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文学课堂之四：《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讨论纪要

⊙ 整理 / 杨庆祥

专栏Column

联合文学课堂之四：《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讨论纪要

⊙ 整理 / 杨庆祥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感谢各位老师来参加青年批评家房伟的新著《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的研讨会。在王小波逝世十八周年之际，在王小波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人民大学来召开这样一个沙龙式的会议，显得格外有意义。房伟的这本王小波传记，我个人认为是对王小波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一个很大的推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和老师们一起参加这个会。首先请孙郁教授发言。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个人觉得，王小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几个较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伪道学盛行的时代，他的价值就更加显现出来。开始我不太喜欢王小波，我个人写作受苏俄影响太重，有些排斥他的写作路径，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是我个人知识结构有缺陷、有问题，后来读王小波作品后，发现了自身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这些年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房伟这本书话题非常丰富，在王小波研究史上是标志性作品！

张 莉（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我想谈谈读完这本书后的感受，之前我只是读了王小波的文本，觉得他的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写别出路径、很有意思。但是，我不是特别了解为什么王小波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他跟别人理解“文革”、理解时代有很大不同，这是个困扰我的问题。这本书解答了我的部分疑惑。书中写到王小波的父亲被毛主席约见，他们在中南海一起聊天、吃饭，他的父亲说了很多建议，毛主席很和蔼。然后他父亲回到人民大学，把被毛主席接见的事跟同事很激动地交谈。“文革”中，人民大学很多人被批斗，但是他父亲幸免于难。王小波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不知当时他幼小的心灵历经那样一个大时代突转之下，对命运是怎样理解的，他作为亲身经历者，感受跟我们肯定不一样。

郭 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授）：房伟在他的传记作品中，丰富地呈现出多元的王小波。我们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很多中国人很难直接面对“现代人格”这个词语。现代人格的建立非常艰难，因为不停地会有很多隐形的、强大的东西把你拉入传统。从鲁迅那时候开始，我们受的更多是传统的负面性。比如，传统社会，我们会有传统文官制度，但现在政治与资本市场等欲望化的东西合流后，对人的精神冲击，其实是“底线的坍塌”。这种情况下，这本传记体现的王小波这个个体，对读者有启发意义。

周立民（巴金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小波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选择过程，体现了房伟很谨慎的判断。房伟除了是优秀学者，还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叙述语言非常好，没有很酸腐、学院派的叙述。此外，我有一点小建议，房伟做过一些王小波的论文，到后边部分分析作品时，有些过于理论化的迹象。后边分析王小波现象，作品分析少了点。我很看重王小波的杂文，他的杂文成就比小说要高，在中国文坛能跟鲁迅比一比的杂文家并不多。后来的杂文家，更像论说文的观念式诉说，没有形象。在鲁迅的杂文里，到处都是形象，到处闪耀着思想火花，这种火花不是哲学的理念倾吐。王小波的杂文有类似鲁迅的东西，他将鲁迅的杂文文体继承下来。王小波将本身所具的宽容的精髓，深入杂文创作中。我非常怀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背景，那个年代虽刚经历过“八九”的风波，但知识分子的表现、挣扎、自救，这些精神状态造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很独特的文化现象，有点像“王纲解钮”的特征。且不论其精神的沉沦、反抗，还是对峙也好，它始终有精神的主体性。而今天的文学生态，我非常失望，这种精神的东西被消解掉了，变成了娱乐的东西。

霍俊明（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房伟的传记，有种立体化的感觉，这首先在于他曾做过王小波的专门研究，且他之前还写过小说《英雄时代》，这本小说就是向王小波致敬的作品。里面关于屠宰场的记录，基本是把自己生活的原型植入其中。屠宰场里，那种既想得到爱情，又想离开的，既可笑又满含泪水的荒诞感，在房伟的小说和传记间形成了对话。还有一点，就是死亡的话题。中国的文学场域里，提及死亡最多被谈及的是诗人，小说家领域中王小波是一个。谈及王小波，以及更晚的文学家，如海子，大家描述他们时，往往将作家生活和知识分子身份并举，这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两种形象不可分割。比如，谈到王小波，一定要提及他的生活，文本创作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传记中很多地方都会提及他的家人。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地理空间的转换，一个是真正的地理空间转换，如传记提到关于北京的几个地理空间的转换和追索；还有就是他的私人空间，如在山东、云南、北京的几个地方，反映了一个主题那就是“革命星空”，这反映了七〇后的共性：对政治文化的想象。七〇后一代人重新介入王小波研究，甚至重新介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语境，这代人的一些特性，必然会折射在王小波的研究中，但这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之上的。我喜欢本书中一些细节性东西，但传记后半部分写得有些快，还可以再添加一些东西，房伟在修订版中可再适当添加，使其衔接更顺畅些。

