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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爆火，反思是什么将少女们送往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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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电影《鬼乡》在韩国默默上映。就是这样一部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在上映后先后击败了同期上映的《死侍》、《危机13小时》、《疯狂动物城》多部好莱坞大片，连续超过两周稳守日票房榜冠军，荣登韩国3月电影票房第一位，截至3月20日，累计观影人次超过342万。  《鬼乡》韩国版正式海报从名字也许很难推断，这是一部“慰安妇”题材的电影。影片根据韩国日军性暴力幸存者姜日出奶奶的故事改编，讲述了自1943年，一位朝鲜少女被日军掳到中国充当“慰安妇”，以及现代社会一位幸存老人所经历的故事。取名“鬼乡”，意在抚慰亡灵，召唤这些受害少女“魂归故里”。 这部让数以百万计韩国人以及其他各地的观影人为之流泪的电影，没有名导，没有明星，前后耗时14年才完成，甚至连拍片所需的一半经费，都是靠众筹完成的。为了支持这部电影， 75000多名网友捐出了共12亿韩币（约合人民币680万）的资金，这个数字，相当于每1000个韩国人，就有1.5人捐了钱。为省钱，大多数演员、工作人员都是无偿工作。  《鬼乡》剧组合影2002年，导演赵正莱在一次受害老人的慰问公益活动中看到了一幅出自“慰安妇”幸存者姜日出之手的画作，名叫“浴火的少女们”。画中一群少女的尸体在山林里的大坑中被焚烧，老人家说这是她亲眼目睹的一幕。那之后，赵导演就决心把姜日出老人的故事拍成电影，并动笔创作剧本。  《浴火的少女们》2008年剧本创作完成后，赵导演开始寻找投资人。但最终都因为“不够商业”、“题材敏感”等原因接连被拒。借众筹解决资金问题后，总算在2015年6月开机。拍摄完成后，发行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最终，在赵导演看到《浴火的少女们》14年后，电影《鬼乡》才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3年，朝鲜14岁女孩正敏被驻守的日军掳走，辗转被运至中国东北，充当当地日军的性奴，饱受虐待与恐惧。虽然她竭尽全力试图逃离，最终仍命丧异乡。  时间转至1991年，正敏当年的好友英熙最终得以幸存回国，政府也终于开始公开讨论“慰安妇”问题。英熙奶奶遇到了也曾遭遇性侵犯的通灵少女京恩，并最终借由她之身与正敏的亡魂重逢。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鬼乡》也许无论在故事叙述还是表现力上都算不上最优，让这部电影得到如此多人支持的，是它所想传达的话题力量。然而，讽刺的是，在民众如此努力的同时，最该出面解决的国家却始终是另外一种态度。 2015年12月28日，日本和韩国就二战期间日本强征大量韩国女性充任性奴隶的历史问题达成协议。看似道歉赔款，这次合议却得到了韩国和日本民间妇女团体的抗议反对，因为该协议并未正式承认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的国家责任和法律责任，而是将罪责推给了实际施暴的个人。与此同时，韩国接受了日本政府要求移除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的和平少女铜像的荒谬条件，还宣布未来将不再提及二战日军性奴役。日方此前还表示，向援助基金出资的措施是为受害女性“重塑尊严”，而非“国家赔偿”。中国会成为下一次相似“协议”的合作者吗？ 《鬼乡》的海报上写着一行字：是什么将少女们送往地狱？  对于“慰安妇”问题来说，看到女性遭遇来自个人的暴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正视的，更重要的是来自国家的暴力。战争期间，国家纵容和操作实施大范围对妇女的暴力，这不是个别问题，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国家公权力本身。这些“浴火的少女”们借电影中的台词说出了受害人当时的感觉：我们成了可以被任意使用的“物品”，一旦坏了，不能“用”了，便被毫不留情地丢弃、毁灭。作为权力的集中体现，国家为何能够如此任意向女性施暴，无视她们同为“人”的身份？应当反思的是男权制度下，性别不平等遭遇极端情况，在国家意识中的体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幸存者、民间支持组织和个人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明确承认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的国家责任和法律责任，承诺恢复幸存者的尊严和人权，并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然而，看看《鬼乡》从创作到上映遭遇的一系列阻碍，再想想我们看到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政府间处理的做法……为什么解决二战期间日军对妇女性暴力问题，一直都是民间呼声大于政府？影片中，幸存下来的婆婆英熙看到电视上鼓励“慰安妇”老人主动登记之后，走到政府部门前反复犹豫，工作人员们互相咬耳根：“是啊，就算真的是，除非疯了，谁会说出那样的过去？”婆婆颤抖着回头大喊：“对！就是我！我就是那个疯婆子！”  据日本民间调查团体推算，二战期间，日军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人数多达70万。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慰安妇”研究》中称，日本侵略中国时，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遭遇日军的性暴力，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至死。据一些数据，被日军掳走至各战场充当“慰安妇”的朝鲜女性，也应该在20万以上。至今为止，韩国公开身份并联合要求日本法律赔偿的性暴力幸存者，仅有46名仍然在世。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为24。 “慰安妇”们受到的羞辱，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或者社会环境好转而结束。如果活到现在，在她们漫长的生命历程中，除了严重的身体、性暴力，通常还要经历经济困窘、躯体后遗症、周遭环境的歧视等等一系列伤害。  当事人们承受住巨大的创伤勇敢站出来，当成千上万人为了推进议题20几年来坚持运动、呼吁，政府仍是那副冷冰冰的面孔，无视她们的苦痛，甚至想靠达成息事宁人的协议来对实施暴力的行为视而不见，何其悲哀。苏智良曾经谈到：“（‘慰安妇’问题）最重要的协定达成，还是政府对政府，不是民间对政府的。” 如今，超过17万人为了一部电影贡献力量。一部电影是渺小的，然而这力量是巨大的。只是不知道还需要多少17万人的努力，战争中女性遭遇性暴力的问题，才能真正被国家、被持续了千年的男权社会所正视。 只有当幸存者尚在世时解决二战日军性奴役问题，才能给各关系国之间带来真正的友谊与和平。遇害女人们的“鬼魂”，也只有那时，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吧。  赵正莱导演在某次采访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慰安妇”问题并非一日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非常普遍的女性人权问题。在拍摄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男人，我的罪责感十分巨大。 他的话十分谦虚地树立了一个好的示范：女人们曾经遭遇过如此不公的对待，对于她们来说，最为真诚的反思和道歉也许才是最好的开始。 （注：本文中的“慰安妇”代指二战中受日军性暴力影响女性。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极大歧视意味的词语，因为在日军“征用”性奴的行为是对于妇女自我意志极大的违背，而在战争中实际遭遇性暴力的女性数量和类型也都要远超过所谓“慰安妇”的范畴。“慰安妇”一词会助长日本政府在战争中对妇女暴力的合理化，如今被很多学者以及受害人评判，应被废止。本文沿用此词加以引号，仅为叙述便利。） 女权之声微信公众号：genderin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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