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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前的今天,官宣。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那年今日,惊天动地 今天,就让小编带大家穿越历史的风烟 一起来回顾那些 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导读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是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的原话。可你知道吗,当时身处核讹诈下的新中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别说核武器,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都很落后。 聂荣臻元帅回忆道,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1954年,他去了有“中国军工基地”之称的昆明和重庆,却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生产不了。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中国的原子弹,是怎么造出来的呢? 1 1948年,钱三强夫妇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回国动因: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 钱三强夫妇 1949年初,钱三强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5万美元,请他帮忙订购一批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周恩来还在电报里特意批复: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 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和重视让钱三强特别感慨,他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 2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学正式起步。 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在建所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拿不出什么经费,而且西方国家实行禁运,也买不到仪器设备。 多重压力下,钱三强悟出一条生存和发展之道——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于是,研究所一众人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好自己制造仪器。 有一次,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 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为了制作一套计数管的真空系统,辐射物理学家李德平从北京灯泡厂弄来装了钨丝没有抽气的灯泡,接到真空系统上代用; 为了制造剂量笔,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想办法弄来材料,自己动手拉石英丝; 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用一把糖果,从路边小孩手里换得一截铜丝…… 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所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这样一点点搞了起来。 总归有了希望。 3 想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就一定需要铀资源。 地质学家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但寻找铀矿的过程并不轻松。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可以说过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没有就住睡袋,睡袋还经常有虱子光顾。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摄氏度,进入天山后,又会迎来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在西部的独龙山区,解放军第4521工程团,甚至牺牲了十几名官兵,就为了找铀矿。 1954年10月,队伍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一条铀矿,尽管开采价值不大,仍然振奋人心。他们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并迅速带回北京。 △开业之石 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看那块矿石,并再三叮嘱:“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啊,这是决定命运的。” 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前往中南海西花厅与周恩来长谈国际形势与我国发展原子能的前景。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另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参加了书记处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做了总结性讲话: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一定可以搞起来。 这天,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餐。餐厅里摆了三张四方桌,每桌有6个普通家常菜。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这时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大声说:“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干杯!” 这一声“干杯”,拉开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序幕。 4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不久后,北京西南郊房山县昔日的荒山野岭间,便出现了一座原子科学城。 这边正如火如荼,另一边也在归心似箭。1955年6月,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来到了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手里。这封信的主人是钱学森,信中内容是这样的: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钱学森的来信 对于这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恩来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钱学森要回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与钱学森共事的金贝尔,深知钱学森的价值。此前,他曾致电美国司法部,说出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让美国代表措手不及。最终,美国政府只能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中美大使级会谈 毛泽东的评价是: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5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国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称为九局。 九局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说:“现在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这个主任业务要很强,一般强都不行。” 钱三强笑呵呵说:“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他叫邓稼先。” 研究原子弹,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1958年8月,钱三强把工作意义和任务告诉了邓稼先,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这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一些,显得心事重重。入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妻子许鹿希试探性问:“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 邓稼先不知怎么回复,等许鹿希再问了一遍后,才缓慢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他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既有家国情怀,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 邓稼先克制住自己的伤感情绪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 仅隔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这句话,让许鹿希很难过,而她选择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对他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这个决定,确实让邓稼先两人牺牲了许多。 △邓稼先一家 那时九局还没有房子,只能将北京城外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作为院址,庭院里还有一大片高粱地。 邓稼先和一群副研究员,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做着建筑工地的各种杂活。 他满身泥巴,没有什么怨气,反而从心里溢出一股豪情:“这是白手起家。” 同样白手起家的,还有先后进来的上百名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的专业,既有物理、数学、冶金、建筑,也有外文,却唯独没有一个是核物理的,大家对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下,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汇聚了全球精英,仅科技人员就有15万人。 