杨庆祥：刚才俊明提到的一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关于死亡的话题。四月是死亡的季节，诗人之死、小说家之死、文人之死，它都是一个可以被赋魅的事件。我在读房伟的这本王小波传的时候，觉得其对于死亡的处理很好。但是在中国，我觉得我们往往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处理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命运的问题，这是我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我们往往忘了触及或者根本不想去触及，或者我们的智力、情感的剧烈程度没办法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所以我觉得怎样处理王小波的死亡、他的作品、他的人生，这个世界最高的善与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小说的写作、批评的写作，我觉得都得考虑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人作为一种有限性的存在，必须在命运的规范下生存。通过阅读王小波的小说文本中能推断出一些微妙的东西，但他生命中一些特别幽暗的东西，我们有时很难解析出来，东西方写作非常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现代”一直是比较粗糙的“现代”，我们的情感、心灵太粗糙了，太意识形态化了。

王德领（北京联合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不缺观点，但史料非常缺乏，房伟对史料的挖掘非常好。此外，王小波的个人经历，与作品的互证做得也非常好，传记中举了大量例子，使传记有了厚实的基础，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大炼钢铁等细节，房伟通过大量采访将其人生还原，将王小波的经历和作品得以衔接。这本传记中一些细节的来源很多都可以找到原型；此外，当代文学对作品关注太多，而对作家关注太少，对作家生平、生活细节等关注太少，读过这部传记后，我们可以解开关于王小波研究的部分疑点。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个别地方写得有点枝蔓，但这一点也在所难免，为当代人立传，我们很难将之处理得像给古人写传那样纯粹，建议房伟修正时能将之处理得更加紧凑。

徐 刚（《文学评论》编辑）：首先，我本人对王小波及其作品持谨慎的观点。之前有个朋友做一个“被高估”的中国作家的项目，想拉我一起合作，其中就有王小波。我认同他的观点。我发现，对王小波的负面评价，并不是非常个案的现象。王小波确实是“争议非常大”的作家，读完房伟的传记后，我觉得房伟找到了与个体生命体验相契合的研究对象。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史中，能找到一个值得我们付出热情的研究者，非常困难。房伟是幸福的，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付出热情的研究对象。再者，这本书也有遗憾，如后边两章像学术论文，溢出了传记的范围，看起来更像传记批评。当然，他一方面谈论作家个体，一方面谈及作家作品，他没有孤立地谈任何一方，他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相互阐释，一定意义上这更像传记批评。房伟写作这部传记时，有他的基本原则，他投入了感情，同时也没失去历史写作的分寸感，他在写的时候将很多存疑的地方罗列出来，没有妄下结论。他没有把研究对象神圣化，他非常清楚地写出了王小波写作中存在的局限性，没有言过其实。而且他在写作传记时没有将王小波孤立，而是放在一个时代的语境场阐释，如他写到梁晓声、路遥等的作品进行穿插，其目的不是横向比较，而是放到大时代的氛围中，通过时代与王小波间的相互阐释来看待彼此。

杨庆祥：徐刚刚才讲到一个问题我很赞同，他说王小波并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之前我读过王小波的作品，近期我又读了一遍，但是并没有改变我最初的判断，也并没有因为我的重新阅读而使得王小波伟大起来。他是风格化非常明显的作家，成为很多青年人模仿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可以被模仿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王小波不是一个最一流的作家。因为最一流的作家是向无限的世界敞开的，那里有纷繁的现实和想象力，但是我觉得王小波并没有，他只是别出心裁地进行创作，他是一个小我型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同类人。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是因为自身对他的崇拜和热情而尊崇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是尊崇美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学史课题。我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对这种文化偶像式的存在进行重新的厘定，比如张爱玲、沈从文等等，将他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进行评估。

陈华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王小波因病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来到山东插队又回到北京，我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像王小波这种情况的人很多，都是红色革命家庭出身，到偏远的地方插队，为什么王小波就成了“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而别人没有？王小波跟北京的关系也很独特，他看到了完整的北京在革命环境下的变化，他是独特的。而同时期的史铁生与之相比则是不同的，同样是病退，史铁生看到的是低落，在没有看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时，我们无法得知王小波对世界的看法，但《黄金时代》出版后，我们发现，王小波对时代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对革命有颠覆性的认识。他在《黄金时代》中用性爱来解构革命，我们简直不知这种东西从哪里来的。我认为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这段时间，王小波一个人在北京读书、思考，这也是他成长的时间段。房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具体展开，我觉得这是王小波比较独特的一面，也是进入王小波精神世界的原点。我个人认同房伟对王小波的看法，他说王小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的产物，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文学的接续者，还处于伤痕文学的叙述理念中，从文学史的高度来认识王小波与时代的关系，这样的判断很重要。

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我拿到这本书，用一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从开篇一直写到“山东部分”，写得比较密，比较好。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留学美国”这些篇章，我感觉有点单薄。第一，解构之后如何启蒙的话题。他写的《王小波传》，就是把王小波定位在“如何接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但这种新启蒙到王小波这里，似乎是性启蒙（但实际是价值启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部分，写得不充分还在于，关于那期间兴起的各种思潮间的对话少了点，那时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都出来争夺话语权，争夺领地，王小波所处的这套思想脉络里，实际他是一个“主流”，因为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有市场经济的这种新意识形态给他做支撑的。第二，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我对王小波的评价不高，上大学时最早看过他的《沉默的大多数》，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这些东西成为一种“标签式”话语。王小波讲的，实际是自由主义式的理性。他有一种假定，其实跟经济学上的理论假定相似，即人应有美好的智慧。这种东西是挺好的，但我们颠覆了“崇高”，即以前集体化的、一体化的东西后，个人如何跟历史发生关联，这是王小波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似乎到此为止了，到他弘扬的自由主义为止。所以房伟将来要修订这本书，我觉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潮，还是应进行较深的梳理。

