这样的解读略显狭隘，精神胜利法只是阿Q性格的一部分，而“劣根性”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伪命题。

剥除小说的时代诉求，当我们贴近阿Q的内心，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阿Q不断融入未庄却一直被排除在未庄之外，最终导致阿Q心理扭曲的故事。

1921年这篇故事由鲁迅登载，之后的百年间，类似的故事依然不断上演。

个人为融入群体，往往会给自己印上群体的烙印，充分遵守群体的明暗规则，意欲成为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中，自我常常陷入迷失的境地。

1921年12月4日《晨报》

很多时候，我们同阿Q一样，信奉着学校或职场的“实力政策”，将自我隐藏在日常的琐碎之中，渐渐看不清自己的内心，就这样迷茫而困顿，随波逐流。

这大概就是 《阿Q正传》常读常新的原因。

阿Q的悲剧在于对“自我”麻木，他的自我认同全然建立于他人的看法和自我的幻想，自身的欲望没能召唤他的自我，不彻底的革命也没能启蒙他的人格。

在小说的社会背景下，给阿Q续一个最终觉醒的结局，是没有可能的，相对而言，我们要自我觉醒就容易得多。

何为自我，对于阿Q而言，自我通过他人的评价得以彰显，然而他人的目光总是玩味的、不清晰的。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避免“阿Q竟是我自己”的窘境，需要从自身出发，审视自己的灵魂，不沉湎于群体的狂欢，不沉沦于洞悉自我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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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何F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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