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武昌鱼之谜”始末

　　□ 艾三明

　　武昌鱼，因武昌而得名，又在毛主席挥毫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后名气大增，蜚声中外。但因武昌而得名的武昌鱼，历来存在两个谜团：其一，历史上曾出现三个武昌，一个是古武昌（今鄂州），一个是今武昌（现武汉三镇之一），一个是民国设置的武昌县（后改为武汉江夏区，在纸坊）。武昌鱼属哪个武昌？其二，武昌鱼是什么鱼？是指专一的鱼（即鳊鱼），还是泛指的鱼？两个谜，自武昌鱼出名至今，一千七百余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

　　关于武昌鱼是什么鱼？上世纪90年代，湖北知名作家认为：“武昌鱼应是泛指武昌出产的鱼，是一个地理标志，不是专指的鳊鱼。”

　　上世纪90年代末，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武昌鱼》一书。该书对上述问题也作了一番考证，大致提出了几个观点：其一，无法考证三国典故中的武昌鱼指的是哪一种鱼？其二，易伯鲁教授于1965年第一次把团头鲂（鳊鱼中的一种）命名为武昌鱼。

杨占先摄

　　这个考证，严格地说，并没有解开武昌鱼的谜团，反而把对武昌鱼是团头鲂的认知引入了误区。命名之说法不过几十年，这与有1700余年悠久历史的武昌鱼，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推理。

　　武昌鱼的谜团愈来愈重。

　　终于“武昌鱼之谜”这一概念于2005年9月在中国举行的第三届华文传媒论坛会上首次提出。来自加拿大、美国、罗马尼亚、德国、澳大利亚等十余个国家的华文媒体高层代表团来鄂州，对鄂州三国时吴王建都的西山公园、莲花山风景区、武昌鱼的原产地——梁子湖采风，从而启动了“武昌鱼之谜”的探寻之旅。

　　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武昌鱼之谜”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武昌鱼之谜”命题的提出，由此摆在了人们面前。

　　武昌鱼到底是什么鱼？它的产地在哪里？这个疑团一直是我编写《鄂州市志》长达八年期间抹不去的一个萦念。直到2000年，当我在编写《鄂州名胜古迹鉴赏》时，接触到南宋武昌县令薛季宣的一首《鄂城篇》诗时，其中有句“死生建业信徒语，石盆古渡犹多鱼”，这令我眼前一亮。它前一句说的是三国时“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历史典故，这里引出了武昌鱼。后一句指出了武昌鱼的出产地点——石盆古渡。而找到石盆古渡，也许就会找出武昌鱼是什么鱼。这一诗词的对仗因果关系，使人茅塞顿开。直觉告诉我，这可能就是解开“武昌鱼之谜”的钥匙了。

　　于是，沿着石盆古渡这个脉络摸了下去……

　　石盆古渡，《永乐大典》辑本《寿昌乘》记载：“武昌石盆古渡有‘石臼’遗存。而石臼下有深潭无底，就在鄂州西山石门山下，退谷之东。”与石臼毗邻的有武昌著名的古迹——吴王钓鱼台。钓鱼台临江，上下有大洄、小洄。因鳊鱼有洄水嬉游和群聚深水的特性，洄中和石臼深潭处盛产鳊鱼。此地均属樊口范畴，素有“樊口鳊鱼甲天下”之美誉。梁子湖生长的鳊鱼，经九十余里的长港，游至樊口通江至大洄、小洄中处聚集。孙权建都武昌（今鄂州），常在钓鱼台处取鳊鱼大宴群臣（三国志·吴书），并在此发生了著名的“张昭罢酒”的故事，让东吴朝廷上下尽晓鳊鱼美味，以至后来朝廷迁都建业（今南京），又欲还都武昌时，民间便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赌气话流行（民谣）。武昌鱼名由此而来。这一发现，完整地勾勒出了梁子湖鳊鱼—九十里长港—樊口入江—吴王钓鱼台—武昌鱼成名的过程。

　　然而，事实的真相尚未最后结果。从今天的鱼类分类角度看，梁子湖鳊鱼又存在着“三姐妹”，即三角鲂、团头鲂和长春鳊。它们形态相似，长相雷同，真伪难辨。对此，1955年，易伯鲁（中科院院士）与30多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人员进驻梁子岛，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由于三角鲂和长春鳊在全国其它处也有分布，唯独团头鲂是梁子湖的独有品种，故1967年7月13日易伯鲁在《关于武昌鱼》的文章中写道：“如果要正名分，那么武昌鱼就应该归团头鲂所有。”确立了团头鲂的武昌鱼地位。