岳 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今天这个会，和以往的会不太一样。以往我们可能是对一个作家进行评价或是判断，但今天是个“同道中人”的会。今天有两个话题，一个是对这本书的看法，一个是对王小波的看法。我们不能说哪个作家都研究，最后往往要确定一个作家，这个作家跟你有血肉联系，在他身上你能找到所有的困惑、痛苦，他的写作对你的人生、你的写作是有启示意义的，房伟找到了这样一个作家。说明他本人喜欢王小波。但有时喜欢也是一种“障”，你研究的作家是你喜欢的作家，你需要突破这种障，这本身是很有难度的事。另外，值得写传的作家，他与时代有或隐或现的联系，王小波恰符合这个条件。我们写王小波的传记，某种程度上并不在于对他的文学评价多高，或多差，而在于他能提供我们对这个时代认识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他身上能看到时代如何碾压过一个人，这个人对碾压注入了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每个人都对王小波有自己的评价。这个评价和自己的思想、阅历和趣味有关系。

李 洱（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王小波去世十周年时，《南方周末》曾做过专题采访。当时，我是被采访的作家中，唯一大力肯定王小波的文学成就的人。当然，这并不表明他的写作没有问题。王小波把细节和缝隙打开的能力非常巧妙，他总在重复讲一个故事，像转圈似的把一个细节反复打开。但是，他的叙事是“停滞不动”的。这也是一个问题。王小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那个年代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非常强大的“灵魂叙事”等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化”叙述。那个年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为小说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王小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另外一翼。王小波容易给人悖论的印象，其实他把虚无主义当作理想主义来写。王小波实际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的写作，必须找到拯救自我的办法，他把理想主义当作虚无主义来写，当他完成了这些作品后，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四月，春暖花开之时，正是虚无主义者的死亡季节。对性的描写是很多人喜欢王小波的理由，但我们应该明白，王小波不怎么懂得写性。当我们看过很多德国、法国小说之后，就会觉得中国作家不会写性。王小波写小说，相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小说，有某种程度的对应性，这种比较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未得到关注。

房 伟（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我认为，对王小波及其作品，应该有“祛魅”与“建构”并行的过程。任何话语都存在建构性，这种建构性必然存在赋魅性和情感投入。为王小波立传，一定程度上是不讨好的事。有的人认为我对王小波的评价太高，但王小波的粉丝们，又觉得我对他评价不足。李静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是“政治妥协主义者”。我觉得她是非常率真勇敢的人，也是才华横溢的批评家。她在我写传记时曾给予很大帮助，我非常感谢她，虽然她的某些观点我并不赞同。在我对王小波的朋友和家人采访和交流时，第一感觉是“王小波是一个好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好，如他的母亲，宋华女士，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儿子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她非常朴实，认为小波智力中等，在几个孩子中不是很聪明。同时，采访过程中，很多朋友，虽时隔多年，但一提起王小波还会失声痛哭。这对我震撼很大。二〇一二年秋，我跟建宾去拜祭过王小波的墓。当时在门口卖花的老太太见到我们，开口就问是不是去看王小波的，可见来的人不少。我一直在想，新时期以来有多少作家能在“盖棺论定”的时候，享受到这样的荣耀？这是读者心灵的评判。

我也赞同对王小波的反思。王小波去世十多年里，有太多空洞的溢美之词，缺乏学理性的意气之争，也有很多错谬的史料，比如，王小波的年谱问题。我同意李洱老师刚才的观点，王小波的写作，的确存在问题，虽然我不赞同“他是一个虚无主义的作家”。如果说王小波有虚无主义的话，也是一种对抗性的虚无主义。当然，作为没经过太多文学训练的作家，他有的作品很精彩，堪称伟大的经典，如《黄金时代》，但王小波的文学语言，我个人认为，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越往后的作品，有很多文字苍白、拉杂、概念化。王小波其实还在发展之中，他并未完成自己的“巅峰之作”。可以说，王小波是新时期以来，别开路径的文学先锋。他开创了一种别样风格和思想形态的写作，和主流文坛有联系，但有着巨大差别。这将会是一种“伟大传统”的先声，如刺丛里的小路。但可惜的是，我们这些后人依然极少有人能沿着他的路径，走出更大的天地。

【汉诗】

⊙ 生死阅读 / 辰 水

⊙ 树木与阴影 / 郑茂明

⊙ 花火 / 杨碧薇

讨 论：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

时 间：2015年4月20日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二层会议室

主持人：杨庆祥

嘉 宾：孙 郁、李 洱、周立民、张 莉、郭 艳、霍俊明、刘大先、徐 刚、岳 雯、陈华积等

青年文学2015年10期