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曾，你为谁哭泣

    在宋以来众多的私家书目中，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的写作风格是较为鲜明的。这种鲜明，可以用“有情”与“有我”来概括。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饱含感情，但涂抹得不如它浓烈；清人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也总是常常写到他自己，但笔墨收敛，远比不上它率真。在钱曾的纵笔挥洒的文字中，学术方面，有对宋儒经解尖锐的指责，有对明代八股帖括遗毒社会的严厉的批判，有对明代书贾妄改图书的强烈的愤慨；生活方面，有对乃父深情的追思，有对师友诚挚的回忆，有对自己日常生活坦诚的记录。这些内容都写得脍炙人口，引人入胜。不过，全书浓烈率真的文字，最令人注目的还是书中一再出现的“泫然”“哭泣”“凄然”“掩卷失声”之类的抒发悲情的字眼。以往评论这部目录学名著的学者，对此似乎未曾措意；而笔者则非常好奇，很想知道作者为什么临文之际这样哀伤，竟至于一遍遍地潸然泪下？反复涵泳其书，再联系作者的家族与身世，大体上可以找到答案：作者的哀伤乃为亡明而发，作者的眼泪乃为故国而流；《读书敏求记》，也是作者的一部哀思录。

    钱曾字遵王，号也是翁，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一生喜收藏，精鉴赏，所蓄宋元刻本、抄本极为繁富。生平著述，除《读书敏求记》之外，还有《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初学集〉〈有学集〉诗歌笺》。他出身于江南的藏书世家，父亲钱裔肃，曾是晚明著名的藏书家，收藏甚富。晚明文坛领袖、著名藏书家钱谦益是他的族祖，对他颇为器重；钱谦益绛云楼焚烧后的“烬余”，都转入他的述古堂中。他的家族、师友与明朝的学术文化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一点对他的思想与政治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他的一生主要是在清朝渡过的，但他的感情更眷恋明朝。再加上他毕生收藏古籍，朝夕寝馈于宋元明三朝的故纸堆中，封建的三纲五常的信仰与朝代兴亡更迭的变故，更容易引起他的思考、感叹和伤怀。尤其是满人入主中原，最终形成明亡清兴的结局，对他的刺激更大，他的情感长期游弋于充满亡国之痛的精神世界中。在清初残酷的文字狱的压迫下，他自然不敢撰著专书，公开表达故国之思。不过，他借助《读书敏求记》这种解题书目，以婉转、曲折、隐晦的笔调，在众多的“提要”文字中将追怀故国的忧思充分地发散出来。

    在钱曾笔下，指称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皇帝”、“圣祖”等用语，往往充满了敬仰与爱戴的情感。在《孟子节文七卷》的“提要”中，他说：

    高皇帝展阅《孟子》，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句，慨然有叹，谓“非垂示万古君君臣臣之义”。爰命儒臣刘三吾等，刊削其文句之未醇者。昌黎云：“孟轲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自非高皇帝卓识，焉敢奋笔芟定其书。千载而下，浅儒知节之之故者鲜矣。存而不议，可也。

    对朱元璋命令儒臣删去《孟子》书中表现民本思想的文句，他大加赞赏。他以“卓识”与“焉敢奋笔芟定其书”的词句，赞颂“高皇帝”朱元璋睿智的远见与勇毅的胆略。身在清朝，心里却向往着明朝的“高皇帝”，感叹他英明的文治之功。在这种赞美中，他的依恋故国的精神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其实，这是明朝遗民常有的心理和常用的寄托情感的方式，他同样是如此。

    “圣祖”，也指朱元璋。在《统舆图二卷》的“提要”中，钱曾以较多的笔墨，叙述了唐朝贞观以来的地理沿革，特别介绍了“圣祖肇造区夏”，组织专人绘制“详明莫比”的《统舆图》的背景、过程，描述了这部全国地理全图的具体内容。最后说：“宝护此书，便可压倒海内藏书家，非予之伪言也。”在他这个藏书家的心目中，原来最珍贵的藏品不是宋元刻本，而是这部来源于“圣祖”朱元璋的反映明朝地理全貌的《统舆图》。他的“宝护此书，便可压倒海内藏书家，非予之伪言也”的话语，简直像宣誓的誓词一样。其实，这句话的关键在“宝护此书”四个字上。明朝虽然灭亡了，但展读明朝的地图还可以感受故国的疆域、山河、土俗、物产。故国，就高度地浓缩在这部地图之上。对他来说，这部地图就是他情系明朝的媒介，是他神游故国的精神家园。