人才储备方面,中国真的是从零开始。 6 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而到了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了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但其实,理论部的同志已经是靠自己干了。尽管那个年代,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但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摁一个坑。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钱三强见了心里很难过。 没有一个人喊苦,但情况真的非常严峻。 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千方百计为科技人员筹集生活物资,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人才。 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充满热情干劲,没有多少灰心丧气,更没有消极沉闷,他们身形憔悴,眼里都仿佛透着光,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顽强攻关。 就是在这么一个艰难形势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屡出奇迹。 7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年轻人分三个组突击,进行大量计算。 有时要精确计算某个数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满一屋子。 为什么如此艰难,主要还是计算工具太过落后。他们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器,算乘法正着摇,算除法就倒着摇。 △手摇计算器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计算机,是每秒1万次的104机,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排队使用。 邓稼先只能在计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剩余的其他运算,都用简陋的机子来完成,甚至是动用算盘,忍受的反复失败和折磨。 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结果。因为他回家后一般都不休息,即便在床上躺着,也是盯着天花板在那心算。 到1960年春天,邓稼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等他们自己验算时,才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 重复验算,是一个极其费时费精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灵感迸发,纯粹是用人力来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们每算一遍都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算7一8个参数,每个参数要解五六个方程式,有时还需要进行替代。 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看着都有点担心,只能鼓励他们:“你们……干得不错,没有被困难吓倒。” 整整一年时间,邓稼先领着一批人,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遍计算,最后才得出了正确数据。 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最终,邓稼先成功勾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铀235做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方式,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8 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研制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需要有更多专家参与进来。 有从苏联归来的王淦昌,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国家在还苏联的债,于是在回国前一天,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价值15万美元)交给驻苏大使,说:“我愿为祖国还债。” 有赴英留学,并且师从马克思·玻恩(量子力学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在得知钱三强的征询意见时,语气很坚定:“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郭永怀,在接触机密资料,被问询“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时,他的回复是一个“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冲破阻挠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并肩作战。 有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就职的程开甲,同样师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斯·波恩,在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宝贵的物理学书籍和资料,他心里认定:这些,都是祖国最需要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 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 这四个人,就如邓稼先一般,从此走进了一个陌生领域,名字成为绝密,消失在大众眼里。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宽的夫人回忆道: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宽从单位回来,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要走了,要走很长时间。”我感到很奇怪,平时他说话不这样躲躲闪闪的。他沉吟片刻后,又字斟句酌地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你会理解吗?”那时候,我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他不说,我也不再深问,只是说:“如果是组织需要,我没有意见。”话是这样说,但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搞原子弹了。 9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也从这年开始,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进度。 1963年初,位于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二机部党组决定,从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员从北京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金银滩海拔3200余米,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平均气温在零下4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度。 由于当时的基地建设,是抢建科研设施和生产线,最后才是宿舍等生活设施,不少科研人员去后,还得住在简易的坯房和军用大帐篷里,条件十分艰苦。 1963年12月24日,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 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来到了实验场。 一切准备完毕,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随着“起爆”命令发出,火光冲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光亮。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洗出来:向心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这标志着原子弹研制有了重大突破。 只要装上核部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能进行总装,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一步之遥。 到1964年春天,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建成。 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银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总装进行了3天时间,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完毕时,在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横空出世。 10 1964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分析,向白宫报告:根据新拍摄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西部一个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他们认为:动用外科手术来摧毁中国的核工厂,并且使人看来像是发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回忆道: 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报告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 他向中央专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定于10月至11月之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二是晚试,推迟到1965年开春以后进行核试验。 最终,中央决定早试,并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周恩来还下达指示:为了确保核试验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络保密,应规定出一些暗语和密码来,今晚就制定出来。 