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先进的地图，为什么出现在西汉？技术又因何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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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表明西汉初年的地图绘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地形图中的一些细节设计，比现存最古老的宋代舆地图还要先进。

这幅珍贵的地图是在三号墓的椁室中发现的。墓主人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儿子，据推测是当时长沙国的将军，负责南部边疆的防务。图中所辖区域，是他负责的防区。他英年早逝，去世时才三十来岁，下葬时间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二月（公元前168年）。地形图显然是他的心爱之物，所以家人将地形图放在棺椁旁，让他在地下世界继续守护长沙国。

马王堆一号墓与三号墓的地层关系

这个帛画材质的地形图，在下葬时折叠好放入椁室东厢的漆奁中。出土时已经断裂成类似豆腐渣的细小碎片。墨汁层层渗透，色块叠加扰乱，给后期修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幸在故宫修裱师傅和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碎片最终整合成一米见方（96cm X 96 cm）的正方形帛画。

地形图原图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西汉长沙国南部潇水流域的地理情况，即今天湖南省与两广毗邻的永州地区南部。地图上最显眼之处，是标注了“舜庙“的地方，有九根柱状物，中央三根略长。这里应该是今天的九嶷山舜帝陵。而九根柱子可能是指九嶷山的九座山峰，也可能是当时舜庙里的九个石碑。这九根柱子是确定地理方位的重要参照物。

九嶷山三分石景区

不同于现代地图上北下南的布局方式，这幅地图采用上南下北的设计。地图最上方是南越国的区域，可见珠江和南海。而地图下部才是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其实这也符合人眼的视觉习惯，即站在地图底下的阳明山上向南望去所见的景象，所以珠江和南海出现在天边最远处。

永州阳明山风光。十万亩杜鹃花海，“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一、地图中的信息元极其丰富。比如用粗细不同的线条表示河流的大小，也就是干流和支流的区别；用方框标注县城，用圆框标注乡、里等下级居民点；绘制山脉时，用实线绘制山脉的腰线，类似现代地图里的等高线；在县城、居民点之间用直线表示道路。这些设计，远超后世传世的古代地图，直到近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传入才被超越。二、地图中的河流和山脉走向非常精准。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考证，地形图上的河流和山脉，与现实地貌高度相符。下图是笔者在卫星地图上标注的对应区域，可看到地形图与真实卫星图的重合度是相当高的。仔细留意的话还能发现，原图上各条山脉蜿蜒曲折的腰线，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其实都是卫星地形的真实写照。说明绘制地图时，当时的技术人员曾进行过严谨细致的田野测绘。

湖南省博物馆的墨线图，基于原画等比复原，更有可读性。

地形图对应的卫星地图，蓝色水系及文字标注为笔者所加。

当然，今天站在上帝视角，我们还是可以吹毛求疵，发现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以两千年前的知识和技术水准，制作如此精准的地图简直是不可能达成的挑战。地形图的核心区域，东西、南北的跨度都在130~140公里之间，其间山脉河流纵横交错，仅仅凭借肉眼估算，绘制地图时必然出现巨大偏差。西汉初年必然具备绘制地图的成熟理论和测量工具，才能绘制出这么精准的地图。

地图上被人诟病最多的地方是顶上南越国区域比例失调，这一点值得展开论述一番。当时南越国与汉朝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西汉初年国力薄弱，南越国不愿名义上臣服。汉朝因此对其进行经济封锁，南越国则起而报复，时常兴兵侵扰汉朝边境地区。长沙国作为汉朝与南越国毗邻的门户，首当其冲承受攻击，常年在边境部署重兵。地形图以及另一幅驻军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地形图在真实卫星图的位置，方位是上南下北

因为关系敌对，加上五岭天险难以逾越，长沙国这边对南越国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所以地图上南越国部分非常简略，与潇水流域相比，尺寸明显失调。但是也应留意到：地图上珠江的三条支流西江、北江、东江的走向大致正确，而珠江口、伶仃洋的大概方位也是对的。从另一角度看，由于地图的重点是呈现潇水流域，所以南越国部分只是象征性的表示。这种聚焦重点，虚化背景的呈现方式其实是浅显易懂的。古人在绘画和雕刻中常常采用这种主次分明的表现手法。不能因为次要部分信息简略而怀疑绘制者的技术水准，否则无法解释地图上主要部分的精细程度。