　　至此，武昌鱼是鳊鱼，而且是团头鲂的这一论断，易伯鲁先生作出了准确的考证，还原了武昌鱼的本来面目。今天人们尊称他为“武昌鱼之父”，实在也不为过。

　　常人言：无巧不成书。2010年，我市启动建设三国吴都文化沿江风光带（二期）工程，经我市文化界人士万其文多年实地考察，发现失踪的吴王钓鱼台的遗址正处于其中（武昌鱼路中段），而此地建委却按“吴王祈雨台”方案规划设计景点，且动工在即。因吴王祈雨台系杜撰，史无记载，一旦动工，吴王钓鱼台这一遗迹就毁于一旦，或永久性地湮没。

　　想到这些，我与万其文一合计，感觉到此事火烧眉毛。更为重要的是，钓鱼台的发现，将使武昌鱼的成名过程的链条得以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没有钓鱼台就没有武昌鱼”！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失去它，鄂州千年的武昌鱼文化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伤害。

　　情急之下，我当机立断，以政协委员的名义，迅速提交了一份《关于在我市沿江三国吴都文化风光带（二期）中增加“三国吴王钓鱼台”的提案》，报政协提案委紧急立案。因为此时不是“两会”期间，提案不能按正常程序实施，故我与万其文先生一同奔波于市建委、市文化局、市文联等单位之间联系沟通。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市建委同意修改方案。一年后，吴王钓鱼台如期屹立江边，成为鄂州沿江的一处名胜景观。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武昌鱼就是在这里出名。有意思的是，这条路也被如今的市政部门定名为武昌鱼路。

　　2000年，我仍在任市政协委员。对于武昌鱼多年的梳理、思考和积累，编写一本破译武昌鱼身世之谜的专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也想到了仍由政协提案的方式来实现。为了加强提案力度，我与市政协李治国、谢恩波、李庚寅、吕新明、张继阳、徐兴川、王霞、肖卫星等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编辑出版的政协提案》，得到了市领导大力支持。2012年《武昌鱼探源》书稿完成，共五章30余万字，图片百余幅。经反复斟酌又改书名为《武昌鱼之谜》。2013年末，历时十余年的考证、搜集、编写的《武昌鱼之谜》由长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武昌鱼之谜》的问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

　　2011年，湖北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武昌鱼缘》的基础上，拟再拍摄一部《武昌鱼传奇》的专题片。摄制组也许是在网上搜见了我发表的论文《武昌鱼史考》，并以此论文内容为依据作为拍摄《武昌鱼传奇》的脚本，来鄂州通过市委宣传部找到我，我与万其文二人也一同配合该片的拍摄。《武昌鱼传奇》一年后播出。当2013年《武昌鱼之谜》正式出版时，《武昌鱼传奇》也就作为该书的影像资料一并发行了，可谓不谋而合。

　　为了弘扬武昌鱼的饮食文化，2013年，我市启动了申报“中国武昌鱼美食之乡”工作并成立了专班。同年11月18日至19日，中国烹饪协会专家组一行来鄂州就申报“中国武昌鱼美食之乡”工作进行评估。18日，在长城大酒店召开了专题汇报会，会上，鄂州市烹饪协会顾问刘建国作申报武昌鱼美食之乡的报告。我作为文化顾问参加并作了武昌鱼文化的传承专题介绍，《武昌鱼之谜》一书，也作为申报材料的理论根据。专家组认为：“武昌鱼美食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元素多，其产业已有一定规模，符合认定条件。”12月8日，经专家评审，鄂州市荣获“中国武昌鱼美食之乡”称号。此次申报成功再一次证明，武昌鱼文化对今天的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

　　2015年10月，华中农业大学隆重举办“团头鲂（武昌鱼）命名60周年纪念大会暨团头鲂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水产科学院、上海海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武昌鱼文化。经鄂州市水产局高级工程师徐兴川推荐，10月10日，200本《武昌鱼之谜》送到华中农业大学大会秘书处，被列为大会文献资料颁发。我与徐兴川分别在会上作了《武昌鱼文化的传承》的学术报告。此次会议是一次全国性的武昌鱼文化研讨会，范围广、层次高，研究深入，将武昌鱼文化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2016年10月，全国第十八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长沙举行。经省、市社科联推荐，《武昌鱼之谜》在大会上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是湖北省获此殊荣的五本书籍之一。

　　至此，武昌鱼之谜从谜题提出，经解谜、拍摄《武昌鱼传奇》专题片、政协提案、《武昌鱼之谜》出版、申报“中国武昌鱼美食之乡”、参加全国性的武昌鱼研讨会乃至全国获奖，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