在张爱萍上将的主持下,有关人员立即着手编制暗语: 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 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 连接火工品的电缆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 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 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为“住上房”; 气象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1964年9月29日,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起运。 朱光亚通过专线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上轿。” 路程终点是新疆罗布泊,放在一个测试塔上引爆,塔楼高102米。 原子弹分两部分装运,大部分部件由专列火车运抵乌鲁木齐。 最关键的两个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由另一专列运至西宁后,再由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 10月4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 10月8日,原子弹装配完毕,由装配间工房吊出,运往铁塔。 张爱萍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经坐在梳妆台前。” 10月16日15时,被定为核爆“零时”,得到了周总理批准。 16日凌晨6时30分, 开始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张爱萍再次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开始梳辫子。” 16日10时30分,首次核试验进入清场程序。 张爱萍、李觉、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等人,都进入了距离铁塔60公里处的指挥所里。大家的心情很紧张,当时有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吸烟。当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才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6日14时40分,张爱萍发出指令:“K1指令已经发出。” 当时大家的表情异常严肃。 11 主控站人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系统进入自动状态,倒计时从10到0顺序跳动。 远在数千里外,首都北京,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手执电话认真听着。他们只听罗布泊试验基地传来的报告,以及开始倒数的声音: 10,9,8,7,6,5…… 这10秒钟里,大家陷入寂静,笔直坐在地上,一声不吭。 “零时”一过,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原子弹的冲击威力,扬起无数沙尘,直接点燃了汽车飞机,将房屋轻易摧垮。 一时间大伙都惊呆了,直到烟云形成蘑菇状火球,人群中才爆发出了欢呼声。 他们挥舞着双手,有人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沙石,仿佛任何鼓掌和雀跃都无法泄出胸中的亢奋。他们跳跃着,互相拥抱着,兴奋地把帽子抛向天空,许多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这天晚上,核试验基地举行庆祝宴会,一群科学家开怀畅饮。朱光亚后来说,那一天,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当天傍晚,周恩来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谁也没料到,他满面笑容地向全体人员说:“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北京街头大家疯了一般地抢阅号外。 朱光亚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道:“连美国原子能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超过了美、英、法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 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在桌子前谈判的资格。 我猜大家一定很想问 那后来呢? 那么今天,咱们就再多讲一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事情 导弹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钱学森着力去解决“枪”的问题。 他用的“枪”是导弹,也就是原子弹+导弹=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足以震慑敌人。 1966年10月27日9时,载有核弹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枪”。 氢弹 早在1961年,钱三强就找到了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他。 于敏后来回忆:“钱三强先生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而且点燃氢弹,必须要用到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个火球的威力,让400米处的钢板熔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为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这次氢弹爆炸威力为300万吨TNT当量,聂荣臻得知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 地下核试验 氢弹试验成功后,地下核试验成为中国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 经过两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工程兵开始进行回填、封堵坑道。 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 卫星 1970年4月,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孙家栋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最终,我们决定了放《东方红》乐曲。”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团子们,聪明的你们大概已经发现了吧 上面这些珍贵的历史 它们的名字我们特别熟悉—— 两弹一星 这些熟悉的名字 这些令人敬仰的两弹一星元勋 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绽放了无限光芒 他们用青春与生命谱写了光辉的史诗 然而随着时光飞逝,他们也在渐渐远离我们 晚年,朱光亚的腿脚不方便,散步的时候经常需要人来搀扶。但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每当站岗的战士向他敬礼时,他会立即站定,将右手的拐杖换到左手,然后正规地举起右手,给战士还一个军礼。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80岁高龄的钱学森,走路同样困难,甚至双腿疼痛,经检查,患了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只能卧床静养。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 △钱学森夫妇 钱三强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层专家楼,年经月久,十分破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暖气管也老化,冬天供热不足。可他们夫妇执意不搬进新房,甚至想出了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在家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过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钱三强夫妇 而让人扼腕痛惜的,是邓稼先。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核试验中,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变成了哑弹。邓稼先亲自去找,带回了剧毒的碎弹。几天后他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结果表明,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1985年,他确认患癌,但仍然揪心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1986年4月2日,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核武器发展建议书,这封建议书为后十年的核武器试验做出了巨大贡献。7月29日,他因为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临终遗言是:死而无憾。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寻回哑弹后,邓稼先难得地主动与人合影。 左邓稼先,右赵敬璞 可敬的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用鲜血和长满茧子的手,筑起了一道能挡风遮雨的屋檐,让国家不再遭受核讹诈,疆域不再有侦察机侵略,导弹落不到大地,卫星能在宇宙翱翔,火箭可以腾云揽月,让防空洞成为一种摆设,让百姓出门无需提心吊胆,让每个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年代里,让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理想,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有无数选择、无数希望。 你们的名字永远闪亮 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 丰碑不朽,中华脊梁 参考资料: 赵炜《西花厅岁月》;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纪录片《两弹元勋邓稼先》《东方巨响》;电影《横空出世》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许鹿希《邓稼先传》;叶永烈《钱学森传》 奚启新《朱光亚传》;郭兆甄《王淦昌传》;王霞《彭桓武传》 王建蒙《孙家栋传》;陈丹、葛能全《钱三强传》;梁东元《原子弹调查》 西德尼·德莱尔《中国制造原子弹》 原标题:《官宣!邱小姐,嘣!》 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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