    除了使用特定含义的词语表达故国之思以外，钱曾更多的是采用托书寄情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沉郁的情感。那些反映朝代兴亡、异族入侵内容的书籍与议论，最能激起他心底的波澜，引起他痛苦的共鸣，令他为之扼腕浩叹，为之伤心哭泣。这种情形，如果移来陈寅恪先生的诗句“白头听曲东华史，唱到兴亡便掩巾”，把“唱”字改为“论”字来形容，恐怕最贴切不过了。在《圣宋皇祐新乐图记三卷》的“提要”中，钱曾借南宋藏书家陈振孙（伯玉）思念北宋王朝的话语，巧妙委婉地传达了他自己的故国哀情。他说：

    此从阁本抄出。阁本乃直斋陈伯玉先生嘉熙己亥良月借虎丘寺本录。“盖当时所赐，藏之名山者也。末用苏州观察使印，长贰押字，志颁降岁月。”直斋又云：“生平每见承平故物，未尝不起敬，恨不生于其时。”嗟嗟！劫烧之余，阁本已不可问，独此尚在人间，览之亦有直斋承平故物之感。

    这段话，从表面看是感叹这部从北宋阁本抄出的旧抄本历时久远，弥足珍贵，实际上则是借这部旧书来思念故国。南宋的陈振孙是如此，清朝的钱曾同样是如此。时代相差几百年的两个人，之所以能为同一部书而感喟，乃是因为灭亡北宋与灭亡明朝的同为女真人。这种反复再现的历史命运，简直如出一辙。因此，他“览之亦有直斋承平故物之感”，就来得非常自然了。他的这一巧妙的表达方式，令人叹服。

    《钓矶立谈》，是记述南唐兴亡历史的一本小册子。钱曾读此，尤其读它的“序文”，同样引起了对故国的思情，竟致泫然泣下。在该书“提要”中，他说：

    叟为山东人，不著名氏。清泰年中，避地江表，营钓矶以自隐。李氏亡国，追记南唐兴废事，得百二十余条，疏于此书。《序》云：“文惭子山之丽，兴哀则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则几矣。”读之颇为泫然。

    “子山”，指南北朝时的文学家庾信，他在梁朝灭亡后曾写了《哀江南赋》，哀叹梁朝的灭亡和他个人的遭际；“士衡”，指东吴的文学家陆机，西晋吞并东吴后，他写了《辩亡论》，深慨东吴末帝孙皓放弃国祚，投降晋朝。这两篇名文，主题在于讨论朝代兴亡，伤怀故国，所以最能引起他的感触。面对这些伤心的文字，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便会自然而然地重现于他的眼前，于是他“泫然”泣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金朝灭亡北宋王朝的往事，也是非常容易让清朝的汉人感叹兴亡、激起故国之情的媒介。在《大金集礼四十卷》的“提要”中，钱曾便大发感慨，说：

    嗟乎！杞、宋无征，子之所叹；金源有人，勒成一代掌故。后之考文者，宜依仿编集，以诏来世。此书诸家目录俱不载，藏书家亦无有畜之者，尚是金人抄本。抚卷有诸夏之亡之慨。

    《大金集礼》专记金朝的典章制度。钱曾因此而感叹“杞、宋无征”，“金源有人”，“抚卷有诸夏之亡之慨”。在这里，“杞”、“宋”、“诸夏”，皆代指中原王朝；“金源”，则指女真人所建立的异族政权。虽然所用都是旧典，但从其鲜明的对比当中，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典：明朝一代之史，迟迟难以修成。虽然像钱谦益那样的熟悉明史而又极富史才的学者勇肩修史之任，但因其屡遭困顿的际遇，最终未能完成。国家灭亡而历史不亡，尚值得慰藉；国家灭亡而历史亦亡，则大可哀痛了。钱曾因《大金集礼》而大发“诸夏之亡”的感慨，别有蕴意，其难言之痛，溢于言表。

    《东京梦华录》以及同类的《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书，自来都是颇能引起宋、元、明诸朝遗民伤感家破国亡历史的读物。在《梦华录十卷》的“提要”中，钱曾便畅发了一番怀旧之情。他在交待过宋人孟元老这部以追忆北宋东京汴梁城繁华景物为主题的内容之后，将笔锋一转，从宋朝“南渡君臣”的“故都之思”说开去，他说：

    南渡君臣，其犹有故都之思如元老者乎？刘屏山《汴京绝句》“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盖同一寤叹也。予衰迟晼晚，情怀牢落，回首凄然，感慨又甚于元老。今阅此书，等月光之观水，但无人为除去瓦砾耳。