首先还是要归功于从战国到秦、汉的技术进步。众所周知，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史上思想和技术变革最显著的时代之一。铁器的推广，荒地的大规模垦殖，商业的繁荣，工程技术的进步等等，为绘制高精度地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军事用途是第一位

但是，光有技术基础还不够，还要有实际使用场景，和足够强烈的绘制意愿。地形图以及驻军图的第一要务是军事用途。上文中提到的山脉腰线的精准勾勒，河流水系的细致呈现，居民点及道路的用心标注，无一不是出自军事上的需要。因为行军打仗、据险坚守，都需要高精度的军用地图。换句文绉绉但浅显易懂的话说：军事学，在战国时代是一门严肃精深的学科。军事学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边缘学科（如地图学）的发展。

战国之所以是战国

既然聊到这里，得谈谈战国之所以称为战国。战国七雄之间的频繁战争，一方面使平民百姓承受了罄竹难书的灾难；另一方面却推动了军事技术及军事理论的升华，进而推动了工程技术上的各项突破。《孙子兵法》、《吴子》、《六韬》等兵书上精妙绝伦的军事理论，胡服骑射全民尚武的社会风气，铜弩机的规模化生产，工程量巨大的土木夯筑技术，跟这个地形图一样，都是这个战争年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如果我们略过短命的秦帝国不谈，西汉初年依然享受着战国两百多年技术爆炸及思想升华所带来的种种红利。这种红利体现在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战国时代虽然已经谢幕，但技术与思想进步的齿轮，依着惯性运动，在汉代仍然飞速运转了很长时间。

地形图在卫星图上的位置

问题的提出

西晋初年，被誉为我国“地图科学创始人”的大学者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言中这样说：

裴秀当年所见到的汉代地图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知晓。难不成源自战国时代的高超地图绘制技术，在两汉四百年间非但没有进步，反而直线退化了？问题还不止此，谭其骧认为马王堆地形图：

换句话说，历代传世地图，都不及汉初的这幅地图精确。

南宋初年（公元1136年）的《禹迹图》墨线图局部

失传或退化的原因

关于制图技术失传或退化的原因，谭其骧认为，西汉后期以后，“儒家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从此科学技术受到轻视、鄙弃甚至摧残，制图学在此后将近二千年中，也就无从得到应有的发展。”谭其骧这么认为是有所本的，西汉后期儒学得势，对于使节和武将扬威异域的军事、外交冒险行动，占据要职的经学大师们经常人为制造障碍。宣帝时，冯奉世矫诏发西域兵攻灭莎车，威震西域，班师回朝却因大儒萧望之的反对而未能封侯；元帝时，陈汤矫诏发西域兵远征康居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回来时大儒匡衡横加指责，甚至要治陈汤的罪。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定型，西汉初年还充满活力的战国遗产与红利，到了西汉晚期已经渐渐消逝，这也导致了制图技术的退化。

传世文献和考古成果怎么说？

同时也要注意到，《汉书·地理志》对西汉末年地理人文方面的记载是相当详尽的，这表明至少在西汉两百年间，地理学还维持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河西走廊出土的简牍，以汉代敦煌郡悬泉置为起点，计算出悬泉置到河西走廊各大城镇、甚至远至都城长安的里程数，数据精确到个位，这显然是专人专门测量的成果。说明当时很重视地理数据的准确收集。

敦煌悬泉汉简残片

社会动荡造成的影响

从地形图下葬的年代到西晋裴秀生活的时代，四百多年间至少发生过两次社会大动荡。第一次是西汉末年新莽覆灭，赤眉军将长安洗劫焚烧一空；第二次东汉末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长安，将都城洛阳焚毁一空。这两次对秘府文书档案造成了毁灭性的摧残。两汉的官方舆地图很可能在这两次浩劫中化为灰烬，因此造成了地图技术的退化。但是，这种推测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西楚霸王项羽将秦都咸阳焚毁成废墟之后，先进制图技术依然能在西汉初年保留下来，并且出现在长沙国这个当时还算蛮荒落后的地方。

真相究竟是什么？仅凭现今的小片历史碎片，目前我们还不能拼凑出制图技术演进的合理脉络。然而一百多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考古惊世大发现，无一不刷新了我们对古代历史的刻板认知，或是颠覆了已被公认的权威定论。只能翘首期盼将来的某一天，更珍稀的舆地图能从地底下重见天日，这样我们离历史真相会越来越近。

【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谭其骧《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胡平生 张德芳 主编《悬泉汉简（壹）》 甘肃简牍博物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文物之美——辉煌不朽汉珍宝：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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