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吕星

原标题：【学者观点】吕星 | 理解国家抗疫对策的一个框架：机会成本（三）

作者简介

吕星，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副教授

前 言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讨论机会成本与主权国家抗疫措施选择的关系。

第一篇文章从疫情信息费用的角度讨论了疫情知识的作用，认为政府决策者以及社会成员拥有的疫情知识是国家选择抗疫对策的关键因素。东亚国家因有SARS经历，政府和社会很容易达成一致，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应对疫情反应迅速，欧美国家应对疫情反应相对滞后，主因是流感与新冠病毒同期，不易分辨而被政府机构和公众忽视。中国早期抗疫获得的宝贵知识，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分享，帮助降低了世界各国的疫情信息费用，中国也从合作中受益。世界卫生组织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国际合作，降低世界各国的疫情信息费用，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疫情信息费用。

第二篇文章提出领导力、执行力和医疗资源是国家抗疫能力重要构成要素，并从这3个方面分析国家抗疫的实践。韩国2015年后建立的一套应对疫情的预案，在此次抗疫中韩国迅速启动预案，调用相关的资源，执政党在面对反对党和宗教组织的阻力时，快速行动化解了阻力，保障了抗疫对策的实施。多年一体化使得欧洲国家之间联系紧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疫情初期欧洲各国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一致行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发挥其领导力和执行力的优势，采取相对一致的行动，控制了疫情的大规模的爆发。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以及各州政府相对独立，导致协调一致行动困难，疫情专业知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使美国抗疫陷入被动局面。

三、抗疫措施的成本

经济学上，成本是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这个成本是机会成本，即放弃了的最高收入，不是会计的记账成本。举个例子，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有2种选择，一是工作有工资收入，二是攻读研究生获得知识和文凭。如果选择工作将放弃知识和文凭的收获，如果选择读研究生将放弃工资收入和学费的其他用途收益。抗疫措施的选择也面临着同样的成本问题，如果采取“群体免疫”措施，大面积的感染和死亡以及相应的次生问题就是成本，如果选择封城和隔离，社会经济发展“暂停”的损失和执行封城消耗的人、财、物等费用的其他用途收益就是成本。

武汉是否封城也必然要考虑机会成本。武汉的人口不亚于一个中等的国家，但是却不像一个中等国家那样，有国境可以封锁或限制出入，其流动性更大。武汉封城付出的代价不小，但是如果不封城，不仅是病毒在武汉市内肆虐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对其他省市的威胁迫在眼前，这是中央政府决策武汉封城的重要考量，也是中央政府控制力强的优势。如果武汉不封城，基于SARS的经验和当时对病毒的认识，新冠病毒有可能扩散到全国，对于人口基数庞大、密度高的中国，所导致的危害不可估量，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5月4日《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估计死亡人数可达700万。今天我们知道，武汉封城和湖北抗疫直接导致湖北省2020年第一季度GDP比同期下降39.1%，2月和3月的财政“只有零星收入入库”，但是中国在2个月时间内基本控制疫情，这对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应该庆幸机会是抓住了。

武汉沿江建筑上打出“武汉必胜”等字样，摄于3月12日晚

到了3月份的时候，疫情知识的信息费用已经急剧下降，新冠病毒有无传染性和危害性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怎样控制病毒不在自己区域快速传播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代价最小是主权国家、各个地区选择抗疫措施时的考量因素。堵（限制入境）、隔（隔离感染者或可能的感染者），限（限制人群聚集场所和社会的人员流动）、封（封闭集中感染区域）措施在各个国家的代价不同，适应性也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如果早期不采取严格措施，管控境外输入，追踪和隔离感染者，限制社会人员流动，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东南亚国家如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正是从病毒肆虐中国武汉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看到了这一点，从3月份开始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抗疫措施，力图阻止病毒输入，追踪和隔离国内有限的感染者，控制疫情。印度联邦政府尽管面对巨大的困难，仍然开展全国范围的封禁，限制人口流动，追踪和隔离感染者。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低，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农业仍然是重要的就业部门，采取激进抗疫措施的社会经济损失相对较低，早决策和早行动也相对容易。这些国家的早决策早行动，弥补了医疗资源的不足。

美国1月17日就开始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检测体温，2月2日正式启动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的入境限制措施。欧州各国也从3月开始，陆续采取措施控制疫情，实施境外输入管理、隔离和禁足等措施，延缓病毒传播速度。如瑞典3月19日临时关闭边境，大学和高中改为网上授课， 3月24日禁止餐馆酒吧台座，3月29日才严禁50人以上的集会，但仍然允许酒吧、餐饮等服务业继续营业。综合王亚娟和徐磊文章和澎湃新闻，瑞典政府把尽可能维持经济活动放在首位，更关心疫情对失业、股票市场和经济的伤害。这与瑞典经济强烈依赖对外贸易有关，采取严格的抗疫措施对经济活动的伤害比较大，尽管瑞典政府的财政负债并不高，但高福利的政策也将给财务带来巨大压力。例如，如果小学停学就需要家长在家陪伴，按照政府规定家长可获得工资80%的政府补贴，这可是不小的财政负担。欧美等发达国家多要求感染者居家隔离而不是集中隔离，集中隔离需要大量的护理人员，这恰恰是发达国家缺乏的资源，如美国就为此提供高薪和特殊签证来向全球招募医护人员。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和新加坡也采取类似的抗疫对策。 发达经济体有相对丰富的医疗资源和经济实力应对疫情，其经济活动分工细、交易发达，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高，激进的抗疫措施对其经济伤害巨大，往往采取“拉平峰值”的抗疫对策。

5月10日，菲律宾马尼拉“封城”第56天，民众在超市内选购物资

总体上来说，如封、限这类比较极端的措施，对工业化程度高、分工细、商品交易发达，相互依赖强的国家和地区，抗疫措施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决策也就越困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农业为主，工业化程度低，经济结构相对简单，抗疫措施的社会经济成本相对较低，决策就比发达国家容易。这是因为关键不在于国家是否有人力物力财力执行封堵，而是封堵要放弃的收益是否承受得了。对个人来说有“不工作毋宁死”之说，对国家和地区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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