    宋代诗人刘屏山的《汴京绝句》（二十首），可以说是以诗歌的形式所写成的《东京梦华录》，久负盛名。钱曾所提到的刘氏的诗句，其前两句是：“梁苑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能断愁。”全诗情调低沉，意绪伤感，读来令人落泪。钱谦益曾在一首诗中，也咏叹《东京梦华录》说：“梦华乐事满春城，今日凄凉故国情。”对这样的诗句，陈寅恪先生曾评价说：“南枝越鸟之思，东京梦华之感，溢于言表，不独其用典措辞之佳妙也。”笺注过钱谦益诗歌的钱曾，自然熟悉此诗。当然，在这里，他只能引述刘屏山的诗句，而不能引用钱谦益的诗句。越是这种情形，越是令人哀痛。他从刘诗而连类兴感，陈述了自己“感慨又甚于元老”的情愫，几乎忘记了触犯忌讳的危险。那么，他为谁“感慨”？意在言外，不言而喻。

    宋明两朝都有清流与奸党的分野，而清流内部也结成种种党社，纷争不息。朋党的斗争，尤其是“小人”对“君子”的倾轧、陷害，其结果，是扼杀了人才，挫伤了正气，导致国运衰歇，加速了国家的灭亡。对于这种历史的不幸，钱曾深有感触，而不免为之欷嘘哀叹。在《徂徕集二十卷》的“提要”中，他说：

    守道庆历《圣德颂》出，孙明复曰：“子祸始于此矣。”盖所云“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者，谓夏竦也。未几归徂徕山，遇疾卒。而竦欲以奇祸中伤大臣，遂称介诈死，北走契丹，几陷人主有剖棺发冢之过。翻《徂徕集》，因思小人欺君，无所不用其极，为之掩卷失声，并录欧公志铭及诗于后。

    北宋的石介（守道）在《圣德颂》一文中讥刺奸臣夏竦，虽然不久去世，躲过了迫害，但是身后还是遭到夏竦的诬陷和报复，而皇帝受到奸臣的蒙蔽，也险些下令“剖棺发冢”，对石介之尸进行戮辱。从北宋的这段往事，钱曾“因思小人欺君，无所不用其极”。从表面来看，这句话是泛泛而论，并未点明“小人”是谁，被欺之“君”又是谁。不过，如果联系晚明时期奸党残害忠良的史事，则可以看出他所想到的应该是晚明伤心的历史。当时，“小人”横恣，以种种卑劣无耻的手段，欺蒙君上，陷害忠良，其结果是闯王进京，崇祯自缢，以及建州女真入主中原，明祚最终覆亡。回忆起这样伤心的历史，难怪他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了。

    从上面所引《读书敏求记》的“提要”文字可以看出，钱曾一直系恋着亡明，并通过这种方式寄托了他深沉的故国之思。这个事实，恰好也可以解开《读书敏求记》完成后，他何以“扃置枕中”，不欲示人的谜底。清初藏书家吴焯在为《读书敏求记》所写的跋文中，介绍了有关该书能够公之于众的一段传奇故事：

    书既成，扃置枕中，出入每自携。灵踪微露，竹垞谋之甚力，终不可见。竹垞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南，遵王会于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予侍书小史启钥，预置楷书先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成而返之。当时所录，并绝妙好词在在焉。词既刻，函致，遵王渐知竹垞诡得，且恐其流传于外也，竹垞乃设誓以谢之。竹垞既重违故人之命，而又惧此书之将灭没也，暮年始一授族中子寒中。予闻之久矣，然知其严密勿肯与。近者校仇诸书，寒中悯予之劳，竟许以赠，予以白金一斤为寿，再拜受之，亦设誓辞焉。

    原来，钱曾撰成《读书敏求记》以后，一直藏于“枕中”，“出入自携”，秘不示人。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他著成此书的消息，最终还是被人们知道了。当时，既是藏书家又是身任高官的朱彝尊利用典试江南的机会，在南京与他见面，并设宴加以款待。朱氏事先买通他的“侍书小史”，在他前去赴宴时，由那个“小史”打开存放该书的柜子，将书偷出来，交给朱氏预先安排好的一些钞胥，录成副本。他们忙活到半夜，事情告竣。这样，朱氏率先拥有了他所秘藏的该书的副本。后来，也是由朱氏逐渐将其公开传播开来。

    按照常理来说，一部古籍目录，即使所著录的都是宋元秘籍，不愿意让同道知晓，好像也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竟要“扃置枕中，出入每自携”。那么，钱曾为什么要这样小心谨慎呢？其实，他担心的地方，恐怕并不在于书目之秘被泄漏出去，而是害怕“提要”中那些表达故国之思、亡明之痛的文字被人知晓，从而引来杀身之祸。现在想来，他最后未因《读书敏求记》的“违碍”文字而罹祸，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